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2月25日，澳门公物会准黎才承充过路湾番摊并鸦烟生意，其章程中特别规定“严禁开字花票”。字花（Tsz Fa，葡语Chifá），即花会。郑观应称：“字花，一文钱可以猜买。”《郑观应集》下册《致广州两粤广仁善堂董事徐君树堂书》，第400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门番摊承充合同签订，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澳门番摊承充合同。《承充澳门番摊揽头生意章程》内容为中葡文合璧，左右对照。承充的华商为郑耀、刘越犀、钟超三人。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下：1. 承充番摊合约章程以一年为期。计至1874年9月10日为满期。承充规银15万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缴纳规银12500元，七二兑。2. 淮开摊馆26间，不得多开。无论是否开足26间，依然照纳规银。如欲多开须禀明公物会宪。3. 由关闸至妈阁地方所有摊馆生意均归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内照上款开馆多少。4. 午夜12点闭门。有私开罚银50两。5. 准开打牌馆三间。6. 该承充三人有保险公司50份，每份500两交出作按以为担保规银，另有香港商人担保该三人遵照合同。签名：郑耀、刘越犀、钟超，担保人为和兴李升。通过这一番摊承充合同档案来看，番摊的开设地不包括氹仔，有开设打牌馆以及开设时间的限制情形，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现过的。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郑观应：《澳门窝匪论》，最早发表在1872年的《申报》中称：“其番摊之馆则已有二百余号也。”由档案可见，仅准26间。很可能郑氏是指赌馆内的番摊赌台数目。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门总督科雷亚．施利华称：“在澳门可以自由进行幸运博彩活动，如番摊、摸彩和玩纸牌，并允许通过预先支付牌照费设立适当的场所。”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8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门第二届闱姓承充合同签订。此次闱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现中文纪年，可能是考虑到闱姓博彩以科举作依据的特点，特意写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为买办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后又有写成Aloe或Ahoy），承充价码是每年缴纳5000元。承充时间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开始。这次承充的担保人王亚禄（Vong-Alok）。合同条款与第一届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无人获彩的情况下，承充人应将票银归还买票者。二是每四个月上期缴交1666. 666元于公物会。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赌之后，澳门16家摊馆异常热闹，每至灯时，几无坐立之地。闱姓各厂，更为热闹。初十、十一两日，来电纷驰投猜恐后，门限几为之穿。在九龙一带之赌馆也迁至澳门，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馆、福隆街口之广胜馆。传闻九龙最有名的宝字摊馆也要在澳中开张。《镜海丛报》1895年11月6日《赌场热闹》及《死灰复燃》。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赌。1871年底，在日渐激烈的反对声中，香港会议禁止赌博。港英政府随后发布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赌馆即时封闭，不准营业。1月30日又颁布禁赌布告条令，指出所谓赌博，其意还包括一切闱姓、花会及其他有彩之赌博，皆属于禁止范围。香港禁赌对澳门博彩业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导致了有香港商人参与承充的第二届闱姓破产。而且随着粤港两地的禁赌，更多的赌客向澳门转移，导致澳门博彩业进入高峰期。《申报》评论此事：“彼澳门西官以为人弃我取，粤省香港既已禁止净绝，则赌徒之生业顿无所赖，然平素恃为生涯，而一旦弃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门旧有赌馆，有不络绎趋赴者乎？合省港于澳门，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缴赌税有百数十万之多也。”花会，又称打花会、索家赌等，是一种极具迷信色彩的赌博。大约出现于乾隆初年的福建兴化，最早见诸史料记载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摇会赌博》）。《清稗类钞》第10册赌博类《花会》，第4912页称：“花会为赌博之一种，不知何自始。极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农失其时，工商失其艺。广东、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时多在荒僻人迹不到之处，而以广东为最盛。道光间，浙江之黄岩盛行花会，书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纳筒中，悬之梁间。人于三十四名中，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柜中。如所认适合筒中之名，则主者如所注钱数，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则以次递减，至百金数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数十钱而得数百金者。其后流入广东，而其法异矣。”同治《番禺县志》卷6《舆地略》4载：“有曰‘花会’者，亦用古人名数十，令人猜之，其诱骗甚于白鸽票，但只能以诱妇人孺子。”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5－28页。《申报》1880年8月1日《论赌税》。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由于“卖猪仔”生意没落，以此营生的知咕洋行亦走向衰落，约在本年，何老桂次子何穗田租用位于柴船尾巷口的知咕洋行总部大宅开办“昌明公司”，即一家会员制的赌馆。昌明公司入会仅交一两银的会费，就可以成为会友。公司内设摊台、麻将房、天九房、票铺、鸦片烟室、会客室、写字楼、宴会厅，还有两间“操曲室”，即供会员学曲、票戏、赏花之用。故时又称“富贵俱乐部”。据称，何穗田每年从昌明公司获利总在万两以上。金丰居士：《柴船尾巷口“知咕洋行”》，载《讯报》2007年1月13日。③《镜湖医院征信录》上，第12页。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摊专营权承充人不满足于在陆上经营，故安排两只船开往氹仔海面赌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军事长官禁止。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1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3月3日，华人卢九、胡衮臣获准承充氹仔番摊并鸦片烟生意，一年为期，自本年5月1日起计，只限在氹仔村而已，别村或别处，无论与氹仔或远或近，俱不在内。规银为8800大元，分每月上期交纳七二兑。《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4月15日第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