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亚洲教区巡视神父。字立山。意大利人。生于那不勒斯，出身名门望族。19岁时获得帕度亚大学法学博士。1566年在罗马入耶稣会，同年入圣安德修院，晋司铎后任修院教习。1573年被任命为视察东印度及从果阿到日本之间各地耶稣会使团教务的巡视神父。多次巡历亚洲各国，在印度、日本及中国海上航行往来32年，被尊为“东方宗徒”。1574年（明万历二年）3月21日，范礼安随第27批耶稣会远征队41人由葡萄牙里斯本出发，9月6日抵达印度果阿。1577年（明万历五年）9月离开果阿，经马六甲于9月6日到达澳门。范在澳门居住两年，他热切希望在中国传教，但遇到一些困难。据另一位神父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文字记载，范在澳门学习时，有一日遥看窗外大陆，大声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中国通史》）他意识到澳门地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在中国传教必须学会汉语。他向耶稣会总会提出建议，希望在澳门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培训东方传教士，并致函印度教区主教鲁伊玆（Vincent Ruiz），请他派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应他的要求，其后不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济（François Passio，1551-1612）、利玛窦（Mateu Ricci，1552-1610）等遂奉命来澳，学习汉语，然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澳门培养教士的圣保禄学院规模逐渐扩充，万历年间耶稣会士最多时约有80人，为当时驰名远东的最大修院。范礼安一度将日本活字印刷厂迁至澳门，印行宗教书籍。1579年7月，范离开澳门前往日本传教，劝说有马郡藩主及其家属入教，并亲自为之授洗。1582年3月回到澳门，年底赴果阿，后晋升为省主教，在果阿设主教府。1583年再次被任命为东印度的巡视神父，1587年任亚洲地区巡视神父，1588年回澳。以后，又三次往返于澳门、日本之间。1606年1月20日在澳门逝世。著有《1580-1599年关于日本与中国通讯》、《致日本及印度各族虔诚基督徒的公开信》等。

天主教传教士。字涵璞。日耳曼人，1611年入耶稣会。1620年抵澳门。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荐修历法，所译历书有《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论述弧三角、《黄赤道距度表》一卷，译有《割圜八线表》六卷。1630年病逝于北京。

天主教神父，澳门史学家、汉学家。生于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稣会。1936年完成古典人类及葡国文学高等课程，1940年获布拉加大学哲学系大专学位，然后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学习了四年神学课程。1945年在波尔图担任神职，1948年2月前来澳门传教。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他一生撰写了十多本关于历史与诗歌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被译成日文。《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为一部澳门文化研究力作，影响颇大。60年代初期，他创建了取洁中学，为澳门培养了不少人才。曾于1973年及1996年两次被葡国政府授予勋章，并于1987年被澳门政府授予勋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1767-1770年间在埃武腊大学学习。1769年入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会。1779年获科英布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782年被选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区一修道院中领主教神品。1783年4月离里斯本东来。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遴选汤氏出任北京主教时向其下达宗教、政治双重任务。前者为缓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达马塞诺‧萨鲁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圣为北京主教而引发的葡萄牙王室与梵蒂冈的矛盾，但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后者则为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的压制，尤其《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所规定的严厉管束。为此，海事及海外国务秘书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83年4月4日为统治澳门的葡印总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达了41条详细的指令，令其为汤士选入华作好准备。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题为《在果阿应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记及消息》的备忘录，其内容更加细致。葡印总督接卡斯特罗指令后，亦起草一指令并于1784年4月7日正式下达。同时责成澳门议事会为汤士选执行政治任务准备材料。汤士选抵达澳门后，议事会于1784年9月12日又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条组成的指令。虽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汤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华从未公开，他仅以数学家和天文家学的身份为清廷服务，自然无法执行那些为他下达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于北京南堂，享年57岁。赐葬栅栏教堂。

明末清初画家。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幼学画，稍长学琴。自幼领洗，又多与西人牧师、神父往来。1681年，吴历决意随柏应理神父赴罗马觐见教皇，原欲经澳门乘荷兰船赴欧洲，已至澳门，未能成行，遂留居澳门约五个多月。1682年在澳门时加入耶稣会，受洗名为西满‧沙勿略，并遵习俗取葡式名雅古纳。常居圣保禄教堂，吟诗作画，有《渔山袖珍册》、《白传湓江图卷》、《秋山红叶图》、《山水云轴》等等。此时之绘画，明显有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处。同时还著有《三巴集》，“三巴”即以其居地澳门圣保绿教堂之译音为名，其《澳门杂咏》30首，均与澳门有关，实为早期澳门重要的文学史料。1682年离澳，在江浙一带传。1718年卒于上海。

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东来，1636年抵澳门。1638年入江南。1640年创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间，与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张献忠起义军中供职。1647年，为清军所俘。次年与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后，设立北京东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东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难中被捕。1669年获康熙帝恩释。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多达20余种。

天主教传教士。字敦伯。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1658年抵澳门。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自陕西奉诏赴京，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康熙八年）授钦天监副职，所造天文仪器，计有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经平纬仪（即象限仪）、纪限仪等，又撰《新制灵台仪象志》16卷，以说明各仪之制法、用法及安置法，并有绘图。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加通政使衔。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历劳苦功高，赐諡号“勤敏”，为西洋教士蒙赐諡号之始。

明末来中国的一位博学多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万历六年）3月24日，奉派参加第三十批耶稣会传教士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和远东。应耶稣会巡视神父范礼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从印度果阿到达澳门，后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士使团领导人。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在广东肇庆传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为两个皈依者洗礼。1589年，他们被赶出肇庆，迁往韶州，继续传教活动。1595年经南昌到南京传教。他初到中国，带来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时晷、地图等器物和大量西书，开始了明季西学东渐的新纪元。1600年5月19日，利玛窦在庞迪我神父陪同下，作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准备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并以当时作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赠献许多礼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准备觐见万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万历皇帝特批一块墓地安葬，表示对他的敬重。利玛窦精通汉语，博览群书，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法律、经济、礼俗等情况。他改穿儒服，“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皇室贵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学者，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中国居住28年，著作甚丰。1584年与罗明坚神父合编《葡华字典》，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又与郭居静神父合作，采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学者开路，使传教士能克服学汉语的困难。他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这是西方几何学传入中国之始，还翻译和编译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乾坤体义》三卷、《西国纪法》、《圜容教义》、《测量法义》等。著有《山海与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华图奇观》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的天文历学、算学、地理学、物理学、哲学、医药学、建筑学、伦理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利玛窦逝世前，留下的（自题为《论耶稣会及天主教进入中国》）意大利文手稿记载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来中国直到1610年间在中国传教的经过，特别是他自己从1582年到1610年的经历，介绍了他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儒家经典的体会，以及对中国的认识，记录了他再中国和朝野人士的交往。这部书在欧洲引起广泛重视，被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多次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