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连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于澳门巴冷登街三号的寓所内。画家。 父亲是葡国拉戈阿（Lagoa）人约瑟‧岗萨维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亲是澳门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连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连玉在澳门长大，开始入读圣约瑟修院，之后转读殷皇子学校。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有著名的画师拉拉‧雷伊斯（Lara Reis），还有使他在绘画及作曲上受益匪浅的波达罗‧包热斯（Bordalo Borges）及安东尼‧圣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们的美术启蒙教育下，连玉八岁时拿起了水彩画笔，随Brigite Reinhart学习水彩画并在澳门美术学校学习进修水彩技法，之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专业艺术学院随祖士学习专业艺术。[2] 连玉33岁时，在受洗礼的教堂成婚。当时，他的职业是气象台观测员，在此岗位勤勤恳恳地干了17年；1984年3月23日，获颁“气象功勋证书”。 连玉在气象台负责观察与记录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欢看澳门的自然风光：水、天空、植物、建筑等。当时澳门气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围绝大多数是二层高的西洋别墅和唐楼，大炮台上的气象台居高临下，澳门的景色一览无遗。 连玉深邃而温柔的目光，总是注视著天空，也注视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连玉是一位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种族和门户偏见。他向两位德国后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学画。他在殷皇子学校学生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接受一家澳门报纸的访问时，说过“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给我许多绘画知识的人”。1963年，连玉与Frederick Joss在澳门市政厅举办画展。 连玉一生崇尚自然，从没放弃过写生，但其后期风格逐渐趋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几幅水彩画中，图案的线条较为明显，但晚年时期，线条均消失得踪影全无。连玉的随意性及绘画技巧几乎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题材的简洁显示出表现主义对他深刻的烙印。 连玉深受法国巴比松（Barbizon）学派的美学观点及印象主义时期各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非常了解印象派画家的技巧理论。他在初期作品中经常显示出模仿的痕迹。水彩画本身就使画家有一个较大的表现自由的空间，可以反映画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题材的选择与色彩的运用，成为画家诗一般目光的反映，这在杜连玉的水彩画中比比皆是。 水彩画《亭桥》是连玉一生中画得最有中国情调的作品。这幅画证明中国美术对连玉的影响，也证明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另外，连玉使用的水彩画颜料中有些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在画风景特别是远山，水彩颜料在背景上沉淀，造成特殊的山峦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画面紧凑的构图。他的水彩画作是紧凑与流动的结合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使连玉的水彩画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原创性。 1968年前，连玉前往东帝汶主持帝汶旅游暨娱乐公司；1970年回到澳门后，继续其企业家的生涯；开始担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顾问；1976年，开始担任澳门南湾新建成的新丽华酒店经理，一做就是17年。虽然工作忙碌，但连玉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6年，他与中国籍画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厅举办画展，在贾梅士博物馆举办两次个展。在他执掌新丽华酒店期间，他的办公室是“画廊”、“画室”、“视听室”及“图书馆”，成为朋友们聚会、交流、学习的场所。[1] 1962年，连玉发起成立“天虹艺术社”，成为创会成员；1963年1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他与祖士和谭智生合办画展；1964年2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举办“天虹艺术社美术展览会”，获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国、澳门和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其作品获私人及政府机构如葡萄牙贝南宫、里斯本澳门之家、帝汶总督府、澳门艺术博物馆和葡萄牙驻墨尔本领事馆等收藏。[2] 1994年，连玉去世，终年73岁。 [1].徐新：《澳门水彩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页。 [2].《杜连玉》，载“澳门艺术博物馆＂网，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连玉平生作品》，载“孔夫子旧书网＂，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张祖奇，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上海。澳门知名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37年，祖奇移居澳门。 50年代初，祖奇担任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内设计技术员，经常亲自到地盘监督工程，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60年代初，他领取建筑商牌照，开始从事建筑设计业务。 70年代，祖奇以“亚张建筑”之名经营建筑装修工程业务，80年代与家族成员组成“亚张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长；并组织创建联利企业有限公司、达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历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百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达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建筑置业商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澳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同时，他担任澳门、葡国、台湾贸易商会名誉会长兼会员大会主席、澳门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会候补委员、澳门建筑置业商会永远荣誉副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澳门镜湖慈善会监事、澳门教育基金会常务会董等职。[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时07分，祖奇在山顶医院去世，终年89岁。11月28日下午3时，遗体奉移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11月29日正午12时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安葬在路环华人永久墓园。[1] [1]《澳门知名人士——张祖奇逝世》，载《澳门日报》，2007年11月27日。 [2]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二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592页。

梁昌，原名梁润昌，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生于澳门。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时代，梁在银铺和办馆任职。[1]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梁因为认识当时知名商人钟子光，又结识经济局长兼富商葡人罗保(Pedro José Lobo)，获得罗保赏识。 40年代中期，梁在内港海旁开设英昌行（润昌的谐音），经营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战结束后，澳门开始成为世界主要的黄金走私地方，当时国际订定黄金价公价为每安士是35美元。许多地区包括香港在内，黄金进口受到管制，而澳门因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员，不受国际公价的规限，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黄金市场。1973年，黄金的国际公价撤销。香港取消限制黄金进口后，澳门才失去这一地位。 1948年开始，澳葡政府将黄金进口生意批给一个恒昌公司经营，由经济局局长罗保、商人何贤、钟子光等组成，从外国（主要是英国和南非）进口黄金，这些贵金属由国外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用飞机转运到澳门。当时飞航港澳航线的水陆两用客机，当黄金运到香港时，梁在恒昌公司任职，负责将黄金转运到澳门；并获邀加入专营黄金的恒昌公司成为股东，获得分红，他开始赚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开办港澳水翼船公司，经营港澳两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开设燕昌置业公司，在地产、股票上发展顺利，成为港澳两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导文化体育事业，热心慈善公益事业；1961年捐资50万元，在澳门南湾兴建孤儿院；1965年再捐款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设备。 梁两次获得葡国授勋；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援救英军有功，1973年获英皇颁授CBE勋衔。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机开车载他兜风，到了浅水湾道1001号浅水湾花园大厦下车。他独自进入大厦A座，不久便坠下大厦入口处地上，当场身亡，终年61岁。[1] 梁昌与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当时澳门政府公共救济处（今社会工作局）捐款50万元，作为抚育孤儿之用。在西环“烧灰炉”兴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儿院，后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钱在香港沙田兴建一所梁文燕纪念中学。 后来，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师何杏庄为继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庄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与梁昌离婚，后双方协议离婚。之后，梁昌心情大受打击，性情大变，经常拿着一叠钞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表行买了一大堆手表，见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门被葡人占据开埠时，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楼居住，形成“烧灰炉”和“竹室仔”两条自然村。清朝时，澳门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洋场租界并由澳葡管治，当时西望洋山两条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后二百多年，西望洋山从未有华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筑西望洋山脚东南侧马路，将南湾西湾与妈阁前地连通。因马路修好之际，恰逢葡萄牙国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将此新路命名为“民国大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烧灰炉”附近，英国公使官邸旁边兴建西式大宅并入住，成为200年来第一位在此置业居住的华人。之后，梁昌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港澳华商官员蜂拥而至在西望洋山置业居住，从此西望洋山一带便成为“澳门地王”。据说，梁昌是经粤港澳著名风水师霍鉴清的点化，劝他不必顾虑甚么。霍鉴清说，一是辛亥革命开创民国，国运地大有变化。二是澳葡辟设民国大马路，改其风水作“龙首披挂”，“龙首鸡”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岛上的鸡颈山“鸡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坏则克然亦坏。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继承家业。梁仲豪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担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他拥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权；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权，套现16亿；在泰国拥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资超过40亿港元。他又与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发展曼谷SV City 121万平方米楼面和8.3万平方米商铺写字楼和高级商住区，投资额达35亿港元，建立梁仲豪财团。[5] 1992年，何杏庄捐款港币55万元，作为东华三院“梁昌纪念安老院”建设费用，以彰梁昌的功德。为贯彻政府安老政策和响应社会需要，该院获社会福利署批准于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转型为提供持续照顾的护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于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纳地盘前身的四栋旧楼，购入价共3.86亿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后有见零售业大旺，改变主意重建成银座式商厦作楼上铺之用，总楼面46379方呎。兴建霎东街15-21号银座式商厦楼花OLIV，因应同区铜锣湾地带拆售，即时推出发售，套现逾13.58亿元，赚近十亿元。[7] 2011年，巨龙船务董事总经理梁仲豪担任董事的两间投资公司，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借钱后，未能如期还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日前入禀高等法院，向出任担保人的梁仲豪追讨合共1.6亿元及利息。原告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指，2008年3月与莱祺投资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贷款协议，批贷款额合共3.2亿元。 巨龙船务股份有限公司、吴福（译音）及被告梁仲豪作为独立担保人，而被告的保证金额共1.6亿元。两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还贷款，截至2011年9月，莱祺投资仍欠原告逾8000万元，晴域投资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万元。巨龙船务提供来往港澳的廉价客运航线，经营14个月后至2011年9月，突然宣布清盘。[8] 梁仲豪因其个人决定放下活跃的业务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他服务于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获委任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执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为非执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页。 [2]《细说澳门故事——澳门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载“文汇资讯＂网，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门旧话——充满传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载“aomenMACAU.com＂网，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丰居士：《西望洋山曾无华人敢居》，载《新报》，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567页。 [6]《梁昌纪念安老院》，载“东华三院＂网，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厦　速套13亿》，载《苹果日报》，2013年2月22日。 [8]《中国银行上诉法院向巨龙船梁仲豪追讨1.6亿》，载“中国资本证券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辞任新世界（00017.HK）非执行董事》，载“网易财经＂网，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卢滔，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英记茶庄第一任老板。 约1930年，英记茶庄开业。英记茶庄前身是宝春茶庄。宝春茶庄倒闭后，卢滔等五人认为，宝春茶庄所在十月初五街人流如鲫，有所作为，每人出500元，共2500元，接办茶庄。当时，英记茶庄五个股东除茶庄外，也做红蟹蟹栏、祥珍茶庄、英记饼家等其他生意。因为其中一人有份经营英记饼家，所以把茶庄定名为英记。卢滔在蟹栏、饼家都有股份。 1939年，卢滔的堂弟卢璋鸿为逃战乱来到澳门。当时卢璋鸿只有十岁。在读书之余，卢璋鸿开始在英记茶庄帮手，做送茶等下栏工作。他14岁时，不再读书，全心在英记工作。 当时英记茶庄规模不小，分成七个工种，计有总管、正柜、买手、行街、细路、师傅、伙头等。总管负责管理保险柜，负责管理金钱。正柜即柜面，管理门面生意。买手负责购买英记茶庄需用的物资，如器具、线、草等。行街负责向茶楼铺头等推销茶叶。细路负责送货的人，当时雇有两个细路，当时有一正一副两个师傅，负责炒茶。伙头负责煮食。 当时澳门茶庄很少只卖茶叶，通常兼营烟草、饼点生意。原来当时不少茶客都会吸烟，而且时人认为烟、茶叶都是奢侈品，所以放在一起摆卖。其中规模较大、卖茶叶的仅有英记一家。饮茶的风气颇为盛行，有不少人都喜欢喝茶，都会去买茶叶。但英记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零售，而是大茶楼、商铺等批发生意。英记平均每天都有约二百元的生意，在当时来说不错。 香港沦陷后，当时不少香港有钱人逃到澳门，而且不少内地人来澳门买茶叶回大陆卖，再从内地买一些因战争短缺的日用品来澳门谋生，加上澳门本地人对茶叶的需求，使茶叶销量大增。另外，因当时饥荒等灾害，使如生茂等茶庄结业，英记客人数目激增，使原来楼高三层的店铺不够用，需在沙梨头、下环等地租用三间大屋做仓库。 在战后，英记茶庄生意不俗，如有一个法国人在战后两三年，在英记订了2000多元各种茶叶，如寿眉、水仙等200斤茶叶，并托英记由澳门寄往法国。抗战时期，澳门未被日本占领统治，但日本对澳门严格管制出入口，这并不影响英记进货。英记除大规模地一箱一箱把茶叶运来外，也会从水客处买进茶叶。因内地处于交战状态，各大茶产区茶叶加工基本上停止了，英记茶庄来货主要是新茶，从茶农手上直接进口未经处理的茶叶。 后来，英记茶庄从五人合资变成由卢滔一人独资。 解放后到60年代，英记生意一直良好。有不少茶楼都是直接从香港经纪处入货。香港经纪会给这些大茶楼的买手一些甜头，使他们光顾自己，但金城、远来、天香等茶楼从英记处取货，而且购货量不少。有一次，远来茶楼一次取走2000多元的茶叶。 当时人们喜欢喝茶，一旦有客人来访，以茶会友。人们认为茶庄所售的茶叶的品质较好，杂货铺的茶叶可能存放很久，这使英记茶庄零售生意较好。澳门发生过几次暴动，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但没对英记生意造成太大影响。之后，卢璋鸿从堂哥卢滔手中接手打理英记茶庄，当时在商会办办转名手续。卢璋鸿从此开始主理英记茶庄，2002年7月退休。 [1]《英记茶庄》，载“澳门乡土茶事＂网，2013年6月20日，http://history.mo/special/Tea/Content/Html_08.html。

陈声始，澳门全新织造厂东主。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积极赞助，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殷商高可宁、崔诺枝、毕侣俭、李际唐等，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著名厂商、全新织造厂东主陈声始、杨惠馨夫妇，殷商徐伟卿夫人张瑞英，毕侣俭夫人莫翰声（妇女慰劳会主席），岐关公司总经理郑芷湘，爱国商人毕漪迢等都是热心支持者。[1]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第三队领队杨惠馨女士，除担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钱出力。另外，全新织造厂受旗一面，给西纸15元。 陈声始的六个儿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纸六元，爱国热诚，令人振奋。又有右文书局报效布旗，全新织造厂报效制工。统计三天所得，达1600余元，积极为抗日救国活动贡献力量。[2] 陈声始、杨惠馨夫妇不但自己热心捐输救国，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数捐献出来，给抗日团体购买药品等。[3] 30年代初，陈声始的家人曾枝西（陈卓禧夫人）组织具有相当规模的澳门妇女互助社，以全新织造厂工人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1933-1964年，应陈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资《大众报》，成为合股人，亲自主理经理部工作；抗战时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工作，获选为理事，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救亡爱国运动。[4] 2011年，陈声始家人捐献澳门币100000元给澳门同善堂。[5]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8-19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28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页。 [4].《曾枝西》，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长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载“澳门同善堂＂网，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马文驺，字瞻一，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国时期国民党官员、檀香山侨领、诗人。郑乃炎妹夫。 马文驺早年担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监察委员兼秘书、澳门中山教育学院讲师。 50年代初，马文驺举家移居美国檀香山，成为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的领导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一九七五年特刊》。 马文驺生育三子二女，长子马任远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初任太平洋士厂化验师，后任设计师。二女马本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外交系高级护理系、德洲陆军卫生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历任美国陆军医院少校护士长，调任中东埃及美国陆军医院工作。次子马任弘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商业管理系，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接受美陆军部特种训练。四女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任职政府机构，后奉派往南朝鲜为工程师。 马文驺初到美国时，生活穷困，在餐馆打工赖以维生。他以中国的文化、孔孟学说，伦理道德思想及国家民族之观念教育子女，且从各方面激励子女读书，子女不负父望，个个成才。经金山区评议，马文驺荣获1988年度“檀香山模范父亲”称号。 马文驺自幼爱好诗词，诗作历数百首，出版《岫云庐诗集》，受到海外侨胞称赞。陈立夫评价《岫云庐诗集》说“妙造自然，如见道心，取语甚直，矫矫不群”。 马文驺在艰苦生活中学得一身好厨艺，后来自己开设餐馆，成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馆的创办人兼总经理。他担任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荣誉会长、夏威夷马氏宗亲会荣誉会长、世界中山同乡会总会副评议长，并任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秘书长。马文驺身在美国，心念故乡，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广州、中山等地探亲观光。 现录马文驺的诗三首：[1] 《秋夜有怀》 惯坐小楼听夜雨，今宵对月伴长檠。万言隐约秋声里，清梦萦牵雁影横。 遣此晴空当逆旅，拼将块磊入瑶觥。人间未改荒凉态，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风冉冉绿山城，池涨新蛙试夏声。雨霁蝉鸣催荡熟，乡心苑转动行旌。 朱门酒肉熏天臭，忍听春来杜宇啼。华屋邱圩人闻寂，千山濯濯夕阳低。 《春暮》 残红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梦醒。茂草苔深王谢宅，夜兰无语数春星。 [1]英豪：《马文驺先生和他的诗集》，载《中山文史》（第20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79-182页。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王作芝，澳门工商业者、会宁同乡会主席。 王作芝在澳门开办炮竹厂。[1] 抗战期间，除带头捐资捐物外，王作芝以会宁同乡会主席身份，发动会宁籍的同胞参加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捐资捐物。在他带动下，澳门会宁籍同胞70%以上捐了钱物。从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门同胞举行百多次募捐活动。 孔令淦和王伯琰来到澳门找到欧新、王作芝商量。当时欧新在澳门岐关公司工作，发动在澳门的同乡青年参加服务团和支援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香港澳门两地党组织的支持下，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服务团，还捐集到一批衣物、药品和活动费用。[2] [1]《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页。 [2]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四会党史资料选辑》，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