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錦濤，國民黨《通訊社》社長、總編輯，港澳台知名報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託，袁錦濤在港開辦《越華報》，經過六個月艱苦努力，取得成功。《越華報》在8月底自動停刊。報館停業後，袁錦濤與《越華報》脫離關係。之後，粵省府李浴日來邀袁錦濤到韶關參加文化工作，並希望他在當地創辦一家報館。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長參加英皇加冕，10月回國時經過香港，回上海當晚，為了避免“第五縱隊”的注意，行動上要嚴守秘密。約8時，孔庸之離開他駐節的半島酒店。袁錦濤早接到這個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湊巧，李聯芳留在房間，曾養甫先生來電話說孔庸之已登船了，他們以為知道孔庸之行蹤的新聞記者只有袁錦濤一個。 袁錦濤自知責任重大，急著有人把這個消息發表出來。翌日，袁錦濤就把記不清是曾養甫先生或顧季高先生送來的新聞稿發表，說孔庸之院長在港還有相當時間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開到上海的兩艘洋輪有一艘在吳淞口受到皇軍的“歡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達。這是一個說謊的例子，有人覺得相當有趣。袁錦濤認為是迫不得已。[2] 袁錦濤任職於國民黨中央宣傳機關，歷任《通訊社》社長、總編輯等職，後到澳門負責黨務宣傳工作。1945年8月，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在澳門報紙上刊出多則通告，以民國為政治背景的機構中，黨部以第一時間在澳門公開活動，國民黨澳門支部恢復了對澳門華人社群的公開政治統領。 1945年9月26日，國民黨改組“新聞協會”，袁錦濤出任籌委會主席進行改組。他擬任在澳門出版的《誠報》總編輯，為了聯絡和推動澳門新聞界對三民主義的宣傳，他出面與朱伯英、黃衡仲、陳大白、何曼公等發起籌建中國新聞學會澳門分會。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門記者公會，取消“新聞協會”原名。澳門記者公會採用常務理事制，選出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陳大白等六人為理事。澳門支部常委屈仁則致訓辭。12月15日，澳門記者公會呈請黨部備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記者袁錦濤因採訪新聞涉及“國防機密”而被逮捕，關到綠島去服刑，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判14年徒刑。當時，《法新社》總社認為，袁錦濤是因公受累，一直負擔他的部分生活費。後來，袁錦濤被釋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龍教師聯合會舉辦“港九小學生作文比賽”，24日，在何文田南華大學舉行比賽。參加學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餘人；該會組織考試委員會，22日下午2時假座勝斯酒店開會，商討評試辦法；到會者有考試委員唐習川、郭步陶、袁錦濤等20餘人。[5] 袁錦濤在香港時與竺可楨有來往；[6]撰有《革命遺墨》等文獻。[7] [1]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2]袁錦濤：《我的辦報失敗經過》，載《大風》（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頁。 [3]王天濱：《新聞自由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5。 [4]羅蘭：《蒼茫雲海：歲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頁。 [5]方駿、麥肖玲、熊賢君：《香港早期報紙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頁。 [6]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頁。 [7]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上冊），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第274頁。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學者、新派人士。 劉楨麟是康有為弟子，居住澳門。[1]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劉楨麟、何連旺等維新派人士熱情歡迎。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於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應運而生。 《知新報》報館設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總理為何廷光，康廣仁、劉楨麟、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恆煒、王覺任、陳繼儼等人擔任撰述，編譯英文為周靈生、葡文為宋次生、德文為沙士、法文為羅渣、美文甘若雲、日文唐振超。發行地點除澳門該報報館外，還有香港、廣州、佛山、石岐、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發行省內外、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眾多傑出人士聚集於澳門共同創辦《知新報》，並且取得突出的成績，這是澳門對中國近代文學、文化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知新報》是晚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時務報》齊名的重要期刊，成為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3]《知新報》與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被擁護維新變法思想的人視為最重要的三種報紙。[4] 1898年5月，劉禎麟與何連旺、張壽波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在《知新報》上大力宣傳，號召人們戒斷煙癮。當時澳門與上海、湖南等地一樣，是維新變法思想非常活躍的地區。[5]當時，不少人主張興醫學以強種強國。劉楨麟立即說：“積體而成人，積人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爆發，維新派遭到朝廷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劉楨麟等人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曾策劃派人赴京刺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劉楨麟撰寫《論西學與西教無關》、《復仇說》、《富強始於衛生論》、《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等文獻。 [1]《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載“王朝網路＂網，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載“中山網＂，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第253頁。 [6]《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78頁。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 《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 《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 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 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 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 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

馬萬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港澳著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澳門知名愛國人士。 祖輩務農，父親經商。萬祺五歲時，開始學習國文，喜愛書法。稍長，參加學生運動，支持抗戰。他15歲時，父親去世。他17歲時，繼承家業。 1938年，廣州淪陷，萬祺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之後，他離穗來到香港開拓事業。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很快恢復商業運作，經營進出口棉花、紗布和糧油食品生意，漸漸站穩了腳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並出任經理。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時，他創下的一點基業，又被日寇掠奪。 為避戰亂，萬祺留居澳門。在澳門安頓下來後，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賺錢，而是支持內地人民開展抗日活動。通過當時廣州灣（今湛江）法國總督駐澳門的關係，他組織開辦一家葡法洋行，專門將抗戰物資中轉運往內地；又開設大豐銀行，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業務來往。 1941-1944年，萬祺名下有與友人合營的恆記公司、廣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於抗戰物資運輸。1944-1946年，他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 40年代中期，萬祺結識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陽翰笙、馮裕芳、梅龔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萬祺與相戀多年的羅柏心喜結連理。結婚當天，嘉賓絡繹不絕，其中不少是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員。婚禮開始，證婚人是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他告訴大家，這場婚宴原來準備五萬大洋，一對新人說服雙方父母，決定把這五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話音剛落，在場所有賓客對這對新人及雙方家長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後，婚宴成為簡單的茶話會。 婚後，萬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協力發展事業，從最初一家米鋪的生意，發展成為澳門數一數二的商業王國。 當時在澳門，萬祺要為祖國做事，經常會遇到危險。有個晚上，一家人晚飯後正在客廳小坐，突然屋外一聲巨響。後來，他到院子一看，只見圍牆已被炸去半堵，幸好當時沒有人在後院。後破獲了特務組織，才知萬祺被列入了黑名單。 40年代末，萬祺在香港認識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認識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誠邀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萬祺夫婦到達蘇杭，只見到處花紅柳綠，沿途都有廖承志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慶的氣氛猶如新婚。羅柏心感動不已，結婚13載，他們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歡度蜜月，真是沒想到。 1946-1947年，萬祺組建新中國銀行；1947-1948年組建大華行，擔任總經理、董事長；1948-1950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副理事長、副會長、會長。 1950-1992年，萬祺先後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理事長、名譽顧問，澳門勞工教育協進會主任，澳門籃排球總會、乒乓球總會、游泳總會、象棋總會會長，澳門東亞大學董事會主席、諮詢會主席，濠江中學、培道中學、商訓夜中學、廣大中學、青洲小學、鏡平小學校董會主席； 又任澳門中國土特產公司、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聯生發展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投資公司董事（副董事長）； 擔任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仲愷農業學院副董事長，廣州大學、南海中學、何香凝紀念學校名譽校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名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 1993年始，萬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期間，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萬祺叮囑在京工作的兒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堅持正義。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屆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萬祺和妻子知道後，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北京北新橋三條住處向老人問候，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萬祺夫婦情真意切對待朋友，讓廖家人倍感溫暖。 1950年，萬祺與葉劍英相識，交情深厚。1952年，葉劍英得知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開始，萬祺夫婦得知葉劍英也受到衝擊，冒險前往葉帥府上探望。葉劍英反而安慰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響。1967年初，葉劍英怕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70年代初，葉劍英得知萬祺的身體很不好，立即讓他把病歷送到北京請專家會診。院方對萬祺的治療方案，葉劍英親自過問，勸他採用內科新法治療，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國成立後，萬祺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1950年協助駐澳門國營機構搶運戰略物資，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廣西。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澳門愛國人士一起，從國外採購物資運進國內。他每年都積極組織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活動，宣傳祖國的建設成就。 萬祺數十次參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團回祖國內地觀光，為祖國建設獻計出力。他聯絡廣東、福建兩省華僑投資公司及華南企業公司，使興僑飯店很快落成，成為新中國首都的第一家現代化賓館，適應對外交往的需要。他積極組織和推動澳門工商界回國，參加各類工商交流活動及一年兩屆的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他在澳門的投資和經營專案絕大多數與發展國內經濟、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相關，先後與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組成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的新中行，經銷中國建築材料、水泥、工藝品、抽紗刺繡及農副畜產品的大華商行、中國國華公司等。通過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州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參與國內投資，在香港、澳門參與中資公司投資，為國內產品在港澳開拓市場，並通過港澳轉口把國內產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萬祺與霍英東、何賢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資，興建國內第一家合資的星級賓館——中山溫泉賓館，興建橫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橋，使澳門廣州之間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萬祺向家鄉南海和內地捐款項目很多，涉及教育、體育、醫療、文化等領域。1991年華東水災，他捐獻港幣100萬，親自到華東災區慰問災民。他擔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積極為祖國文學事業出錢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聯的“文采大廈”，為資金所困，成為挖了地基、擱置五六年的“文藝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贈代表團赴安徽災區，瞭解實情後說，決定慷慨捐建，兩年後，這座現代化的集餐飲、娛樂、商場、客房等於一體的“文采大廈”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萬祺認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實行“一國兩制”，解決得非常好。當時他在北京參加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興奮激動，即興賦詩抒懷。 根據聯合聲明，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萬祺就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為此，他參加歷時四年零五個月艱巨細緻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擬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於北京、廣州、澳門、珠海之間，與各位委員一起對基本法條文一條條、一句句反覆推敲，期間，僅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召開九次，而主任會議和各專題會議不計其數。 為了迎接澳門“九九”回歸，萬祺在地產、建築和工業等領域加大自己在澳門投資份額，並參與澳門大型發展專案，帶動澳門工商界，滿懷信心迎接澳門回歸。[2] 1993年，萬祺和羅柏心慶祝金婚紀念，一家39人歡聚一堂。夫婦倆經常教導子孫們說，水有源頭樹有根，要多讀中文，不論身居世界何處，都要常回祖國，常回澳門。幾十年來，萬祺的生活充實美滿。他習慣早睡早起，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平時打太極，散步，寫詩，會友和看孫輩。 三子馬有禮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是澳門中華總商常務會董、澳門行政會成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 萬祺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詩人、書法家，其書法主要臨習顏真卿、王羲之諸家墨蹟及《泰山金剛經》等，工楷行書，所作楷書，端嚴雄秀，行書樸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選港澳地區大型書法展覽，被收入作品集並發表於報刊，勒石於風景名勝區、碑林等處；著有《馬萬祺詩詞選》一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萬祺在北京病逝，終年95歲。[1] 6月1日上午，馬萬祺先生公祭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澳門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喪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詞，盛讚馬萬祺先生愛國愛澳的一生，稱他的逝世是國家及澳門的重大損失。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中央機構致送了花圈。中央有關部門和駐澳門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灣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廣東省政府及澳門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馬萬祺遺體安葬在澳門氹仔永遠孝思墓園。[4] [1]《馬萬祺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吳躍農：《馬萬祺詩話祖國情》，載“光明網＂，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達：《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頁。 [4]《馬萬祺公祭儀式在澳門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載“中新網＂，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