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2月20日，經巡視員范禮安神父組織，日本天正遣歐使節團從長崎出發前往歐洲，3月9日到達澳門。此行充當嚮導的是狄奧戈•麥斯吉達（Diogo de Mesquita）。使團正使為著名基督教大名大友宗麟（おおともそ ぅりん）的近親伊本•馬休（マンシヨ）（15歲）、有馬晴信的親戚千千 石•米蓋爾（ちぢゎミグル）（14歲），副使為貴族子弟原•馬爾蒂諾（は らマロキノ）（13歲）和中浦•朱利安（なかぅらジュリャン）（15歲）。 他們均是基督徒。他們前往羅馬向教宗利奧五世（Leo V）宣誓遵從教規， 並參加其繼承人西斯托五世（Sixtus V）的就職儀式。由於這幾位使者均為弱冠少年，故日本學者通常稱之為“天正少年使節團”。天正使團到澳後，受到薩主教、澳門耶穌會及澳門兵頭的歡迎。他們下榻耶穌會住院，在澳門居停10個月，並在此讀書，寫作，演奏音樂，同耶穌會神父交談。范禮安在澳門逗留期間，抓緊時間促進中國傳教事務，他創立了耶穌兄弟會，並為之制定章程。兄弟會吸收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會員，但不接受葡萄牙人。范禮安並指定利瑪竇為第一任會長。12月31日，使團離澳駛向印度。松田毅一訳：《十六•十七世紀ィェズス會日本報告集》第3期第6卷，第172頁，同朋舍，1994年；馬愛德：《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載《文化雜誌》第21期，1994年。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2月，范禮安派遣范巴相（Sebastião Fernandes）、杜祿茂、黎寧石、費奇規4位神父及3位將要完成神學課的修士離開澳門，支援中國內地傳教。2月28日，杜祿茂抵達韶州，協助龍華民神父；4月11日，黎寧石抵達南京；8月，費奇規抵達北京，協助利瑪竇在北京會院工作。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第124頁。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2月20日，葡印總督及葡印高等法院決定撤銷羅伯斯•卡拉斯科（Francisco Lopes Carrasco）澳門兵頭兼王室大法官職務。理由是在澳門防禦工事的修建中，羅伯斯•卡拉斯科表現軟弱，處處強調與中國人和平相處，以致毫無作為；履行大法官一職時也引起嚴重的投訴，犯了不少過錯；而且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也拒絕承認他的權力，造成了澳門居民管理混亂，故被果阿方面召回。羅伯斯•卡拉斯科因市民不滿已於1617年先被召回果阿。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IV, pp.26—27, pp.189—190, pp.319—320.C.R.Boxer, Fidale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67.

天啟元年（1621年1月22日─1622年2月9日）2月20日，葡印總督致國王信稱，菲利浦三世想利用澳門的銅在那里開辦一家鑄造廠，並委託葡印總督想辦法在果阿找到鑄造匠送至澳門。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5, p.61.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20日，後金軍5萬－6萬人進攻寧遠，遼東巡撫袁崇煥出戰。21日，袁崇煥命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傷虜數千，及頭目數人，酋子一人。陳震生《火器》稱：“以十二門（西洋炮）發寧遠，天啟六年用之禦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矢志憤懣。”葡文資料則稱：炮火殺死一位國王的兒子。是為“寧遠大捷”。《明熹宗實錄》卷68，天啟六年二月甲戌；張廷玉：《明史•袁崇煥傳》。余應虯：《鐫古今兵家籌略》卷2《火器》，第407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第49—V—6號稿，第313頁反面；衛匡國（Martin Martini）：《韃靼戰紀》，第18—19頁。

康熙十一年（1672年1月30日－1673年2月16日）2月20日，施萬奴擔任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40.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2月20日，澳門議事會在全城公佈康熙皇帝母親去世的消息，要求全體市民戴孝七日。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82.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2月20日，在廣州的拉貝（Matteo Rippa）神父寫信稱：我剛剛從中國皇室得到的消息迫使我使用一切途徑報告，中國的傳教團這下子算完了。新皇帝與其父親大不相同，剛剛下達了一道鎮壓天主教的血腥命令。我們再也沒有任何手段阻止命令的執行，皇帝讓官員們為傳教士們做的事情是：給他們幾個月的時間返回澳門，命令他們路過的地方的官員們勸阻當地人民不要侮辱或虐待他們。林若翰：《中國葡萄牙外交關係史：耶穌會教士安東尼奧·德·馬加良斯神父與受康熙委派覲見唐·若奧五世的使團（1721—1725）》第3章，第125頁。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2月20日，法國東印度公司“科尼茲王子（Prince de Kannitz）”號商船從里昂出發，於7月間抵達澳門，法國商務代表嗊士噔（Charles de Constant）攜其中國僕人阿高（Akao）在望廈村一帶遊覽，學穿中國布鞋，唱中國歌曲，坐中國轎子，養中國狗。9月19日，“科尼茲王子”號抵達廣州。該船共載287人，除兩名傳教士外，其餘均為各國駐廣州夷館的員工。當年，嗊士噔即往澳門住冬，並留下了對當時澳門最真實的記錄： 常駐廣州的歐洲人，一般都習慣到澳門去住冬，因為他們喜歡這個具有某種歐洲色彩的地區，而且進出也不需要任何申請和准許。住穗歐洲人被迫每年到澳門定居半年。他們在澳門租用和修繕非常豪華的住宅，這些住宅帶有很大的美麗花園。自16世紀以來，葡萄牙便習慣於將莫桑比克的黑人運到澳門，為到那裡住冬的駐穗歐洲人充當僕人，特別是當轎夫。澳門的西洋人轎子有5名轎夫，4人抬轎，1人撐陽傘。澳門半島由一條長1/2法里、寬1/8法里的狹長地帶與香山相連。中國人曾在那裡建築了約15法尺高的厚城牆。該城牆中央是一座酷似城門的大門，駐紮著一支衛隊，有10名兵勇負責阻止中國人經過。在澳門需要記住的第一個詞是“Maetti”，即媽祖。澳門全民信仰著名偶像媽祖，在那裡的山上建有媽祖閣。另一個詞是“馬交港（Amacao，Guad）”，即今天的“澳門”。除了某些海灘之外，澳門在大海一側被乾旱的山嶺所環繞，由堆積起來的山崖所組成，其周長為10海里，城市佔據了這片領土的 1/3。在丘陵之中，有一片由中國人辛勤耕耘的土地，那裡很容易進行灌溉和蓄水。當地中國農民已從極其懶惰的葡萄牙人手中奪回該地區的地產，他們居住在這片富裕平原的三個村莊，望廈村（Mong-ha）、沙梨頭村（Patane）、聖拉匝勒（Saint-Lazore）旁的黑沙環（Areia Preta）。該島中的未耕耘部分被充作中國人的墓地，世人從未見過如此遼闊和具有如此巨大的墓碑的墓葬地。城市的佈局很美觀， 每側均以階梯狀上升到多座丘陵，其中某些山頂由城堡和教堂佔據。 澳門共有13座天主教堂、3座男子修道院、1座烏爾蘇拉修會（Ursuline）或克拉拉（Sainte-Claire）修會的修女們的教堂。大部分教堂都很龐大，建造得也很漂亮，屬於耶穌會士們的大三巴（聖保祿教堂）有三根廊柱的漂亮門面。它們佔據了最美好的地址和最佳方位。澳門城由一個要塞工事或一個城堡所保護，這就是大三巴炮台。城外有一座佔據了一座山丘之最高峰的炮台。它俯瞰鄉間與大海，這就是東望洋炮台。在海港進口處有一座大炮台，船舶必須在其大炮下駛離，在最容易下到大海深處的地方，還有其他幾個炮台，這些炮台均配備150門鑄炮，其炮架的現狀非常糟糕，城牆的保存狀態也很壞，人們很少會對它們加以修繕，當時駐澳門的葡萄牙兵營有150人，由不同民族和不同膚色的人組成，中國人不允許增加駐兵的數量。就這塊殖民地的現狀而言，它很容易被奪佔。若有一支500人的歐洲駐軍，且處於警備狀態，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抵抗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如果葡軍能保持與海洋的自由交通，那就更容易了。澳門城在陸地一側由厚而高的城牆環繞，係由葡萄牙人在100多年之前，當荷蘭人企圖奪取該城時，抓獲的荷蘭俘虜所築。城外還有一家醫院和一家孤兒院。 當地的葡萄牙政府掌握在一個議事會手中，它原來只接受開赴日本的貿易船隊司令官們定期巡視，從1629年起，又從中加入了葡印總督任命的一個“總督”。議事會由葡印總督任命的“澳門總督”把持，澳門成了一個寶庫，它由對某些從歐洲船上卸下來並由議事會向居民們大量出售的商品徵收的稅款來維持。那裡有一個擁有廣泛權力 的主教。當地居民與印度、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交趾支那、馬六甲海峽和法國島從事貿易。這種貿易共用20—25艘船。每年有一艘赴果阿，另一艘赴帝汶，有1—2艘赴孟加拉，同樣多的船舶赴馬尼拉，3—4艘船赴交趾支那。這種情況與1560—1630年間日本貿易的時代相比，則顯得黯然失色了。澳門居民們的最大收入，則來自他們向屬於不同公司的歐洲人出租房屋，或者充當歐洲人的僕人。葡萄牙女王將經營巴西煙草的專營權留給了自己，而巴西煙末正是中國人吸的那種煙。女王在那裡有一個倉庫和一個負責銷售的代理商。每年都 有1—2艘里斯本的船前往中國採購茶葉、南京土布、瓷器和藥材等商品，他們都用皮阿斯特支付。歐洲的葡萄牙政府長期忽略，甚至忘記了一片使它未付出任何代價的殖民地，這片殖民地對它一無所求， 而葡政府於數年前就派遣了一名高級法官，或者一位具有廣泛權力和任期5年的大使，他同時也是海關的關長，負責死者遺留下的財產，為政治事務而與中國政府交涉。總之，他是負責全部民事與法律事務的長官。但他也在澳門從事鴉片貿易，而中國政府本來是禁止這種毒品進口的。此處的鴉片中的大部分都被當地居民消費，它們在澳門獲得了一個可靠的集散地，又通過走私而被輸往中國內地。 澳門政府對該島上的3萬餘名中國人沒有任何司法權，它對其他居民行使權力。當葡萄牙人之間產生某種糾紛時，尤其是當情況非常 嚴重時，則必須與“廣南府”屬下的同知協商，同知駐紮於前山寨。澳門過去曾有一家設備精良的鑄造炮與鐘的工廠，由自日本進口的銅供應原料，於1561年由波加洛（M. T. Bocarro）創建（此為噴士噔誤記），當時為遠東最著名的鑄炮廠。該城居民約有7000名基督徒，其 中2/3都是女子，均為中國人血統。另據估計，1745年澳門的信教居民為5212人，包括前澳門住冬的外國公司經紀人、亞洲非中國人的受歸化教徒；在澳門的8000名中國人中，約有4000名教民。這樣算來，在18世紀中期，澳門共有9000名基督徒，而該地的總人口要高於1. 3萬人。葡萄牙人將收買中國嬰兒並使他們在基督教中成長視為一種“功德偉業”。嬰兒的價格並不高，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各省出現荒歲時更為如此。葡人更喜歡收買女童，以供色情業。當時澳門只有一個歐洲女子，即總督夫人。澳門的葡籍居民實際上來自許多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其中包括1500—2000名黑人女奴。各種工匠都是中國人，葡萄牙人更喜歡祈求施捨而不是去工作。澳門是嘉靖年間的1557年，為感謝葡萄牙人幫助消滅海盜張西老（Tchang-si-lao），而允許葡萄牙人居住在該地。這是未曾由中國史料否認或確認過的說法，但無論如何，在最早純屬地方當局與廣東官吏們的安排，而並非北京政府的正式割讓。因為當時海盜正在騷擾屯門地區。中國人也只允許葡人建造木板房，但葡人善於賄賂負責監察管理的官吏們，不久便在那裡如同現在一樣定居了。他們與中國政府談判，並由此獲准擁有一處軍事工事，一定數目的大炮和100人兵營。葡人每年向中國政府交納500兩白銀（750鎊），廣南府每年都派 人來隆重地接受地租，視察工事和軍事，查詢是否嚴格地遵守條約。澳門港很安全，可以接受吃水量為20法尺的船舶。葡人很少對該港給予關注，使大船很快就無法使用它了，使許多船被迫拋錨於氹仔島，那裡距澳門城有1法里之遠，也是安全港。中國政府保留了出自內地的關稅，並且對不屬於澳門的葡船徵收停泊稅。當時在澳門流行的習慣是，先到達的歐洲夷館成員為後到者舉行晚宴。這都是一些盛大歡慶的日子。1780年，人們都穿鑲補華麗飾帶的服裝，側佩刀劍，乘坐由葡萄牙黑奴抬的轎子，禮儀要求在餐桌上有一隻幾乎是完整的烤全羊，每只羊價值15皮阿斯特，這是當時最 珍貴的菜肴。人們在下午2時用餐，然後便去休息，晚上再返回打牌，9時再進餐，一般都要持續到次日清晨。當新來者安居下來後，一般還要舉行答謝宴會。因此，澳門日復一日和永無休止地舉行宴會。歐洲人於每年2—10月間在澳門度過。當時共包括15—16名英國人、同樣數目的荷蘭人、3名瑞典人、3名丹麥人、3名法國人、3 名奧地利人，此外還有幾名獨立於夷館之外的英法僑民。這些外國僑民於澳門居住期間，完全是無所事事，除在海上遊弋而消磨時光外，無他事可幹。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青年人都過著放蕩的生活，不遵守任何法制，不從事文化活動，只追求粗俗的享受，至少是非常懶惰的原因。當地人往往認為那些返回歐洲的人，都是已暴富的巨賈，是古怪的、好奇的和令人無法忍受的野蠻人（東哥特人）。這種情況後來略有改變和好轉。 1780年，有幾位歐洲婦女常年居住澳門。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非中國女子到廣州並在那裡定居，就如同禁止任何歐洲人與中國女子交往一樣。耿昇：《貢斯當與》，載《暨南史學》第2輯，2003年。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2月9日─1786年1月29日）2月20日，陝甘總督福康安奏報拿獲天主教案要犯劉多明我稱：陝西臨潼縣人劉多明我與父親劉一常、兄劉志唐俱習天主教。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劉多明我來到澳門跟隨西洋人巴拉底諾（Baratino）習教多年。巴拉底諾回西洋後，他於1777年回至西安。1784年被抓獲。《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陝甘總督福康安奏報拿獲天主教案要犯劉多明我審明分別解京擬遣摺》，第472—473頁。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2月9日─1786年1月29日）2月20日，果阿終審法院法官費利喇被任命為澳門王室大法官，同日，曾於1740年撤銷的大法官辦事處重新設立。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53; António Manuel Hespanha; Panorama da História Institucional e Juridica de Macau, p. 132 稱：從1787年起，國王重新任命王室大法官。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2月20日，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與英國人約翰·莫頓（John Morton）博士的女兒瑪麗·莫頓（Mary Morton）在澳門舉行婚禮。就在本月，經英國委員會專使托瑪斯·曼寧的介紹，東印度公司聘請馬禮遜為廣州商館中文譯員，年薪2000元。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68—69頁；未亡人編：《馬禮遜回憶錄（全集）》，第135頁稱“年薪500英鎊”。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2月20日，以山東巡撫百齡為兩廣總督。百齡曾在嘉慶十年（1805）擔任過廣東巡撫，是一位勤勉能幹的地方官。他於4月抵達廣東上任後，便開始著手處理海盜問題：一是要求建造40艘大中小號米艇，以增強捕盜的機動能力；二是從岸上對海盜加以圍困，斷絕海盜賴以生存來自內陸的給養，並下令實行“海禁”。但是，海盜集團勢力的強大與猖獗為百齡所料不及。饑餓的海盜並未在洋面坐等官軍前來追剿，而是直接上岸自取所需。百齡初蒞位，即馳檄封海港，禁商舶往來，賊無所得食，冒死衝突，常三四百艘分掠村莊。橫檔村禦賊死者譚藹珍、鄧煥章66人。《清仁宗嘉慶實錄》卷206嘉慶十四年正月丁卯條。《清仁宗嘉慶實錄》卷214嘉慶十四年六月乙巳條。田明矅：《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2月l9日，美國牧師羅賓斯·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夫婦抵達澳門。他於1838年10月17日，攜其妻子乘坐“馬禮遜”號，其船東慷慨地免費給他們搭乘，於本日到達澳門。次日，他們在澳門登陸，衛三畏在岸上迎接。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10, p.566；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第57頁。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2月20日，遣使會士古伯察與秦噶嗶受孟振生主教的派遣秘密潛入內地，於6月17日抵達河北崇禮縣西灣子。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71—172頁；耿昇：《法國遣使會的環中國大旅行與中法外交交涉》，載《暨南史學》第1輯，2002年。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2月20—25日，香港賽馬會假澳門黑沙環舉行香港第二周年春季大賽馬。20日第一天的賽馬為預賽，22日、24日及25日三天為正式比賽，比賽分為自由遊牧式、設置障礙式和加設賭注式三種形式，每天均有三名騎士獲勝。據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記事冊所載，香港賽馬會於1842年及1843年假澳門賽馬場舉辦過兩次賽事。The Friend of China, January 2nd, 1844; Vol.3, No.94, p.196.《香港建造業百年史》，第84頁；魯言：《馬年談香港賽馬史》，載《香港掌故》第2集，第127頁。關於1842年至1843年香港賽馬在澳門黑沙環舉行之事，我們一直未發現最原始的記錄。據The Friend of China, February 23rd, 1843; Vol.1, No.49, p.194 記載：“我們很遲才收到一條澳門賽馬會的消息，因此，未能放入我們的日程計劃。無論賽馬是在週一或週三舉行，無論結果會如何，我們都敢斷言，我們期待的1844年初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春季賽馬會，將會吸引更多的人來觀看，其規模將遠遠超過在澳門舉辦的任何一屆賽馬會。”可知，1844年的香港賽馬會即在香港舉辦。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2月20日，經新加坡商人建議，在澳門首次安裝大眾娛樂設施俄式過山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0頁。

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2月20日，埃斯特旺·西圖（Estêvão Eusébio Situ）神父在氹仔其住宅中開辦一所葡文學校。行政長官由於當時資源缺乏而通過該日公文向澳門政府申請40元的補貼。3月23日，氹仔鎮的神父學校得到省財政署22元9角5分的資助。同時，由於政府政務署檔案提供了書籍及中心學校借給了黑板才得以開課，因在澳門尚無該種商品出售。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4頁。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2月20日，葡萄牙頒佈由海外事務部部長內維斯‧費雷拉（João A. Brissac das Neves Ferreira）起草的《新海外省司法管理章程》，這一章程取消了原有的司法委員會和作為司法機關的華政廳，其職責轉由地區法院法官行使，較為輕微的案件也可由市政府法官或平民法官負責。將華政廳殘餘司法職責轉交地區法官行使，這標誌著澳門從此結束了司法領域內長期行使的雙軌制。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第56頁及第83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2月20日，據是日《鏡海叢報》報導，澳門其祥絲廠工人罷工。其祥絲廠系澳中富商合股而成，何、盧、馮、陳四家為董事。每日可用男女工人至800余名之多，每人每日可獲工資8～9分。該廠為防止工人盜賣產品，特議將每日所得工資，勻分數月，扣出洋銀l元，作為存押，年終無事，照章發回，補給息銀1毫。各工之不良者，執為不便，唆眾停歇，以故日前有停罷工業之說。嗣為商東集議，謂此等刁風，萬不可長，堅執此章，不為略動。華政亦取章程察閱，謂為無害。後聞各工人已有悔意，不日將求複業。《鏡海叢報》1895年2月20日《絲工暫停》。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2月20日，澳門政府重建營地街市，原街市因1893年11月15日的火災而焚毀。民政署案卷M組第250號案卷（A.H.M），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89頁。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2月20日，《香山旬報》報導：由香山商人王詵等人請將吉大、山場交界荒地開作商埠一事，已由勸業道稟呈兩廣總督批准開辦，定名為香洲商埠。先是香山“華僑之寄居外洋者幸獲鉅資，束裝歸里。而土豪族惡屢肆欺淩，鶴唳風聲，聞者裹足，故常有客死異鄉，不復戀懷鄉土者，無他，內地保護之未周也”。故開香洲商埠可及時解決華僑歸國之安置問題，此為其一。又“我邑人經商澳門以千萬計，歲中用度，所費不貲。然籬下依人，時行虧耗，野心狼子，複逞強權。此我輩所日夜思維，思得一當以塞此漏卮，伸我抑鬱者也。今建立商埠，恰與毗連，外洋交通，彼此一致。相率旅澳之商民移萃新辟之商埠，在商民往來進退倍覺自如。寧複有依依戀棧，甘受外人壓制而不來？償我損失，去彼兇橫，是舉之關係糜輕也”。即建香洲商埠來抵制澳葡，此其二。在這種情況下，香洲開埠之事很快獲得香山及廣東地方政府的支持。從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9年1月13日）開始籌劃，創辦人香山縣花翎知府銜附貢生王詵、花翎道銜伍子政、花翎知府銜戴國安。花翎運同銜馮憲章等隨同前山同知莊允懿開始勘地建築。按創建規劃，在香山縣屬山場、吉大兩鄉交界之荒地沙灘環上有地約700畝，首先沿海岸築堤，然後劃分橫直街道，建鋪建屋。先建大中小鋪1000間，又建商務公所、巡警公所及學堂、善院、公家花園、休息場、戲院等。當時預算，開埠經費需170萬—180萬元，王詵等四人自籌10萬元，又從各方籌集到48萬元，其餘款項陸續籌集。並規定香洲商埠，洋煙賭具一律嚴禁，至酒樓娼院任人擇地設立。王詵，旅美歸國華僑，香山商人，亦在澳門經營賭業，在大碼頭街開設三藩市公司，為一三層洋樓之賭館。他70歲後還經營賭業，有“銀須賭王”之稱。金英傑：《三藩市公司銀須賭王坐鎮傳佳話》，載《新報》2008年9月11日。《香山旬報》宣統元年元月十一日第l3期，宣統元年二月初一日第15期，宣統元年二月十一日第16期，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一日第48期。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二十日 前排左四起：李秉碩、李大超、楊虎、何賢、屈仁則（右一）； 後排左八起：柯麟、孟憲民、朱給（右一）。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2月6日，《葡萄牙政治憲法》（時稱大西洋民國憲法）及《殖民地憲章》（時稱屬地自治條例）頒佈。8月25日，《澳門消息日報》（Notícias de Macau）創刊。從是日起發行至1960年2月20日，共出版3710期。9月，新總督訪問廣州，受到國民黨民政、軍事當局接待。廣東省參議會通電全國，敦促政府收回澳門。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2月20日，“狗展會”第一次在澳門舉行，總督夫人親臨開幕儀式剪綵。是日到會參觀者，為數逾千人，澳督柯維納，副官柯侶維，經濟局局長羅保，民政廳廳長美的路，市政廳廳長李達，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委李秉碩，拱北關稅務司瑚佩，副稅務司王作民等中西人士也蒞臨會場。此次共展狗50餘隻，有獵狗、矮腳狗、狼狗、老虎狗等，其中來自九龍城竹園村獅子山狗場所豢養的名曰“媽沙”的狼狗表演了正坐、銜物、詐死、追賊、扒板、上梯、跳手圈、奪手槍及解繩救人等，博得滿場喝彩。《市民日報》1949年2月21日《狗展揭幕盛況》。

1989年2月20日，《澳門政府公報》刊載澳督法令，政府文件須使用中文。

1992年2月10日，身份證明司開始換發統一澳門居民身份證。

1997年2月20日，新華社澳門分社設靈堂供中外人士弔唁悼念鄧小平。

何曼公，祖籍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澳門《市民日報》創辦人、知名小說家。 曼公早年學成後，進入教育界工作，先後在澳門崇實、公教等學校執教，作育英才。20世紀40年代，他投身於澳門報業，在《新聲報》、《民生報》等主持編務及寫作；又師從名師學習象牙雕刻，造詣頗高，參加公開展覽，備受識者讚賞，可惜傳世作品不多。 1944年8月15日，曼公和徐佩之、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並出任督印，成為澳門報壇第一位華人督印；總編輯由陳霞子出任。 時值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澳門政治環境惡劣，敵偽勢力囂張。《市民日報》立場堅定，屢與敵偽報人抗爭。抗戰勝利後，澳門新聞界發生很大變化，漢奸報紙《西南日報》、《民報》停刊，《市民日報》、《復興日報》、《世界時報》、《大眾報》、《華僑報》等繼續出刊或創辦。 1945年8月，澳門報界部分代表人士發起成立新聞記者公會，並租用新馬路捷聲藥房二樓作為會址。1946年組成理事會，許國潮、黃浩然、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鄭掌環、雷學欽、雷渭靈、陳大白、衛漢光等為理事。[2] 曼公是澳門知名小說家，他的創作豐富了澳門小說內容。[3]1952年，澳門紅極一時的電台諧劇廣播前輩梁送風加入澳門綠邨電台主持諧劇節目，他一人扮演多角（男、女、老、幼）九種不同聲調。每週播出六次，每次30分鐘，深受廣大聽眾歡迎。 梁送風在直播室講述諧劇時，曼公必定扭開收音機一邊聽講諧劇，一邊把劇情執筆記錄。翌日刊印在《市民日報》副刊上，使報紙銷路大增。[4] 1961年4月，曼公與黎心齋和司徒奇、羅叔重、鄧芬、鄧子玉、黃蘊玉、黃浩明、楊善深、趙是旦、崔德祺、陸振中、胡劍庵、林近、羅竹坪、周公理、張湛之等畫家，舉辦“頤園雅集同人作品展”。[5] 1950年代起，曼公應邀協助何賢創辦崇義學校，擔任崇義學校校長，無暇兼顧社長一職，改由嚴慶騏接任《市民日報》社長。1983年嚴慶騏退休，再由曼公擔任社長，當時他年事已高，由總編輯龔文代理社長。1991年，曼公退休，龔文正式擔任社長。[6] 曼公宣告退休後，前往香港與子女團聚。2010年2月20日上午6時9分，他因腎臟衰竭，在香港九龍法國醫院溘然長逝，享年101歲。[1] 何曼公的元配妻子周少娟，早年因病去世。何曼公夫婦生育一子三女，內外孫及曾孫多個。[1] [1]《市民日報創辦人何曼公辭世》，載《澳門日報》，2010年2月23日。 [2]《澳門新聞記者公會》，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3263547.htm。 [3]崔明芬、石興：《簡明中國現代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277頁。 [4]梁送風：《早期諧劇》，載“梁送風播音網頁＂，2012年12月21日，http://radiostory.leongsongfong.com/early.htm。 [5]上海書畫出版社：《嶺南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第285頁。 [6]《市民日報》，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1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6%B0%91%E6%97%A5%E6%8A%A5。

疫情初期，政府選用黑沙青年旅舍作為醫學觀察隔離地點；2020年1月30日，青年旅舍一樓四人房和二人房已飽和，如繼續增加入住旅客，則需安排入住地面層的16人房，由於同住人數多，特區政府考慮到可能增加相互感染的風險，因此，由當日起將旅客安排入住皇庭海景酒店。其後，為降低傳染病散播的風險，2月20日零時零分起，入境本澳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持有者，如入境前14天曾到過內地，且未能在珠海指定地點隔離，例如乘坐飛機抵澳，就必須於抵澳後到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隔離14天，並需支付相關費用8,750澳門元，在解除隔離的當天須直接向酒店支付。而抵澳前14天內沒有去過內地的香港外僱則不受此限。因應疫情發展，3月28日，第12間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開始啓用。截至當日，本澳先後借用了12間酒店作為醫學觀察之用，包括皇庭海景酒店、金皇冠中國大酒店、麗景灣藝術酒店、鷺環海天度假酒店、京都酒店、金寶來酒店、新東方商務賓館南座、金麗華酒店、港灣大酒店、御龍酒店、回力酒店及“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

疫情初期，政府選用黑沙青年旅舍作為醫學觀察隔離地點；2020年1月30日，青年旅舍一樓四人房和二人房已飽和，如繼續增加入住旅客，則需安排入住地面層的16人房，由於同住人數多，特區政府考慮到可能增加相互感染的風險，因此，由當日起將旅客安排入住皇庭海景酒店。其後，為降低傳染病散播的風險，2月20日零時零分起，入境本澳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持有者，如入境前14天曾到過內地，且未能在珠海指定地點隔離，例如乘坐飛機抵澳，就必須於抵澳後到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隔離14天，並需支付相關費用8,750澳門元，在解除隔離的當天須直接向酒店支付。而抵澳前14天內沒有去過內地的香港外僱則不受此限。因應疫情發展，3月28日，第12間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開始啓用。截至當日，本澳先後借用了12間酒店作為醫學觀察之用，包括皇庭海景酒店、金皇冠中國大酒店、麗景灣藝術酒店、鷺環海天度假酒店、京都酒店、金寶來酒店、新東方商務賓館南座、金麗華酒店、港灣大酒店、御龍酒店、回力酒店及“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

疫情初期，政府選用黑沙青年旅舍作為醫學觀察隔離地點；2020年1月30日，青年旅舍一樓四人房和二人房已飽和，如繼續增加入住旅客，則需安排入住地面層的16人房，由於同住人數多，特區政府考慮到可能增加相互感染的風險，故由當日起，特區政府將旅客安排入住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第一間為皇庭海景酒店。其後，為降低傳染病散播的風險，2月20日零時零分起，入境本澳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持有者，如入境前14天曾到過內地，且未能在珠海指定地點隔離，例如乘坐飛機抵澳，就必須於抵澳後到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隔離14天，並需支付相關費用8,750澳門元，在解除隔離的當天須直接向酒店支付。而抵澳前14天內沒有去過內地的香港外僱則不受此限。因應疫情發展，3月28日，第12間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開始啓用。截至當日，本澳先後借用了12間酒店作為醫學觀察之用，包括皇庭海景酒店、金皇冠中國大酒店、麗景灣藝術酒店、鷺環海天度假酒店、京都酒店、金寶來酒店、新東方商務賓館南座、金麗華酒店、港灣大酒店、御龍酒店、回力酒店及“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

疫情初期，政府選用黑沙青年旅舍作為醫學觀察隔離地點；2020年1月30日，青年旅舍一樓四人房和二人房已飽和，如繼續增加入住旅客，則需安排入住地面層的16人房，由於同住人數多，特區政府考慮到可能增加相互感染的風險，故由當日起，特區政府將旅客安排入住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第一間為皇庭海景酒店。其後，為降低傳染病散播的風險，2020年2月20日零時零分起，入境本澳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持有者，如入境前14天曾到過內地，且未能在珠海指定地點隔離，例如乘坐飛機抵澳，就必須於抵澳後到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隔離14天，並需支付相關費用8,750澳門元，在解除隔離的當天須直接向酒店支付。而抵澳前14天內沒有去過內地的香港外僱則不受此限。因應疫情發展，3月28日，第12間醫學觀察用指定酒店（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開始啓用。截至當日，本澳先後借用了12間酒店作為醫學觀察之用，包括皇庭海景酒店、金皇冠中國大酒店、麗景灣藝術酒店、鷺環海天度假酒店、京都酒店、金寶來酒店、新東方商務賓館南座、金麗華酒店、港灣大酒店、御龍酒店、回力酒店及“喜來登大酒店特設隔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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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