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爵，字秉仁，號冠亭。澳門富商。 沈家祖籍福建，居住在澳門城外的鄉村。沈天爵幼年純樸，夙遭淒苦。他12歲時，父親去世後，只遺有住屋一間、乾隆銅錢四千餘文，當時已不能用。母親將衣服首飾典當，才可辦理殯葬事宜。 沈天爵有一個61歲瞎眼的祖母柯氏、40歲的母親史氏，又有九歲、六歲、四歲、二歲的弟妹。家無越宿之糧，外有恃勢強近之親而無憐恤。母子婆孫，形影相弔，苦不堪言。隨時將衣服或當或賣，母親為別人縫衣以活命。及至次年，更加艱苦，難以支持，每日供奉祖母，朝夕食飯，母子每日都食粥一次，艱難度日。但若祖母問及，沈天爵都答食飯了，措辭安慰。因她兩目不見，可以掩飾。 沈天爵與母親商量，必須想一個善方以活命。當時，母親讓沈天爵做小買賣，每日清晨，或食碗粥，或用銅錢七文買個麵包，代作飯食；肩挑椰油，奔走四鄉，零星沽賣，遞日間，或掙銅錢一百二百文不等。沈天爵令二弟在澳門買賣生果，或掙得銅錢三五十文，才得兩餐，或粥或飯。 幾年後，沈天爵17歲，得到朋友幫助和提攜，拿些洋布各式貨物，前往澳門洋人婦女地方販賣；又讓二弟、三弟出來打工。當時家裡漸入佳境，家裡不再食粥，一年又一年除去家計，有所積蓄。 沈天爵22歲時，積有200餘金。八月，祖母去世。十一月，母命沈天爵完婚。事後，全部積蓄用光。當時時人崇尚古風，情多厚重，生意場中穩打穩紮，又能儉蓄。沈天爵27歲時，又積有200餘金。他與母親商量，欲開一間店。當時，二弟沈天奎也積有百金。 母親命兄弟兩人同心協力經營生意，清嘉慶十七年（1812），在澳門紅窗門街開辦仁茂洋貨店。 自開張後，生意頗為興隆。當時，沈天爵侍奉母親，口能寬裕，免去史氏之憂，以樂餘年。之後，沈天爵兄弟勤儉，頗有積蓄，購買屋鋪數間。當時，三弟沈天相、四弟沈天時去世，甚麼也沒留下。 沈天爵臨終時，為防止去世的弟弟缺祀，諄諄致囑，令兒子沈榮顯將高地圍內屋一間撥出，交給兩房侄子管理，批賃收租，永遠作為兄弟兩人祭祀之需。沈天爵毫無遺憾地離世。 沈天爵生前友愛愷悌，念切孔懷而嘉言懿行。 沈榮顯，字建業，號瓊林，國學生，候選布政使司經歷於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捐升同知銜清咸豐八年（1858），在福建捐輸於咸豐九年七月，經戶部奏請獎勵，奉旨分發江蘇以同知補用；咸豐九年；在廣東捐輸咸豐十年三月，經戶部奏請獎勵，奉旨加鹽運使司運同銜； 清同治元年（1862），在江北捐炮，奉欽差江寧將軍都興阿飾知議請獎勵，賞戴藍翎於同治五年；在廣東遵籌餉例捐輸，八月奉旨賞戴花翎，覃恩誥授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敕封儒林郎，晉封武功將軍。沈榮顯經歷一般性的捐輸（從監生捐起）和特別的籌餉例捐，從監生至晉封武功將軍，歷時20年。[1] 鏡湖醫院的創建者為152個本土商號和71名本地紳商，包括沈榮煜、沈榮顯、趙允冠、崔鵬舉等人，都參與倡建其他澳門華人組織。[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21-27頁。 [2]黃雁鴻：《清末民初澳門華人慈善組織的成立理念與組織模式研究》，載《中國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9-159頁。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盧觀恆，字熙茂，外國商人稱為茂官（Mowqual），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棠下鎮石頭村蓬萊里人。廣利行富商。 盧觀恆出身於貧苦家庭，幼時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他40歲時，尚未娶妻成家。為了生計，他從新會來到廣州謀生，為商人看管歇業的店鋪。18世紀80至90年代，常有外國商人運商品到廣州貿易，因受到廣州行商的壟斷壓價，外商不願壓價出售貨物的情況。於是不少外商租盧觀恆看管的空鋪暫存貨物，並自定價格，委託他代售。 盧觀恆借此機會，加上他經營有方，往往能將外商暫存貨物出售清光，從中獲取利潤和佣金，並得到外商的信任。外商不斷運來洋貨到廣州，委託盧觀恆代售。就這樣，他成為商人，積累一定的資本，並且生意越做越大，成為外商眼中的重要商人。 盧觀恆未正式承充行商之前，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做生意。1787年12月28日，“他不是一名行商，申請轉移與茶葉合約有關的款項共計130000兩”。在1786-1787年和1787-1788年兩個貿易年度，他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港腳商人）購買大量棉花，成為與英國進行棉花貿易的最大商人。這無疑為他後來得以承充行商及發達打下良好的基礎。 1792年9月，“粵海關監督另發給六位商人的行商執照”，在“新行商中，盧觀恆多年來與委員會訂立相當巨額的合約，他是文官（蔡世文）的親信，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作為承充行商，盧觀恆商行名為廣利行，地址在源昌街（今廣州市十三行路南），後又遷至今廣州市普安街處。 在盧觀恆的精心經營下，廣利行業務蓬勃發展，日益興旺。特別是他和次子盧文錦承商時期，商務繁榮昌盛，在廣利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上，無論是毛織品還是茶葉，都是不斷上升，並且排在眾行商的前面。[1]1809年4月，盧觀恆聽說總督百齡籌議在澳門派設專營，以控制和懾服澳葡，當即表示捐餉支持“今情願捐銀十萬兩發商生息，以備每年兵食之需”。盧觀恆支持澳門防務的舉動，博得嘉慶皇帝的的讚賞。 盧觀恆捐款十萬兩，利於澳門防務，並持續30多年“前山營有一項從洋商捐出生息，嘉慶十四年奏作添設前山兵營餉之用，按年複實支銷，歷三十餘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底，部存銀五萬三千八百兩。” 盧觀恆的行為一舉兩得，既以捐輸換得職銜，又求得澳葡當局懾服；番舶安集，商賈蒙麻，確保行商在澳門的貿易。 1812年9月，盧觀恆擬保辦澳葡第十號額船的所有進出口貨物。為了防止澳葡及各類客商私相買賣，礙其生理，他特向粵海關監督德慶察報“竊查澳門各船進口貨物，向係各客自行赴澳買運，在澳門口報輸，給單來者。其下澳出口各貨，大起者例由商等各行自報驗輸，請給大牌下澳。如係小販零星，不能候給大牌者，始准隨時自行報輸，請給便單運往，此向來辦理澳船貨物之成例也，至到澳大西洋夷船，其船隻較大，貨到怕重，例歸外洋行保辦，所以重國課而專責成，歷年辦理在案。是大西洋船原與別項夷船不同，所有進出口貨物，自應歸保商辦理，以昭慎重。茲商現在保辦第十號大西洋夷船，所有進口貨物，應照例由商行一手經理，其出口貨物，亦應由商請給大牌運下，該客販等自不得私自攜越，致紊章程。若聽其照別項夷船之例，自赴澳門買運，及便單報下，不特貨物零星，易啟影射偷漏，有虧稅怕，且亦非從前原定歸行保辦之本意，理合案明，伏乞俯賜出示曉諭，實為恩便。” 當時澳門的對外貿易，特別是澳葡額船進出口貨物，按例向由廣利行及其他十三行保辦經理，而且已實行多年。十三行商人“下澳”貿易不但是成例，而且帶有不可“私相攜越”的壟斷性。可能是這種壟斷性受到挑戰，盧觀恆懇切地敘述保辦澳葡船貨的“成例”，懇請粵海關對此“成例”予以保護。對於他的察報，德慶的回覆是非常明確的“查大西洋夷船進出口貨物，向由保商承辦，自應仍循舊章，不得稍有紊亂，致滋影射偷漏之弊。”[2] 1802年，英國為侵佔澳門，集結在廣東海面的英國兵船多達六艘，兵千員，滿載兵械炮具，隨時準備登陸澳門。盧觀恆、潘有度等行商多次代粵海關監督傳諭英國大班。經盧觀恆等人反覆交涉，同年7月4日，英國兵船全部離開中國海域，英軍第一次圖謀攻佔澳門被化解。 1807年2月，停泊在廣州的英國商船海王星號一班喝醉了酒的水手在岸上與當地群眾鬥毆，一名中國人被打死，一位海關關員受傷。南海知縣下令要保商和英國在華代表交出肇事者。盧觀恆是保商，願意懸賞兩萬銀元緝拿兇手；又交涉英國大班剌佛。數日後，涉案的52名英國水手在南海縣衙受審，庭審結果認定藏匿於澳門的希思為兇手。後來，盧觀恆與另兩位行商趕赴澳門，將希思押回廣州。 1808年，盧觀恆、伍敦元、潘有度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又由英公司大班剌佛自小呂宋載十小兒傳牛痘種至廣州，聘邱熹、譚國兩人免費為市民接種，開創中國群眾性接種牛痘之先河。同年，西關紳士何太清、鍾啟韶等發起修浚西關各濠渠，向盧觀恆、潘有度等行商集資。盧觀恆等各捐出大筆款項，成立“清濠公所”，主持西濠涌等河渠的疏浚、整修工程，後又用餘款興建有名的文瀾書院。 1812年12月20日，盧觀恆在廣州病逝，終年66歲。 盧觀恆去世後，其子盧文錦承充行商，掌管行務，商名為盧隸榮，外國人稱為茂官第二，以別茂官。 當時盧文錦約20歲，首席行商的位置只好讓給怡和行伍秉鑒。盧文錦小農思想嚴重，將大量財產凍結在地產上，投入商業貿易的資金大量減少，廣利行生意從此日下。盧文錦英年早逝後，由其四弟盧文翰執掌廣利行行務，商名為盧繼光，西人稱茂官第三。盧繼光承商時期，廣利行商務進一步衰落，到鴉片戰爭結束後，廣利行已欠債354692元；之後他回老家居住。 盧觀恆的長子盧文舉之子盧薛昌，因廣利行過早衰敗，沒有參與到家族生意中。商行生意結束後，盧薛昌沒像大部分家人一樣回老家，而是選擇留在廣州經營午時茶店小生意。 盧文錦繼承行商時，實際權力掌握在盧文舉手中，為了炫耀自己，硬把父親入祀鄉賢祠。盧文錦以父親辦義學義田，有功桑梓為由，要求將父親入祀鄉賢祠，並重金賄賂廣東各級地方官吏。新會知縣和一些鄉紳牽頭，要求將盧觀恆入祀鄉賢祠。 1815年5月10日，奉旨入祀，盧文錦在明倫堂大宴賓客，設飲唱戲，極為豪奢。此事引起另一些士紳的強烈不滿：盧觀恆未曾讀書，曾與堂兄爭田產、拔兄髮辮等。香山學者黃培芳、東莞鄧湻和番禺陳曇認為只要向上告發，從容力辯。最終朝廷降下聖旨：將盧觀恆濫祀鄉賢祠的“木主”撤出，摘去盧文錦頂戴，結保之巡撫、藩司等各級官員、士紳分別降級罰俸。[3] [1]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第287-288頁。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36-37頁。 [3]《“盧觀恆家族”來如夏花絢爛去如秋葉靜美》，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5月21日。

商人、業餘畫家。又譯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業餘隨錢納利習畫，擅長水彩畫，模仿喬治‧錢納利的筆法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曾到澳門和廣州經商，同時亦畫了不少風景畫。1838年在澳門畫的《聖玫瑰堂》水彩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創作的《澳門媽閣廟》頗有東方情趣。

名達權，號平庸。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讀於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與容閎為同學。1847年在該學堂美籍教員布朗的帶領和香港《德臣西報》的資助下，赴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學習，為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報》社學經營管理、翻譯和印刷業務。後任倫敦布道會印刷廠總管。1869年被推為東華醫院倡建總理之一。次年，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1年與王韜一起開辦中華印務總局。後在清廷駐美使館充任翻譯官。1874年參與創辦《循環日報》。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華人陪審員，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潔淨局非官守議員。

字正馨，號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廣東南海人。少時涉獵諸子百家、星象輿地諸書，曾執教於村塾。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務，經商致富。1872年回國。翌年，在南海西樵鄉簡村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該廠採用自己設計的機器設備，僱用工人六七百人，出絲精美光潔，遠銷歐美，為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1881年該廠因同業競爭，被視為異端，南海知縣下令停產。遂將絲廠遷徙澳門，初名和昌，後改名復和隆，歷四年多時間。1885年復將絲廠遷回簡村，改名世昌綸，繼續經營。1903年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氣溯源》、《蠶桑譜》、《周易理數會通》、《陳啟沅算學》等。

崇禎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1月，葡印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Conde de Linhares）米格爾•諾羅尼亞（Miguel de Noronha）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托馬斯•史密斯先生簽訂臨時協議宣佈休戰，英國東印度公司因此而獲得了在印度與葡萄牙各商站進行貿易的特權，並准許英人有權出入澳門。但葡方的條件是，必須把葡萄牙人的財產從澳門運往果阿。隨後，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頒發委任狀，任命若翰•威德爾（John Weddell）上校為船隊指揮官，拿塔尼耳•蒙特尼（Nathaniell Mountney）為首商，準備來華貿易。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110—111頁。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1，第15頁。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7日，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亞（中文名夜呣）在本日之前去世。甘博亞作為澳門土生甘博亞家族第二代，1754年8月26日生於里斯本。1775年來到澳門，主要經營棉花及鴉片貿易，據統計從1784年至 其去世前的13年時間，甘博亞獲發19次船照出海貿易，成為18世紀後期澳門最重要的商人及船主。1793年和1795年兩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1795年11月1日被選為仁慈堂會員。甘博亞去世後，澳門將奧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條街命名為“甘博亞街（Rua do Gambõa）”，華人則稱之為夜呣街。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2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

清嘉慶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18世紀90年代澳門主要的土生富商有若阿金‧利馬（Joaquim Rodrigues Lima)家族、門德斯，阿拉烏茹(José Mendes Araújo)家族、雅努阿里奧‧阿美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家族、伊納爵‧拉帕 (Inácio Gonçalves Lapa)家族、公薩維斯‧佩雷拉(Manuel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家族、奧利維拉‧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家族、擺華（Francisco José de Paiva）家族及安東尼奧‧埃薩 (António de Eça)家族。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p. 150—162.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本年，澳門土生富商安東尼奧·埃薩在澳門花王堂區逝世。安東尼奧·埃薩是澳門土生埃薩家族的第一代。1770年3月21日生於里斯本，1790年到澳門，即為澳門重要的商業人物，是18世紀90年代活躍在海上貿易的商人，他於1802年及1812年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1023.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國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遊艇從廣州去澳門，在回程中，遇颱風淹死，同船遇難的還有旗昌洋行書記員蒙遜。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第88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8日，澳門土生富商皮奧·馬葵士在澳門逝世。皮奧是澳門土生馬葵士家族的第二代，為多明戈斯·馬葵士的次子。1783年5月6日生於澳門大堂區。他是“壯麗（Magnífico）”號商船的船東，先後於1816年、1819年及1820年三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曾多次代表議事會赴巴西見葡萄牙國王。馬葵士家族極其富有，其住宅在風順堂區，與聖若瑟修院相對。在他的財產清單中，其住宅當時估價為1萬澳門元。他的財產還有許多珍貴的紋章、名畫及聖器等，其中還包括7名奴隸，2名為卡菲爾（Cafre）人，5名為帝汶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3.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躍在粵澳兩地的亞美尼亞巨商馬休斯•約翰尼斯在廣州病逝。他的遺囑的執行，在澳門引起極大的關注。因為涉及幾十萬西班牙銀元。根據遺囑，馬休斯贈給澳門主教5000元，用以分發給各教堂及神職人員；又捐其10歲孩子的教父馬努埃爾•巴羅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給孩子的保姆埃萊納•格雷亞斯（Elena Gracias）200元，給僕人哈龍（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佈施給澳門的窮人。剩下的財產分為五個部分：將第一部分留給其妹妹的女兒瑪麗亞•比古姆（Maria Begum），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財產投資一樁有保障的生意，賺錢用來維持他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財產用來安撫他本人的靈魂。它將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來進行可靠的投資，其利潤分成 四份分別交給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羅斯及尤爾法城（Julpha）的亞美尼亞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財產的3/5留給他兒子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資所用，但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遺產由他的生意夥伴佩古斯 •亞當（Pegus Adam）、約翰尼斯的母親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馬休斯的兄弟拉紮羅•約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遺產中有12張債務單據，分別為亞美尼亞、英國、瑞典、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總值為112500元。他留下的內港附近的豪宅價值6000元，馬休斯生前的財產遠比澳門的年度財政預算要大得多，許多澳門政府部門都要依賴於他的資金，以致掌握這座城市命脈的人們不允許他轉移走他的財產，以防這座城市的財政崩潰。他的兄弟拉紮羅繼續留在澳門來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當然也試圖積累起自己的財富。馬休斯的家族對澳門與廣州有巨大的影響。在1802年，拉紮羅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爾各答。其子小拉紮羅•約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門，由兩位中國籍天主教徒撫養大，並教他中文。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文稱馬休斯逝世於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英國商人達衛森（W. S. Davidson）來到澳門，為了不被東印度公司趕出中國，他申請加入了葡萄牙國籍。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27頁。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馬文騶，字瞻一，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國時期國民黨官員、檀香山僑領、詩人。鄭乃炎妹夫。 馬文騶早年擔任國民黨中山縣黨部書記長、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監察委員兼秘書、澳門中山教育學院講師。 50年代初，馬文騶舉家移居美國檀香山，成為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的領導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一九七五年特刊》。 馬文騶生育三子二女，長子馬任遠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初任太平洋士廠化驗師，後任設計師。二女馬本維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外交系高級護理系、德洲陸軍衛生醫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歷任美國陸軍醫院少校護士長，調任中東埃及美國陸軍醫院工作。次子馬任弘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商業管理系，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接受美陸軍部特種訓練。四女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任職政府機構，後奉派往南朝鮮為工程師。 馬文騶初到美國時，生活窮困，在餐館打工賴以維生。他以中國的文化、孔孟學說，倫理道德思想及國家民族之觀念教育子女，且從各方面激勵子女讀書，子女不負父望，個個成才。經金山區評議，馬文騶榮獲1988年度“檀香山模範父親”稱號。 馬文騶自幼愛好詩詞，詩作歷數百首，出版《岫雲廬詩集》，受到海外僑胞稱讚。陳立夫評價《岫雲廬詩集》說“妙造自然，如見道心，取語甚直，矯矯不群”。 馬文騶在艱苦生活中學得一身好廚藝，後來自己開設餐館，成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館的創辦人兼總經理。他擔任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榮譽會長、夏威夷馬氏宗親會榮譽會長、世界中山同鄉會總會副評議長，並任全美華人福利總會第四屆代表大會秘書長。馬文騶身在美國，心念故鄉，改革開放後回到北京、廣州、中山等地探親觀光。 現錄馬文騶的詩三首：[1] 《秋夜有懷》 慣坐小樓聽夜雨，今宵對月伴長檠。萬言隱約秋聲裡，清夢縈牽雁影橫。 遣此晴空當逆旅，拚將塊磊入瑤觥。人間未改荒涼態，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風冉冉綠山城，池漲新蛙試夏聲。雨霽蟬鳴催蕩熟，鄉心苑轉動行旌。 朱門酒肉熏天臭，忍聽春來杜宇啼。華屋邱圩人聞寂，千山濯濯夕陽低。 《春暮》 殘紅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夢醒。茂草苔深王謝宅，夜蘭無語數春星。 [1]英豪：《馬文騶先生和他的詩集》，載《中山文史》（第20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79-182頁。

梁昌，原名梁潤昌，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生於澳門。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時代，梁在銀鋪和辦館任職。[1]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梁因為認識當時知名商人鍾子光，又結識經濟局長兼富商葡人羅保(Pedro José Lobo)，獲得羅保賞識。 40年代中期，梁在內港海旁開設英昌行（潤昌的諧音），經營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戰結束後，澳門開始成為世界主要的黃金走私地方，當時國際訂定黃金價公價為每安士是35美元。許多地區包括香港在內，黃金進口受到管制，而澳門因為不是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員，不受國際公價的規限，因此，成為世界知名的黃金市場。1973年，黃金的國際公價撤銷。香港取消限制黃金進口後，澳門才失去這一地位。 1948年開始，澳葡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恆昌公司經營，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由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當黃金運到香港時，梁在恆昌公司任職，負責將黃金轉運到澳門；並獲邀加入專營黃金的恆昌公司成為股東，獲得分紅，他開始賺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開辦港澳水翼船公司，經營港澳兩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開設燕昌置業公司，在地產、股票上發展順利，成為港澳兩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導文化體育事業，熱心慈善公益事業；1961年捐資50萬元，在澳門南灣興建孤兒院；1965年再捐款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設備。 梁兩次獲得葡國授勳；太平洋戰爭時期，他因援救英軍有功，1973年獲英皇頒授CBE勳銜。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機開車載他兜風，到了淺水灣道1001號淺水灣花園大廈下車。他獨自進入大廈A座，不久便墜下大廈入口處地上，當場身亡，終年61歲。[1] 梁昌與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當時澳門政府公共救濟處（今社會工作局）捐款50萬元，作為撫育孤兒之用。在西環“燒灰爐”興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兒院，後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錢在香港沙田興建一所梁文燕紀念中學。 後來，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師何杏莊為繼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與梁昌離婚，後雙方協議離婚。之後，梁昌心情大受打擊，性情大變，經常拿著一疊鈔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錶行買了一大堆手錶，見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門被葡人佔據開埠時，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樓居住，形成“燒灰爐”和“竹室仔”兩條自然村。清朝時，澳門正式成為中國唯一的洋場租界並由澳葡管治，當時西望洋山兩條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後二百多年，西望洋山從未有華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築西望洋山腳東南側馬路，將南灣西灣與媽閣前地連通。因馬路修好之際，恰逢葡萄牙國內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將此新路命名為“民國大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燒灰爐”附近，英國公使官邸旁邊興建西式大宅並入住，成為200年來第一位在此置業居住的華人。之後，梁昌事業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這時港澳華商官員蜂擁而至在西望洋山置業居住，從此西望洋山一帶便成為“澳門地王”。據說，梁昌是經粵港澳著名風水師霍鑒清的點化，勸他不必顧慮甚麼。霍鑒清說，一是辛亥革命開創民國，國運地大有變化。二是澳葡闢設民國大馬路，改其風水作“龍首披掛”，“龍首雞”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島上的雞頸山“雞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壞則克然亦壞。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繼承家業。梁仲豪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擔任新世界發展董事。他擁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權；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權，套現16億；在泰國擁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資超過40億港元。他又與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發展曼谷SV City 121萬平方米樓面和8.3萬平方米商鋪寫字樓和高級商住區，投資額達35億港元，建立梁仲豪財團。[5] 1992年，何杏莊捐款港幣55萬元，作為東華三院“梁昌紀念安老院”建設費用，以彰梁昌的功德。為貫徹政府安老政策和響應社會需要，該院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轉型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於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納地盤前身的四棟舊樓，購入價共3.86億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後有見零售業大旺，改變主意重建成銀座式商廈作樓上鋪之用，總樓面46379方呎。興建霎東街15-21號銀座式商廈樓花OLIV，因應同區銅鑼灣地帶拆售，即時推出發售，套現逾13.58億元，賺近十億元。[7] 2011年，巨龍船務董事總經理梁仲豪擔任董事的兩間投資公司，向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借錢後，未能如期還款。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出任擔保人的梁仲豪追討合共1.6億元及利息。原告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指，2008年3月與萊祺投資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資有限公司，分別簽訂兩份貸款協議，批貸款額合共3.2億元。 巨龍船務股份有限公司、吳福（譯音）及被告梁仲豪作為獨立擔保人，而被告的保證金額共1.6億元。兩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還貸款，截至2011年9月，萊祺投資仍欠原告逾8000萬元，晴域投資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萬元。巨龍船務提供來往港澳的廉價客運航線，經營14個月後至2011年9月，突然宣佈清盤。[8] 梁仲豪因其個人決定放下活躍的業務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辭任公司非執行董事。他服務於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獲委任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執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為非執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頁。 [2]《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載“文匯資訊＂網，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門舊話——充滿傳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載“aomenMACAU.com＂網，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豐居士：《西望洋山曾無華人敢居》，載《新報》，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567頁。 [6]《梁昌紀念安老院》，載“東華三院＂網，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廈　速套13億》，載《蘋果日報》，2013年2月22日。 [8]《中國銀行上訴法院向巨龍船梁仲豪追討1.6億》，載“中國資本證券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辭任新世界（00017.HK）非執行董事》，載“網易財經＂網，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盧滔，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英記茶莊第一任老闆。 約1930年，英記茶莊開業。英記茶莊前身是寶春茶莊。寶春茶莊倒閉後，盧滔等五人認為，寶春茶莊所在十月初五街人流如鯽，有所作為，每人出500元，共2500元，接辦茶莊。當時，英記茶莊五個股東除茶莊外，也做紅蟹蟹欄、祥珍茶莊、英記餅家等其他生意。因為其中一人有份經營英記餅家，所以把茶莊定名為英記。盧滔在蟹欄、餅家都有股份。 1939年，盧滔的堂弟盧璋鴻為逃戰亂來到澳門。當時盧璋鴻只有十歲。在讀書之餘，盧璋鴻開始在英記茶莊幫手，做送茶等下欄工作。他14歲時，不再讀書，全心在英記工作。 當時英記茶莊規模不小，分成七個工種，計有總管、正櫃、買手、行街、細路、師傅、夥頭等。總管負責管理保險櫃，負責管理金錢。正櫃即櫃面，管理門面生意。買手負責購買英記茶莊需用的物資，如器具、線、草等。行街負責向茶樓鋪頭等推銷茶葉。細路負責送貨的人，當時僱有兩個細路，當時有一正一副兩個師傅，負責炒茶。夥頭負責煮食。 當時澳門茶莊很少只賣茶葉，通常兼營煙草、餅點生意。原來當時不少茶客都會吸煙，而且時人認為煙、茶葉都是奢侈品，所以放在一起擺賣。其中規模較大、賣茶葉的僅有英記一家。飲茶的風氣頗為盛行，有不少人都喜歡喝茶，都會去買茶葉。但英記的主要收入來源並非零售，而是大茶樓、商鋪等批發生意。英記平均每天都有約二百元的生意，在當時來說不錯。 香港淪陷後，當時不少香港有錢人逃到澳門，而且不少內地人來澳門買茶葉回大陸賣，再從內地買一些因戰爭短缺的日用品來澳門謀生，加上澳門本地人對茶葉的需求，使茶葉銷量大增。另外，因當時饑荒等災害，使如生茂等茶莊結業，英記客人數目激增，使原來樓高三層的店鋪不夠用，需在沙梨頭、下環等地租用三間大屋做倉庫。 在戰後，英記茶莊生意不俗，如有一個法國人在戰後兩三年，在英記訂了2000多元各種茶葉，如壽眉、水仙等200斤茶葉，並托英記由澳門寄往法國。抗戰時期，澳門未被日本佔領統治，但日本對澳門嚴格管制出入口，這並不影響英記進貨。英記除大規模地一箱一箱把茶葉運來外，也會從水客處買進茶葉。因內地處於交戰狀態，各大茶產區茶葉加工基本上停止了，英記茶莊來貨主要是新茶，從茶農手上直接進口未經處理的茶葉。 後來，英記茶莊從五人合資變成由盧滔一人獨資。 解放後到60年代，英記生意一直良好。有不少茶樓都是直接從香港經紀處入貨。香港經紀會給這些大茶樓的買手一些甜頭，使他們光顧自己，但金城、遠來、天香等茶樓從英記處取貨，而且購貨量不少。有一次，遠來茶樓一次取走2000多元的茶葉。 當時人們喜歡喝茶，一旦有客人來訪，以茶會友。人們認為茶莊所售的茶葉的品質較好，雜貨鋪的茶葉可能存放很久，這使英記茶莊零售生意較好。澳門發生過幾次暴動，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但沒對英記生意造成太大影響。之後，盧璋鴻從堂哥盧滔手中接手打理英記茶莊，當時在商會辦辦轉名手續。盧璋鴻從此開始主理英記茶莊，2002年7月退休。 [1]《英記茶莊》，載“澳門鄉土茶事＂網，2013年6月20日，http://history.mo/special/Tea/Content/Html_08.html。

陳聲始，澳門全新織造廠東主。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積極贊助，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殷商高可寧、崔諾枝、畢侶儉、李際唐等，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著名廠商、全新織造廠東主陳聲始、楊惠馨夫婦，殷商徐偉卿夫人張瑞英，畢侶儉夫人莫翰聲（婦女慰勞會主席），岐關公司總經理鄭芷湘，愛國商人畢漪迢等都是熱心支持者。[1] 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第三隊領隊楊惠馨女士，除擔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錢出力。另外，全新織造廠受旗一面，給西紙15元。 陳聲始的六個兒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紙六元，愛國熱誠，令人振奮。又有右文書局報效布旗，全新織造廠報效製工。統計三天所得，達1600餘元，積極為抗日救國活動貢獻力量。[2] 陳聲始、楊惠馨夫婦不但自己熱心捐輸救國，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數捐獻出來，給抗日團體購買藥品等。[3] 30年代初，陳聲始的家人曾枝西（陳卓禧夫人）組織具有相當規模的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應陳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4] 2011年，陳聲始家人捐獻澳門幣100000元給澳門同善堂。[5]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8-19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28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頁。 [4].《曾枝西》，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長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載“澳門同善堂＂網，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杜連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於澳門巴冷登街三號的寓所內。畫家。 父親是葡國拉戈阿（Lagoa）人約瑟‧崗薩維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親是澳門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連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連玉在澳門長大，開始入讀聖約瑟修院，之後轉讀殷皇子學校。在他的授課老師中，有著名的畫師拉拉‧雷伊斯（Lara Reis），還有使他在繪畫及作曲上受益匪淺的波達羅‧包熱斯（Bordalo Borges）及安東尼‧聖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們的美術啟蒙教育下，連玉八歲時拿起了水彩畫筆，隨Brigite Reinhart學習水彩畫並在澳門美術學校學習進修水彩技法，之後進入奧地利維也納專業藝術學院隨祖士學習專業藝術。[2] 連玉33歲時，在受洗禮的教堂成婚。當時，他的職業是氣象台觀測員，在此崗位勤勤懇懇地幹了17年；1984年3月23日，獲頒“氣象功勳證書”。 連玉在氣象台負責觀察與記錄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熱愛觀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歡看澳門的自然風光：水、天空、植物、建築等。當時澳門氣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圍絕大多數是二層高的西洋別墅和唐樓，大炮台上的氣象台居高臨下，澳門的景色一覽無遺。 連玉深邃而溫柔的目光，總是注視著天空，也注視著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 連玉是一位勤奮好學、博採眾長的藝術家，他從來沒有種族和門戶偏見。他向兩位德國後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學畫。他在殷皇子學校學生為其舉辦的展覽上接受一家澳門報紙的訪問時，說過“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給我許多繪畫知識的人”。1963年，連玉與Frederick Joss在澳門市政廳舉辦畫展。 連玉一生崇尚自然，從沒放棄過寫生，但其後期風格逐漸趨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幾幅水彩畫中，圖案的線條較為明顯，但晚年時期，線條均消失得蹤影全無。連玉的隨意性及繪畫技巧幾乎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題材的簡潔顯示出表現主義對他深刻的烙印。 連玉深受法國巴比松（Barbizon）學派的美學觀點及印象主義時期各學派的美學觀點影響，非常瞭解印象派畫家的技巧理論。他在初期作品中經常顯示出模仿的痕跡。水彩畫本身就使畫家有一個較大的表現自由的空間，可以反映畫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題材的選擇與色彩的運用，成為畫家詩一般目光的反映，這在杜連玉的水彩畫中比比皆是。 水彩畫《亭橋》是連玉一生中畫得最有中國情調的作品。這幅畫證明中國美術對連玉的影響，也證明生活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另外，連玉使用的水彩畫顏料中有些礦物質含量較高，所以在畫風景特別是遠山，水彩顏料在背景上沉澱，造成特殊的山巒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畫還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畫面緊湊的構圖。他的水彩畫作是緊湊與流動的結合體，這種對立的統一使連玉的水彩畫具有十分獨特的個性和原創性。 1968年前，連玉前往東帝汶主持帝汶旅遊暨娛樂公司；1970年回到澳門後，繼續其企業家的生涯；開始擔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顧問；1976年，開始擔任澳門南灣新建成的新麗華酒店經理，一做就是17年。雖然工作忙碌，但連玉一直沒有放下畫筆，1976年，他與中國籍畫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廳舉辦畫展，在賈梅士博物館舉辦兩次個展。在他執掌新麗華酒店期間，他的辦公室是“畫廊”、“畫室”、“視聽室”及“圖書館”，成為朋友們聚會、交流、學習的場所。[1] 1962年，連玉發起成立“天虹藝術社”，成為創會成員；1963年1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他與祖士和譚智生合辦畫展；1964年2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舉辦“天虹藝術社美術展覽會”，獲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國、澳門和香港等地舉辦個展，其作品獲私人及政府機構如葡萄牙貝南宮、里斯本澳門之家、帝汶總督府、澳門藝術博物館和葡萄牙駐墨爾本領事館等收藏。[2] 1994年，連玉去世，終年73歲。 [1].徐新：《澳門水彩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頁。 [2].《杜連玉》，載“澳門藝術博物館＂網，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連玉平生作品》，載“孔夫子舊書網＂，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王作芝，澳門工商業者、會寧同鄉會主席。 王作芝在澳門開辦炮竹廠。[1] 抗戰期間，除帶頭捐資捐物外，王作芝以會寧同鄉會主席身份，發動會寧籍的同胞參加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捐資捐物。在他帶動下，澳門會寧籍同胞70%以上捐了錢物。從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門同胞舉行百多次募捐活動。 孔令淦和王伯琰來到澳門找到歐新、王作芝商量。當時歐新在澳門岐關公司工作，發動在澳門的同鄉青年參加服務團和支援服務團。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發動，在香港澳門兩地黨組織的支持下，有十多人報名參加服務團，還捐集到一批衣物、藥品和活動費用。[2] [1]《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頁。 [2]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四會黨史資料選輯》，中共四會縣委黨史辦公室，1989，第15-16頁。

盧榮錫，原籍新會縣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生於澳門。盧怡若之子。 父親盧怡若深受孫中山的教育和影響，一生致力於革命，成為澳門華人中最早的同盟會成員，同時是澳門同盟會負責人之一。1906年，盧怡若與八弟盧壽蓀留學英國，入讀倫敦皇仁書院；他和尢列、謝英伯等在廣州創辦廣東歸國華僑子弟學校，出任校董。盧怡若娶有妻妾四個，生育子女七個，長子盧榮均，七子盧榮勳居住台北，盧榮錫還有盧榮標、盧榮堅等兄弟。 1955年，盧榮錫和父親及高世儉等人發起成立澳門新會同鄉會，幫助滯留澳門同鄉；積極參與澳門華人事務，賑濟、教育及華葡交涉等活動。[1] 繼祖父盧九、伯父盧廉若之後，盧榮錫出任第三任澳門商會華人代表。[2]澳門商會於1916年正式改為“澳門中華總商會”，活躍於澳門社會的商業性社團。[3]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戲劇界、體育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各界救災會、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會名流的積極贊助。首期籌募得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贈結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漁冰、梁潔英夫婦，陳章唐、李淑顏夫婦，蘇無逸、陳紫英夫婦，六人各捐婚戒一枚。遊藝大會購買名譽入場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寧、鄭芷湘、黃豫樵、陳聲始和楊惠馨夫婦、梁鴻勳及梁太夫人、盧榮錫、柯麟、梁彥明、陸電明等人。[4] 1953年，盧怡若、盧榮錫為吳鐵城撰寫挽聯一副：[5] 數十年作革命前鋒，黨國早著賢勞，羨當代皆稱元老； 四五載悲沉淪大陸，鼓鼙正思將帥，惜中樞遽折良材。 盧榮錫之子盧景昭是澳門興昌行、澳門實業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貿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國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經濟，取得文學士學士學位；擔任政協江西省委員、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長（亞洲）特別顧問及澳門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關係顧問；並為澳門（中國）青年商會總會創辦人和澳門扶輪會前會長、澳門高爾夫球總會主席。[6] 現今，在江門市潮連街盧鞭村海田街11號的名宦家廟，坐南朝北，宏偉大門，精緻雕刻。一個刻有“名宦家廟”四個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顏色變得黯淡。牌匾四周環繞著精美的磚雕、石雕、木雕和壁畫，上面的花、鳥、歷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為江門市文物保護單位。[7] [1]林廣志：《澳門華人與孫中山和同盟會──〈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述略》，載“神州交流＂網，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3]黃雁鴻：《清末民初澳門華商對經濟及社會的影響》，載“澳門經濟學會＂網，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頁。 [5]祝秀俠：《吳鐵城先生紀念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頁。 [6]《盧景昭》，載“華富財經＂網，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尋訪名宦家廟——探嶺南古風》，載《江門日報》，2012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