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1月11日，葡萄牙船长卡玛拉•罗郎也（Manuel da Câmara Noronha）以他的划桨帆船在科钦海岸袭击和焚烧了拥有20尊大炮的丹麦大黑船。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8—39页。

崇祯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阿瓦罗（Marco de Avalo）于本年游历澳门，曾留下了关于澳门贸易体系如何运转的珍贵资料： 澳门城有几间装潢漂亮的华人商店，还有不少出售华人衣服和丝织品的商店。这些华人听说外国人从海外带来银子，便每日去他们的住处出售自己的商品。由于过多过烦，必须尽力将他们从家中赶出去。中国官员对每一艘澳门船向船长征收碇泊税，而商人们除了船上的货物之外没什么东西可交。这座城市里不生产任何制成品或纺织品，这些航行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乘坐小舢板或其他船只去广州购买。为了这个目的，那里每年要举办两次大的集市。在集市季节，人们就会委派几个澳门商人去广州买东西（既为他们自己买，也为别人买），并及时订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在下一次集市上交货。这些人在广州呆的时间，有时候长达四五个月。……当葡萄牙人到达广州城外的海域时，他们便把他们巨大的货运驳船牢牢地固定在正对着广州城的一个江心小岛上。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大宝塔和一所中学，他们从那里动身去找总督，在他不在的时候，主事者依照古老的习惯，带给他一份礼物，从不少于4000个金币，有时候甚至更多。这只是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许可，获得许可之后，他们会预付给商人们一笔钱，好让他们能够准备纺织工、织布机及其他设备。以这种方式，他们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订购货物。这样订下合同之后，他们再一次请求获得开办集市的许可，这同样需要再行奉送一份价值相当的礼物。为了在返程之前获得至关重要的总督官印，还需要孝敬8000个金币，这还不包括在石岐镇贿赂官员的钱。前往日本的航行，只有那些议事会推荐的人才能从事，他们的名字被张榜公布，贴在一些主要的街角上。这样的航行，在1630年以前，任何个人都不得从事，只能由议事会进行。航行所带来的利润则被用作维持驻军和要塞之需，以及用作其他开支。然而，当一位名叫贾罗布的贵族获得果阿航行日本和马尼拉的垄断权后，议事会也就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利润流向了王国政府。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第5册《东西交涉史》，第293页，转自戚印平：《早期澳日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413页。马可•阿瓦罗：《澳门纪事：1638年》，载博克塞：《复辟时期的澳门》，第86—88页，转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第29—30页。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在澳门荷兰籍商人位于澳门半岛西南的新花园发现一块立于本年的西班牙文碑，碑文称：“菲利浦四世王朝，苏沙•贾士度（Souza de Castro）立石于此炮台，1633年。”1580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后，澳门葡萄牙政府并不受西班牙约束。故居澳西班牙人欲以武力使澳葡政府屈服，西班牙人苏沙•贾士度上尉准备于本年举事，并打算攻占大炮台，故预立石于新花园，但此事并未成功。王文达：《澳门掌故》第233页；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s ⅩⅥ—ⅩⅦ, Vol. l, p. 61.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9月2日，上诉失败被拘押在日本的卡斯特罗•布兰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长和唐•若奥•佩雷拉船长被带到骏府听取关于断绝与葡萄牙人通商的诏书。他们与瓦斯科•阿尔梅达的澳门船队一起于10月17日回到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7页。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2月18日─1606年2月6日）3月26日，荷兰海军上将韦麻郎船队之荷将西巴司丁（Cornelis Sebastiaanse）在北大年夺取正返回澳门的葡萄牙“圣安东尼奥（S. António）”号大黑船。船上载有白糖2000担，锡4500担，中国龙脑223包，沉香90束，麝98箱，朱砂11箱，中国扇22箱，生丝209捆，劣黄丝75捆，杂色瓷器6000件，粗细瓷器10箱。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196页。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30日晚，一艘由贡萨洛•索萨船长指挥的从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葡萄牙大黑船在启航前被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商船“伊莱斯姆斯（Erasmus）”号、“奈索（Nassau）”号和一艘中型舰在澳门港乘虚截获，船上载有1400担生丝和大量黄金，还有其他货品。因为当时人们都在岸上忙于出海前的准备工作，船上空无一人。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该船。这样澳门人就先后失去了这两艘大船的所有资本，每一艘都值1科托（Conto）黄金。他们此时还欠日本人巨额货款，日本人赊账把货物卖给了这两艘船。澳门耶稣会士在这两次事故中损失巨大，他们再也无力救济他人反要靠救济为生。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136页称荷兰截获的这批货物生丝有2800包，每包价值500盾，总值140万盾。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50.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尔梅达（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挥的4艘澳门桨帆船离澳赴日，途中遇风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门，其余2艘桨帆船载150万两银的货物于31日抵达长崎，他们遇到了很多阻拦，不准卸货，不许进行贸易。并接到日本幕府驱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这位幕府代表宣布了将军7月5日签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经商。原因是：第一，澳门商船违反了本国禁天主教的敕令，偷运传教士进入日本；第二，澳门商船为传教士运送各种供应品；第三，澳门商船走私运来人及钱财，促成了岛原叛乱。出于上述理由，你们这些人是该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处死你们，但皇恩浩荡，饶你们不死。现特命令你们离开日本，永远不得返回，以后你们若违背这一命令，必将受到你们现在罪有应得的惩罚。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第6章，第181页；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

万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11月20日，若奥•伽玛（D. João Miguel da Gama）在澳门写信给国王，告知他准备从澳门航行墨西哥前往西班牙的计划。若奥•伽玛当时具有航行日本的权利，但到了澳门以后，他出任澳门城防司令，并接受了葡印总督运送船员的命令。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15, p.554.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2日，因当时澳门葡人擅自建筑城垣，并聚集海外诸国人在澳门居住，而广东官府“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于是入京参加会试的广东番禺县举人卢廷龙上疏，请求驱逐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将他们的居地迁往浪白，并派军队镇守蠔镜。当时朝廷“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澳》。《明神宗实录》卷433，万历三十五年四月甲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