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11月14日，末兒丁•多•滅兒發於科欽的信函匯報中國海面的情況稱：西蒙•安德拉德船長對我說，在同一島上，距廣州更近了3─4里格處的一峽角有一稱“暹羅人港”的港口。該港與東涌港一樣優良，是很好的船塢，周圍土地開闊，水源充足，距廣州較近。應指葵涌。《末兒丁•甫思•多•滅兒致國王函》，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總督函檔第153號，轉自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174頁。

弘治十年(1497年2月2日─1498年1月21日)7月8日，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繼承了若奧二世的海外事業，登基後不久，即著手組建遠征艦隊。當日，由瓦斯科•伽瑪(Vasco da Gama)擔任旗艦“聖加布里埃爾(S. Gabriel)”號總指揮的由四艘艦船及150名水手和士兵組成的葡萄牙探險隊從特茹(Tejo)河口啟航。從此，葡萄牙的東方征服事業開始。瓦斯科•伽瑪出生於葡萄牙貴族家庭，其父為席內斯(Sines)鎮鎮長。瓦斯科•伽瑪少年時代是在宮廷裡度過的，從小便與葡王曼努埃爾一世相識。長大後，甚得國王賞識，他精通航海，經驗豐富。1497年被任命為東方遠航的艦隊長；1498年發現印度；1502年再次遠航，途中征服非洲東岸基爾瓦(Kilwa)港。由於他的功績，被封為維迪格拉伯爵(Conde Vidigueira)。1524年死於科欽(Cochim)，後來遺體被運回葡萄牙。杜阿爾特•帕切科(Duarte Pacheco)稱：“曼努埃爾國王命令聖地牙哥騎士團首領、朝廷大臣瓦斯科•伽瑪率領船隊和水手去發現和了解那片陸地和海洋。國王認為，為了這次發現遠征，船隻的體積、形狀不要太大，數量不要太多。因此下令建造4艘小船，最大的船甲板也只能放100只大桶。因為對那片陌生的土地毫無所知，所以沒有必要建造大船。”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3卷第9章，第867頁。諾埃爾(Charles E. Nowell)：《葡萄牙史》第5章，第119頁。阿爾布克爾克(Luís de Albuquerque)：《偉大的行程：葡萄牙的大發現》第2卷第1章，第42—43頁。

正德五年(1510年2月9日─1511年1月28日)3月2日，滿刺加(馬六甲)國王使者火者亞劉與副使端亞智入明進貢，並受厚賞。亞劉賄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浡泥國索寶。明朝吏部官吏侯永等人亦受賄，偽造符印，擾害驛遞。後亞劉與副使端亞智等人“相忿爭”，遂謀諸通事彭萬春等，將端亞智等人劫殺，盡得其財物。後事情敗露，明廷將亞劉等抓捕歸案，並將亞劉凌遲，將彭萬春等處斬。滿刺加使團僅存有“婆結亞班者”，明廷差官將其伴送回國。《明武宗實錄》卷59，正德四年正月己卯。

弘治十八年(1505年2月4日─1506年1月23日)6月8日，明孝宗朱祐樘病逝。9日，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次年改元正德。張廷玉：《明史》卷15《孝宗紀》。張廷玉：《明史》卷16《武宗紀》。

弘治十八年(1505年2月4日─1506年1月23日)10月，彿蘭西斯科•阿爾梅達船隊抵達印度並進駐科欽。在彿蘭西斯科•阿爾梅達東來船隊的武器單上記載，配有三個子銃的佛郎機炮468門，其中銅質316門，鐵質152門。銅鳥槍80支。明末鄭文鬱有對佛郎機銃的詳細介紹：“佛郎機大者二三百斤，小者百數十斤，銅鐵皆可為，鐵者易鏽，銅者為佳，鑄造失法。”Documentos sobre os portugueses em Moçambique e na África Central, Vol. 1, p. 136.鄭文鬱：《經國雄略•武備考》卷6《火器》。

正德四年(1509年1月21日─1510年2月8日)9月11日，狄奧戈•薛奎羅到馬六甲，發現港內停泊著三四艘中國船，由於馬來人的敵對行為，他們無法接近中國人，故這一次沒有帶回任何有關中國的情報。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2章，第36頁。

正德四年(1509年1月21日─1510年2月8日)本年，巡撫兩廣總督御史陳金將暹羅、馬六甲等國進貢夷船貨物俱以十分之三抽分，貴細解京，粗重變賣，備留軍餉。抽分，為宋元以來對外貿易中的商稅形式。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3《番夷》。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7月1日，歐維士(Jorge Alvares)去世，並埋葬在東涌島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質發現碑下。這塊碑正是他1513年在這裡豎立的，當時，他將過世的兒子埋在了碑下。《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