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年間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亞洲教區巡視神父。字立山。意大利人。生於那不勒斯，出身名門望族。19歲時獲得帕度亞大學法學博士。1566年在羅馬入耶穌會，同年入聖安德修院，晉司鐸後任修院教習。1573年被任命為視察東印度及從果阿到日本之間各地耶穌會使團教務的巡視神父。多次巡歷亞洲各國，在印度、日本及中國海上航行往來32年，被尊為“東方宗徒”。1574年（明萬曆二年）3月21日，范禮安隨第27批耶穌會遠征隊41人由葡萄牙里斯本出發，9月6日抵達印度果阿。1577年（明萬曆五年）9月離開果阿，經馬六甲於9月6日到達澳門。范在澳門居住兩年，他熱切希望在中國傳教，但遇到一些困難。據另一位神父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文字記載，范在澳門學習時，有一日遙看窗外大陸，大聲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時得開！”（《中國通史》）他意識到澳門地位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此，在中國傳教必須學會漢語。他向耶穌會總會提出建議，希望在澳門建立一所高等學校，培訓東方傳教士，並致函印度教區主教魯伊玆（Vincent Ruiz），請他派人到中國學習漢語。應他的要求，其後不久，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濟（François Passio，1551-1612）、利瑪竇（Mateu Ricci，1552-1610）等遂奉命來澳，學習漢語，然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澳門培養教士的聖保祿學院規模逐漸擴充，萬曆年間耶穌會士最多時約有80人，為當時馳名遠東的最大修院。范禮安一度將日本活字印刷廠遷至澳門，印行宗教書籍。1579年7月，范離開澳門前往日本傳教，勸說有馬郡藩主及其家屬入教，並親自為之授洗。1582年3月回到澳門，年底赴果阿，後晉升為省主教，在果阿設主教府。1583年再次被任命為東印度的巡視神父，1587年任亞洲地區巡視神父，1588年回澳。以後，又三次往返於澳門、日本之間。1606年1月20日在澳門逝世。著有《1580-1599年關於日本與中國通訊》、《致日本及印度各族虔誠基督徒的公開信》等。

或作希賢，字思默。江蘇華亭人。曾於康熙年間與吳歷隨西洋教士柏應理至澳門，入聖保祿學院研究神學。1688年入耶穌會，在上海傳教，聖名多明我。著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及《億說》，勉勵人修德立功。所撰《嶴門記》記述之聖保祿學院、教堂、修會、砲台等，是研究澳門之第一手資料。

天主教神父，澳門史學家、漢學家。生於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穌會。1936年完成古典人類及葡國文學高等課程，1940年獲布拉加大學哲學系大專學位，然後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學習了四年神學課程。1945年在波爾圖擔任神職，1948年2月前來澳門傳教。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專家，他一生撰寫了十多本關於歷史與詩歌的書籍，其中一些書籍被譯成日文。《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為一部澳門文化研究力作，影響頗大。60年代初期，他創建了取潔中學，為澳門培養了不少人才。曾於1973年及1996年兩次被葡國政府授予勳章，並於1987年被澳門政府授予勳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

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西班牙納瓦拉（Navarra）人。澳門大三巴牌坊上有其雕像。1525年赴巴黎大學學習，1530年獲藝術碩士學位。至1536年受聘為多爾麥─博維（Dormais-Beauvais）學院教師。在此期間與當時在巴黎大學學習的羅耀拉（Inácio de Loiola）為室友，二人過從甚密。時人戲稱他們的宿舍為“耶穌會”（Societas Jesus）。1534年沙氏與另外五個同伴協助羅氏成立耶穌會，立志向聖地進軍或完成任何梵蒂岡派遣的任務。聖方濟各‧沙勿略1537年晉鐸神甫。1539年，葡王唐若奧三世（D. João III）邀請其瞭解東印度的風土人情並統領傳教事務。1540年，沙氏應葡王盛邀，隨葡萄牙駐教廷使節來到里斯本。時值耶穌會獲教皇保羅三世（Paulo III）1540年9月27日教諭批准立會。1541年4月7日耶穌會正式宣告成立。羅耀拉被推選為首屆會長。1540年，沙氏搭乘前往印度出任總督的M. A .索札（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船隻東來。葡萄牙王家東方保教會包括1534年成立的果阿教區下屬的大片地區。其管轄範圍從好望角至遠東。經教皇的永久授權，葡萄牙國王在此區域內，對無論是否在其治下的領土擁有保教權，即對居民傳教、開闢教區、設立教堂、提出主教及其他高級教職候選人、供養神職人員、維持宗教機構。沙勿略1542年5月6日抵達果阿。1549年4月初離開果阿前往日本，8月15日抵達日本鹿兒島。當沙氏成功施洗百餘日本人後，遭致佛教僧侶疑忌。鹿兒島領主在當地佛教慫恿下，開始禁止天主教。沙氏遂往平戶、山口、京都等地傳教。1551年11月22日離開船井郡返回印度。1552年2月中旬抵達果阿。在視察了當地的教務後，於1552年4月14日再次離開果阿東來，準備前往中國傳教。由於當時嚴厲的海禁，沙氏不得入華，於是同一華人達成交易，出200公擔胡椒的代價，請其偷渡入境。但在此計劃未實施前，沙氏身染熱病，於1552年12月2-3日間在上川島北部三洲塘與世長辭。

天主教傳教士。字敦伯。比利時人。1641年入耶穌會，1658年抵澳門。1660年（清順治十七年）自陝西奉詔赴京，助湯若望修曆。1669年（康熙八年）授欽天監副職，所造天文儀器，計有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天體儀、地平經儀、經平緯儀（即象限儀）、紀限儀等，又撰《新製靈台儀象志》16卷，以說明各儀之製法、用法及安置法，並有繪圖。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少卿職銜。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曆法》32卷，加通政使銜。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曆勞苦功高，賜諡號“勤敏”，為西洋教士蒙賜諡號之始。

天主教傳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穌會。1610年抵澳門，曾在澳門教授數學兩年。後至北京、常熟、杭州，與士大夫往還，被稱為“西來孔子”，在福建傳教23年。明天啟三年（1623）刻《性學觸述》八卷，系統介紹人體之神經、消化、呼吸、感覺諸系統。1623年撰《職方外紀》五卷，介紹五大洲之風土、民情、氣候、物產、名勝等。1631年（崇禎四年）經瞿式谷筆錄而成《幾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問答》敘述西方之風俗、物產、制度及《出像經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記略》，附圖57幅，這些西洋宗教畫，也即是西化之中國版畫。

天主教傳教士。字繼元，原名謝務祿。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穌會。1608年東來。1613年入華，傳教金陵，南京教案後於1616年被驅至澳門，繼在聖保祿學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內地傳教，初居江西，繼赴江南、浙江。最後到西安。在此，他見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將其譯為拉丁文，轟動歐洲。1637年自澳門赴羅馬，出席耶穌會總會召開的各國耶穌會代表大會，1640年抵羅馬。1644年會畢返華後，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至1650年。1649年往廣州主持教務。1650年清軍攻克廣州，曾被捕。後因湯若望的關係始獲釋。1658年歿於廣州。著有《大中華帝國誌》（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書。其遺著《葡漢字彙》今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