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濟各會中國教區會長文度辣神父在澳門寫信給在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羅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稱：“艾腦爵神父和方濟各會傳教士、聖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堅守貧困，堅持醫療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們一起參加救助工作；因為這裡的醫生醫療方法極不科學。”。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2月2日─1784年1月21日)3月19日，澳門仁慈堂供應值理沙維爾•卡斯特羅(Francisco Xavier de Castro)致函澳門議事會指出，必須建立一間診所或藥店。耶穌會士原來在聖保祿學院內有一個較好的診所。現在聖方濟各修道院內由教士安伯老負責的診所“徒具其名，不能完全代替原來的診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0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623.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9月19日，澳門議事會提出：澳門沒有外科醫生，雖然安伯老神父出於仁慈行醫，但是他現在也有病在身，而且這也不是他的職責。鑒於這種情況，議事會試圖強行留下船隊的一名外科醫生，但是條件是以400兩白銀為酬勞，並以三年為期限，否則沒人願意留在這裡。此條件得到全體議事會成員的同意。於是，葡萄牙人曼努埃爾•戈維亞(Manuel Francisco Gouveia)遂獲聘為議事會醫生，年俸白銀400兩。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1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91.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鑒於沒有軍人醫院，士兵們開始到聖拉法爾醫院（即貧民醫院）的一間軍人診室就醫。一位外科醫生曼努埃爾‧貢薩爾維斯（Manuel António Gonçalves）證實，這間醫院非常貧窮，沒有便利的、足夠的醫療設施，當軍隊人數增加時，葡國國王建議將其裝修得舒適些。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38.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耶穌會被驅逐後，澳門的一切西醫治療均請外科醫生佩德羅•費爾南德斯(Pedro António Fernandes)進行，並聘請他到醫院工作。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3頁。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5日，由中華醫藥傳教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eiety）在澳門建立、由美國醫生伯駕主持的醫院（俗稱美國醫院）開張。伯駕花了5000美金在花王堂街或大三巴街購買了一座兩層樓的房產，是一座磚結構的漂亮建築，十分寬敞，可容病人200人。在二樓，有19間通風良好的大房間；在一樓，有許多對應的房間。在院舍的後面，有一座相當複雜的花園，其內掘有三口水井。前面有一個院子。該建築物由磚頭建成，很堅固。它占地三分之一英畝，四周有圍牆圍住。它位於一處俯瞰內港的、衛生的地點，能從水陸兩路方便地到達。10月，由於廣州眼科醫院重新開張，而澳門醫院又無人能接替伯駕的工作，故不得不將醫院暫時關閉。在這個時期，醫院接收了700名病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8, pp.411—412; 愛德華·V. 吉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5章，第68—69頁。

清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免費為中國窮人醫治眼疾。診所在澳門租下了兩間小屋，能夠收治大約40名外地病人，門診病人數量不限。診所開設之初，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熱心於幫助他克服最初的困難，通過給第一名就診的中國人發獎金來設法說服中國人接受治療。後診所漸獲華人的認可，甚至吸引了中國富人的捐贈，得以維持下去。東印度公司對診所給予藥物的支持，與其簽訂了書面協定，同意接受申請，不限量供應藥品。東印度公司更對郭雷樞在華開辦診所活動大為讚賞，將其優秀表現幾次寫信報告董事會。該醫院開辦六年（1827—1832）來共接收病人4000余人，影響很大，甚至中國北方和東南亞的病人都被吸引到這個診所。1832年底診所因公司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的離開所導致的公務增加而不得不關閉。在郭雷樞澳門眼科診所的影響下，1828年廣州的醫生設立了一個診所，專門為貧苦中國人提供藥品。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p.149.倫敦英聯邦關係事務部檔案#227A稱，郭雷樞在澳門的眼科診所每年從浩官處獲得捐贈500美元，1832年1月13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捐贈該診所500美元。轉自愛德華·V. 吉利克（Edward V. Gulick）：《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3章，第198頁，注28。Chinese Repository, Vol.2, No.6, pp.271—273.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澳門貧民醫院再次重建，但具體情況不詳。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 152.

在《澳門流動小販》明信片第一輯中，見到《草藥小販》及《跌打醫生》兩幀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憶。街頭賣藥在數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見在康公廟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灣等處大笪地開設攤檔。江湖賣藥師父與幾個伙計開檔，燃點大光燈，敲鑼打鼓，表演武術及“心口碎大石”、劈磚等硬氣功，有聲有勢，吸引觀眾圍觀，頗為熱鬧。演出至高潮時，就開始售賣膏丹丸散之類醫治跌打刀傷藥物，師父在介紹藥物時，伙計在旁和應，大力推銷，雖然圍觀者眾，但購藥者寥寥。一般跌打藥攤檔較為簡單，檔主單人匹馬走江湖，揹着一個大藥箱，選定熱鬧街道，就地開檔，在地上鋪一塊寫有藥名藥效的白布，放置藥物，靜待客人光顧，檔主還會替人診病。售賣蛇藥的攤檔也無助手，檔主用布袋盛載幾條蛇，開檔時將蛇拉出布袋，讓牠在地上爬行，作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駐足觀看，聽着檔主介紹蛇藥好處。不過，售賣春藥的，多是晚上在街上開檔，檔口簡陋，在地上鋪了一小塊紅布，上置火水燈及數小瓶藥物，檔主揚言自誇藥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過，檔口冷清，偶爾有人上前與檔主交談、購藥。藥物中以售賣草藥較多，除店舖外，還有流動攤檔，檔主熟悉藥性，自採生草藥擺賣，掙錢謀生；有的還懂得一點醫術，替人診病。其中乾草藥檔攤，除了自製藥油供銷外，還陳列各種乾草藥，在藥草上加上藥名、藥效的簡單標籤。隨着時代變遷，西醫藥普及應用和當局管制藥物，江湖賣藥及草藥攤檔逐漸消失，今已鮮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