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神父，澳门史学家、汉学家。生于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稣会。1936年完成古典人类及葡国文学高等课程，1940年获布拉加大学哲学系大专学位，然后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学习了四年神学课程。1945年在波尔图担任神职，1948年2月前来澳门传教。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他一生撰写了十多本关于历史与诗歌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被译成日文。《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为一部澳门文化研究力作，影响颇大。60年代初期，他创建了取洁中学，为澳门培养了不少人才。曾于1973年及1996年两次被葡国政府授予勋章，并于1987年被澳门政府授予勋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亚洲教区巡视神父。字立山。意大利人。生于那不勒斯，出身名门望族。19岁时获得帕度亚大学法学博士。1566年在罗马入耶稣会，同年入圣安德修院，晋司铎后任修院教习。1573年被任命为视察东印度及从果阿到日本之间各地耶稣会使团教务的巡视神父。多次巡历亚洲各国，在印度、日本及中国海上航行往来32年，被尊为“东方宗徒”。1574年（明万历二年）3月21日，范礼安随第27批耶稣会远征队41人由葡萄牙里斯本出发，9月6日抵达印度果阿。1577年（明万历五年）9月离开果阿，经马六甲于9月6日到达澳门。范在澳门居住两年，他热切希望在中国传教，但遇到一些困难。据另一位神父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文字记载，范在澳门学习时，有一日遥看窗外大陆，大声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中国通史》）他意识到澳门地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在中国传教必须学会汉语。他向耶稣会总会提出建议，希望在澳门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培训东方传教士，并致函印度教区主教鲁伊玆（Vincent Ruiz），请他派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应他的要求，其后不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济（François Passio，1551-1612）、利玛窦（Mateu Ricci，1552-1610）等遂奉命来澳，学习汉语，然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澳门培养教士的圣保禄学院规模逐渐扩充，万历年间耶稣会士最多时约有80人，为当时驰名远东的最大修院。范礼安一度将日本活字印刷厂迁至澳门，印行宗教书籍。1579年7月，范离开澳门前往日本传教，劝说有马郡藩主及其家属入教，并亲自为之授洗。1582年3月回到澳门，年底赴果阿，后晋升为省主教，在果阿设主教府。1583年再次被任命为东印度的巡视神父，1587年任亚洲地区巡视神父，1588年回澳。以后，又三次往返于澳门、日本之间。1606年1月20日在澳门逝世。著有《1580-1599年关于日本与中国通讯》、《致日本及印度各族虔诚基督徒的公开信》等。

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1767-1770年间在埃武腊大学学习。1769年入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会。1779年获科英布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782年被选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区一修道院中领主教神品。1783年4月离里斯本东来。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遴选汤氏出任北京主教时向其下达宗教、政治双重任务。前者为缓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达马塞诺‧萨鲁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圣为北京主教而引发的葡萄牙王室与梵蒂冈的矛盾，但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后者则为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的压制，尤其《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所规定的严厉管束。为此，海事及海外国务秘书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83年4月4日为统治澳门的葡印总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达了41条详细的指令，令其为汤士选入华作好准备。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题为《在果阿应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记及消息》的备忘录，其内容更加细致。葡印总督接卡斯特罗指令后，亦起草一指令并于1784年4月7日正式下达。同时责成澳门议事会为汤士选执行政治任务准备材料。汤士选抵达澳门后，议事会于1784年9月12日又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条组成的指令。虽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汤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华从未公开，他仅以数学家和天文家学的身份为清廷服务，自然无法执行那些为他下达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于北京南堂，享年57岁。赐葬栅栏教堂。

天主教传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稣会。1610年抵澳门，曾在澳门教授数学两年。后至北京、常熟、杭州，与士大夫往还，被称为“西来孔子”，在福建传教23年。明天启三年（1623）刻《性学触述》八卷，系统介绍人体之神经、消化、呼吸、感觉诸系统。1623年撰《职方外纪》五卷，介绍五大洲之风土、民情、气候、物产、名胜等。1631年（崇祯四年）经瞿式谷笔录而成《几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问答》叙述西方之风俗、物产、制度及《出像经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记略》，附图57幅，这些西洋宗教画，也即是西化之中国版画。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东来，1636年抵澳门。1638年入江南。1640年创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间，与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张献忠起义军中供职。1647年，为清军所俘。次年与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后，设立北京东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东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难中被捕。1669年获康熙帝恩释。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多达20余种。

中国早期天主耶稣会士。字惟信。澳门人。其父为虔诚天主教徒，与当时居澳门的法国教士陆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随陆德赴罗马深造，入罗马圣安德勒学院学习。1653年入罗马公学，攻读修辞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后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读神学。是第一位华籍耶稣会司铎，也是第一位中国留欧学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华语。期间郑玛诺曾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中国神父到内地传教，以挽救天主教传敎事业在中国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传教士返回北京供职，郑玛诺亦被推荐进京，修订历法。1673年卒于北京，年仅40岁。墓在阜城门外胜公栅栏。

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西班牙纳瓦拉（Navarra）人。澳门大三巴牌坊上有其雕像。1525年赴巴黎大学学习，1530年获艺术硕士学位。至1536年受聘为多尔麦─博维（Dormais-Beauvais）学院教师。在此期间与当时在巴黎大学学习的罗耀拉（Inácio de Loiola）为室友，二人过从甚密。时人戏称他们的宿舍为“耶稣会”（Societas Jesus）。1534年沙氏与另外五个同伴协助罗氏成立耶稣会，立志向圣地进军或完成任何梵蒂冈派遣的任务。圣方济各‧沙勿略1537年晋铎神甫。1539年，葡王唐若奥三世（D. João III）邀请其了解东印度的风土人情并统领传教事务。1540年，沙氏应葡王盛邀，随葡萄牙驻教廷使节来到里斯本。时值耶稣会获教皇保罗三世（Paulo III）1540年9月27日教谕批准立会。1541年4月7日耶稣会正式宣告成立。罗耀拉被推选为首届会长。1540年，沙氏搭乘前往印度出任总督的M. A .索札（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船只东来。葡萄牙王家东方保教会包括1534年成立的果阿教区下属的大片地区。其管辖范围从好望角至远东。经教皇的永久授权，葡萄牙国王在此区域内，对无论是否在其治下的领土拥有保教权，即对居民传教、开辟教区、设立教堂、提出主教及其他高级教职候选人、供养神职人员、维持宗教机构。沙勿略1542年5月6日抵达果阿。1549年4月初离开果阿前往日本，8月15日抵达日本鹿儿岛。当沙氏成功施洗百余日本人后，遭致佛教僧侣疑忌。鹿儿岛领主在当地佛教怂恿下，开始禁止天主教。沙氏遂往平户、山口、京都等地传教。1551年11月22日离开船井郡返回印度。1552年2月中旬抵达果阿。在视察了当地的教务后，于1552年4月14日再次离开果阿东来，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由于当时严厉的海禁，沙氏不得入华，于是同一华人达成交易，出200公担胡椒的代价，请其偷渡入境。但在此计划未实施前，沙氏身染热病，于1552年12月2-3日间在上川岛北部三洲塘与世长辞。

天主教传教士。字敦伯。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1658年抵澳门。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自陕西奉诏赴京，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康熙八年）授钦天监副职，所造天文仪器，计有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经平纬仪（即象限仪）、纪限仪等，又撰《新制灵台仪象志》16卷，以说明各仪之制法、用法及安置法，并有绘图。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加通政使衔。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历劳苦功高，赐諡号“勤敏”，为西洋教士蒙赐諡号之始。

或作希贤，字思默。江苏华亭人。曾于康熙年间与吴历随西洋教士柏应理至澳门，入圣保禄学院研究神学。1688年入耶稣会，在上海传教，圣名多明我。著有《圣年主保单》二卷及《亿说》，勉励人修德立功。所撰《岙门记》记述之圣保禄学院、教堂、修会、砲台等，是研究澳门之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