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戴成功，女，原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香港。孙婉与戴恩赛之女、孙中山外孙女。 成功定居澳门，在澳门粤华中学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55年1月，父亲戴恩赛病逝后，她与母亲孙婉相依为命，照料母亲生活，终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门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见外祖母宋庆龄时，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弘之在上海。之后，成功来到上海与王弘之相见。 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孙婉，并拿出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如今已变成老头子。 成功告诉母亲，哥哥王弘之将于7月份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高兴地对女儿说，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 当时孙婉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1979年6月3日与世长辞，留下了未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遗憾。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见。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高兴的是，父亲王伯秋照片等资料，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有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经历两次婚姻，共生育四个孩子。他们是长女孙王蕙、长孙子王弘之，次孙女成功和幼孙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到澳门，留在广州，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研究；后来，不幸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及已抵京的其他亲属一起，前往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庆龄，在她的病榻前问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参观；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参加孙中山诞辰119周年纪念活动。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华县河东镇澄塘村寻根问祖，受到该县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终年69岁。 戴成功的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担任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 [1].《戴成功》，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载“网易＂网，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学者、新派人士。 刘桢麟是康有为弟子，居住澳门。[1]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刘桢麟、何连旺等维新派人士热情欢迎。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于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应运而生。 《知新报》报馆设在澳门大井头第四号，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刘桢麟、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吴恒炜、王觉任、陈继俨等人担任撰述，编译英文为周灵生、葡文为宋次生、德文为沙士、法文为罗渣、美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发行地点除澳门该报报馆外，还有香港、广州、佛山、石岐、江门、汕头、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发行省内外、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众多杰出人士聚集于澳门共同创办《知新报》，并且取得突出的成绩，这是澳门对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知新报》是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与《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期刊，成为研究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3]《知新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被拥护维新变法思想的人视为最重要的三种报纸。[4] 1898年5月，刘祯麟与何连旺、张寿波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在《知新报》上大力宣传，号召人们戒断烟瘾。当时澳门与上海、湖南等地一样，是维新变法思想非常活跃的地区。[5]当时，不少人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刘桢麟立即说：“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变”爆发，维新派遭到朝廷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刘桢麟等人主持澳门保皇总会，曾策划派人赴京刺杀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刘桢麟撰写《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复仇说》、《富强始于卫生论》、《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新编》等文献。 [1]《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载“王朝网路＂网，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载“中山网＂，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门历史纲要》，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第253页。 [6]《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8页。

邝任生，字修一，原名邝觉民，曾用名陈福[1]，香山县小濠涌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村）人。中共澳门工委书记、顺德工委、烈士。 任生生于一个贫苦侨工家庭，少年时代，在乡育英小学和乾务文明小学读书。 1928年，任生前往广州知行中学读书。次年，考入培正中学读初三。为了寻求真理，他常到“北新书店”阅读，受到革命文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熏陶，并结识共产党人陈杰（原中共广西凭祥市支部书记），陈杰成为他的革命启蒙老师。 1930年冬，任生完成学业后，回到斗门八甲乡排山小学任教，兴办农民夜校，宣传反封建反剥削；发动李希宏、杨维良、陈洪护组织农会，动员14个村300多人参加农会进行抗租。同年，他在小濠涌“松竹梅文具店”组织读书会，向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在李屋村组织指导教师李成乐、赵约文、黄济刚等阅读进步书刊，并组织他们到南门、沥岐、王保、上洲、下洲、小赤坎、八甲等村小学，协助建立儿童宣传队，引导教师参加革命活动。 1932年3月，任生介绍陈杰到网山、谢英到新赤水坑教书。三人以教学作为掩护，秘密联系，开展革命活动。陈杰和任生分别在网山、黄沙坑两地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宣传十月革命，惊动了国民党当局。区长梁文通下令通辑陈杰和任生。在网山青年掩护下，陈杰转移到香港。 任生脱险后，1933年春再次前往广州入读航海学校。期间，任生继续革命活动，他安排陈昂生在网山接替陈杰的工作，领导李成才、李成乐兄弟坚持八甲阵地，安排邝仲海、郑发维在新兴小学活动，他利用假期回乡指导革命活动。 任生从航校毕业后，到永福舰实习。不久，他因脚气病，离舰回乡，创办健民小学，增设战时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编写进步歌曲，在师生和群众中传唱，激发人民抗战的斗志。 他奔走于马山、网山、南山、八甲等地，动员教师和八区的文化人士参加宣传反帝反封建活动。他协助陈守志办好《南峰》，创办《八区青年》，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使南门的《斗门公报》、小濠涌的《华侨》、沥岐的《岐山》、汉坑的《汉溪》等进步刊物，逐步摆脱以往无意义的论战，转向宣传“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 任生在斗争工作中，认识到八区须要有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战争前夕，陈杰经在香港接上党关系，后返回八区活动，经他介绍，任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任生积极在进步组织中物色建党对象。1937年下半年，他培养了邝叔明、邝振大、邝健玲、邝仲海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斗门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小濠涌支部诞生，任生担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小濠涌支部的党员活跃在斗门地区，为发展党员、壮大队伍而奔忙。在任生积极带动下，党支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地涌现。 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任生在斗门地区发展36个党员，建立七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为斗门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 1938年5月，八区国民党当局下令不准农民稻谷外卖，却乘机压价收购，运往澳门牟利，任生马上撰稿揭露，被国民党当局称为“最难对付的赤色分子”。[1] 由于斗争需要，根据上级指示，1938年6月，任生的党组织关系从原隶属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改属中共中山县委，并出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青年部长，中共中山县八区委员书记。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八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青年中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八区区队和11个乡的乡队，队员达千人。在妇女中建立中山战时协会八区分会和13个乡的妇协会，会员三百多人，选派邝叔明、邝健玲等七人奔赴延安、东南特委党校学习。任生举办南门新围村崇基祠的游击训练班。根据省委指示并经县委同意，在八甲乡的抗先队员中选出六七十人，成立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28大队，使八区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有了自己的武装。[1][2] 1939年8月，任生调往澳门，出任中共澳门工委书记，在澳门的职业为教师。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46人，其中产业工人25人，教员12人，学生六人，商人两人，自由职业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织布厂女工，20多岁，积极负责，有小学文化水准；宣传部长沈同志是个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八个支部，八名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3] 1940年2月，任生调往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他和李枫进入大观电影公司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和李枫帮助周扬、夏衍、杨康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公司工作，几个月时间，该公司先后建立五个党支部。 1941年春，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决定成立顺德工委，任生调任工委书记。1942年初，任生调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住在顺德林头陈村农民家。3月25日凌晨，任生正在林头乡一个地下交通员家里，召开对敌斗争秘密会议，在门口看风的任生妻子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狗吠声。[1][2] “鬼子来扫荡了！”参加会议的人闻讯随即撤离，任生的妻儿躲在内房的绿麻蚊帐后。任生自己躲在屋前蔗尾堆里，不料，日本兵用刺刀对着蔗尾堆乱捅时，他不幸被刺中。任生被捕后，当场被杀害，年仅31岁。[4] 2011年6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党员宣誓暨邝任生烈士雕像揭幕仪式”在斗门镇小濠涌村隆重举行，澳门中联办人事部部长常毓兴等人出席雕像揭幕仪式。村委大院内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来自机关、农村、企事业单位的120名新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党员们在此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庆祝建党90周年。 邝任生为革命不畏牺牲、英勇奋斗，谱写了斗门地区革命斗争最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5]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6页。 [2]中共斗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斗门英烈》，珠海：斗门县委，1992，第3-10页。 [3]左汉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载“中华励志网＂，2011年12月27日，http://www.zhlzw.com/qx/dj/478198_4.html。 [4]《25岁创建珠海史上第一个党支部邝任生：“最难对付的赤色分子”》，载“珠海新闻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zhnews.net/html/20110608/131740,300337.html。 [5]《邝任生烈士雕像揭幕》，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zhsw.gov.cn/sww_gqdw/gzdt/201107/t20110708_210623.html。 [6]《姓氏略考─旷（邝）姓─历史名人》，载“搜狐博客＂，2013年1月3日，http://sinosurname.blog.sohu.com/238767410.html。

郑沧徽，香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县民盟委员、《开明报》社长。 郑沧徽担任广东省支部组织委员、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筹备委员会，郑沧徽兼任主任委员，有盟员十人。[1] 1947年《开明报》创办，是高苞等地方豪绅为扶植地方势力、用来对抗中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的，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县筹建人）看到这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干接管该报。获得孙干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共产党员李思明、王伟彤，民盟成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编辑。[2] 1949年春，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过去由民盟澳门分部领导中山盟务的状况。苏翰彦担任分部主委，郑沧徽、李有杰、赖志卫分别负责秘书、组织、宣传工作，曾理任委员。 《开明报》创刊时，原定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四版，后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时到位，改为每日出四开四版恢复对开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扩为对开六版。该报头版刊登国内、国际消息及各种告白，第二版为“本地新闻”（后改为经济版）。第三版之后依次为“开明副刊”、“读者之页”及“国内、本地新闻”等，广告所占版面相对较小。创办初期，该报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方克环（曾任县参议员）。 后来，郑沧徽出任社长，陈宏文担任总编。停刊前，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黄大惠。社址最初设在石岐孙文中路101号，后迁至孙文西路21号（今孙文西路兴宁里牛角巷口）。报纸由正风印务局和开明印务局负责承印。 《开明报》属于民办报纸，为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等官方报纸竞争中求得生存，《开明报》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出彩和采访稿件的独立性，在言论上力求独具特色。在不触动统治阶层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导上，观点相对另外两报较倾向于进步。 实际上，《开明报》较民主与进步，与其办报人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有关，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中山地方组织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开明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它对1947年中山特大水灾报导“1947年入夏后，珠江中上游连续暴雨，东、西、北三江江水暴涨，珠江沿岸各县市遭受水灾，尤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灾情最为严重。其中中山一县更是遭受30年来最大的水灾，淹没耕地30多万亩，受灾人口近八万人，损失稻谷69万市担，庐舍牲畜损失极多。” 《开明报》对此次水灾前后报导较多，尤为关注灾民受灾及救灾的情况。从报上记载中清楚地了解当年中山受灾严重的情况，号召民众要增强抗灾信心、奋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灾报导中，《开明报》充分体现其持论公正、为民请命的舆论立场。这一特点在该报的许多报导中得到体现。 通过这次报导，《开明报》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奠定它与《建中日报》、《中山民国日报》抗衡的基础。对收回澳门运动有关的报导，澳门原属香山县，两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澳门问题始终是香山人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后兴起的收回澳门运动中，中山本土报纸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中，作为当时中山唯一民办的县级报纸，《开明报》对澳门问题的舆论，十分重视澳门与中山本地的利害关系，主张收回澳门运动应以发动民间力量为主，依靠政府力量为辅，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间的呼声。 1947年4月16日，《开明报》上刊登《发动收回澳门运动》一文，这是该报对收回澳门运动的首次评论。该文对广东省参议会敦请政府从速收回澳门主权的提案深表赞同，并分别从历史、现实、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门的重大意义，呼吁在动员政府出面收回澳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发动普通民众参与运动“我们绝对不能把责任全卸给参议会身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这点尤其希望本邑民众身体力行，认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县参议会响应省参政会、省参议会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会，除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门外，还分电邻近东莞、新会、顺德、宝安、台山等县，协同采取收回澳门有效行动。在之后几个月中，因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对收回澳门热情不再，民间收回澳门运动热潮渐呈减弱。 有鉴于此，《开明报》于7月9日再度刊发社论《旧事重提，别忘了收回港澳运动》，为收回澳门运动鼓劲。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我国社会多变故，固然内在潜伏许多复杂因素，而帝国主义在我国土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存在一天，则我社会生活实在无法转好。”接着，文章一一列举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状，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国内逃犯、公开或变相的赌场和妓馆林立、公开贩卖鸦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万，予我国民的毒害却遗害无穷”。 最后，文章对当前收回澳门运动的逐渐冷却表示担忧：“吾人仍深刻记忆数月前对于收回港澳问题运动的热烈讨论，情绪的紧张！计划准备的彻底，未敢或忘。然而计划一事，行动又一事。终于消失于无影无声，静中思之，不禁悲愤，亦觉惭愧！” 7月30日，发生的澳葡警察殴毙朱文彬一案，终使收回澳门运动舆论再度高涨起来。8月8日，《开明报》发表《收回澳门此其时矣！》社论，为中山民众反对澳葡暴行的行动声援，并为收回澳门运动发起呼吁。当时国内盛传美国与葡萄牙签署秘密协定，开辟澳门为美国商港、氹仔岛为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为此，中山民众十分愤怒，一些热心读者向《开明报》写信，表达对美葡协定的愤怒。《开明报》将一些读者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以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广州：《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第213页。 [3]方炳焯、陈彦等：《传媒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页。

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