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鲍华，乳名金桥，曾用名鲍兆华、包华、鲍雁坡、鲍哲魂，笔名列昂，香山县白石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白石村）人。 鲍幼时丧母，随父旅居日本横滨。鲍居长，弟妹众多（生母生育三子、继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难。他13岁时进入一家商行当童工，三年后，转到横滨中华会馆工作。 鲍自小刻苦好学，业余时勤奋自学，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的镇压屠杀，有感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时任起义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銮在横滨成立党支部。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加入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黎明社”，散发有关反对蒋介石的传单，后加入中共党的周边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觉悟不断提高，改名“鲍兆华”，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经潘兆銮介绍，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本当局发动大规模迫害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他被捕入狱；翌年秋，被日本当局递解出境。他回到澳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心情十分苦闷，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离群之雁。之后，他在香港鱼栏打工、在澳门以卖报为生[1]。 1931年，鲍结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1]，之后共同创办濠江中学校暨附属小学（今濠江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社会爱国活动；认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认识现实，追求真理；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受到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黄仁辅担任首任校长，学生百多人，贫苦学生可获减免学费。两年后，因学校经济困难，鲍和黄新英让与黄晓生（健）接办[2]。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鲍以濠江中学为据点，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举办“国耻周”纪念活动，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他创办学生书店，出版《学生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又与广州林锋等创办《南国青年》小报，宣传抗日。之后，他和廖锦涛发动部分学生和汽车业职工，组织“绿光剧社”，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 抗战前夕，鲍与陈少陵组织“救国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鲍等人六七年艰苦工作，澳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根据地，为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组建及后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1]。 抗战爆发后，鲍回到广州会见杨康华，研究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的问题。接着，旅澳服务团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组建完成，函鲍速返澳门。之后，鲍经常来往于澳港穗之间，担任旅澳服务团的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庆介绍下，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澳服务团成员60多人从澳门出发，经江门、新会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剧、演讲、出壁报，宣传抗日，影响颇大。同年底抵台山时，台城国民党当局竟将他们拘捕，解送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后囚押于南石头监狱。鲍闻讯后，马上找到杨康华研究，后到香港向高连贯汇报，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 接着，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报》首先披露旅澳服务团被拘捕消息，呼吁各界营救；港澳各报竞相转载，予以回应。不久，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发出通电，敦促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释放旅澳服务团全体成员。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将服务团全体成员释放。 旅澳服务团返澳休整后，又到中山一带开展救亡活动。广州沦陷后，经党组织批准，决定解散，由陈少陵、鲍率领奔赴四会县，参加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训大队，鲍和陈少陵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 1939年1月，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级为特别支部）成立，陈少陵任书记，鲍担任宣传委员。不久，陈少陵调去三水，鲍接任支部书记。期间，他在中共四会临时工委领导下，组织特支党员到四会各地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开展“肃托”斗争，解散中共政训处特别支部和三水特别支部。在这场错误斗争中，鲍被内定为托派，遭受清洗，开除党籍。 1940年1月，日寇进犯清远，税警团奉命抵抗。鲍虽遭到错误处理，仍以大义为重，积极组织救援队，奔赴前线，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4月，鲍离开当地，经乐昌曲江进入乳源，担任县文教馆干事，后到乳源县第一小学任教。乳源经济文化较落后，全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鲍四处奔走，拜会有识之士，亲谒县政当局，提议创办乳源中学。 1941年秋，创办乳源县第一所中学，鲍被聘任教。期间，他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课外读书会，并创立“民主同盟”。在鲍的影响下，乳源中学不少学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鲍组织乳源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告参加“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并取得胜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2月，将他逐出乳源县。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党在乳源建立组织，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指派邝哲民和潘达（潘兆銮之子）审查鲍的历史和表现，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鲍离党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组织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剿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对持有异见的鲍始终心怀芥蒂。1946年2月，鲍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县。4月，他前往香港，创办《论坛》小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7年8月，他到东莞虎门中学任教；10月，受华南分部派遣返回粤北。他先后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鲍被任命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继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挑重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致力教育教学改革，使该校成为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 1954年8月，鲍被加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党，并撤销韶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妻子冯昭仪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坚信自己无辜，坚信党组织终会澄清问题，将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等到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1964年4月，鲍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3岁。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求组织澄清自己的问题，恢复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刘田夫、梁威林等领导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平反鲍华的冤案，党组织重新审查。1981年9月，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决定，否定鲍华“叛徒”、“托派”等问题，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对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他是好党员、好干部[1][3]。 [1].苏鼎常、肖清：《鲍华》，载《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3].《党史人物——鲍华》，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袁锦涛，国民党《通讯社》社长、总编辑，港澳台知名报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托，袁锦涛在港开办《越华报》，经过六个月艰苦努力，取得成功。《越华报》在8月底自动停刊。报馆停业后，袁锦涛与《越华报》脱离关系。之后，粤省府李浴日来邀袁锦涛到韶关参加文化工作，并希望他在当地创办一家报馆。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长参加英皇加冕，10月回国时经过香港，回上海当晚，为了避免“第五纵队”的注意，行动上要严守秘密。约8时，孔庸之离开他驻节的半岛酒店。袁锦涛早接到这个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凑巧，李联芳留在房间，曾养甫先生来电话说孔庸之已登船了，他们以为知道孔庸之行踪的新闻记者只有袁锦涛一个。 袁锦涛自知责任重大，急着有人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翌日，袁锦涛就把记不清是曾养甫先生或顾季高先生送来的新闻稿发表，说孔庸之院长在港还有相当时间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开到上海的两艘洋轮有一艘在吴淞口受到皇军的“欢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达。这是一个说谎的例子，有人觉得相当有趣。袁锦涛认为是迫不得已。[2] 袁锦涛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关，历任《通讯社》社长、总编辑等职，后到澳门负责党务宣传工作。1945年8月，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在澳门报纸上刊出多则通告，以民国为政治背景的机构中，党部以第一时间在澳门公开活动，国民党澳门支部恢复了对澳门华人社群的公开政治统领。 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改组“新闻协会”，袁锦涛出任筹委会主席进行改组。他拟任在澳门出版的《诚报》总编辑，为了联络和推动澳门新闻界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他出面与朱伯英、黄衡仲、陈大白、何曼公等发起筹建中国新闻学会澳门分会。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门记者公会，取消“新闻协会”原名。澳门记者公会采用常务理事制，选出许国潮、黄浩然、何曼公为常务理事。陈少伟、陈大白等六人为理事。澳门支部常委屈仁则致训辞。12月15日，澳门记者公会呈请党部备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记者袁锦涛因采访新闻涉及“国防机密”而被逮捕，关到绿岛去服刑，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判14年徒刑。当时，《法新社》总社认为，袁锦涛是因公受累，一直负担他的部分生活费。后来，袁锦涛被释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龙教师联合会举办“港九小学生作文比赛”，24日，在何文田南华大学举行比赛。参加学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余人；该会组织考试委员会，22日下午2时假座胜斯酒店开会，商讨评试办法；到会者有考试委员唐习川、郭步陶、袁锦涛等20余人。[5] 袁锦涛在香港时与竺可桢有来往；[6]撰有《革命遗墨》等文献。[7] [1]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2]袁锦涛：《我的办报失败经过》，载《大风》（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页。 [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 [4]罗兰：《苍茫云海：岁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页。 [5]方骏、麦肖玲、熊贤君：《香港早期报纸教育资料选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页。 [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页。 [7]广东文物展览会：《广东文物》（上册），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第274页。

郑沧徽，香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县民盟委员、《开明报》社长。 郑沧徽担任广东省支部组织委员、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筹备委员会，郑沧徽兼任主任委员，有盟员十人。[1] 1947年《开明报》创办，是高苞等地方豪绅为扶植地方势力、用来对抗中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的，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县筹建人）看到这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干接管该报。获得孙干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共产党员李思明、王伟彤，民盟成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编辑。[2] 1949年春，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过去由民盟澳门分部领导中山盟务的状况。苏翰彦担任分部主委，郑沧徽、李有杰、赖志卫分别负责秘书、组织、宣传工作，曾理任委员。 《开明报》创刊时，原定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四版，后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时到位，改为每日出四开四版恢复对开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扩为对开六版。该报头版刊登国内、国际消息及各种告白，第二版为“本地新闻”（后改为经济版）。第三版之后依次为“开明副刊”、“读者之页”及“国内、本地新闻”等，广告所占版面相对较小。创办初期，该报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方克环（曾任县参议员）。 后来，郑沧徽出任社长，陈宏文担任总编。停刊前，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黄大惠。社址最初设在石岐孙文中路101号，后迁至孙文西路21号（今孙文西路兴宁里牛角巷口）。报纸由正风印务局和开明印务局负责承印。 《开明报》属于民办报纸，为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等官方报纸竞争中求得生存，《开明报》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出彩和采访稿件的独立性，在言论上力求独具特色。在不触动统治阶层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导上，观点相对另外两报较倾向于进步。 实际上，《开明报》较民主与进步，与其办报人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有关，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中山地方组织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开明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它对1947年中山特大水灾报导“1947年入夏后，珠江中上游连续暴雨，东、西、北三江江水暴涨，珠江沿岸各县市遭受水灾，尤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灾情最为严重。其中中山一县更是遭受30年来最大的水灾，淹没耕地30多万亩，受灾人口近八万人，损失稻谷69万市担，庐舍牲畜损失极多。” 《开明报》对此次水灾前后报导较多，尤为关注灾民受灾及救灾的情况。从报上记载中清楚地了解当年中山受灾严重的情况，号召民众要增强抗灾信心、奋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灾报导中，《开明报》充分体现其持论公正、为民请命的舆论立场。这一特点在该报的许多报导中得到体现。 通过这次报导，《开明报》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奠定它与《建中日报》、《中山民国日报》抗衡的基础。对收回澳门运动有关的报导，澳门原属香山县，两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澳门问题始终是香山人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后兴起的收回澳门运动中，中山本土报纸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中，作为当时中山唯一民办的县级报纸，《开明报》对澳门问题的舆论，十分重视澳门与中山本地的利害关系，主张收回澳门运动应以发动民间力量为主，依靠政府力量为辅，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间的呼声。 1947年4月16日，《开明报》上刊登《发动收回澳门运动》一文，这是该报对收回澳门运动的首次评论。该文对广东省参议会敦请政府从速收回澳门主权的提案深表赞同，并分别从历史、现实、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门的重大意义，呼吁在动员政府出面收回澳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发动普通民众参与运动“我们绝对不能把责任全卸给参议会身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这点尤其希望本邑民众身体力行，认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县参议会响应省参政会、省参议会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会，除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门外，还分电邻近东莞、新会、顺德、宝安、台山等县，协同采取收回澳门有效行动。在之后几个月中，因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对收回澳门热情不再，民间收回澳门运动热潮渐呈减弱。 有鉴于此，《开明报》于7月9日再度刊发社论《旧事重提，别忘了收回港澳运动》，为收回澳门运动鼓劲。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我国社会多变故，固然内在潜伏许多复杂因素，而帝国主义在我国土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存在一天，则我社会生活实在无法转好。”接着，文章一一列举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状，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国内逃犯、公开或变相的赌场和妓馆林立、公开贩卖鸦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万，予我国民的毒害却遗害无穷”。 最后，文章对当前收回澳门运动的逐渐冷却表示担忧：“吾人仍深刻记忆数月前对于收回港澳问题运动的热烈讨论，情绪的紧张！计划准备的彻底，未敢或忘。然而计划一事，行动又一事。终于消失于无影无声，静中思之，不禁悲愤，亦觉惭愧！” 7月30日，发生的澳葡警察殴毙朱文彬一案，终使收回澳门运动舆论再度高涨起来。8月8日，《开明报》发表《收回澳门此其时矣！》社论，为中山民众反对澳葡暴行的行动声援，并为收回澳门运动发起呼吁。当时国内盛传美国与葡萄牙签署秘密协定，开辟澳门为美国商港、氹仔岛为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为此，中山民众十分愤怒，一些热心读者向《开明报》写信，表达对美葡协定的愤怒。《开明报》将一些读者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以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广州：《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第213页。 [3]方炳焯、陈彦等：《传媒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