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神父，澳門史學家、漢學家。生於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穌會。1936年完成古典人類及葡國文學高等課程，1940年獲布拉加大學哲學系大專學位，然後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學習了四年神學課程。1945年在波爾圖擔任神職，1948年2月前來澳門傳教。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專家，他一生撰寫了十多本關於歷史與詩歌的書籍，其中一些書籍被譯成日文。《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為一部澳門文化研究力作，影響頗大。60年代初期，他創建了取潔中學，為澳門培養了不少人才。曾於1973年及1996年兩次被葡國政府授予勳章，並於1987年被澳門政府授予勳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1594年入耶穌會，1610年來華。次年至南京，隨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學習華語。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諸國，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書籍。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金尼閣與其他22位教士再度來華。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門，帶來了大批藏書，後來分批運至北京，對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進。

或作希賢，字思默。江蘇華亭人。曾於康熙年間與吳歷隨西洋教士柏應理至澳門，入聖保祿學院研究神學。1688年入耶穌會，在上海傳教，聖名多明我。著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及《億說》，勉勵人修德立功。所撰《嶴門記》記述之聖保祿學院、教堂、修會、砲台等，是研究澳門之第一手資料。

天主教傳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穌會。1610年抵澳門，曾在澳門教授數學兩年。後至北京、常熟、杭州，與士大夫往還，被稱為“西來孔子”，在福建傳教23年。明天啟三年（1623）刻《性學觸述》八卷，系統介紹人體之神經、消化、呼吸、感覺諸系統。1623年撰《職方外紀》五卷，介紹五大洲之風土、民情、氣候、物產、名勝等。1631年（崇禎四年）經瞿式谷筆錄而成《幾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問答》敘述西方之風俗、物產、制度及《出像經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記略》，附圖57幅，這些西洋宗教畫，也即是西化之中國版畫。

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西班牙納瓦拉（Navarra）人。澳門大三巴牌坊上有其雕像。1525年赴巴黎大學學習，1530年獲藝術碩士學位。至1536年受聘為多爾麥─博維（Dormais-Beauvais）學院教師。在此期間與當時在巴黎大學學習的羅耀拉（Inácio de Loiola）為室友，二人過從甚密。時人戲稱他們的宿舍為“耶穌會”（Societas Jesus）。1534年沙氏與另外五個同伴協助羅氏成立耶穌會，立志向聖地進軍或完成任何梵蒂岡派遣的任務。聖方濟各‧沙勿略1537年晉鐸神甫。1539年，葡王唐若奧三世（D. João III）邀請其瞭解東印度的風土人情並統領傳教事務。1540年，沙氏應葡王盛邀，隨葡萄牙駐教廷使節來到里斯本。時值耶穌會獲教皇保羅三世（Paulo III）1540年9月27日教諭批准立會。1541年4月7日耶穌會正式宣告成立。羅耀拉被推選為首屆會長。1540年，沙氏搭乘前往印度出任總督的M. A .索札（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船隻東來。葡萄牙王家東方保教會包括1534年成立的果阿教區下屬的大片地區。其管轄範圍從好望角至遠東。經教皇的永久授權，葡萄牙國王在此區域內，對無論是否在其治下的領土擁有保教權，即對居民傳教、開闢教區、設立教堂、提出主教及其他高級教職候選人、供養神職人員、維持宗教機構。沙勿略1542年5月6日抵達果阿。1549年4月初離開果阿前往日本，8月15日抵達日本鹿兒島。當沙氏成功施洗百餘日本人後，遭致佛教僧侶疑忌。鹿兒島領主在當地佛教慫恿下，開始禁止天主教。沙氏遂往平戶、山口、京都等地傳教。1551年11月22日離開船井郡返回印度。1552年2月中旬抵達果阿。在視察了當地的教務後，於1552年4月14日再次離開果阿東來，準備前往中國傳教。由於當時嚴厲的海禁，沙氏不得入華，於是同一華人達成交易，出200公擔胡椒的代價，請其偷渡入境。但在此計劃未實施前，沙氏身染熱病，於1552年12月2-3日間在上川島北部三洲塘與世長辭。

天主教傳教士。字敦伯。比利時人。1641年入耶穌會，1658年抵澳門。1660年（清順治十七年）自陝西奉詔赴京，助湯若望修曆。1669年（康熙八年）授欽天監副職，所造天文儀器，計有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天體儀、地平經儀、經平緯儀（即象限儀）、紀限儀等，又撰《新製靈台儀象志》16卷，以說明各儀之製法、用法及安置法，並有繪圖。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少卿職銜。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曆法》32卷，加通政使銜。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曆勞苦功高，賜諡號“勤敏”，為西洋教士蒙賜諡號之始。

中國早期天主耶穌會士。字惟信。澳門人。其父為虔誠天主教徒，與當時居澳門的法國教士陸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隨陸德赴羅馬深造，入羅馬聖安德勒學院學習。1653年入羅馬公學，攻讀修辭學、物理學、哲學、邏輯學等課程，後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讀神學。是第一位華籍耶穌會司鐸，也是第一位中國留歐學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門。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華語。期間鄭瑪諾曾寫信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要求派中國神父到內地傳教，以挽救天主教傳敎事業在中國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傳教士返回北京供職，鄭瑪諾亦被推薦進京，修訂曆法。1673年卒於北京，年僅40歲。墓在阜城門外勝公柵欄。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