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林耀，原籍鹤山址山昆华（今属鹤山市址山镇昆华管理区），生于澳门。飞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华人书院读书，1935年春回到广州。为抗日救国，他毅然放弃出洋留学的机会，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学习，后被送往燕塘陆军学校训练，同年冬返校接受空军正规化教育。 1936年，林随广东空军北飞。同年夏，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继续深造。[1] 1938年3月，林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驱逐机队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军45架轰炸机向重庆进犯，林驾机升空拦截，一举击毁两架日机。他的座机也被敌机击中，左手臂受伤，他被迫跳伞落在重庆铜锣峡亚细亚站旁的山峰，幸被抢救生还。林伤愈后，不适宜继续担负空战任务，被调往航校任飞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军对重庆等重要城市狂轰滥炸，林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归队杀敌，后被批准，担任第26队副队长。 1944年春，日寇从汉口南侵，林奉命调往湖南地区协同陆军作战，在长沙上空击落敌机一架，被提升为第17队队长。 同年6月26日，林率机在湘江执行歼击日本军船队任务，击毁击伤日军船多艘。他的座机被日军护航火力击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于机尾损毁导致操作失灵，飞机撞山坠毁。林耀壮烈殉国，年仅33岁。 1988年6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林耀为革命烈士。[2] 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毕业，林耀与王刚夏、丘贵祥、朱若彭、李肇新、吴达波、范斡卿、翁克杰、梁会生、麦谷登、陈学坚、张培生、张森义、黄才贵、黄龙金、刘俊、刘怀智、潘国煌、蓝锡芳、戴邦模、谭达光、周仕镛、徐飞、萧国英、朱焕堂、陈学策、叶鹏飞、刘怒涛、冯俊忠、陈世堉、何世堉、卜镇海、叶思强、刘汉桓、黄栋权、彭均、司徒坚、蔡仕伟、陈家灼、陈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华、余拔峰、李宝诚、欧阳富、郑乃汉、刘润田、余子刚、夏田、钟前舟、陈日操、陈世雄、温炎、张鸿藻、陈梦鲲等同期毕业。这期飞行员有32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职；转学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载“鹤山资讯网＂，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广东空军航校简史》，载“中国飞虎研究学会（原空军退役人员协会）＂网，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范洁朋，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澳门富商、慈善家。 洁朋参与讨伐龙济光与陈炯明之役，担任广东省长公署和滇军总司令部咨议。1922年后从事工商实业，定居澳门。他所办企业分布粤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亚通织造厂和澳门置业公司。[1]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有等人提议和捐赠，分别在澳门各区的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分别设立五所义塾，统称“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1912年起，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曹子基、何宾岩、洁朋、徐伟卿等人历任该校校长，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选。[2] 洁朋是澳门赌界的前辈，嗜好赛马，成为澳门临时马会的会董、马主。当时，马主一般并不拥有马，马是葡籍骑兵的军马，临赛前充当赛马，由社会名流投买，就成为马匹的临时主人。洁朋每逢赛马都要做一回马主，又热衷马会慈善，1915年广东大水灾，港澳华人同胞在澳门黑沙环临时马场举行马会义赛、粤剧义演等活动，他十多天没做生意，捐了不少义款。 1930年，商人卢九联合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由于没有其他赌场竞争，豪兴生意不错，为吸引更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赌场内水果、食物、香烟等全部免费奉上。 1933年，豪兴斥资购入奥地利一艘驱逐舰，改装成客轮行驶港澳之间，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船只行走较稳定。这使前往澳门的港客逐渐增多。澳门的专营赌博业从此走上正轨。 1930年的一天，洁朋提出建议，上海赌博非常兴旺，赌式多，赌徒众，有不少南方没有的花样。如引进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澳门赌钱。 卢九否定了洁朋的建议，洁朋觉得卢九思想十分守旧，他跟卢九谈过几次，卢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虫”。他不理卢九的想法，以个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赌场使洁朋大开眼界，赌场规模远大于澳门，很多西洋赌式。上海赛马场有三个，赛狗场也有三个。澳门不是搞赛马的地方，香港赛马存在一天，澳门黑沙环跑马场只能做配角。 洁朋认为澳门可以开办赛狗博彩，一是香港没有，二是无需占用大块土地。上海第一个跑狗场叫明园，1928年英商麦边创办，成为上海热门赛事。赛事在每周三、六、日三晚举行，分平地赛和跳栏赛；彩票有“独赢”、“位置”、“摇珠彩票”三种，公司每晚从门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国绅士伊文思创立申园赛狗场。申园是明园的翻版，只是时间错开，每周一、四晚上开赛。开赛前请来英租界的苏格兰军乐队演奏助兴。申园的赛狗较明园少，收入稍逊。同年12月底，逸园赛狗场开办。赛场看台非常气派豪华，附设跳舞厅、酒吧间、餐厅及摔跤、拳击台。发起人有上海万国储金会董事长司比门、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司比门任逸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三个“狗园”的协议，逸园赛事定在周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园增设特别赛。 逸园的出现，使明园、申园每况愈下。1931年初秋，洁朋上明园、申园观摩，发现看台上稀稀落落。他与公司头面人士接触，他们说逸园洋经理拉上上海滩的大流氓做后盾，为所欲为，破坏行规，唆使“小瘪三”进场捣乱。这样下去，只有关闭。 范洁朋马上回到澳门，先跟卢九商量。卢九说，你去上海挂帅办赛狗，我坐阵豪兴；你在豪兴的股份不动，赛狗会若筹资有困难，我参一股。 卢九的爽快和豁达，令洁朋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马上求见澳葡府的要员，立即得到包括阿尔‧巴尔博托总督在内等要员的支持，以优惠的价格批出望厦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洁朋占的股权较大，卢九居次，另外还有数个赌商参股。按明园的规模作预算，估计需要50万元。工程分几期进行，股东届时按股份注资。洁朋安排下属暂建简易跑狗场，两次赴宴上海。 洁朋买来一批澳洲“格力”狗388只，按广东人习惯，图个好意头。他担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经理，狗会董包括股东、澳门政要和社会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国女子乐队来远东的军事基地劳军，洁朋通过关系，请她们来澳门旅游观光。 1932年元旦过后，澳门首届赛狗会开幕，场地虽简陋，但场面隆重。开幕之前，24位美国漂亮女郎身着礼服在澳门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闻。开幕式邀请到澳督等政要，卢九和社会名流分别坐在澳督两侧的贵宾包厢，洁朋忙得不可开交。但之后的赛事，一场比一场冷清。澳门人口太少，赛狗本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传统娱乐节目，而广东华人也不喜欢这种洋玩意，只热衷于中式赌博。洁朋为求收支平衡，把门票定为一元，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厮半个月的薪水，对一般收入的葡人来说，也是高消费。昂贵的票价弄得赛狗会无人问津。洁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后，扭转颓势，结果只是有所改观，赛狗会仍然亏损厉害。 当洁朋邀请股东董事讨论三期工程时，卢九建议他趁早结束赛狗生意，1933年，澳门赛狗会停办。洁朋把赛狗会卖给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后赛狗会几次易手，1938年销声匿迹。 1935年，豪兴出现了危机。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门户，开设了一间赌场，由于交通较澳门方便，省港两地赌客纷纷涌向深圳，澳门赌场生意门庭冷落，开始亏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兴”的本钱亏尽。[3] 1931年11月27日，洁朋和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为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个行业，如疋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国内抗日将士捐输事宜。[4]洁朋被选为主席，带头捐出六千余元，募集了十万元，为抗日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大选举，洁朋被选为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澳门华人领袖。在香港担任出口炮竹商会主席、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对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多有支持襄助。洁朋担任澳门商会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学校校长、望德女中校董、圣罗撒女中校董等职。 范洁朋后来的情况不详。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3].《〈赌城往事之澳门风云〉：赌王纷争》，载“当当网＂，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利树宗，字柱石[2]，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人。广州市宪兵司令、番禺县长。陈济棠襟兄。 1912年，树宗毕业于黄埔陆军小学堂，1919年后，在粤军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训副官等职；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运输站站长、广州市宪兵司令、第四八〇旅旅长。 1935年，树宗用自己的积蓄在老家花钱购置一块面积300多平方米的地，计划建造一栋别墅、前面建围墙的院子，取名为“半亩园”。家人按照树宗的设想在老家划地建房时，发现地籍图纸划定的房屋界线很不规整，围墙界线多处曲折，影响院子的使用，就私自挪移了围墙界线，扩大院子的面积。 树宗知道后，亲自从广州回到新和村处理这件事，拆除已建好的围墙基础，在原来的界线上重建，并教育他的家人说：“我买的地有多大就建多大，地界是怎么划的围墙就怎么建，不能多占村里的一寸土地。”树宗不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不侵占村里的土地。这种诚实做人的准则，深深影响着他的后人。[1] 1936年8月，国民党第四路军第十师来石岐驻防，师部设在石岐江南酒店，师长香翰屏，管辖两个旅四个团。旅长树宗率何宗范、陈亨坦两个团驻扎小榄。陈济南、莫福如两团驻防长洲、沙溪等地。[3] 日寇侵华时，树宗率领四八〇旅参加南京保卫战。后来，他担任番禺县长，期间，投敌的李辅群（朗鸡）勾结日寇，“扫荡”临时县府和“合作社”，激战了七昼夜，“合作社”人员击毙李辅群手下的“悍将”梁财仔，但终因不支，撤向三水芦苞等地与伍观淇的第四挺进纵队会合。树宗和何蹑天率领部分人员退到澳门，每天前往前山办公。[4] 1947年，树宗担任花县花山水利协会主任。家乡常年遭遇自然灾害，他深有感触，开始萌发实现“清水淋花”工程的设想，解决花县的旱涝灾害问题，保障家乡农田生产和收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妻子全力支持他。他开始谋划水利工程，亲自跋山涉水，深入梯面和花山等地区反复调查，了解水文及地形情况。 重金聘请测绘人员，设计和绘制图纸，计划开挖一条山坑，把流入清远的溪水引进梯面，灌溉梯面和花山的农田。树宗不但出钱出力，而且积极争取民国广州市政府拨款兴修水利。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广泛发动花县乡绅，游说他们筹集资金进行“清水淋花”工程建设。但政府拨款和民间筹集资金有限，工程完成设计后，因资金问题被逼停工。 新中国成立后，树宗移居香港，担任侨港花县同乡会主席。花县人民政府成立主管农业，以水利为主的建设科，并派人到香港找到树宗，希望他提供“清水淋花”工程的测绘图纸。树宗对县政府代表说：“我的图纸全部都留在花县，没有带来香港，你们可以到我原来办公室的资料柜里面找。你们要搞好水利建设，不要让花县人民再受苦。”之后，县政府参照树宗设计的图纸，组织群众开凿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山坳，把北部流入清远的铁炉口和羊石水两条溪水引进梯面百步梯，使梯面和花山8000亩农田受益。 晚年时候，树宗以书画自乐，1948年，他与赵少昂合作一幅书法花卉。 1957年，树宗在香港病逝，终年64岁。[1] 利树宗在去世前，多次告诫妻儿说：“我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共产党绝不会放过我家。我们今生是有乡不能回了，你们要努力创立基业，为永居海外之计。” 后来，利树宗之子利光明从《花县乡音》得悉政府提前改变自己的家庭成分、并退回祖居“半亩园”的情况后，与母亲商量好，毅然应邀回乡参加春节座谈会。他目睹祖居依旧，感触良多，返港后向母亲介绍家乡情况，消除疑虑。[5] 现录利树宗的诗一首：[6] 《重游灵山有感》 扬鞭慷慨莅南宾，旧地重游气象新。 为问曦时鸿爪处，六峰三海话前尘。 廿年投笔事长征，国是蜩胶剧可惊。 有志澄清方未逮，兵符忝绾愧苍生。 [1]江毅：《桑梓名贤利树宗》，载“广州市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网，2012年11月12日，http://lbzyj.com/hdmr.asp?skey=130304665098。 [2]陈予欢：《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第199页。 [3]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485页。 [4]番禺政协：《番禺文史资料》（第12期），广州：番禺政协，1991。 [5]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州侨务与侨界人物》，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第162页。 [6]陈秀南、苏馨：《灵山文史资料》（第4辑），灵山：灵山政协，1989，第311-312页。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美国檀香山。早年学机械。1921年与杨仙逸入美国图强飞机公司学习航空技术。次年冬返国。1923年协助杨仙逸研制第一架国产飞机，后驾机参加讨伐陈炯明。曾任东江飞机队队长、广东军事飞行学校教官、广东航空处第二飞机队队长。1928年冬参与由张惠长发起的飞行全国活动。1930年任南京第四航空队队长，参加中原大战。次春返广东参加反蒋（介石），历任广东航空学校校长、第十九路军飞机队队长、南京航空总站站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空军空运大队大队长、第三飞机制造厂厂长、美国空军志愿队中国人员管理处副主任。抗战胜利后，任陈纳德航空大队广西柳州站站长。1949年抵澳门，后转赴檀香山定居。

陈海瀛，字无竞[2]，字雪舟，号说洲[3]，号希微室主，讳海瀛，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诗人、学者。 海瀛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02年考中举人，之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他任职于琼州、桂林等地，北伐时为广州大元帅府秘书。 1921年，海瀛随粤军至梧州，与桂军作战，创作一首《梧州军中作》诗：“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严夜气遒。缚帚书旗呼杀贼，书生志岂在封侯？＂ 之后，海瀛回到福州，在乡居住15年。55岁后，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门。[2] 晚年时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后任教于福建法政学堂、华南女子学院、福建学院；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1959年聘为福建省文史馆名誉馆员[3]；与里中诸子谈艺自适。 1962年，海瀛80岁，油印《希微室诗稿》诗集；1973年去世，享年91岁。[2] 陈海瀛还著有《读史记管见》、《师友感逝录》、《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诗稿》、《梧州桂林杂诗》、《希微室折枝诗话》等，编有《中国文学史》、《孟子政治论》讲义等。[3] 现录陈海瀛作于1920年的诗一首： 《至澳门观白鸽巢花园》[2] 世外桃源且漫夸[3]，珠崖早已属他家。强收一掬伤心泪，来坐浓阴看物华。[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百年闽诗（1901-2000）》，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第233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页。 [3].漫夸：休夸。 [4].物华：自然景色。

汤贻汾，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諡号忠湣，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画家。[1] 祖父汤大奎和父亲汤荀业死守凤山县旧城，阵亡于林爽文乱兵之中，为国捐躯。贻汾以世袭云骑尉，担任三江守备等武职；后以抚标中军参将，擢温州镇副总兵，因病不赴。[2] 贻汾在广东时，与谢兰生、张维屏、黄培芳、刘彬华、仪克中、陈昙等人交好，后来退隐白门，贷保绪园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尘外，海内名宿多与之游。 汤贻汾撰写掷地有声的豪迈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3]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贻汾投池自尽，终年75岁。 据《清史稿》记载：“汤贻汾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及城陷，从容赋绝命词：“死生轻一瞬，忠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后汤贻汾凡天文、地舆、百家之学，咸能深造。书、画、诗、文并臻绝品。弹琴、围弈、击剑、吹箫诸艺无不精好。他擅画山水，亦写墨梅、花卉，笔致秀逸。兼工行草书和诗。与戴熙齐名，并称为“汤戴”。 汤贻汾著有《琴隐园诗集》、《琴隐园词集》、《画筌析览》等文献。[1]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汤贻汾与钟启韶同年来到澳门。当时，风琴已从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汤贻汾奉江西巡抚阮元之命，到岭南缉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旧》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称：“琴制藏金丝于木椟，饰牙牌十余于椟面，按牌成声，牌仍随指而起。予以访缉朱逆，得遍历诸夷之家，夷女为予鼓琴一曲。”[3] 汤贻汾之曾孙汤定之，颇有画名。梅兰芳除唱戏了得，还画得一手好工笔划，尤擅画梅。早在“芦沟桥事变”后，梅兰芳居香港前，请人代笔，当时他请汤定之。汤定之的画有文人气，特别雅致，算是代笔中的上品。沈磊的母亲是汤贻汾后人。[3] 现录汤贻汾的诗一首： 《澳门之役未暇为诗归舟以短句补之》[1] 花发水晶宫，晴霞万顷红。四邻钟子午，百肆海西东。 蜃幻楼台丽，犀明魍魉穷。绡珠车斗贱，愧我探骊空。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页。 [2]《汤贻汾》，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兰芳画梅》，载《澳门日报》，2013年6月16日；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48页。

英国皇家海军准将，业余画家。又译作考德维尔。1842年随军至远东，在澳门画了一系列的水彩画，其中《澳门圣芳济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呈金黄色调，把古老衰败的圣方济修院在夕阳残照下的没落情调刻划得淋漓尽至。此外，这幅画对于研究澳门历史和加思栏兵营一带建筑物的变迁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原名德根。原籍广东开平，生于美国旧金山。曾为机械厂学徒，工余钻研飞机制造、飞行技术。1910年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校；在华侨资助下试制成功水上飞机，在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上获冠军奖。后在檀香山中华飞行器公司任设计师。曾飞越菲律宾坑内海拔为2416米的马茶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飞行高度的世界纪录。1914年回国，任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1915年曾应邀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作飞行表演。在澳门表演时，万人空巷，为澳门首次飞行表演。其后筹建广东航空学校，任飞行主任。1916年参加广东护国军，任讨袁航空队队长。1918年后改行经商。

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早年就读于广州大学法学院。1932年毕业后任执业律师。1933-1943年任职于国民党军队，抗战后期避居澳门，在筷子基居住多年。此后，在广州大学、广州法学院任教，兼任律师，曾任广州律师公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广州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律师协会常务理事、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协会理事及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协委员等。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篆刻、文物、考古等均有造诣。1989年7月22日病逝。著有《岭南小雅集》、《历代纪事诗选》、《鬼谷子本义》、《澳门史钩沉》等。

郑彼岸，又名郑岸父，号伯瑜，香山县濠头乡（今属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人。同盟会会员、革命家、史学家、诗人。 少年时代，彼岸有神童之誉，参加童试中获得秀才第一名，后放弃功名，赴日本留学；相遇孙中山并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在日本时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 1906年，彼岸与林君复等奉孙中山之命开展活动，负责策划香山起义。1908年，他和李怜庵等办《香山旬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文声讨清王朝。[1] 1910年，彼岸与林君复受命在澳门设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积极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做从广州调驻前山的新军和前山边防军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门，彼岸和林君复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动城乡兵勇和组织群众接应起义。农历九月十六日，香山县回应武昌的武装起义，他身先士卒，率领革命武装入城夺取政权。光复县城后，他和林君复共同率领香军支援广州起义，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但他无意仕途，婉言辞绝。龙济光祸害粤时，1914年，彼岸因受到广东都督府通缉，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间，他做店员、报贩、酒家佣工等职业，自食其力；当教师时，向华侨子弟灌输祖国文化。在加拿大，因组织华人工党，维护侨工利益，他被驱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县长杨子毅深知彼岸学识渊博，精通古学，治学严谨，特邀请他回国主编修《中山县志》。彼岸回到濠头村居住，并执教于乡，藉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沦陷，彼岸迁居香港，修志暂搁。不久，香港也沦陷。彼岸回乡与族人创办五峰中学，并任教职。因筹集经费困难，薪金不足以糊口。当时，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想聘彼岸为教授，但他为了坚持办好五峰中学，没有答应，放弃月薪500元葡币的职位。 因办学和负责文献会工作，彼岸认识一批青年，他经常不辞劳苦帮他们找工作，对有才干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从而受到青年们尊崇和爱戴。 1946年初，一位与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产党员云，在五桂山区被前来扫荡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彼岸与他共事期间，因信仰不同发生过思想交锋，使彼岸认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为了营救这位青年出狱，彼岸经常冒着大暑天从乡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马上解决，云妻不时背着六七个月的孩子来到彼岸家打听消息。当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难时，叫家人把抽屉里的钱尽数给了她。后经彼岸多方努力，亲自作保把云救出牢狱，并聘请他在刚成立的修志处工作。在当时“匪”与“戡乱”的关头，彼岸冒着极大的风险，救过两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诬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刘思复。 1940年，简又文、叶恭绰等在香港般咸道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一个“广东文物展览会”。主持人标榜展览会的主旨是“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当时，彼岸避居香港，参观后，他立刻指出该会有50多件展品有违民族精神，乃以“宝筏”笔名，撰写一篇题为《评广东文物展览会》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风》第100期发表。简又文立即撰文展开论辩。 彼岸继续在《宇宙风》发表第二篇文章。两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证据充分有力，论证详博；特别是对邑人何吾驺、伍瑞隆的投降问题，他研究过20种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驺降清列举大量史实，进行无可置辩的考证和论断，使人为之折服。 彼岸两次主修《中山县志》。1937年春，受当时县长杨子毅的邀请，他从夏威夷回乡主修县志。他遍访大江南北史学方志专家，与他们磋商志例等问题，并搜集大量文献，以及各县志书数十种，以资参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沦陷，他迁居香港，仍继续工作。 之后香港沦陷，修志停止，所征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县参议会建议成立修志办事处，聘任彼岸为《中山志》主编。1947年，修志纳入文献工作，改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彼岸仍任主委。当时文献会以报纸和刊物两种形式出版有关中山文史资料。 彼岸对于县志编纂首订大要，体例精严，纪述侧重社会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设类目，以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如有可传者，只记述懿行才艺，至于节烈异行不宜宣传；风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胜照片应随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并厘正前志之讹误。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证确实。他见识过人，治史严谨认真，将重修县志作为毕生事业，可惜未能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彼岸在濠头任教时，与村夫、牧童为伍，发掘乡村歌谣、民谚，如濠头当时流行的灯棚歌等，在这些歌谣里去采集活的语言，并创作《新新乐府》，这些诗歌是采撷人民的语言；加以净化，融合自然的韵律，使之充溢着新鲜活泼的气息，而其取材是沦陷期间受苦人民的生活实录。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走翠薇》，描写日寇统治区苦斗的一个小孤女长途负贩养母的动人故事。由于诗歌内容真实，充满朴素的感情，能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一时为之传诵。 1946年，彼岸对县当局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不当，而乐于接受担任实干的文献修志工作。 他乐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创办保育善会，帮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挣来的金钱，全部捐助穷苦的人。回国时，除百余卷书压囊外，只有两袖清风。中山沦陷期间，他在家乡濠头，生活清苦，但亲友、师生遇到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中山光复后，石岐郑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这个机会，办起义门小学，专门吸收失学的贫苦儿童，他自任校长，将一个学期应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为免费学额，让贫苦儿童有机会读书。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彼岸的思想发生转变，他抛弃长期的政治信仰，勇于接受真理，逐步成为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坚守岗位，安定民心，勉励中山修志处和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加强团结，保护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没。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 1951年被调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不久改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一生致力于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时期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并用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记。[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终年96岁；著有《孙子年考》等书。[1] [1]《郑彼岸》，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蕴洁、吴冉彬、徐绮妮：《郑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载《中山文史》（第11辑），中山：中山政协，1987，第49-56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张玉堂，字翰生，号应麟，自署香山人，自称翰墨将军，广东归善（今属惠州市惠阳区）人。书法家、诗人。 玉堂少年好学，屡试不中，愤而投笔从戎；因作战勇敢，善于智谋策略，得到提拔。 1843年，玉堂任职于香山县，担任右营都司；1847年，调到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担任营都司。后来，他终老于香山，自署香山人。 玉堂行伍出身，但为人风雅，自称翰墨将军；能诗，擅长兰竹诗，著有《公余闲咏集》。善书，尤擅拳书和指书，书写方法是棉花包裹拳头或指头书写，笔划沉实，结字敦厚，以重为巧，自成一体。1847年夏，玉堂为香山铁城（今中山市石岐）西山寺所书之行书门联“红棉旧荫，福地重光”。作品以拳书写而成，布局均称中显灵动，结体沉雄浑厚中显气势，宽宏博大而庄重自然。虽为拳书，但毫无庸俗之气，堪称佳作。[1] 1843年，玉堂将一首诗刻于澳门妈阁庙石上。 何须仙岛觅蓬莱，海觉天然古刹开。奇石欲浮蠔镜去，慈云常拥黉蚭来。 莲花涌座承甘露，榕树蟠岩荫玉台。谁向名山留妙笔，淋漓泼墨破苍苔。 1849年，玉堂在澳妈祖庙留下另一处摩崖石刻“名岩戊午冬日香山玉堂张应麟书”。 1854年，玉堂从前山参将调升大鹏协副将。期间，他组织军民修筑马路（今香港九龙界限街），阻止外国人擅自闯入，维护当地社会秩序和治安。他代理水师提督，修整虎门炮台。他担任大鹏协副将13年，成为清代惠州与港澳关系最密切的官员之一。[2] 1870年，玉堂去世，终年76岁。 [1]卢德铭：《书坛名家——张玉堂》，载《中山日报》，第3426期，C2版，2004年5月24日。 [2]《张玉堂》，载“惠城地情网＂，2012年3月1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434。

林警魂，香山县隆都（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人，生于华侨家庭。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香山县长。安堂第19代传孙。[1] 警魂20岁时，进入广东讲武堂读书，肄业后与杨鹤龄、陈少白等交往，以办理盐务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1907年，警魂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与清军作战七昼夜，因革命军寡不敌众，败退入越南境内。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警魂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逃到澳门。之后，孙中山电告警魂前往河内，委托他负责南方统筹部澳门总支部工作，招集加盟同志策动革命。于是，警魂和刘思复、林君复、郑彼岸、林了侬等人联络，策动驻香山前山的新军反正。 1911年8月，中国同盟会南方统筹总支部在澳门南湾街41号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决定策动香山起义。警魂和林君复、郑彼岸、莫纪彭等参加会议。会议为起义制订出周密的行动计划，编制联络暗号“从哪里来？”、“中国人”、“甚么业？”、“办中国事”。[2] 香山光复后，警魂和任鹤年等指挥香军进军广州，成为最早进入广州的一支起义队伍。 民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警魂转往香港经商。 1916年4月，警魂回到香山领导民军讨伐军阀龙济光，在石岐西郊与驻县的济军激战，迫使济军撤离石岐。县知事蓝和光离开香山，民军胜利开入县城。 1924年8月，警魂担任香山县长，同年12月去职。 1925年，警魂担任中山县沙田自卫总局长时，受帝国主义分子指使，破坏省港大罢工。10月28日纠集团队攻入石岐，县长黄居素逃走，他再任县长。11月13日，黄居素回县复任县长后，他前往香港经商。[3] 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威迫警魂当日军傀儡，但他坚强不屈，辗转奔赴韶关。抗日胜利后，警魂担任中国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广州市中山同乡会理事长。[1]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香山起义纪实（一）》，载《中山侨刊》，第92期，第24-25版，2011年2月1日。 [3]《林警魂》，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1月28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733.htm。

原名德根。原籍广东开平，生于美国旧金山。曾为机械厂学徒，工余钻研飞机制造、飞行技术。1910年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校；在华侨资助下试制成功水上飞机，在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上获冠军奖。后在檀香山中华飞行器公司任设计师。曾飞越菲律宾坑内海拔为2416米的马茶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飞行高度的世界纪录。1914年回国，任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1915年曾应邀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作飞行表演。在澳门表演时，万人空巷，为澳门首次飞行表演。其后筹建广东航空学校，任飞行主任。1916年参加广东护国军，任讨袁航空队队长。1918年后改行经商。

杨宗玄，又名杨文达，原籍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生于澳门。杨匏安长子、杨宗锐兄长。[1] 1923年初，宗玄六岁，见到父亲的朋友梁桂华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为师，学了几套拳术。当时，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师附小读幼乙班，直到五年级。他在学校受女生的气，受人欺侮。学了拳术后，他就把同学打倒了。被打的同学向他的祖母告状，宗玄挨了祖母的打骂，瞠不准他再学打拳。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宗玄随家人逃到澳门。[2] 1931年，父亲杨匏安牺牲后，宗玄跟随祖母、母亲从上海辗转回到广州，他先后在东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战时期，宗玄加入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战场。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负责军需工作，为解放区运送大批通讯器材等物资。 20世纪40年代初，宗玄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党组织派他去与国民党军队有联系的“朝鲜义勇军”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随国民党军队前往台湾。“文革”期间，他在台湾的身份被暴露，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逃到香港，先当计程车司机，后做楼宇管理员。 1978年，三弟杨宗政从云南调回广州工作后，与宗玄取得联系，失散多年的兄弟终于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脏在香港病逝，终年77岁。[1] 二弟杨宗锐，先在延安“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读书，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先调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工作，后任厂部秘书。之后被委派到军委三局通信工程学校学习无线电机电工程，毕业后留在三局技术试验厂任技术员。在保卫延安战斗中，与同志们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机关通讯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解放后，到航太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担任技术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无线电、电工计量与石英晶体研制任务十年规划》。同时，他重视计量技术研究工作和计量标准建立工作，相继建成航太、国防一级计量标准和国家计量标准，为航太产品、武器装备的研制等起到计量的保证作用，为我国、我军通信电台、广播电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制造和维修作出重要的贡献。 三弟杨宗政，又名杨志，1926年生于广州；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下，前往延安自然学院学习，参加四平保卫战，担任武工队队长、熊岳县长；长期从事林业工作，1978年调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1989年在广州去世。[3] 妹妹杨绛辉，1938年与王裕寿及庶母关秀英组成“革命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联络工作。[4]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1页。 [2]李坚：《杨匏安史料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88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4]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2-93页。

画家。字艺，号晦庐，笔名羽军。广东鹤山人。早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校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习西洋美术，后专修国画。毕业后曾任教于鹤山、中山。1937年避难澳门，1938年随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到粤北参战，任第六队队长。继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员补习班任美术与歌咏教官。1948年抵东江游击区参加解放战争。20世纪50年代，任教于广东省文艺学院西洋画系。1950年底赴香港从事美术教育与出版工作，历任《乡土》半月刊、《娱乐画报》、《新晚报》美术主编，并组织人间画会、庚子画会。出版画集有《风雨集》、《抗战画报》、《中国山水纪游画集》、《欧洲写生画集》等。画论与其他文艺著作有《诗书画的艺术》、《中国古画鉴辨知识》《摄影与绘画》、《中国山川纪胜文集》、《欧洲游踪文集》等。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李唯行，又名李雪柔。澳门四界救灾会文书股副主任。 1937年8月，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成立时，唯行担任文书股副主任。 1939年9月3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六、第七队出发，李唯行担任第七队队长。廖锦涛担任领队，几经周折到达北江的翁源，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补训班，经短期训练后，被派到该集团军政治大队及补充第五团工作。 1939年9月13日，为求民族生存和解放，李唯行等30位青年在战场上奋勇工作。11月16日，日寇7000余人（后增至16000人）进犯粤汉线的军田，展开粤北会战序幕。第七队奉令随同军级长官到前线去，视察各部队政治工作，并且代表总司令慰劳前线将士及伤病战士。可行车经青塘过佛岗、太平、龙岗、汤塘，到龙山就停了下来，时值粤汉线方面我某集团军决将银盏坳、军田的日寇先行扫荡，我军正与日寇混战，战况不明所致。 战局一天一天扩大。20日中午，在某军司令部，第七队随着移动了。这一战役战况的激烈是广东从没有过的。刚爆炸的炸弹的气焰还没消散，日机又不断在空中盘旋。白天，日机同样在盘旋搜索，火线上的炮声非常清晰地不断传过来。入夜，炮声稀疏了。民船在江水汹涌中送来一批批带伤的弟兄，搁在冷寂岸边。凛冽的北风不停在呼啸，岸边受伤的弟兄不断在呻吟，惨痛的呼声此伏彼起，第七队队员的泪水压抑不住偷偷落下。终于挨到深夜，才找到了一所炸后的“当楼”，而第七队队员瑟缩在伤患的身旁。 因军事上的需要，李唯行等第七队员沿连江口转赴英德，工作在前线的后方。全营守军在日寇强烈的炮火下，牺牲惨重，后被日军突破后，大血战全面展开。留在队部的全部同志奉命赶到翁源某地集中，随即混合编成三条防线，待命出动。 这时，第七队队员要求自己在行动中有所表现，使自己言行一致而起到策励作用。除因自己太流动而不便背步枪外，几颗手榴弹时刻挂在腰际，等候着机会掷向来犯的日寇！ 26日，我某集团军下令全线总反攻了，各部向良口、牛背脊、吕田、梅坑、沙田等处分进合击，将日寇截成数段后，日寇溃退了。这给予第二线部分同志一个新的战斗机会，上级批准志愿的政工人员随着部队长官追击日军，渴望参加实际战斗的几个同志首先举手了。出了新丰，日寇窜地派，追到地派；日寇窜左潭，追至左潭、永汉；被我军俘获的战马，背着大量重机轻机步枪和弹药归来。下午，经半天火拼，日寇终于入夜闯进青塘和官渡。可嗅不到半点人的气味，日寇终因起粮荒而动摇起来了，结果不得不狼狈滚蛋！[1][2]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24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209-214页。

范洁朋，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澳门富商、慈善家。 洁朋参与讨伐龙济光与陈炯明之役，担任广东省长公署和滇军总司令部咨议。1922年后从事工商实业，定居澳门。他所办企业分布粤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亚通织造厂和澳门置业公司。[1]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有等人提议和捐赠，分别在澳门各区的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分别设立五所义塾，统称“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1912年起，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曹子基、何宾岩、洁朋、徐伟卿等人历任该校校长，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选。[2] 洁朋是澳门赌界的前辈，嗜好赛马，成为澳门临时马会的会董、马主。当时，马主一般并不拥有马，马是葡籍骑兵的军马，临赛前充当赛马，由社会名流投买，就成为马匹的临时主人。洁朋每逢赛马都要做一回马主，又热衷马会慈善，1915年广东大水灾，港澳华人同胞在澳门黑沙环临时马场举行马会义赛、粤剧义演等活动，他十多天没做生意，捐了不少义款。 1930年，商人卢九联合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由于没有其他赌场竞争，豪兴生意不错，为吸引更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赌场内水果、食物、香烟等全部免费奉上。 1933年，豪兴斥资购入奥地利一艘驱逐舰，改装成客轮行驶港澳之间，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船只行走较稳定。这使前往澳门的港客逐渐增多。澳门的专营赌博业从此走上正轨。 1930年的一天，洁朋提出建议，上海赌博非常兴旺，赌式多，赌徒众，有不少南方没有的花样。如引进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澳门赌钱。 卢九否定了洁朋的建议，洁朋觉得卢九思想十分守旧，他跟卢九谈过几次，卢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虫”。他不理卢九的想法，以个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赌场使洁朋大开眼界，赌场规模远大于澳门，很多西洋赌式。上海赛马场有三个，赛狗场也有三个。澳门不是搞赛马的地方，香港赛马存在一天，澳门黑沙环跑马场只能做配角。 洁朋认为澳门可以开办赛狗博彩，一是香港没有，二是无需占用大块土地。上海第一个跑狗场叫明园，1928年英商麦边创办，成为上海热门赛事。赛事在每周三、六、日三晚举行，分平地赛和跳栏赛；彩票有“独赢”、“位置”、“摇珠彩票”三种，公司每晚从门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国绅士伊文思创立申园赛狗场。申园是明园的翻版，只是时间错开，每周一、四晚上开赛。开赛前请来英租界的苏格兰军乐队演奏助兴。申园的赛狗较明园少，收入稍逊。同年12月底，逸园赛狗场开办。赛场看台非常气派豪华，附设跳舞厅、酒吧间、餐厅及摔跤、拳击台。发起人有上海万国储金会董事长司比门、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司比门任逸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三个“狗园”的协议，逸园赛事定在周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园增设特别赛。 逸园的出现，使明园、申园每况愈下。1931年初秋，洁朋上明园、申园观摩，发现看台上稀稀落落。他与公司头面人士接触，他们说逸园洋经理拉上上海滩的大流氓做后盾，为所欲为，破坏行规，唆使“小瘪三”进场捣乱。这样下去，只有关闭。 范洁朋马上回到澳门，先跟卢九商量。卢九说，你去上海挂帅办赛狗，我坐阵豪兴；你在豪兴的股份不动，赛狗会若筹资有困难，我参一股。 卢九的爽快和豁达，令洁朋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马上求见澳葡府的要员，立即得到包括阿尔‧巴尔博托总督在内等要员的支持，以优惠的价格批出望厦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洁朋占的股权较大，卢九居次，另外还有数个赌商参股。按明园的规模作预算，估计需要50万元。工程分几期进行，股东届时按股份注资。洁朋安排下属暂建简易跑狗场，两次赴宴上海。 洁朋买来一批澳洲“格力”狗388只，按广东人习惯，图个好意头。他担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经理，狗会董包括股东、澳门政要和社会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国女子乐队来远东的军事基地劳军，洁朋通过关系，请她们来澳门旅游观光。 1932年元旦过后，澳门首届赛狗会开幕，场地虽简陋，但场面隆重。开幕之前，24位美国漂亮女郎身着礼服在澳门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闻。开幕式邀请到澳督等政要，卢九和社会名流分别坐在澳督两侧的贵宾包厢，洁朋忙得不可开交。但之后的赛事，一场比一场冷清。澳门人口太少，赛狗本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传统娱乐节目，而广东华人也不喜欢这种洋玩意，只热衷于中式赌博。洁朋为求收支平衡，把门票定为一元，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厮半个月的薪水，对一般收入的葡人来说，也是高消费。昂贵的票价弄得赛狗会无人问津。洁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后，扭转颓势，结果只是有所改观，赛狗会仍然亏损厉害。 当洁朋邀请股东董事讨论三期工程时，卢九建议他趁早结束赛狗生意，1933年，澳门赛狗会停办。洁朋把赛狗会卖给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后赛狗会几次易手，1938年销声匿迹。 1935年，豪兴出现了危机。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门户，开设了一间赌场，由于交通较澳门方便，省港两地赌客纷纷涌向深圳，澳门赌场生意门庭冷落，开始亏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兴”的本钱亏尽。[3] 1931年11月27日，洁朋和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为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个行业，如疋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国内抗日将士捐输事宜。[4]洁朋被选为主席，带头捐出六千余元，募集了十万元，为抗日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大选举，洁朋被选为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澳门华人领袖。在香港担任出口炮竹商会主席、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对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多有支持襄助。洁朋担任澳门商会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学校校长、望德女中校董、圣罗撒女中校董等职。 范洁朋后来的情况不详。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3].《〈赌城往事之澳门风云〉：赌王纷争》，载“当当网＂，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汤贻汾，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諡号忠湣，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画家。[1] 祖父汤大奎和父亲汤荀业死守凤山县旧城，阵亡于林爽文乱兵之中，为国捐躯。贻汾以世袭云骑尉，担任三江守备等武职；后以抚标中军参将，擢温州镇副总兵，因病不赴。[2] 贻汾在广东时，与谢兰生、张维屏、黄培芳、刘彬华、仪克中、陈昙等人交好，后来退隐白门，贷保绪园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尘外，海内名宿多与之游。 汤贻汾撰写掷地有声的豪迈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3]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贻汾投池自尽，终年75岁。 据《清史稿》记载：“汤贻汾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及城陷，从容赋绝命词：“死生轻一瞬，忠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后汤贻汾凡天文、地舆、百家之学，咸能深造。书、画、诗、文并臻绝品。弹琴、围弈、击剑、吹箫诸艺无不精好。他擅画山水，亦写墨梅、花卉，笔致秀逸。兼工行草书和诗。与戴熙齐名，并称为“汤戴”。 汤贻汾著有《琴隐园诗集》、《琴隐园词集》、《画筌析览》等文献。[1]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汤贻汾与钟启韶同年来到澳门。当时，风琴已从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汤贻汾奉江西巡抚阮元之命，到岭南缉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旧》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称：“琴制藏金丝于木椟，饰牙牌十余于椟面，按牌成声，牌仍随指而起。予以访缉朱逆，得遍历诸夷之家，夷女为予鼓琴一曲。”[3] 汤贻汾之曾孙汤定之，颇有画名。梅兰芳除唱戏了得，还画得一手好工笔划，尤擅画梅。早在“芦沟桥事变”后，梅兰芳居香港前，请人代笔，当时他请汤定之。汤定之的画有文人气，特别雅致，算是代笔中的上品。沈磊的母亲是汤贻汾后人。[3] 现录汤贻汾的诗一首： 《澳门之役未暇为诗归舟以短句补之》[1] 花发水晶宫，晴霞万顷红。四邻钟子午，百肆海西东。 蜃幻楼台丽，犀明魍魉穷。绡珠车斗贱，愧我探骊空。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页。 [2]《汤贻汾》，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兰芳画梅》，载《澳门日报》，2013年6月16日；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48页。

林耀，原籍鹤山址山昆华（今属鹤山市址山镇昆华管理区），生于澳门。飞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华人书院读书，1935年春回到广州。为抗日救国，他毅然放弃出洋留学的机会，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学习，后被送往燕塘陆军学校训练，同年冬返校接受空军正规化教育。 1936年，林随广东空军北飞。同年夏，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继续深造。[1] 1938年3月，林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驱逐机队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军45架轰炸机向重庆进犯，林驾机升空拦截，一举击毁两架日机。他的座机也被敌机击中，左手臂受伤，他被迫跳伞落在重庆铜锣峡亚细亚站旁的山峰，幸被抢救生还。林伤愈后，不适宜继续担负空战任务，被调往航校任飞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军对重庆等重要城市狂轰滥炸，林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归队杀敌，后被批准，担任第26队副队长。 1944年春，日寇从汉口南侵，林奉命调往湖南地区协同陆军作战，在长沙上空击落敌机一架，被提升为第17队队长。 同年6月26日，林率机在湘江执行歼击日本军船队任务，击毁击伤日军船多艘。他的座机被日军护航火力击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于机尾损毁导致操作失灵，飞机撞山坠毁。林耀壮烈殉国，年仅33岁。 1988年6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林耀为革命烈士。[2] 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毕业，林耀与王刚夏、丘贵祥、朱若彭、李肇新、吴达波、范斡卿、翁克杰、梁会生、麦谷登、陈学坚、张培生、张森义、黄才贵、黄龙金、刘俊、刘怀智、潘国煌、蓝锡芳、戴邦模、谭达光、周仕镛、徐飞、萧国英、朱焕堂、陈学策、叶鹏飞、刘怒涛、冯俊忠、陈世堉、何世堉、卜镇海、叶思强、刘汉桓、黄栋权、彭均、司徒坚、蔡仕伟、陈家灼、陈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华、余拔峰、李宝诚、欧阳富、郑乃汉、刘润田、余子刚、夏田、钟前舟、陈日操、陈世雄、温炎、张鸿藻、陈梦鲲等同期毕业。这期飞行员有32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职；转学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载“鹤山资讯网＂，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广东空军航校简史》，载“中国飞虎研究学会（原空军退役人员协会）＂网，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利树宗，字柱石[2]，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人。广州市宪兵司令、番禺县长。陈济棠襟兄。 1912年，树宗毕业于黄埔陆军小学堂，1919年后，在粤军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训副官等职；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运输站站长、广州市宪兵司令、第四八〇旅旅长。 1935年，树宗用自己的积蓄在老家花钱购置一块面积300多平方米的地，计划建造一栋别墅、前面建围墙的院子，取名为“半亩园”。家人按照树宗的设想在老家划地建房时，发现地籍图纸划定的房屋界线很不规整，围墙界线多处曲折，影响院子的使用，就私自挪移了围墙界线，扩大院子的面积。 树宗知道后，亲自从广州回到新和村处理这件事，拆除已建好的围墙基础，在原来的界线上重建，并教育他的家人说：“我买的地有多大就建多大，地界是怎么划的围墙就怎么建，不能多占村里的一寸土地。”树宗不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不侵占村里的土地。这种诚实做人的准则，深深影响着他的后人。[1] 1936年8月，国民党第四路军第十师来石岐驻防，师部设在石岐江南酒店，师长香翰屏，管辖两个旅四个团。旅长树宗率何宗范、陈亨坦两个团驻扎小榄。陈济南、莫福如两团驻防长洲、沙溪等地。[3] 日寇侵华时，树宗率领四八〇旅参加南京保卫战。后来，他担任番禺县长，期间，投敌的李辅群（朗鸡）勾结日寇，“扫荡”临时县府和“合作社”，激战了七昼夜，“合作社”人员击毙李辅群手下的“悍将”梁财仔，但终因不支，撤向三水芦苞等地与伍观淇的第四挺进纵队会合。树宗和何蹑天率领部分人员退到澳门，每天前往前山办公。[4] 1947年，树宗担任花县花山水利协会主任。家乡常年遭遇自然灾害，他深有感触，开始萌发实现“清水淋花”工程的设想，解决花县的旱涝灾害问题，保障家乡农田生产和收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妻子全力支持他。他开始谋划水利工程，亲自跋山涉水，深入梯面和花山等地区反复调查，了解水文及地形情况。 重金聘请测绘人员，设计和绘制图纸，计划开挖一条山坑，把流入清远的溪水引进梯面，灌溉梯面和花山的农田。树宗不但出钱出力，而且积极争取民国广州市政府拨款兴修水利。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广泛发动花县乡绅，游说他们筹集资金进行“清水淋花”工程建设。但政府拨款和民间筹集资金有限，工程完成设计后，因资金问题被逼停工。 新中国成立后，树宗移居香港，担任侨港花县同乡会主席。花县人民政府成立主管农业，以水利为主的建设科，并派人到香港找到树宗，希望他提供“清水淋花”工程的测绘图纸。树宗对县政府代表说：“我的图纸全部都留在花县，没有带来香港，你们可以到我原来办公室的资料柜里面找。你们要搞好水利建设，不要让花县人民再受苦。”之后，县政府参照树宗设计的图纸，组织群众开凿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山坳，把北部流入清远的铁炉口和羊石水两条溪水引进梯面百步梯，使梯面和花山8000亩农田受益。 晚年时候，树宗以书画自乐，1948年，他与赵少昂合作一幅书法花卉。 1957年，树宗在香港病逝，终年64岁。[1] 利树宗在去世前，多次告诫妻儿说：“我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共产党绝不会放过我家。我们今生是有乡不能回了，你们要努力创立基业，为永居海外之计。” 后来，利树宗之子利光明从《花县乡音》得悉政府提前改变自己的家庭成分、并退回祖居“半亩园”的情况后，与母亲商量好，毅然应邀回乡参加春节座谈会。他目睹祖居依旧，感触良多，返港后向母亲介绍家乡情况，消除疑虑。[5] 现录利树宗的诗一首：[6] 《重游灵山有感》 扬鞭慷慨莅南宾，旧地重游气象新。 为问曦时鸿爪处，六峰三海话前尘。 廿年投笔事长征，国是蜩胶剧可惊。 有志澄清方未逮，兵符忝绾愧苍生。 [1]江毅：《桑梓名贤利树宗》，载“广州市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网，2012年11月12日，http://lbzyj.com/hdmr.asp?skey=130304665098。 [2]陈予欢：《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第199页。 [3]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485页。 [4]番禺政协：《番禺文史资料》（第12期），广州：番禺政协，1991。 [5]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州侨务与侨界人物》，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第162页。 [6]陈秀南、苏馨：《灵山文史资料》（第4辑），灵山：灵山政协，1989，第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