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羅天尺，字履先，號石湖，又號百藥居士，生於廣東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一個書香之家。清代著名詩人和學者、“惠門八子”及“鳳城五子”之一。[2] 祖父羅孫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與陳恭尹、梁璉、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組織石湖詩社，馳名遠近州府。[2]父親羅世舉是1693年副貢生，家道中落，卻堅守家中園亭花木，力勸其弟勿變賣。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權貴，晚號棱崖居士；著有《驅饑集》。 天尺幼承家學，聰明穎悟，博學多識，尤長於詩；1736年考中舉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不中。1721年，他與何夢瑤、蘇珥、勞孝輿等同為學政惠士奇所賞，成為補諸生，當時有“惠門八子”之名。他又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合稱“鳳城五子”。 1730年，魯曾煜總纂《廣東通志》，天尺與勞孝輿同任分纂，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因資望未深，頗招謗議，相繼辭職，所以《廣東通志》完成時不得列名。 天尺回鄉授徒。中舉後一上公車，他就奉母居於順德城北門外石湖故里，杜門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癭暈山房詩鈔》、《文鈔》。晚年時候，他自定其詩為《癭暈山房詩刪》。其詩以學宋詩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長篇跌宕不羈，其餘諸體亦高雅超脫。 他與張汝霖交情甚篤，張汝霖於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訪於石湖草堂，作《二羅行》相贈，詩末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談藝》）。次年春，天尺到廣州禺山寓齋探訪張汝霖，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談詩，好事者為繪《三子論詩圖》。 天尺一生體弱多病，17歲時因心悸而輟學，長年服藥，因此自號“百藥居士”。他清心寡欲，調養有方，活得長壽；[3]1766年去世，終年80歲。 現錄羅天尺的詩兩首：[2] 《題澳門圖》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 魚撼腥風疑島動，蜃浮樓氣入春陰。天邊不用乘槎去，酒後青山畫裡吟。[4] 《送家漱公遊澳門》 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地勢中華盡，濤聲海市喧。 花錢唐壻重，蠻律法王尊。亦足覘風化，輶軒好細論。[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佛山歷史人物錄》（第2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頁。 [3]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頁。 [4]這首詩約作於1721年。清代的《澳門圖》不止一幅，題詠之作頗多。這首詩為《澳門圖》題詠中較早的一首。頷聯寫出封建社會的“盛世”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時代色彩。 [5]這首詩大約作於1748年。

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清初詩人，史學家。初名紹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廣東番禺人。受業於順德舉人陳邦彥。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南下入廣州，曾參加陳邦彥等發動的抗清隊伍。順治七年，清軍再破廣州，為避禍，削髮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種。後與同里文士創“西園詩社”，以詩言志，砥礪名節。兩度北上遊歷，先後到南京、北京、山海關、關中、山西等地，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結交遺民，以圖復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廬。康熙元年（1662）歸粤，蓄髮還俗。台灣鄭克塽降清，復明絕望，遂隱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錄》，表彰抗清忠烈，未幾病歿。善寫詩，詩風明朗雄健，頗負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軍入關時暴行，感傷時事，為後世傳誦。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為“嶺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詩外》、《道援堂集》、《廣東新語》等30餘種。屈大均曾在澳門居住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情節尚待進一步考訂）。他在澳門時撰寫的詩文留下了關於當時澳門情況的珍貴記載。在《廣東新語》卷二的《澳門》專文及《廣東新語》其他各卷中，有關澳門及西洋夷人的記載將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詩外》中有以《澳門》為題的詩六首，其他吟詠澳門及與澳門相關的詩12首。這些詩文記述澳門和當時形勢，澳門聖保祿教堂及澳門天主教法規禮儀、澳門經濟貿易（澳門葡人海外貿易），以及葡人生活習俗及西洋物品等，觀察細緻，記載翔實，是研究澳門史的重要史料。

天主教傳教士。字繼元，原名謝務祿。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穌會。1608年東來。1613年入華，傳教金陵，南京教案後於1616年被驅至澳門，繼在聖保祿學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內地傳教，初居江西，繼赴江南、浙江。最後到西安。在此，他見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將其譯為拉丁文，轟動歐洲。1637年自澳門赴羅馬，出席耶穌會總會召開的各國耶穌會代表大會，1640年抵羅馬。1644年會畢返華後，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至1650年。1649年往廣州主持教務。1650年清軍攻克廣州，曾被捕。後因湯若望的關係始獲釋。1658年歿於廣州。著有《大中華帝國誌》（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書。其遺著《葡漢字彙》今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

清朝官員。字黻昌，號炳岩。江南寶山人。清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下詔，命令省督撫舉薦孝廉方正之士，印光任應詔，被薦為廣東地方官。歷任石城、廣寧、高要、東莞等地知縣，頗有政聲，尤長於經辦中外交涉事件。乾隆九年（1744）朝廷選派其擔任第一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到任後，首訂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門夷人規約七條，加強清政府對澳門的管轄，並能妥善處理各項涉外事端。1745年在澳門同知任內寫成《澳門記略》草稿本，後在潮州與張汝霖共同完成。1746年調任南澳同知，後升任廣西慶遠及太平兩府知府，因事去職。晚年在鄉家居，終年68歲。著作有《炳岩詩文集》、《翊蘄編》、《補亭集話》、《雨吟碎琴草》、《鐵城唱和》等，今存者唯《澳門記略》。

天主教傳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穌會。1610年抵澳門，曾在澳門教授數學兩年。後至北京、常熟、杭州，與士大夫往還，被稱為“西來孔子”，在福建傳教23年。明天啟三年（1623）刻《性學觸述》八卷，系統介紹人體之神經、消化、呼吸、感覺諸系統。1623年撰《職方外紀》五卷，介紹五大洲之風土、民情、氣候、物產、名勝等。1631年（崇禎四年）經瞿式谷筆錄而成《幾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問答》敘述西方之風俗、物產、制度及《出像經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記略》，附圖57幅，這些西洋宗教畫，也即是西化之中國版畫。

中國早期天主耶穌會士。字惟信。澳門人。其父為虔誠天主教徒，與當時居澳門的法國教士陸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隨陸德赴羅馬深造，入羅馬聖安德勒學院學習。1653年入羅馬公學，攻讀修辭學、物理學、哲學、邏輯學等課程，後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讀神學。是第一位華籍耶穌會司鐸，也是第一位中國留歐學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門。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華語。期間鄭瑪諾曾寫信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要求派中國神父到內地傳教，以挽救天主教傳敎事業在中國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傳教士返回北京供職，鄭瑪諾亦被推薦進京，修訂曆法。1673年卒於北京，年僅40歲。墓在阜城門外勝公柵欄。

天主教傳教士。字敦伯。比利時人。1641年入耶穌會，1658年抵澳門。1660年（清順治十七年）自陝西奉詔赴京，助湯若望修曆。1669年（康熙八年）授欽天監副職，所造天文儀器，計有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天體儀、地平經儀、經平緯儀（即象限儀）、紀限儀等，又撰《新製靈台儀象志》16卷，以說明各儀之製法、用法及安置法，並有繪圖。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少卿職銜。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曆法》32卷，加通政使銜。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曆勞苦功高，賜諡號“勤敏”，為西洋教士蒙賜諡號之始。

明清時期繼利瑪竇之後最具影嚮的耶穌會傳教士。德意志人。1622年經澳門到北京。1630年由徐光啟推薦入曆局，編纂《崇禎曆書》130卷，並為明廷鑄造西式火炮。清初深受順治帝器重，任欽天監監正，繼而兼太常寺卿，光祿大夫，並誥封三代。1666年病逝於北京。著有《主制群徵》等宗教著作和《古今交食考》等天文著作多部。湯若望引進西方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之學說，在軍器製作上亦頗有造詣，在西學東漸史上和中國科技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影響。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學者、新派人士。 劉楨麟是康有為弟子，居住澳門。[1]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劉楨麟、何連旺等維新派人士熱情歡迎。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於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應運而生。 《知新報》報館設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總理為何廷光，康廣仁、劉楨麟、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恆煒、王覺任、陳繼儼等人擔任撰述，編譯英文為周靈生、葡文為宋次生、德文為沙士、法文為羅渣、美文甘若雲、日文唐振超。發行地點除澳門該報報館外，還有香港、廣州、佛山、石岐、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發行省內外、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眾多傑出人士聚集於澳門共同創辦《知新報》，並且取得突出的成績，這是澳門對中國近代文學、文化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知新報》是晚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時務報》齊名的重要期刊，成為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3]《知新報》與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被擁護維新變法思想的人視為最重要的三種報紙。[4] 1898年5月，劉禎麟與何連旺、張壽波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在《知新報》上大力宣傳，號召人們戒斷煙癮。當時澳門與上海、湖南等地一樣，是維新變法思想非常活躍的地區。[5]當時，不少人主張興醫學以強種強國。劉楨麟立即說：“積體而成人，積人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爆發，維新派遭到朝廷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劉楨麟等人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曾策劃派人赴京刺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劉楨麟撰寫《論西學與西教無關》、《復仇說》、《富強始於衛生論》、《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等文獻。 [1]《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載“王朝網路＂網，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載“中山網＂，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第253頁。 [6]《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78頁。

劉逸生，原名劉錫源、又名劉日波，香山縣谿角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雲漢村）人。學者、詩人、資深報人、作家。 祖父是一個鞋匠。父親劉祥盛九歲時[2]，祖父去世，祖母獨力帶著父親弟妹三人艱難生活。父親在家鄉中山讀完小學，就做木匠學徒。 父親帶著全家，從家鄉前往香港，以補鞋為生。兄弟姐妹多個，逸生居長。他小學畢業後，因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去世；後母親李惠坤病逝，無法升讀中學。之後，他當過木匠、報販、搬運工，過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強不息，勤奮自學，刻苦用功，1931年進入香港《大同日報》當勤雜員，同年冬在香港《中興報》當見習校對。不久到澳門任職員。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島日報》做校對、編輯；1939年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習，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學語文教員；1943年赴梧州任《言報》編輯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廣州《晨報》任編輯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任香港《華商報》編輯。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讀物《“國大”演義》。他從排字工人、校對員開始，經過長期艱苦自學，終於成為著名的編輯、詩人和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 1950年，逸生回到廣州，先任《南方日報》副刊副主編。1957年《羊城晚報》創刊，他擔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協，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1974-1978年，他在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1979年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工作；1982年離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長期致力古典詩詞研究和賞析工作；擔任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詩詞學會副會長、嶺南詩社副社長等職。 逸生主要著有《元劇史話》、《唐詩小劄》、《宋詞小劄》、《龔自珍詩選》、《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龔自珍編年詩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微型詩品》、《漫話三國》、《藝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傳《學海苦航》、長篇小說《珠水龍蛇傳》、《詩經》等40種，主編《小說軒》16種，個人詩集《劉逸生詩詞》等。 逸生的書法作品獲得日本書畫院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特選獎狀；廣東“四大”名園之一、順德清暉園等藏有其書法楹聯。 逸生沒受過多少正規學校教育，在學術界沒有“同門”或師承關係，全憑自己自學成才。他為人謙遜，沒有將自己當作學術權威。父子、兄弟之間亦師亦友，家庭聚會時，家人自由發表意見，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吳畹華，原是香港富商女兒。為了嫁給劉逸生，與家裡斷絕關係。吳畹華從小接受新思想，對舊式家庭裡種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她寧願離開安逸的家庭，與一貧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從此，無論生活怎麼困難，她從不向家裡要錢。 許多年之後，年邁的吳父來廣州探望吳畹華，父女和好如初。吳畹華喜歡看書，更喜歡古典詩文，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艱難，把她磨練成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只有在教孩子讀古典詩文時，她的興趣才得以發揮。她一生最愛教孩子們讀古典詩文，起初是教兒女，後又教孫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廣州去世，終年84歲。[3] 長子劉斯奮擔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劉斯奮所著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1997年獲全國長篇小說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獲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1999年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出版《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時，他精研繪事，尤其擅長中國人物畫，出版《劉斯奮人物畫選》、《劉斯奮畫集》等畫冊，並在廣州、香港、深圳、台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次子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廣州《學術研究》主編；治詩、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詞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餘種。 女兒劉聖宜讀書時年年得獎，恢復高考後，直接考取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嶺南文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近代開放史話——抵抗與吸收》，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長孫劉一行，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餘致力於漫畫、中國畫創作，專長現代水墨畫，出版《劉一行畫集》。[4] 30年代，劉逸生客居澳門，80年代憶詩。這首憶詩寫出30年代澳門的一個生活側面。潮聲歌聲交混，令人對自然、道德的判斷也有所混淆。 《內港西堤雜詠》[5][6] 內港西堤漲晚潮，一聲一歇到深宵。 月華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簫。[8] [1]《劉逸生》，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曉吟：《我與唐詩小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頁。 [3]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頁。 [4]郭毓玲：《“名門望族劉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師亦友談詩論藝書香漸醇》，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9日。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頁。 [6]內港：澳門西部的天然港灣，由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聲清圓婉轉。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簡朝亮，字季起，號竹居，順德縣簡岸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簡岸村）人。學者稱為“簡岸先生”、嶺南近代著名經學家和教育家。[1] 父親簡孫揚精通文墨，長期在本族祠堂供職，家境貧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聰穎，刻苦好學，嚴格自律，品行高尚；27歲時補稟生，在廣州設館授徒。他37歲時，第五次應考舉人，落第後不再涉足科場；回鄉建讀書草堂，一邊講學，一邊讀書著述。 朝亮畢生師承朱九江的學說，極力宣導“通經致用”（掌握儒家經典精義，應用於人生實踐），尊奉孔學是“萬世學術之宗”，寫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風”；而對於興起的新學，抱有排斥態度，視為“介亂”、“離經叛道”。他把國家民族的危難歸咎於“人心不古”，一再呼籲“明正修身之道，始可達於治平之階”。 朝亮的思想雖趨於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為稟生後，生活仍相當拮据，卻從不為童生作擔保，以賺取酬金。每次應考舉子試，一般考生那樣出錢買謄錄（新科考試時，由於時間限制，考生不可能將考卷的作文草稿謄正上交。為便於教官批閱，考場僱用一批書手，只要考生繳交一定費用，可代為謄正草稿。這種做法叫“買謄錄”）。他認為一經別人謄正，便涉嫌文過飾非。時人認為，他連考五次都沒考上，與此有關。但他泰然處之，無怨無悔。 朝亮先後在廣州、順德、陽山築“讀書草堂”、“讀書山堂”，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專治經史之學，成就卓越；著有《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尚書集注述疏》、《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孝經集注述疏》等文獻。[2] 朝亮設帳講學30多年，社會影響頗大。他言傳身教，與學生一起篤行儒家修身之道。學生們深受潛移默化，走出社會後，大多大有作為和聲譽良好。他的儀態風度，無不令學生欽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在課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論滔滔，聲若洪鐘；每談到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時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聲疾呼，聽者無不為之動容。數十年後，學生們對此印象猶新，津津樂道。 朝亮門人眾多，人才輩出，如晚清國粹派領袖鄧實、黃節出自其門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權勢。清光緒年間，簡岸鄰村槎涌的豪強買通省衙門某達官貴人，偽造證據，拒絕出錢修築歷來由簡岸、槎涌、祿洲合修的三村堤圍，引起簡岸、祿洲兩村村民不滿，上告到縣衙門。順德知縣害怕得罪權貴，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親自到省上面見主管此事的讞官，而讞官官官相護，一臉不高興，斥責朝亮“無事生非，要脅官府，居心叵測”。 朝亮毫不畏懼，據理力爭。讞官見一個小小的生員居然斗膽頂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並咆哮道：“若還多嘴，當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於度外，大聲抗辯：“大人枉判此案，為害三鄉，即使殺了我。也無濟於事！”讞官氣得說不出話來，悻悻然退入後堂，半晌，重新走出來，態度稍為緩和，叫朝亮上前，讓左右把帽子還給他，但案件仍維持原判。 民國成立後，政權旁落於北洋軍閥手中。1915年，袁世凱網羅全國各地知名人士，作為他竊國稱帝的羽翼，朝亮在禮聘之列。他拒絕會見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幾天一無所獲，只好留下聘書，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遊歷澳門、香港。《讀書堂集》卷八記錄他遊歷澳門、香港詩作。如《澳門》詩寫葡國化的澳門，云：“大眼魚舵泛海家，澳門口岸阻浮沙。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後，他東渡香港，途經汲水門，有詩紀事。 來到香港後，新異風貌，使朝亮讚歎不已，他撰寫《香港四首》詩，分別介紹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馬路、番妓樓（妓院）、綠衣兵（警察），頗能刻畫出英國統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詩云：“白沙碧草路委蛇，雲氣初開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樓斜倚醉戎姬。”詩寫蒼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樓瓊宇之中，姿態多麼嫵媚呀！自洋人雜居後，西方的名物隨之進入香港。《大馬路》詩云：“夾道垂陰外國花，廛居畫地鬥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戲，但看西人走馬車。”寫港島大馬路上盛開著外國的花朵，殖民化可見一斑。 《番妓樓》寫洋人開辦的洋妓院，詩云：“金鏤花錢出碧洋，電鐙浮影錦衣光。可憐賣笑青樓女，一半番妝一半唐。”在燈光輝煌、雕飾華美的妓院中，有穿著唐裝的洋妓，亦有著番裝的唐妓，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當時香港青樓的獨特風貌，表明中西文化的進一步融洽。 《綠衣兵》詩寫香港警察：“吹茄號令報嚴更，頃刻旋收海市聲。借問月明誰犯夜，綠衣一喚萬人驚。”綠色制服，執法嚴明，成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這當然與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終年82歲。[2] [1]劉正剛：《居家憂國的簡朝亮》，載“南方網＂，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紅塵往事：嶺南儒宗簡朝亮詩中的香港》，載“新浪網＂，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王淑陶，香山縣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碩果詩社成員。[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創辦華僑工商學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華僑工商學院遷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轉徙重慶。[4]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恢復上課，淑陶擔任院長。[1] 1947年秋，華僑工商學院遷到廣州河南沙園，增設文法兩學院，改為廣州私立華僑大學。全校有教師80餘人，設立中國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政治、經濟、法律、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等12個學系。 1949年2月，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成立董事會。該校繼承原工商學院面向華僑，從實際出發，注重學以致用。圖書館收藏有兩廣文獻、南洋文獻等珍貴圖書二萬餘冊，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時停辦。[4] 廣州被日軍佔領後，知用中學等幾所廣州私立中學遷往澳門。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粵省黨部書記長，李大韶、孫甄陶擔任執委。[5] 1949年1月，淑陶擔任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約唐君毅與錢賓四赴穗講學。4月4日，唐君毅與錢賓四同赴上海，7日轉乘金剛輪赴粵，11日抵廣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儀式，總秘書長方治、董事長黃麟書致辭，氣氛熱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餘嘉賓參加開幕典禮，場面熱烈。[7] 淑陶歷任重慶中華文商學院院長、香港華僑中學校長及董事長、澳門華僑大學校長。現今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設立紀念王淑陶教授學業優異獎，獎勵學業優異學生。 1991年，淑陶去世，終年85歲。著有《新哲學體系》、《物理學與心理學之新關係》、《陶園詩文鈔》等，《海天樓詩鈔》1967年由泰印務公司出版；《華僑教育的片面觀》一文發表在1943年《華僑先鋒》第5期上。[2] 現錄王淑陶的七絕詩一首： 《松山訪友》[3] 幾叢黃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貯白雲。 畢竟名山如有識，已藏風月又藏君。 [1]楊寶霖等：《東莞文史》（第24輯），東莞：東莞政協，1996，第8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3]澳門基金會：《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第82-83頁。 [4]《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載“知識百科＂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東迅：《廣東抗日戰爭紀事》，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第541頁。 [6]《劉國強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圖書館簡介》，載“中國文化協會＂網，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