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提到大三巴秘道的金库传说，但秘道的传说并不只有一个，另一个说法是秘道曾经是昔日传教士们的避难通道，后来这个说法又衍生成为一个鬼故事……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圣保禄教堂正面石壁（俗称大三巴牌坊）建成。该石壁全部以花岗石建造，并以耶稣式的画面展现出时代风格，其装饰手法相当古朴且具有一种协调有序的想像力和象征力，包含有西方巴洛克（Baroque）风格与东方形象技巧相结合的种种成分，从而在外来与原有的结合之中，使葡萄牙、中国及日本的各种风格相互交融。该石壁无塔楼，由三排立柱将整个墙壁以纵列分为三块。中间部分最高，且分为四层，另外两部分分列两旁。四层石柱呈叠式排列，底层为爱奥尼亚（Ionic）式结构，其他为混合式。上部正中哥林多（Corinthian）式柱渐缩成一三角形塔状墙。有一铜柱鸽形物象征圣灵。周围四星环绕。右边为太阳，左边为月亮。石柱完整而与墙壁脱离，仅起装饰作用。下部几幅浮雕和壁龛摆放著塔瓦列斯•布拉嘉（Tavares Braga）设计的铜像，构成石壁装饰的组成部分。整个建筑整体顶部有一方尖物，中间石砌托座上竖有拉丁十字架。圣保禄教堂正面墙壁由三大部分决定了它的整体构成。第三层为圣母玛利亚雕像。她站立在壁龛内，四周被玫瑰和百合花环绕，象征纯洁，六个天使分列两旁对圣母表示无限崇敬。再向两边，左面是生命之树，一条七头龙被踩在圣母脚下，一幅骷髅及一柄剑，象征死亡；右面三个天使身后是生命之泉，一艘迎风破浪的船在海上幸运之神的保护下航行。一个被征服的魔鬼头颅及一个女人身体。正门上方是关于圣母的石刻题字“MATERDEI”，其周围有花环绕。正门第二层及第四层还展示了其他一些雕塑品。如就置于中部壁龛的基督像，周围环以百合花和菊花及其喜爱的器具。第四层是耶稣会的一组圣像。右边是耶稣会的缔造者圣依纳爵（S. Inácio）和圣德波雅（S. Deborjal）；左边是圣沙勿略和圣刘易斯•贡沙加（S. Luís Gonzaga）。嘉尔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tim）神父于1644年写的著作中还提到另外两座塑像，即圣彼得和圣保禄（S. Paulo）。这两座雕像可能列入该石壁的最初修建计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现，仅仅是把他们的姓名刻于第二层两侧方尖形石壁衔接处，这表明当时确有将该圣像纳入石壁装饰的设想。教堂门外是一意大利石砌台阶，宽8. 1米，共68级，以精心雕琢的石条整齐有致地铺设于教堂前地。Maria Regina Valente, Igrejas de Macau, pp. 12—19. 很多学者认为石壁前的石阶为1640年建，然1637年在澳门的芒迪称：“教堂有一个新的美丽的前壁，通过许多台阶可以登上它宽大的斜坡。”（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 3, pp. 162—163）.

大三巴牌坊，即圣保禄教堂毁后所遗留之门阙，其造型为意大利教堂格式，迺欧洲中世纪盛行之建筑样式，与西班牙型接近，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建筑，和东方艺术混合构成者。故其绝不类似葡萄牙之建筑物，而多仿巴西及葡属各殖民地之建筑形式。圣保禄教堂之建筑设计者，迺士扁奴刺神甫。来自意大利，曾认识罗马之耶稣会教堂“谢萨”(The Church Gesu)。其或以谢萨堂之图则为蓝本，配合当年逃难来澳之日本教徒中建筑家、艺术家等意见，参杂多少日本色彩，遂建成此一座东方之天主教代表建筑物。该牌坊之门面，是一幅具有雕刻装饰，可分为五层图案建筑面。完全为花冈巖砌成，有四种不同式之石柱，用几何式长方形石础互相支撑，并嵌以各圣神之铜像。各铜像及顶层之铜鸽，皆为当时澳门有名之波加劳铸炮厂所造，门前有石级一幅，亦可分为六层，每层有十一级，连上下合共有六十八级。两傍有石栏干，其最上层和最下层皆作平台，用长石铺砌。门前有中国式之石围杆夹一对，现已失其一矣。整个牌坊分作五层，兹逐层分述于下。牌坊之底层，为入门处。有门一道。间以较粗大之伊安匿式(爱奥尼亚式)(Ionic)石柱，分作四排。正中门较阔大，门楣上刻有圣母(Mater Dei)二字，两旁之门，其门楣亦刻有耶稣会简写之(I.H.S)三字母。[1] 牌坊之第二层，亦有石柱十枝，皆作罗马建筑艺术之可连特式的(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与底层之石柱相连系，但较为幼小耳。互相间隔，有窗户三，居中者较大，但各窗框，已毁灭无存矣。另有石龛四个，各立耶稣会之圣人铜像一尊。但根据罗马教堂惯例，其教会之首创人像，应立于入门之上方处，故该堂初建原意，本欲铸圣保禄(St. Paul)及圣彼得(St. Peter)二人之铜像，置于第三层之突出处者。后因当时欠缺经费，致未能照办。牌坊第三层之正中石龛内，置有圣母铜像一尊。两傍有石柱六枝，皆属联合式(Composite)雕逐工精。其余竖立堂顶者，皆为多力式(多拉克)(Doric)之简单石柱也。牌坊之第四层，亦有联合式石柱四枝，柱身较为粗壮，盖所以支撑顶层也。正中石龛内，立耶稣基督铜像。两傍另有圣保禄及圣彼得二人石刻浮雕，此二像本该用铜铸成，置于第二层之重要地位者，但为节省金钱计，故改用石刻浮雕而置于第四层。其二人拉丁文名圣保禄(St. Pavlo)及圣彼得(St. Pedro)两字，则分刻于两傍最开之柱趸上，此显然出于勉强。牌坊之顶层，为一二等边三角形面。边沿作歌匿士式(Cornice)之线条。正中镶铜鸽，顶端坚一十字架，两傍各立饬柱两枝，状颇巍峨。牌坊由第三层至第四层之内壁，有一暗道相通，可达顶端者，作为清洁各层时之通路。其暗道在圣母像和耶稣像之后侧，不易被人发现。牌坊之地底，筑有隧道两条。一条上达大炮台，另一条下通至关前街之李家围内。现今该隧道之出口，仍然存在。但已被封闭，不得进内耳。盖当时澳门治安不足靠，抢劫者有之，仇教者有之，故耶稣会士，筑此隧道以防不虞，收藏财宝，及遇有意外时，预作逃避后路也。查该隧道，早在小型教堂时期已设备。当一五九五年第一次火灾后，澳门代权官传列打士所著之《澳门忆述》中，曾纪录其事。不过当年之隧道，只属略具规模，后再扩大，竟通至李家围耳。惟后世一般谣传，更夸大其说，或言该隧道可通至东望洋灯塔；或谓其可通至青洲教堂；更有说其可达对海氹仔路环者，此皆不足信也。又传其中藏宝甚伙，都属忆说，盖无人能进内探其究竟，至今尚属一个谜。据葡人蒙特托朱沙士之“澳门史”所载：“当一七六二年耶稣会士被逮解离澳门时，皆是孤身无物。想其财宝早已安排处置妥当者。假使果真埋藏隧道内，亦当被其后来迁徙耳。盖事后之耶稣会士有化装潜逃返澳者，且其中一人竟于一七七五年被选为议事局员，虽然后卒败露被斥。”大三巴牌坊，无论其传说如何神秘，建筑如何危岸，而香港大学工程科之师生和职员，曾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同到澳门，对此大三巴牌坊，作过一番精密之测绘研究，当时搭棚探讨，摄影制图，对其建筑，已有详明之理解。

攷教堂与修院之第三次重建工程，大部分由贾华奴神甫(Valentim de Carvalho)主持。从一六零二年起，至一六三七年止，历时三十余载，始克竣工。其取名为“圣保禄”，盖用作纪念圣保禄，因他迺东方传教之首者。此教堂虽被称为圣保禄，但教堂内所供奉者，却是圣母无原罪，据谓，澳葡王约翰，极寄信于此神者，故立圣母。圣保禄教堂和修院，扩建完成后，其建筑之雄伟，修饬之华丽，设备之完善，皆堪称为远东教堂之冠。相传谓只前门之石壁，即大三巴牌坊，其价值为三万両银云。因此，凡东来之传教士，皆驻足于此。而东方各地之修道生，亦皆来此求学。当时之圣保禄教堂，实已成为天主教之东方总枢纽，经常与中国内地、日本、朝鲜、安南、吕宋之教会联系。闻当一六四零年，日本仇杀天主教徒时，澳门派去之传教士，及日本信徒，共有六十一人受刑而死，圣保禄教堂曾为之鸣钟致哀，凡二十天始罢。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名诗画家吴渔山，亦尝于他五十岁时(一六八一年)，来澳加入耶稣会，在圣保禄修院学道，甚一六八八年迺升为司铎。其在澳时，曾著有《三巴集》诗稿，有澳门杂咏三十首。其中有云：“第二层楼三面听，无风海浪似雷霆，去来毕竟输鸥鸟，长保羣飞入画屏”，其自注谓：“楼房概有三层，余眠食第二层楼上。”由此看来，重建后之圣保禄修院，是一所三层高洋楼也。圣保禄修院，是一座三层大洋楼，在圣保禄教堂之左侧，与教堂相联系，位于大炮台山麓。大炮台，保名为圣保禄炮台，本来亦属耶稣会士所有。山上设有祭坛，下有隧道，可与圣保禄教堂相通。修院之前门，原在教堂之前方，即今之穷里口处，亦有石级可登。院内尽为修道生宿舍及研习室，一如今日之三巴仔修院焉。在圣保禄教堂门前之石阶上，其左右两傍，原来竖立围杆一对，与中国之衙署或祠堂庙宇门前所竖立者无异，盖中国旧日规例，要有高官显爵，才准许在门前建坚围杆，以炫耀其勋禄。圣保禄教堂亦然，因当时耶稣会之神甫，及其修院之毕业生等，多曾受到明清朝廷封官，到北京任钦天监之职。按照例规，圣保禄教堂门前，亦得竖立围杆也。所以现在仍可看到其阶前右方，尚遗留有一个石围杆夹，但其左方之一个，则毁灭久矣。耶稣会士利玛窦(Mateus Ricci)于一五八一年来到澳门，是时圣保禄教堂，尚未建筑完成。只得暂住一时，便前往北京，将西方之天文，历法，物理、数学，音乐，绘画等学术，介绍与中国。嗣后，明臣礼部尚书徐光启，采用其历法，开局任用洋人，繙绎西洋学术。因而圣保禄之教士及毕业生等，迺得承袭中国钦天监职。如明末清初之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计数十人，皆曾荣膺中国官职。直至圣保禄再遭焚烧毁后三年(一八三八年)，中国才停止征用保禄修院教士充当钦天监官职。攷当年天主教之来华传教者，计有四个教会，属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奥斯定会。澳门之圣保禄教堂和修院，即属于耶稣会所办者。盖耶稣会士，最能了解中国人习惯，传教工作无孔不入，如利玛窦、汤若望等，改穿汉服儒冠，广交文士大夫辈，故其传教工作，得以深入内地。至于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等，在神学上，与耶稣会各存异见，常常发生争执，互诉于罗马教廷。但罗马教廷不同意耶稣会，后来更谓其参加政治，遂被葡国政府解散。据“圣保禄”特刊(A Fachada de St. Paulo)载称：“邦波卢侯爵 (Marques de Pombal)于一七五九年一月十九日及九月三日，命令将耶稣会解散，及将其在葡属之物业财产没收。当时澳门兵头李欧尔(António Corte Real)，亦奉到葡属印度总督沙丹拿(Manvel da Saldanha)命令，暂守秘密，直至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葡国军队抵达澳门后，始将圣保禄教堂及修院封闭。及逮捕所有耶稣会士，交与多明我会看管。常时三巴仔之同伙、赤同様受到拘留、交与方済各会看管。待至同年十一月五日，才由葡舰圣路义士号(St. Luis)载返葡国。尽囚于圣朱利亚(St.Julivs)塔内。嗣是，圣保禄修院便没归澳门议事公局掌管。至于耶稣会士之财产，则或没入国库，或分拨与主教，议事局员，及果亚之执政人等。”嗣后，圣保禄教堂，遂由主教委派其他神甫管理，曾有一个时期，作为法国之神甫修养所。当时法王路易第十四世(Louis XIV)，曾赠送一个堂皇华丽大钟，历来相沿用着。又当一七九八年时，该堂及修院，因闲置无用，遂被葡国王子骑兵团部徴作扎营所。不久该团部虽迁移到奥斯定堂去(The Covent of St. Augustine)。但至一八三一年四月十三日，经施路华神甫(Inacio da Silva)宣称，奥斯定堂已残旧不堪用矣。据传谓：“圣保禄教堂及修院，自从没收为政府产业后，将来用作驻扎军队，是最好不过者。”直到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因军队在圣保禄修院厨内，存入大量柴薪，致使教堂及修院，又招来第三次之大火灾，按海外殖民局(The Maritime and Colonial Office)曽记载称：“时近黄昏，时钟正报六点，火灾便开始爆发。火势非常迅速，仅至八时一刻，整座圣保禄教堂及修院，已荡然尽毁无存矣。”又据《中西交通史》称：“所谓三巴寺，即圣保禄教堂。兴建于万历三十年(一六零二)、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毁于火。但其门坊、至今犹屹然独存。按起火之日为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不知与旧历过年，是否有关。”但据某英文禁本曾详纪其事，据谓：圣保禄教堂之后方，多为农民田亩。当军队驻扎该堂时，难免有逸马伤田事，故农民恨之。适岁晚该堂积薪，致得机以泄愤，效楚人一炬云云。所以梁哲士先生乃有“攷证于今阙禁书，烬余凭吊认僧居”及“当年教祸属强梁”等吟句也。攷此次大三巴火灾，是在耶稣会士被逮离开澳门后七十余年，正是军队驻扎修院作为兵营之时，于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正，初由修院近厨房贮柴处起火。当时隆冬傍晚，猛吹东北风。因此风高物燥，一起火就烈焰冲霄，非常迅速延烧及左傍之教堂。今试研究牌坊上各窗户，其门框上左方之石阵，尚斑烂剥蚀，足证当年风挟火势，由东北方扑来者。因古时之教堂皆属木材建筑，易招火患。且救火设备简陋，故焚烧仅两个钟头，至八点十五分，就将整座巍峨大教堂付诸一炬，只賸前门残关，徒供后人凭吊耳，闻当时抢救所得，只是一些“圣人”遗骨。盖信徒视之如至宝。故将之移供于花王庙及大庙顶内，而圣方济各沙勿略之遗骨，初则暂存花王庙，后再移置三巴仔教堂内云。至于现时里巷讹传，有谓大三巴火灾是天灾节源始，与旧日澳门之一场大风灾有关，均属无据失实者。盖澳门当年之一场大风灾，妈祖阁与莲溪庙皆受摧残。庙碑皆有载明，按重修妈祖阁碑志云：“迨至同治甲戌十三年八月，忽遭风飓为灾。海水泛溢，门头既已倾跌，牌坊亦复摧残，瓦石飘零，旅杆断折”。又按重修莲溪庙碑志云：“同治甲戌之秋八月，台风陡作，沙石狂飞，庭楹为之而圯，里祀莫得而陈”。准此推计，大风灾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即阳历一八七四年九月。而大三巴火灾是在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点，即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相差四十年。且在隆冬岁晚，安来飓风电火。足见天灾节是另一件事，不能相混。深恐以讹传讹，致失事实，故在此略作辩证。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12月24日，新圣保禄教堂正式落成。教堂有160掌长，84掌宽。正面3座大门朝南洞开。石砌墙壁约50掌。堂身依三路伸展构成3个祭堂，即一个主堂及两个侧堂。数个祭堂沿教堂两侧排列，后部左右两翼各有一祭坛：圣灵坛与圣米格尔堂。圣堂供奉《圣母玛利亚升天图》。主堂长62掌，宽44掌，唱诗坛旁摆放两台风琴。教堂旁还建有一座钟楼，其大钟是由后来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赠送。1637年到澳门的英国旅行家彼特•芒迪（Peter Mundy）参观该教堂后称：“教堂屋顶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拱形建筑。中国人巧夺天工，木制雕刻以新奇古怪的红、蓝等色彩勾画得美轮美奂。整个穹窿为若干四面体，而每个四方形之间以巨大玫瑰花和绿叶重叠相连。”教堂工程由瓦伦廷•卡瓦略神父主持，设计师为卡罗斯•斯皮诺拉（Carlos Spinola），但斯皮诺拉却未看到自己设计的成果，于1602年7月就已经赴日传教，他在澳门停留仅1年10个月。Maria Regina Valente, Igrejas de Macau, pp.15—17.Domingos Maurício C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14—15.梅迪纳：《澳门大三巴教堂建筑师》，载《文化杂志》第21期，1994年。

万历八年（1580年1月16日─1581年2月3日）由于耶稣会天主之母教堂是用稻草搭盖的屋顶，而当时常有华人放火烧房子，故耶稣会副省会长佩德罗•戈麦斯（Pedro Gomes）神父下令给教堂加盖瓦片，并给教堂的地面镶上木板。城市派来了许多奴隶，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工程很快便结束了。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 por SCHÜTTE, Josef Franz, S. J. , ed. lit. ; RUIZ-DE-MENDINA, Juan, S. J. in Japoniae Informationes 1549—1654/proposuit Josef Fraz Schütte S. J. , 1975, p. 386. 及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 7.

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学院附属教堂，即圣母教堂的前壁，经过1835年大火洗礼后留下的前壁遗迹一直屹立不倒之外，还成为澳门的城市地标，被冠以“三巴圣迹”的雅号。事实上，教堂的兴建充满着历史的时代烙印，本文尝试以前壁上的铜像作切入点，探寻其如何受宗教改革运动影响而出现。

巍峨瑰丽，雄冠远东教区之圣保禄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毁后，耶稣会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实再无人代谋矣。留下断垣残瓦，沦作废墟。遂由议事公局于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办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将其辟作坟场，盖其坭墙甚厚，可以挖空内壁，埋棺墙中，一如古代罗马之宗教葬礼。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议事公局再将之交与仁慈堂管理。令凡来葬者，均须纳费以充善款，并指定以五千元另辟贫者墓地。此种办法虽已获得仁慈堂同意，但当时之亚马勒兵头(Ferreira do Amaral)，竟于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颁一谕令，着该坟场应按照教会规律，交回教会管理，定于六月一日开始执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将各危墙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寻得一记载，兹录述如下： “大三巴遗址利用作坟场办法，将各危墙改矮至一半，各废柱平衡排置，另用砖砌成一小道于其上，直贯全场。教士古墓则开穴墙中，各普通坟则平葬道旁，入路两傍之拱窿则放置骨石。于教堂旧址另筑一小祭坛，以为葬礼前之祭祀处。场内遍植柏树。凡来葬者均须缴税，拨充仁慈堂善款。场外邻近，预留将来扩充余地。石门牌坊则保存无损，俾资后人瞻仰。此种任务，从一八三七年起，交由圣约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负责。”云云。自圣保禄教堂和修院遭焚后，当局迺将其残址改作坟场。原来教堂背后之钟楼上，本有大钟两面，迺澳门旧日出名之波加劳造炮厂(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铸者，亦被迁移安置于牌坊之第二层左右两窗框内，作为葬礼鸣报丧钟之用。嗣是该坟场一向被沿用，作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鸦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来任澳门兵头时，迺下令将前时所葬下各墓，一律迁葬于西洋坟(St. Miguel)内。所有断壁危墙，悉数夷为平地。至是两个古钟，亦失其所在。所遗之教堂残碣及墓碑，或移作邻近房屋建筑墙脚，或用船载往吕宋之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边。后来更将牌坊背后之废地，辟成花圃草坪，门口加建铁闸，用以点缀和保护此名胜古迹。迨至近年各处旅客来游日众，澳门工务局遂将该牌坊右侧修院废址(此地曾为贫民巢窟，尝遭火灾多次，后来当局迺将贫民移居台山，尚遗留破屋多间)之破屋拆去，新辟一斜坡马路，以利汽车来往，从此游客称便矣。大三巴牌坊，即为澳门名胜古迹之一，亦为澳门唯一之突出标志。历尽数百烽火风暴，犹安然独存。曾经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几许中西游客，为之兴怀，为之歌咏。在中国诗词方面，前章已略举例。至于西文诗歌，最能哙炙人口者，当推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包令约翰 (Sir John Bowring)所写之“荣哉宝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谱又为英国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称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词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残阙，已荒废久矣。岂料当二十世纪初期，还有人想设法重建之者，盖在一九○二年时，澳门公教会中，有一位长老名约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类荒，自愿竭力护法，迺不辞劳苦，百方筹募，终捐得白银一万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门工资物价皆极低廉。募得此项巨款，实较重建预算所差无几。于是着手策划，绘备图则，务求尽可能依据原日之圣保禄教堂模样，照样筑回一所。讵知其年高任重，积劳成疾，以致宿愿未偿，身已先死，自后继志乏人。且闻捐得之款，曾由其经手存于银行，现在没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圣保禄教堂之议，终成泡影也。至于圣保禄教堂之本来面目究竟如何？应如何照样重建？此迺必须解决之问题。据闻当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国著名画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门，后来其遗作多珍藏于英伦及罗马等博物院，或对教堂所绘，有足资参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还有一荷兰雕刻，曾显示该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楼高二层，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对现实，举头可见牌坊，堂皇宏伟，留心细看雕刻，精致玲珑，其建筑之壮丽，其艺术之奇巧，在在令人称羡，处处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门面所见，分为“艺术建筑之构成”，与“宗教雕刻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