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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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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譚瑩,1800-1871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阮元,1764-1849
羅天尺,字履先,號石湖,又號百藥居士,生於廣東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一個書香之家。清代著名詩人和學者、“惠門八子”及“鳳城五子”之一。[2] 祖父羅孫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與陳恭尹、梁璉、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組織石湖詩社,馳名遠近州府。[2]父親羅世舉是1693年副貢生,家道中落,卻堅守家中園亭花木,力勸其弟勿變賣。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權貴,晚號棱崖居士;著有《驅饑集》。 天尺幼承家學,聰明穎悟,博學多識,尤長於詩;1736年考中舉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不中。1721年,他與何夢瑤、蘇珥、勞孝輿等同為學政惠士奇所賞,成為補諸生,當時有“惠門八子”之名。他又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合稱“鳳城五子”。 1730年,魯曾煜總纂《廣東通志》,天尺與勞孝輿同任分纂,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因資望未深,頗招謗議,相繼辭職,所以《廣東通志》完成時不得列名。 天尺回鄉授徒。中舉後一上公車,他就奉母居於順德城北門外石湖故里,杜門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癭暈山房詩鈔》、《文鈔》。晚年時候,他自定其詩為《癭暈山房詩刪》。其詩以學宋詩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長篇跌宕不羈,其餘諸體亦高雅超脫。 他與張汝霖交情甚篤,張汝霖於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訪於石湖草堂,作《二羅行》相贈,詩末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談藝》)。次年春,天尺到廣州禺山寓齋探訪張汝霖,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談詩,好事者為繪《三子論詩圖》。 天尺一生體弱多病,17歲時因心悸而輟學,長年服藥,因此自號“百藥居士”。他清心寡欲,調養有方,活得長壽;[3]1766年去世,終年80歲。 現錄羅天尺的詩兩首:[2] 《題澳門圖》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 魚撼腥風疑島動,蜃浮樓氣入春陰。天邊不用乘槎去,酒後青山畫裡吟。[4] 《送家漱公遊澳門》 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地勢中華盡,濤聲海市喧。 花錢唐壻重,蠻律法王尊。亦足覘風化,輶軒好細論。[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佛山歷史人物錄》(第2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頁。 [3]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頁。 [4]這首詩約作於1721年。清代的《澳門圖》不止一幅,題詠之作頗多。這首詩為《澳門圖》題詠中較早的一首。頷聯寫出封建社會的“盛世”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時代色彩。 [5]這首詩大約作於1748年。
羅天尺,1686-1766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
第一位來華傳教的基督教士。英國人。生於莫佩斯。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封為牧師,旋被選派到中國。9月4日到達澳門,9月8日至廣州,後在澳門長期居住,秘密活動和傳教。在東印度公司庇護下充當公司翻譯員,使當地政府、天主會未能發現他的真正身份。1813年,翻譯出版《聖經》第一個中譯本。1814年,秘密吸收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並為他洗禮(蔡高是中國第一個基督徒)。1815年編寫出版英文版《漢語語法》。1816年,吸收梁發等人入教,並封授梁發牧師(梁發是第一個中國牧師)。後與米憐(William Milre,1785-1822)合編出版巨著《華英字典》(6冊,4595頁);1818年與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華人學校──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1820年,協助東印度公司李文斯敦醫生在澳門開設診所,兼有中醫,實施贈醫施葯。1824年回國,設辦東方語言學校,還在家中開辦女子中文研究班。1826年5月重返中國,把家安在澳門。1927年,協助英人馬地臣創辦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紀錄報》(1839年改名《澳門雜錄》,1843年改稱《香港雜錄》),並任副主編;協助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辦眼科診所。1834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1834年8月1日病逝,葬於澳門馬禮遜墓園。為紀念他,1835年在澳門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馬禮遜教育會,1839年該會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前身是1831年設立的馬禮遜書塾)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清代軍政大臣。字元撫、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福建候官(今福州市閩候)人。嘉慶朝進士,曾與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1831年任河東河道總督時曾修治黃河下游,1832年任江蘇巡撫,又興修白茆河、瀏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任湖廣總督時,嚴禁鴉片,成效卓著,是主張禁煙的代表人物。同年受道光皇帝之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輸入,次年到廣東。為瞭解西方國家情況,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協力查禁鴉片,嚴令英美煙販繳出鴉片237萬斤,在虎門當眾銷毀,並積極加強海防,倡辦民團,多次擊退英軍武裝挑釁。他認為,廣東中路的要口,“虎門為最,次即澳門”,在澳葡人“兵單力薄”,因此增派軍隊對澳門水陸加倍嚴防,並親自到澳門巡視。林則徐抵抗外國侵略的壯舉,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精神。1840年1月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嚴密設防,使英軍在廣東無法得逞。因受主張投降的官員誣陷,被革職。次年被派赴浙江籌劃海防,不久發往新疆充軍。1842年抵伊犁,曾在新疆興修水利,開墾屯田。1845年起用為陝西巡撫,擢雲貴總督,因病辭職回籍。1850年起用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鎮壓農民起義,在潮州途中病逝。著有《林文忠公政書》等。
林則徐,1785-1850
字芸墅。安徽宣城人。清乾隆初年由拔貢生保舉知縣事,先後在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等地知縣。乾隆十一年(1746)權澳門同知事,兩年後實授澳門同知。在任內,曾報請查封唐人廟。1748年發生葡萄牙士兵在澳門殺死華人李廷富、簡亞二一案,葡人駐澳兵頭若些拒不肯向中國交出凶犯,他反覆與之交涉,最後終獲解決。又與香山知縣暴煜制《澳夷善後事宜條議》12條勒石刊佈,重申中國在澳門的行政司法主權。但朝廷對該案處理結果不滿,被降職去任。遂返鄉隱居,不復為官。他平生好文,著作除與印光任合著《澳門紀略》外,還有《辛辛草》、《吳越吟》、《耳鳴集》等。
張汝霖,1709-1769
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經濟學家。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鶴山人,生於廣東香山雍陌鄉。少年時在澳門讀書,17歲到上海學商。此後20年左右,先後當過英商寶順洋行、太古洋行買辦,32歲任英商太古行輪船公司總理兼營棧房。後來受李鴻章委辦上海電報局,創辦機器織布局、造紙局等。39歲時由太古洋行轉入官督商辦的上海招商局為幫辦,並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寫的《救時揭要》和1874年撰寫的《易言》中,除了宣傳他的改良思想外,還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等揭露澳門時弊的篇章。從1886~1891年,洋務官僚利用織布局的虧欠對他進行迫害,從此賦閑居於澳門。現位於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10號的“鄭家大屋”,乃是鄭觀應協助父親興建的祖屋。當時,他貧病交加,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抱着“勿為外人所侮”的願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並把孫中山的《農功》等文章收入該書。這部以富強救國為主題的煌煌巨著在當時振聾發聵,風行全國,對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書於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長期留居澳門,在這一期間,他發表了很多關於鼓吹君主立憲的言論,並於1907年編輯、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後編》。其故居鄭家大屋是澳門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建築群12個古建之一。
鄭觀應,1842-1922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盧文起,1703-1792
魏源,原名魏遠達,字默深,生於湖南邵陽縣一都金潭(今湖南省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進士、著名經學家、政治家。 先祖原是江西省太和縣人,明朝初年遷徙到邵陽金潭定居。 魏源出身於中小地主官僚家庭,15歲中秀才;21歲時隨父至京師,從劉逢祿治公羊學,並與龔自珍、林則徐結識,共同研究學問,談論時政。1828年,他考中舉人,之後屢試不第,1844年榮登進士。他以知州分發江蘇,歷任東台、興比縣知事,1850年任高郵州知州;1853年組織地主武裝團練,準備抵抗太天平國農民軍。因耽誤驛事,他被清政府革職。不久恢復官職。 晚年時候,魏源在家潛心研究佛學,法名承貫,輯有《淨土四經》。 1857年,魏源在杭州東園僧舍病逝,終年63歲。葬於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海國圖志》、《聖武記》、《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古微堂集》、《元史新編》、《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等數十種,其中《海國圖志》、《聖武記》最著名,影響最深遠。 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官,立志著述。1842年完成《聖武記》,敘述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魏源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經修訂、增補,1852年成為百卷本。它囊括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 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併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 他並在《默觚》中發揮“變古越盡,便民越甚”和“及之而後知,屨之而後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1851年,魏源授高郵知州,公餘整理著述,1853年完成《元史新編》。後來,他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不久復職,他以年逾六旬、世亂多故而辭去。 魏源是一個著名的經學家和政治家、清代的進步思想家。他在浙江參加鴉片戰爭;提倡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復古,主張變法和建立近代化工業。編著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瞭解外國情況,具有很大價值,被人們認為“奇書”。[1] 1848年,魏源用了半年時間,行程八千里,遊遍東南半壁河山,遠至嶺南、澳門、香港,留下了詩篇。 魏源抵澳門後,應好客的“葡萄亞國人”委理多之邀,到他家花園做客。只見亭台樓閣,怪石古木,珍禽異鳥,多為海外種。委理多請魏源登上花園內的小樓,魏源看見室內擺放著一架洋琴,有半張茶几大小,琴上架以銅絲。魏源請主人撥奏給他欣賞,委理多不擅,但入室請出妻子代為演奏。只見女主人按照琴譜,手足應節,洋琴音調和諧,極其妍妙,與禽鳥的啾啾聲、海濤的嘩嘩聲,隱隱應和。演奏罷,委理多又領來兩個孩子相見,都不到十歲,冰肌雪膚,瞳剪秋水,魏源在中原從未見過。委理多知道魏源能詩,請求留句。於是,魏源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喃喃誦之。委理多聽後大喜,回贈洋畫送別。 《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2] 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遊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銅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園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亞國人。好客,延登其樓,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請其鼓,則辭不能。俄入內,出其室[3],按譜鼓之,手足應節,音調妍妙,與禽聲海濤聲隱隱應和。鼓罷,復出其二子。長者九歲,仌肌雪膚[4],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見也。主人聞予能文,乞留數句。喃喃誦之,大喜,贈洋畫而別。 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言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發鬌鬖[5],廿弦能作千聲彈。初如細雨吹雲間,寫出天風海浪寒。故將兒女幽囪態[6],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鳥唬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拉瑟聲,龍王亂撤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鐙前簇。[7]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烏乎,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8]膝前況立雙童子,一雙瞳子翦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似爾。[9]鞭騎麼鳳如竹馬[10],桃花一別三千紀。[11]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12] [1]夏劍欽、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1-33頁。 [2]黃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445-446頁。 [3]出其室:請出他的妻子來。 [4]仌:“冰”的古字。 [5]鬌鬖:低垂。 [6]幽囪(聰):嫺靜聰明。 [7]鐙前簇:箭落馬前。 [8]耳:語助詞。 [9]爾:你。以上二句比他為仙童。 [10]麼鳳:鳥名。一名桐花鳳。此處指仙鳳。 [11]桃花:指天上蟠桃花。《武帝內傳》載:“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以上二句,意謂自從夢裡見他,別後至今已三千年。 [12]作者想像豐富,寫琴聲可與《琵琶行》媲美;結束處尤為奇妙,使人有天馬行空之感。
魏源,1794-1857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本年,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生於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初八日,為澳門望廈村趙氏家族第25代,賦性剛篤嚴毅,以培正性養正氣為主,故常有浩然剛大之氣,見之者皆謂其有嚴嚴氣象雲。生平讀書刻苦,事每呈孝。善詩文,有《自警日記》及《觀我集》。《趙書澤堂家譜》之《浦江趙氏家譜》,第46—47頁。
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阮元,1764-1849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釋竺摩,1913-2002
汪文炳,字冠時,號伴樵,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進士、作家、《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 清光緒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880)榮登庚辰科進士,殿試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選授浙江富陽知縣,署理錢塘知縣,升候補知府;後遷任庚子科浙江鄉試同考官、乙酉科順天鄉試彌封官,賞花翎、鹽運使銜。[1] 1915年,汪文炳和張丕基(仲弼)被聘為《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重修《香山縣志》(光緒志)共16卷,志成於1923年。[2]《香山縣志續編》提到“澳門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間,載在縣志,每年僅納地租銀五百兩”。“20世紀20年代,澳門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合計周圍水陸地方平面計算共約370里。” 晚年時候,汪文炳歸隱,與邑中名士李贊辰、林星舫、梁碧珊、鄭鼐等人,在南門迎陽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會”,唱遊為樂。 汪文炳善於作詩,現錄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會宴集迎陽石》 朋輩招邀讓我先,聯歡九老繼唐賢。重陽節幸留佳日,南極星欣聚九天。 石上題詩偉韻事,樓頭醉月邁英年。滄桑世變撩人感,徙倚斜陽古樹邊。 《步鄭君熙見贈四首韻》 管領湖山記宦遊,飽餐風月集清流。宰辭花縣圖歸隱,恨抱萱帷莫解憂。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跡寄浮歐。且傾樽酒酬佳節,勝會春明瞬復秋。 《聞本邑專審所員曾羅被逮捕解省感賦》 其一 掃除專制說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賄賂公行無枉直,脂膏盡吮等妖魔。 歐風美麗陰全翳,白鏹黃金撫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階下罪嚴科。 其二 恨煞機關布爪牙,作倀引虎罪應加。 通風兔狡營三窟,敗露狼貧哭幾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測盡誅邪。 諸公有意休鉗舌,莫比寒林宿暮鴉。 [1]《汪文炳‧清末》,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02-103頁。 [2]《香山縣志續編》,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汪文炳
王淑陶,香山縣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碩果詩社成員。[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創辦華僑工商學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華僑工商學院遷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轉徙重慶。[4]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恢復上課,淑陶擔任院長。[1] 1947年秋,華僑工商學院遷到廣州河南沙園,增設文法兩學院,改為廣州私立華僑大學。全校有教師80餘人,設立中國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政治、經濟、法律、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等12個學系。 1949年2月,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成立董事會。該校繼承原工商學院面向華僑,從實際出發,注重學以致用。圖書館收藏有兩廣文獻、南洋文獻等珍貴圖書二萬餘冊,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時停辦。[4] 廣州被日軍佔領後,知用中學等幾所廣州私立中學遷往澳門。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粵省黨部書記長,李大韶、孫甄陶擔任執委。[5] 1949年1月,淑陶擔任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約唐君毅與錢賓四赴穗講學。4月4日,唐君毅與錢賓四同赴上海,7日轉乘金剛輪赴粵,11日抵廣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儀式,總秘書長方治、董事長黃麟書致辭,氣氛熱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餘嘉賓參加開幕典禮,場面熱烈。[7] 淑陶歷任重慶中華文商學院院長、香港華僑中學校長及董事長、澳門華僑大學校長。現今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設立紀念王淑陶教授學業優異獎,獎勵學業優異學生。 1991年,淑陶去世,終年85歲。著有《新哲學體系》、《物理學與心理學之新關係》、《陶園詩文鈔》等,《海天樓詩鈔》1967年由泰印務公司出版;《華僑教育的片面觀》一文發表在1943年《華僑先鋒》第5期上。[2] 現錄王淑陶的七絕詩一首: 《松山訪友》[3] 幾叢黃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貯白雲。 畢竟名山如有識,已藏風月又藏君。 [1]楊寶霖等:《東莞文史》(第24輯),東莞:東莞政協,1996,第8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3]澳門基金會:《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第82-83頁。 [4]《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載“知識百科"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東迅:《廣東抗日戰爭紀事》,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第541頁。 [6]《劉國強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圖書館簡介》,載“中國文化協會"網,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
王淑陶,1906-1991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金曾澄,1879-1957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楊匏安,1896-1931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釋光鷲,1637-1722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學者、新派人士。 劉楨麟是康有為弟子,居住澳門。[1]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劉楨麟、何連旺等維新派人士熱情歡迎。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於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應運而生。 《知新報》報館設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總理為何廷光,康廣仁、劉楨麟、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恆煒、王覺任、陳繼儼等人擔任撰述,編譯英文為周靈生、葡文為宋次生、德文為沙士、法文為羅渣、美文甘若雲、日文唐振超。發行地點除澳門該報報館外,還有香港、廣州、佛山、石岐、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發行省內外、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眾多傑出人士聚集於澳門共同創辦《知新報》,並且取得突出的成績,這是澳門對中國近代文學、文化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知新報》是晚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時務報》齊名的重要期刊,成為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3]《知新報》與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被擁護維新變法思想的人視為最重要的三種報紙。[4] 1898年5月,劉禎麟與何連旺、張壽波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在《知新報》上大力宣傳,號召人們戒斷煙癮。當時澳門與上海、湖南等地一樣,是維新變法思想非常活躍的地區。[5]當時,不少人主張興醫學以強種強國。劉楨麟立即說:“積體而成人,積人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爆發,維新派遭到朝廷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劉楨麟等人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曾策劃派人赴京刺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劉楨麟撰寫《論西學與西教無關》、《復仇說》、《富強始於衛生論》、《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等文獻。 [1]《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載“王朝網路"網,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載“中山網",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第253頁。 [6]《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78頁。
劉楨麟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陳寂,1900-1976
資料來源: | 黎細玲編︰《香山人物傳略1》,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638-639頁。ISBN978-7-5034-5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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