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福建人。早年到澳门经商，1860年（清咸丰十年）与友人合伙，组建一家名为“绍昌堂”的置业公司，买下原庇里喇茶叶行的旧址，并将后门对开一带海滩填平，开辟福隆新街、福荣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莱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寿里、白眼塘街等街道，兴建大小铺户160余间，使该处成为澳门一新区。1864年（清同治三年）后，绍昌堂各股东因澳门市面冷落，铺户建成后颇难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禄与其子王棣遂将全部股份承受，又改名集成堂，管理这新建的160余间铺户，成为澳门当时最大的业主，也是澳门当时的首富。1870年澳督与王禄父子协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块海滩地相赠为条件，要求在此兴建一座大戏院──清平戏院。王氏乃于1870年10月动工，至1875年（清光绪元年）全部就绪。王氏对于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良多，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名绅。

叶干周，又名叶小澄。澳门大西洋银行买办、富商。叶瑞卿之子。[1] 父亲叶瑞卿经营澳门火药、硫磺、博彩业等生意，又从事渔业生意。[2] 清光绪十九年（1893），叶瑞卿、姚顺经营澳门盐业生意。 光绪二十年（1894），澳门国课官发布告示：“所有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及其属地出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经准华人叶瑞卿承充。” 澳葡政府与承包商订立合同，规定上述范围内的制卖出入口火药硝及硫磺等生意，“总归承充者一人独自发卖，或由承充人出牌照与别人发卖亦可”。规定“本章程所准承充人制卖之各项弹子、火药、硫磺等货物，除该承充人发给牌照铺店外，不准别行生意各铺店制造售卖”，实则是保护经营者的特权。除规定“不论何项船只，除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所定限制外，一概不准多存火药，即属备以自用者亦不准”外，合同对于火药的买卖并没有严格的限定。[3] 清宣统二年（1910），叶干周担任澳门大西洋银行买办，又是昆泰咸鱼栏东主，成为晚清澳门比较活跃的新生代华商。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八日，澳门西洋银行有银出揭启者：“本总银行设在西洋理斯波阿京都，实备资本银拾贰兆万厘士，现分设在澳门南湾总督衙门左邻，专做按揭生意。如贵客有贵重物业或有殷实字号担保，欲揭银者请移玉至本行办房，与买办叶干周面商便妥，或至下环昆泰鱼栏与叶瑞初面议均合。此布。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十七号，西洋银行总理人高士打谨启。”[4] 叶干周在澳门拥有多处物业：大三巴街五间、叶家围六间、关前后街一间、大鹏巷一间、如意巷七间、河边新街11间。 宣统二年（1910），叶干周、卢廉若每人装有二部住户电话，当时的澳门总督也未能如此“牛”气冲天。[5] 宣统三年（1911）四月，叶干周生意失败，物业被拍卖抵债，估价银43800元。[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14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44-45页。 [3]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编：《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85-190页。 [4]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3页。 [5]娄胜华：《二十世纪之交的澳门社会变迁与结社转型》，载《华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1期，第28-33页。

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

柯六，又称柯翼堂、柯迁善堂。晚清澳门著名富商。 柯六经营赌博生意，作为恒和公司的股东和司事，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恒和公司由柯六和卢九、卢光裕三人合作开办，并称三大股东。1897年9月17日、1897年9月24日、1901年11月16日，柯六和卢九叔侄签订合同，共同以恒和公司名义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承充为期十年，从1897年12月至1907年10月。 1909年1月，卢九已去世，恒和公司内部爆发矛盾。柯六将卢光裕告到按察司，指控卢光裕“计数不清”。被告卢光裕“在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12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都由他一手收存，至今未将公司所得之利计数清楚，十年来，也未有声明将公司所得之利存在何处、作为何用等情况。” 根据柯六的指控，卢九、卢光裕叔侄可能在恒和公司的数目方面做了手脚。柯六提出起诉时，卢光裕躲起来了，不知其藏身何处。不久，卢光裕身故，这桩官司不了了之。 柯六无奈，只好在1909年11月20日，宣布将恒和公司解散。如柯六所称，恒和公司帐目不清，他似乎没从恒和公司赚多少钱，但他相当富有。当时他是华人大业主，拥有物业不少，包括火船头街五间、蓬莱新街五间、夜呣巷一间、快艇头街一间等13间屋铺。柯的物业多为楼房，如蓬莱新街11号屋。该屋北向该街第13号屋，侧边南向该街第九号屋，侧边东向该街，西向火船头街，屋后一层，楼下可作铺店，楼下大窗门一度，楼下门口一个，门牌第11号。 1909至1910年，柯六都是澳门纳公钞最多之人。 父亲柯起生育儿子八个或以上，柯六是柯起与洪氏所生。柯起第三任妻子林氏，生子柯亦池，又名柯天养。柯起八子柯天鹏，因胡作非为，贻累产业，被前臬宪判伊无权管理产业限期五年，1908年8月8日才解除限制。[1] 清末，一众华商大亨仰慕广州西关风情，在中区大堂巷、白马行、大井头、天神巷一带，兴建“西关大屋式中式宅院”，形成澳门历史上仅见的“高级中式住宅区”。 柯六曾在他的白马行大宅“柯传善堂”内，主持一个广州西关“刘园”式的高贵私家赌场。柯六在广州万福路恒和公司分号长驻，经常邀请省城官商下澳门小住，为他所设的“柯传善堂”的赌场拉客。[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41页。 [2]金英杰：《柯传善堂款客学西关》，载《新报》，2013年6月24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8。

潘礼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门富商。 潘礼臣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1]他参与投资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头设复和隆缫丝厂，采用“内用水气机器”。 清光绪八年（1882），澳门有四家机械缫丝厂设立，除潘礼臣一家外，还有葡籍华商曹有设厂在白马行街，葡籍华商冯成设厂在蒲鱼地，两家都“用火器机器转动而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园马路的华商何连旺的粤和昌缫丝厂。[3] 光绪八年（1882），冯成去世。冯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及冯成弟弟冯觉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后，潘礼臣和冯成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闭。[1]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冯成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5] 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七日，恒和公司股东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银店东主及司事潘礼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后，华商赵立夫、梁耀垣、卢直南、李业许、文凌州、周端甫、周继英亦相继控告潘礼臣亏欠帐目。而潘礼臣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澳门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产业移交李业许管理，李业许并代潘礼臣出资修整太平轮船。[6]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3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4]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6]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韦崧，广东省香山县人。澳门赌商。 韦崧与刘学询是同乡好友。1882年，韦崧担任上海一家洋行的助理买办，后到香港投资房地产。1885-1895年，他担任汇丰银行及大东电报局的买办；1893年被委任为香港太平绅士。 1895年，澳门闱姓博彩进入第三届承包经营期。刘学询是第二届承包人，但因拖欠承包款，被康有为等人举报，弄得灰头土脸。这一届闱姓，韦崧的“宏丰公司”投得经营权。 宏丰公司是个空壳公司，韦崧表面上是老板，幕后大股东是刘学询。宏丰公司资本72万两，分为20股，刘学询占十股，拥有50%的股权，其余七名股东中，三名“总理”各占二股，四名“协理”各占一股。该公司规模不大，股东却不简单。 其他六名股东中，香山县人韦宝珊的地位显赫，是首批英国华人留学生之一，香港著名的银行家、商人及政治家，积极参与清末民初各大政治事件；1882年获港英政府任命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参与创立保良局、团防局等；1896-1917年担任定例局（今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是香港1842年开埠以来第四位担任该局议员的华人。 刘渭川（国祥）也是香山县人，1880年开始，刘渭川家族担任沙宣洋行（沙逊洋行，E. D. Sassoon & Co.）买办，他曾留学加拿大，1884-1893年担任东华医院总理，1891年入籍英国，被港英政府任命为太平绅士；1892年出任汇丰银行买办，香港卫生局、区域守望会成员。 卢九（华绍）是广东新会人，生意涉及博彩业、猪肉生意、房地产业等；长期控制澳门博彩业，成为赌王；不仅参股刘学询的宏丰公司，经营广东的闱姓博彩，涉足番摊、白鸽票（小闱姓）、山票、仁慈堂彩票等，并且独资承包广东的小闱姓。 这些股东加盟，为宏丰公司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公司日常资金运作，经常借助于这些股东关系，得到相关洋行、银行的支持。如韦崧和刘渭川从台湾银行香港分行为宏丰公司贷款四万元。另一股东Ma Fat-ting从自己占股份的Lai-hing银号，给宏丰公司贷款31万元。这些股东利用自己在洋行和银行中的广泛人脉，将华商在日本或东南亚经营商号所发行的“汇票”，转给汇丰银行，为宏丰公司筹措资金。 创办宏丰公司时，刘学询将一部分自己的房地产地契存于公司中，价值约50万元。此举，应当是为证明宏丰公司的资产实力和资信证明，但负责具体经营的刘渭川，却将这些房契抵押给汇丰银行贷款，日后引发一连串的跨境官司。 1900年1月27日，到任几天的李鸿章，经清廷批准，全面放开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公开经营闱姓赌博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喜欢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4月23日，成立商务局，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宏丰公司除已承包经营的闱姓外，还承包山票、铺票的经营。[1] [1]雪珥：《赌王“兄弟连”》，载“体坛网＂，2012年10月20日，http://news.titan24.com/wanxiang/2011-05-24/139903.html。

胡衮臣，晚清澳门赌商。 1847年，澳葡首次专营承充开赌生意。胡衮臣不仅经营鸦片生意，与卢九控制氹仔专营权，而且经营猪肉生意，开设卖猪肉公司。 胡衮臣和何桂、冯成、何连旺、卢九与澳门公物会签订的鸦片、番摊合同，经营赌馆生意。[1] 当时，澳葡政府把澳门与氹仔的澳门娱乐城生意分开竞投，主要是为了增加博彩的税收。澳门半岛与氹仔、路环的人口有相当大的差别，在人口较多的澳门半岛开番摊赌档，生意要比两个离岛好，竞投条件也有区别。 1882年2月22日，澳门公物会书记亚宋生奉命发出一项通知，宣布招人承充氹仔番摊鸦片膏生意，以一年为期，但订明：如出价至高，不合大宪意者，不准其承充亦得。如有欲投者，必须先交出银400大元，存入公物会库房，方准其开声投价。倘系投得者，必须交出担保银1200元，以为担保遵守合同。 这次公开竞投的结果，卢九、胡衮臣等三人中标，获得承充氹仔番摊并鸦片烟生意的专利权一年。承充条件：一是一年为限期，只限在氹仔村。二是规银一年8800元，每月上期交纳；如过期则每年每百元罚银八元。三是承充人自己或其允许之人，方能经营。四是准许在氹仔埠海面设四只番摊船。该合同严格限制番摊与鸦片的营业范围，不能超出氹仔，但允许赌商在氹仔附近海面开设赌船，在船上开赌。[2] 同年4月15日的《批准卢九与胡衮臣承充氹仔番摊鸦片告示》——该承充氹仔烟赌专营生意的章程，共有12条款，第12条款明文规定：“准在氹仔埠海面设船四只开番摊枱赌，并严禁由澳门带熟鸦片烟膏往氹仔发卖。” 1885年5月，胡衮臣与卢九继续承充氹仔番摊生意，担保人为味哪哖呶‧先嗱‧飞难地，承充规银为9320元，以一年为期。 1882年4月，以胡衮臣和冯成、何桂、陈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莲、卢九、何连旺等为首一众商人，承充专营生意的华商联名，向澳门总督察控华政衙门“缘商等如遇有人违规承充合同条款，即行察控华政衙门，惟该官屡次阻碍承充之益等情”，为此，众华商请求严查违犯承充合同者，华政衙门对此应严加处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伤令将商等与贵公物会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为联察，伏乞设例防备，庶免商等再加受亏可也”。 1883年4月，胡衮臣与卢九以年缴规银12300元承充澳门卖猪肉生意，以一年为期。合同期满后，连续二次续期，直至1886年3月。其中，1884-885年，承充规银为21200元，1885-1886年，承充规银为19550元。 胡衮臣与冯成（凤韶）交好。1882年冯成去世时，他的三个儿子尚小。胡衮臣和何桂等代冯家管理生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澳葡政府把澳门娱乐城生意分开竞投》，载“娱乐城＂网，2013年11月1日，http://003.cc/article/?740.htm。

何老桂，又名何桂、何贵，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富商。 1851年，时值太平天国运动，何老桂从水路来到澳门，之后发家致富。 何老桂早年加入葡籍，生育十个儿子，长子何连胜；次子何连旺；三子何连钧（云章），后考中秀才；四子何连汉；五子何连辉；六子何连宗，补邑痒，为人谨正；还有何连炜、何连安等。八子、十子未读诗书；除七子温顺谨慎外，其他儿子精习拳术。 1869年，何老桂和亚彭以每年缴3000元，竞得当年澳门的闱姓经营权，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门公物会经过一番争抢后，与陈行（Chen-Hang）订立新的闱姓承充合同。每年缴纳承充规银17033元，从同年9月27日起计，三年共缴银510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这期闱姓，由陈行出头承充，实际上还有何老桂等人参与。 1875年，何老桂承充澳门闱姓，三年上缴葡国131000元，以致中和闱姓公司之名经营。1878年，葡国以期满加价，何老桂继续经营三年，上缴葡国政府60万元，定名为时和闱姓公司。1881年，葡国又以期满加价，何老桂继续三年，上缴葡国90万元，名为怡安闱姓公司。 1886年，何老桂继续与澳门公物会签定闱姓承充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闱姓厂每卖出一百闱姓票，交承充人十元银。 1877-1878年，何老桂和冯成以每年缴3500元承充过路湾（今路环）卖鸦片烟，并番摊揽头生意，担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 1882年4月，澳门鸦片烟承充人陈六和何老桂控告公物会“查阅案卷内，该澳门鸦片烟承充人等拿获黄亚二，因伊在澳门煮鸦片烟并无领牌”。 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何老桂及其子等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73-1874年，何老桂以每年上缴6000元，承充澳门卖盐生意，为期一年，担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该合同规定，在澳所卖零星之盐系归承充人或承充人所许有牌之人可卖，别人不得私卖，如有人私卖，将盐执去，并罚银50两。当时，澳门卖盐生意被何老桂所垄断。 合同期满后，何老桂经过竞投，获得公物会批准，继续经营1874-1875年澳门食盐专卖生意，每年上缴6220元。 早在清同治年间，何老桂向澳葡政府承批白眼塘，渔艇进塘停泊，须向何老桂缴纳停泊租税。1872年，王禄父子填埋和建筑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坦时，工程规划需经过白眼塘。王氏父子与何老桂协商，最后合股填塞该塘。这样一来，何老桂在王禄、王棣的集成堂中占2/10份额，拥有一大批物业商铺。 何老桂还有其他物业：风顺堂街一间、板樟堂街七间，吧嗦叨尔咕街两间，天神巷一间，清平新街八间，水坑尾两间，蓬莱新巷五间，仁安里、群队街、龙篙街各一间，桔仔街二间。何氏物业中，多为大屋。 1888年，何老桂去世。 何氏家族是清朝末年赫赫有名的“赌王家族”，成为澳门第一届闱姓（1869年1月12日出投）的承充人。何老桂不仅经营番摊、闱姓票等中式赌博和中式彩票，而且在省城广州设立代理人，在内地搞赌谋利，成为省澳闱姓大户。 何老桂是参与澳门仁慈堂彩票竞投活动的华商之一。因缴纳赌税贡献最大，1880年初，他成为澳门公钞会首位华人成员，可见，他在当时社会地位显赫。 1881年6月2日，鉴于何老桂对社会的影响，为表彰其慷慨捐赠，澳葡政府向他颁授耶稣基督骑士勋章。 1880年6月，何老桂成为澳门公钞会的正式成员，这是最早进入澳葡政府职能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华人。 1874-1876年，长子何连胜与冯成合作，以每年上缴5810元，承充氹仔番摊及煮卖洋烟生意。 1874-1875年，何连胜和尤勉之合作，以每年上缴156050元，承充澳门番摊生意。该合同第二款：每月规银壹万三千零四元十六毛六厘（13004.166元）兑，准开摊馆26间，不得开多；第五款：由关闸至妈阁地方所有摊馆生意都归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内照上款开馆多少。 何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84年6月，他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被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何连旺、何老桂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对何连旺在澳门的地位和影响给予重视和关注，以“捐款赈灾”表彰何连旺。 父亲去世后，何连旺接管家族生意，不但是一代赌王，而且独揽全澳的卖盐专利，并控制市贩、屠宰行业和粪业等。1894年，他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87年2月22日创办《知新报》；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同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1898年，他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何老桂、何连旺父子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卓越的表现，成为晚清澳门华人、华商的杰出代表。 何氏家族热心华人公益事业，为了纪念何老桂父子对澳门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将位于新马路一条街道命名为“何老桂巷”。[2] 现存何老桂巷位于新马路中段，是一条典型的短小细巷，属风顺堂区。巷的两侧均有建筑物，地上铺设马赛克碎石。[3] [1]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26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3]《何老桂巷》，载“澳门街道网＂，2014年3月11日，http://gb.iacm.gov.mo/gate/gb/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f8beec2d-40eb-43c1-b635-27bdb1981039。

冼藻扬，又名冼翰廷，原籍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简村。清末澳门富商。冼玉清之父。[1] 先祖为冼源盛是宋朝象州学正，从南雄珠玑巷迁往南海县，初居西樵山麓大茂村。冼源盛生育四子，长子冼迪、次子冼逵、三子冼进从大茂村迁往简村。[2] 清咸丰年间，父母因洪杨之役，乡间生活艰难，于是，离开家乡前往澳门打工。藻扬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3] 母亲蔡氏为人勤俭严肃，患有微疾，藻扬事母至孝。藻扬归家四年，蔡氏去世。[2] 藻扬自少孤苦贫困，对长辈非常孝顺。后来，他跟族人来往于钦州、廉州、高州、雷州一带经商。1899年，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通航“和平”、“和贵”号两轮，开创西江航行汽船的新纪元。后来，他在香港、澳门入股投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等，并开设建昌荣药庄，成为当时知名富绅。 藻扬的妻子刘氏是个贫农女，平时较少言语，具有传统中国妇女的勤俭诚朴，深明大义。刘氏对女儿冼玉清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力行和克己裕人的品德。冼玉清考虑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态度，她放弃个人幸福，克己裕人。 冼家致富足后，刘氏勤俭不改，依然要求子女一定要勤俭节约，并积极参与社会地方公益事业。1928年，藻扬去世，终年78岁。[1] 刘氏于1931年去世。冼藻扬15岁时辍学，他不想后代走自己的旧路，尤其重视子女教育，而且受当时澳门的开明思想影响，不分男女都送入学读书。 冼藻扬夫妇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冼秉钧在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取得学士学位，1913年在香港自己独资开办一家“建昌荣”药庄公司；1918年，香港政府港督亲手授予“宏展港市商务”六字金牌。这是港督最高荣誉奖。[4] 三女冼玉清，弟妹都称她“三姐”，是知名文史学者、教授，岭南文献专家。她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甚丰；她从事教学工作，热爱祖国，关心乡邦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找回流散在港、澳文献典籍做了不少工作。[3] [1]《冼玉清》，载“佛山市政府网＂，2011年9月4日，http://www.foshan.gov.cn/zjfs/mlfs/fsgk/rwfg/lsmr/201101/t20110112_3883231.html。 [2]邝希恩：《冼玉清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第2-3页。 [3]高炳礼：《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与中山图书馆》，载《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6期，第259-262页。 [4]《名人介绍》，载“百度文库＂网，2011年9月4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2bf266f25c52cc58bd6bec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