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12月24日，普通法官帕斯库亚尔•卡瓦略（Pascoal Fernades de Carvalho），市议员热罗尼莫•里贝罗（Jerónimo Vicente Rebeiro）、庞西亚诺•阿布雷乌（Ponciano de Abréu）、拉法尔•西克拉（Rafael Carneiro de Sequeira），理事官米格尔•马赛多（Miguel de Machado）及8名助理出席的议事会会议决定每月拨出60印葡金币维持从马尼拉来到澳门, 暂时居住在方济各会会长巴尔托罗梅乌•罗沙（Bartoloméu da Rocha）家中的第一批方济各会赤脚修女的生活，给她们提供一切必需品。葡印总督利尼亚雷斯伯爵要求澳门总督卡玛拉•罗郎也接济和保护这些女教徒。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1页。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2月17日─1617年2月5日）8月31日，澳门地方兵头兼王室大法官罗伯斯•卡拉斯科（Francisco Lopes Carrasco）抵澳。罗伯斯•卡拉斯科抵任后，议事会与兵头之间的矛盾更趋明显，不仅中日巡航首领不承认他，居澳葡人也不愿听他的指挥。“战督”一职形同虚设，葡印总督欲借此重建澳门内部权利制衡关系的企图并未得以实现。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3页。

天启五年（1625年2月7日─1626年1月27日）葡印总督弗兰西斯科•伽玛给澳督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下达命令，为王室国库组织一次到马尼拉的航海贸易，将收入用于购买果阿炮厂所需的日本铜材和维持印度洋舰队所需的中国黄金。澳门议事会反对此次航行。经过争论，最后协定：航行贸易的部分收入专门用于维持澳门驻军和防御工事，而澳督、议事会成员和其他人员均得到相应的份额。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st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 22, pp. 80—85.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0日，澳督热罗尼莫•施维拉向议事会建议由其兄弟贡萨洛•施维拉接替他的职务，此建议获得一致通过。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8页。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4月，澳督卡玛拉•罗郎也卸任，前往果阿任葡印总督书记官。29日，新任澳督多明戈斯•罗郎也（Domingos da Câmara de Noronha）从果阿启程来澳。并于8月抵达。多明戈斯•罗郎也出任澳督两年多时间，澳门政局一度稳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3页；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121页。

崇祯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被遣送到东京教区的克利斯托旺•桑托斯神父在那里呆了几个月后，又返回澳门。澳门法官曼塞尔•拉莫斯（Mancer Ramos）致函澳督卡玛拉•罗郎也，要求将克利斯托旺•桑托斯神父遣送去东京，因为日本当局决不会容忍这种玩弄他们的手段。文德泉：《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崇祯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12月，澳门总督贡萨洛•施维拉带领6艘满载货物的葡船前往印度，其中5艘被荷兰船队在新加坡海峡（Singapore Strait）截获，尽管他所在的第6艘船逃脱，但该船很快失事，他本人也下落不明。丢失的金条和其他商品大约价值100万色勒芬。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7.

天启五年（1625年2月7日─1626年1月27日）1月28日，澳督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下令就黑人拆毁明朝驻澳门守澳官（Mandarim do porto）宅第并盗其木材一事向守澳官道歉。先是，澳门葡商若昂•塔瓦雷斯（Joāo Tavares）之黑奴摧毁守澳官之宅第，并盗出该宅之木材。王室大法官卡美洛•塞劳（António Camelo Serrāo）下传票传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声称，这些黑奴并非他的，而是他女婿的，但他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向守澳官赔礼道歉。29日，普通法官弗兰西斯科•阿布雷乌（Francisco de Abreu）率其书记高丁纽•科拉索（Manuel Godinho Colaço）、市政官西蒙•贡萨尔斯（Simão Gonçalves）、通事多明戈斯•苏亚雷斯（Domingos Soares）前往被盗毁的守澳官数座宅第之处，并命3名木匠进行了修复。据查，这次盗毁木料损失，包括门梁、栅栏及板材，总计足色纹银350两。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及区档案馆第CXV I/2—5号手稿，第301页。

崇祯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5月4日，澳督施罗保将西班牙国王任命的管理澳门对日贸易的官员狄奥戈•弗雷莱（Diogo Vaz Freire）毒打致死。先是，弗雷莱被施罗保关在大三巴炮台的地牢中达8个月之久，身体已极为虚弱，施罗保再次给予毒打，临死前，弗雷莱提出临终忏悔、涂油的请求，亦被施罗保拒绝。当时，弗雷莱的一个仆役为其主求情，也被施罗保吊死。第二天，施罗保还将弗雷莱血肉模糊的尸体悬挂示众，目击者无不毛骨悚然。施罗保因此项罪行很快遭葡萄牙政府逮捕。但关于没收其财产的多次命令都被他的耶稣会朋友置之不理。当他在1647年2月从果阿前往里斯本时，他的大部分非法收入仍在他名下。但施罗保的末日就在前往里斯本的途中来临，船只在荒凉的纳塔尔（Natal）海岸附近失事，6月15日，他夹在侥幸逃生的人们当中前往莫桑比克，他因身体肥胖和其他疾病最终被弃于中途，一个中国男仆和一名黑奴陪伴他。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122页。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