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李锦裳，原籍新会县七堡（今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涌沥村，定居香山县南水墟（今属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李锦记”创始人。 父亲早逝，锦裳与母亲蔡氏相依为命，靠耕种为生。他自幼习武，青年时练就了一副强健体魄。他18岁时赴会城应考从军，名列前茅，回家等候官府征召。同村一个富家子弟不服锦裳的武功，妒忌他在考场上受到主考官的青睐，恣意挑起事端，找来几个人围打锦裳。锦裳避走到香山县南水墟替人打工。他和堂兄弟李万添、李惠灿在南水做搬运工、樵夫，又帮人家养蠔、打鱼，为糊口四处奔波。后来，锦裳母子开一家小食店，从此定居南水。 锦裳在南水村东（今李兆南纪念学校西侧）开设小食店，母子待人诚恳，诚信经营，蒸包卖粥，生意兴旺。母亲去世后，锦裳孤身一人，难以支撑小食店，就用蒸包的大铁锅为人家煮蠔、加工蠔豉。一次，他把蒸熟的蠔捞起，在拿出去晒蠔干之时，忘记关掉炉火，结果炭火把蠔汤熬得半干。他回家打开锅盖一看，蠔汤变成蠔油，黄澄澄地凝结在锅底。他用手点了少许放入嘴里，味道非常鲜美。他将蠔油盛起，拿给李万添和李惠灿品尝。他们尝后点头称好，劝他就做蠔油生意，别再为人家加工蠔豉了。 锦裳觉得言之有理，从此白天收蠔，晚上熬蠔油。每次将约一百斤蠔汤熬至十斤左右，加入适量盐后盛起，除去锅底渣砂，就成为美味的蠔油。他拿着蠔油上街出售，马上成为抢手货。南水熬蠔油生意成行成市，从几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江门、石岐、广州等地商人到南水采购渔货时，顺便采购蠔油；而更多的蠔油销往澳门。锦裳的蠔油干净卫生，浓度适中，而且他为人豪爽，人缘好，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1888年，锦裳请人在店铺写上“李锦记”招牌，意为蠔油由李家经营、锦记为号。之后“李锦记”蠔油品质最好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干脆都把锦裳叫作“李锦记”。他借助南水天然丰富的海产资源，闯出一条新路来。 锦裳经营蠔油有方，赚了些钱，生活走出困境，之后结婚生子。1902年，一场无情大火烧去了半条南水街，“李锦记”蠔油店也被烧得精光。锦裳看着火灾后的家，一筹莫展，只好心痛地离开南水，前往澳门谋生。[1][2] 在澳门创业之初，“李锦记”的原料生蠔主要由锦裳的堂兄弟在南水代理收购。锦裳经常带着年幼的三子李兆南往返南水，付款取料。李兆南16岁时开始独自回南水收购原材料，海盗猖獗的磨刀门海域当时是条危险的航线，三次在进货途中遇劫。为了儿子的安全，锦裳痛下决心中断南水的货源，将眼光投向了同样盛产生蠔的横琴和银坑，开辟出新的货源。 横琴湾海水咸淡适宜，温度适中，水质肥沃。横琴蠔身体肥硕，鲜嫩质美，清甜味香，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的特点，确保“李锦记”蠔油的品质。很快，“李锦记”的招牌在澳门站稳了脚跟。通过精心配制和加工，“李锦记”蠔油不仅适合国人口味，而且西方人将它当作高级调味品和送礼佳品，澳门人返乡和华人到外埠都随身带几瓶“李锦记”蠔油，它成为一种手信。[3] 后来，李兆南一方面协助父亲采购横琴和银坑的生蠔，另一方面学习吸收酱料的制作方法，经过精工炮制所生产出来的蠔油，成本降低，香滑可口，独具一格，适合国人和西人口味，一时畅销起来。“李锦记”蠔油庄生意日渐兴隆，路越走越宽。 1929年2月15日，锦裳在澳门逝世，终年61岁。[1] 李锦裳之子李兆登、李兆南继承“李锦记”事业，30年代初，开辟广州“李锦记”蠔油庄和美国“李锦记”蠔油代销点，1932年在香港设立生产点，1946年发展为股份公司，总部从澳门迁往香港，生意越做越大。 “李锦记”在抗战时期一度衰落，20世纪50年代再次崛起，“李锦记”蠔油迅速恢复发展，产品畅销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李锦记”成为香港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 1972年，李兆南年纪渐大，其子李文达掌管产业，产销业务不断拓展。1987年建立新厂，安装11条自动化流水线，电脑控制生产过程。除生产蠔油之外，还生产芝麻油、饮料及酱油等十多个品种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此，“家有李锦记，餐餐陪住你”这句广告词，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1][2] 80年代，李文达的五个子女相继学成回香港加入公司，引进最新的管理文化和科学技术﹐加速“李锦记”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983年“李锦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设立办事处；1986年美国“李锦记”在纽约中国城设立办事处；1991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工业市设立厂房；1996年“李锦记”在中国广东新会市建成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尺的酱油生产基地；2002年美国“李锦记”迁入位于洛杉矶工业市的全新办公大楼；2008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获美国著名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授予“杰出企业家学院奖”；2008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扩建的另一间十万尺新厂房开始投产；2009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荣膺“香港杰出工业家奖”；2010年“李锦记”集团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4] 现在，“李锦记”蠔油日销80万瓶，创造了“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的传奇。 [1]《李锦裳（1868-1929）》，载“珠海侨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hoverseaschn.com/huaqiao/hqShow.aspx?sshowid=18&ttid=90。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6-107页。 [3]《李锦记》，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3日，http://baike.baidu.com/view/555756.htm。 [4]彭健：《李锦裳：美味世家的缔造者》，载“晶报多媒体数位报刊平台＂网，2009年1月1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4/24/content_148533.htm。

杜连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于澳门巴冷登街三号的寓所内。画家。 父亲是葡国拉戈阿（Lagoa）人约瑟‧岗萨维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亲是澳门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连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连玉在澳门长大，开始入读圣约瑟修院，之后转读殷皇子学校。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有著名的画师拉拉‧雷伊斯（Lara Reis），还有使他在绘画及作曲上受益匪浅的波达罗‧包热斯（Bordalo Borges）及安东尼‧圣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们的美术启蒙教育下，连玉八岁时拿起了水彩画笔，随Brigite Reinhart学习水彩画并在澳门美术学校学习进修水彩技法，之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专业艺术学院随祖士学习专业艺术。[2] 连玉33岁时，在受洗礼的教堂成婚。当时，他的职业是气象台观测员，在此岗位勤勤恳恳地干了17年；1984年3月23日，获颁“气象功勋证书”。 连玉在气象台负责观察与记录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欢看澳门的自然风光：水、天空、植物、建筑等。当时澳门气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围绝大多数是二层高的西洋别墅和唐楼，大炮台上的气象台居高临下，澳门的景色一览无遗。 连玉深邃而温柔的目光，总是注视著天空，也注视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连玉是一位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种族和门户偏见。他向两位德国后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学画。他在殷皇子学校学生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接受一家澳门报纸的访问时，说过“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给我许多绘画知识的人”。1963年，连玉与Frederick Joss在澳门市政厅举办画展。 连玉一生崇尚自然，从没放弃过写生，但其后期风格逐渐趋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几幅水彩画中，图案的线条较为明显，但晚年时期，线条均消失得踪影全无。连玉的随意性及绘画技巧几乎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题材的简洁显示出表现主义对他深刻的烙印。 连玉深受法国巴比松（Barbizon）学派的美学观点及印象主义时期各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非常了解印象派画家的技巧理论。他在初期作品中经常显示出模仿的痕迹。水彩画本身就使画家有一个较大的表现自由的空间，可以反映画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题材的选择与色彩的运用，成为画家诗一般目光的反映，这在杜连玉的水彩画中比比皆是。 水彩画《亭桥》是连玉一生中画得最有中国情调的作品。这幅画证明中国美术对连玉的影响，也证明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另外，连玉使用的水彩画颜料中有些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在画风景特别是远山，水彩颜料在背景上沉淀，造成特殊的山峦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画面紧凑的构图。他的水彩画作是紧凑与流动的结合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使连玉的水彩画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原创性。 1968年前，连玉前往东帝汶主持帝汶旅游暨娱乐公司；1970年回到澳门后，继续其企业家的生涯；开始担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顾问；1976年，开始担任澳门南湾新建成的新丽华酒店经理，一做就是17年。虽然工作忙碌，但连玉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6年，他与中国籍画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厅举办画展，在贾梅士博物馆举办两次个展。在他执掌新丽华酒店期间，他的办公室是“画廊”、“画室”、“视听室”及“图书馆”，成为朋友们聚会、交流、学习的场所。[1] 1962年，连玉发起成立“天虹艺术社”，成为创会成员；1963年1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他与祖士和谭智生合办画展；1964年2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举办“天虹艺术社美术展览会”，获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国、澳门和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其作品获私人及政府机构如葡萄牙贝南宫、里斯本澳门之家、帝汶总督府、澳门艺术博物馆和葡萄牙驻墨尔本领事馆等收藏。[2] 1994年，连玉去世，终年73岁。 [1].徐新：《澳门水彩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页。 [2].《杜连玉》，载“澳门艺术博物馆＂网，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连玉平生作品》，载“孔夫子旧书网＂，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梁昌，原名梁润昌，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生于澳门。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时代，梁在银铺和办馆任职。[1]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梁因为认识当时知名商人钟子光，又结识经济局长兼富商葡人罗保(Pedro José Lobo)，获得罗保赏识。 40年代中期，梁在内港海旁开设英昌行（润昌的谐音），经营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战结束后，澳门开始成为世界主要的黄金走私地方，当时国际订定黄金价公价为每安士是35美元。许多地区包括香港在内，黄金进口受到管制，而澳门因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员，不受国际公价的规限，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黄金市场。1973年，黄金的国际公价撤销。香港取消限制黄金进口后，澳门才失去这一地位。 1948年开始，澳葡政府将黄金进口生意批给一个恒昌公司经营，由经济局局长罗保、商人何贤、钟子光等组成，从外国（主要是英国和南非）进口黄金，这些贵金属由国外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用飞机转运到澳门。当时飞航港澳航线的水陆两用客机，当黄金运到香港时，梁在恒昌公司任职，负责将黄金转运到澳门；并获邀加入专营黄金的恒昌公司成为股东，获得分红，他开始赚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开办港澳水翼船公司，经营港澳两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开设燕昌置业公司，在地产、股票上发展顺利，成为港澳两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导文化体育事业，热心慈善公益事业；1961年捐资50万元，在澳门南湾兴建孤儿院；1965年再捐款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设备。 梁两次获得葡国授勋；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援救英军有功，1973年获英皇颁授CBE勋衔。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机开车载他兜风，到了浅水湾道1001号浅水湾花园大厦下车。他独自进入大厦A座，不久便坠下大厦入口处地上，当场身亡，终年61岁。[1] 梁昌与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当时澳门政府公共救济处（今社会工作局）捐款50万元，作为抚育孤儿之用。在西环“烧灰炉”兴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儿院，后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钱在香港沙田兴建一所梁文燕纪念中学。 后来，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师何杏庄为继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庄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与梁昌离婚，后双方协议离婚。之后，梁昌心情大受打击，性情大变，经常拿着一叠钞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表行买了一大堆手表，见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门被葡人占据开埠时，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楼居住，形成“烧灰炉”和“竹室仔”两条自然村。清朝时，澳门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洋场租界并由澳葡管治，当时西望洋山两条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后二百多年，西望洋山从未有华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筑西望洋山脚东南侧马路，将南湾西湾与妈阁前地连通。因马路修好之际，恰逢葡萄牙国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将此新路命名为“民国大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烧灰炉”附近，英国公使官邸旁边兴建西式大宅并入住，成为200年来第一位在此置业居住的华人。之后，梁昌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港澳华商官员蜂拥而至在西望洋山置业居住，从此西望洋山一带便成为“澳门地王”。据说，梁昌是经粤港澳著名风水师霍鉴清的点化，劝他不必顾虑甚么。霍鉴清说，一是辛亥革命开创民国，国运地大有变化。二是澳葡辟设民国大马路，改其风水作“龙首披挂”，“龙首鸡”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岛上的鸡颈山“鸡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坏则克然亦坏。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继承家业。梁仲豪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担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他拥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权；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权，套现16亿；在泰国拥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资超过40亿港元。他又与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发展曼谷SV City 121万平方米楼面和8.3万平方米商铺写字楼和高级商住区，投资额达35亿港元，建立梁仲豪财团。[5] 1992年，何杏庄捐款港币55万元，作为东华三院“梁昌纪念安老院”建设费用，以彰梁昌的功德。为贯彻政府安老政策和响应社会需要，该院获社会福利署批准于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转型为提供持续照顾的护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于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纳地盘前身的四栋旧楼，购入价共3.86亿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后有见零售业大旺，改变主意重建成银座式商厦作楼上铺之用，总楼面46379方呎。兴建霎东街15-21号银座式商厦楼花OLIV，因应同区铜锣湾地带拆售，即时推出发售，套现逾13.58亿元，赚近十亿元。[7] 2011年，巨龙船务董事总经理梁仲豪担任董事的两间投资公司，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借钱后，未能如期还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日前入禀高等法院，向出任担保人的梁仲豪追讨合共1.6亿元及利息。原告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指，2008年3月与莱祺投资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贷款协议，批贷款额合共3.2亿元。 巨龙船务股份有限公司、吴福（译音）及被告梁仲豪作为独立担保人，而被告的保证金额共1.6亿元。两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还贷款，截至2011年9月，莱祺投资仍欠原告逾8000万元，晴域投资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万元。巨龙船务提供来往港澳的廉价客运航线，经营14个月后至2011年9月，突然宣布清盘。[8] 梁仲豪因其个人决定放下活跃的业务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他服务于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获委任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执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为非执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页。 [2]《细说澳门故事——澳门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载“文汇资讯＂网，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门旧话——充满传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载“aomenMACAU.com＂网，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丰居士：《西望洋山曾无华人敢居》，载《新报》，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567页。 [6]《梁昌纪念安老院》，载“东华三院＂网，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厦　速套13亿》，载《苹果日报》，2013年2月22日。 [8]《中国银行上诉法院向巨龙船梁仲豪追讨1.6亿》，载“中国资本证券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辞任新世界（00017.HK）非执行董事》，载“网易财经＂网，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张祖奇，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上海。澳门知名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37年，祖奇移居澳门。 50年代初，祖奇担任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内设计技术员，经常亲自到地盘监督工程，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60年代初，他领取建筑商牌照，开始从事建筑设计业务。 70年代，祖奇以“亚张建筑”之名经营建筑装修工程业务，80年代与家族成员组成“亚张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长；并组织创建联利企业有限公司、达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历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百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达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建筑置业商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澳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同时，他担任澳门、葡国、台湾贸易商会名誉会长兼会员大会主席、澳门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会候补委员、澳门建筑置业商会永远荣誉副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澳门镜湖慈善会监事、澳门教育基金会常务会董等职。[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时07分，祖奇在山顶医院去世，终年89岁。11月28日下午3时，遗体奉移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11月29日正午12时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安葬在路环华人永久墓园。[1] [1]《澳门知名人士——张祖奇逝世》，载《澳门日报》，2007年11月27日。 [2]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二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592页。

字德彰，号寿屏。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长兄。早年随舅父赴檀香山谋生，初作农工，后从事畜牧、垦殖，复经商渐富，接孙中山到檀香山读书。1894年加入兴中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香港九龙。1909年参与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复在九龙联合会党，从者日众，被港府驱逐。1911年移居广州湾（今湛江），任同盟会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长，组织民军响应武昌起义，并收复雷州半岛各地。辛亥革命后，曾反对袁世凯窃国。1910年移居澳门。1915年在澳门病逝。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田寮村人。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亲林寿汝是一位老实的农民，生育子女多个，炳炎居长。炳炎童年时入读私塾、小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广州一家小钱庄做学徒；后被老板的好友赏识，推荐到汕头的钱庄做店员，负责外出收送汇单和钱币，工作量很大。几年后，炳炎基本学会经营钱庄的本领，就携眷前往上海，自办大昌钱庄。他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经过多年努力，仅在常德路街内，就开设多家店铺；又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层社会名流交往，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抗战初期，炳炎向前线捐献飞机，并购买粮食救济广东旅沪灾民，知名度越来越高。 1933年3月，炳炎与挚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何添等集资十万港元，在香港中环路创办恒生银号，自任董事长。炳炎在上海拥有产业，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昆昌银号（抗战胜利后改为汇隆），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拓银号业务。恒生银号是华资银行，从事金银、外币买卖和汇兑、押汇业务，主要为中小客户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来越多。1937年，恒生银号成为香港银行、银号大户之一，当时《粤华报》称炳炎为“金融钜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炳炎把资金转移到澳门开办“永华银号”。他受到澳门总督的热情接待，让出澳督将军府给炳炎居住，并声言免收房租。[1] 当时，正值澳门镜湖医院因长期性高强度的施济而面临财源枯竭，炳炎受澳门众华商推举出任镜湖医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镜湖医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建立自己在澳门社会的影响，推动澳门华人社区的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创下了造福万民的功绩。 炳炎接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后，认为值理会处理医务行政事务应有医生参加，为此，次年推行领导制度改革，院长专责医务，聘请柯麟医生担任镜湖医院首任院长。 一是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医务方面由院长负责。 二是抗战爆发后，镜湖医院施济激增，入不敷出，加上连年捐输，民穷财竭。炳炎不畏困难，除带头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银行界发起为镜湖医院捐款，仅1945年募得经费13万余元，创下历年筹款的记录；1948年，他一次捐赠镜湖医院手术室价值1.5万余港元的设备。 三是向澳葡当局争得中国医师与葡籍医师同等待遇。镜湖医院手术室建立后，中国医师尚未取得手术权。按照澳葡政府规定，必须聘请葡籍医师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该主任授权，华籍外科医师才能手术。对此，炳炎无法容忍，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得澳督同意，使华籍医师与葡籍医师拥有同等的手术权；此举彰显了炳炎的民族气节，华人无不赞佩。 四是以镜湖医院为阵地，形成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中心。镜湖医院建成后，成为澳门华人集议之地。 1912年，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开始从镜湖医院转移到商会。1930年代中期，柯麟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设法提高共产党在镜湖医院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镜湖医院成为共产党保护下的进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转回内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镜湖医院前，向前任值理会提出与柯麟一起加入值理会的条件，得到同意。 为使柯麟顺利进入值理会，炳炎亲自游说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会。当时澳督顾虑柯麟是共产党员，炳炎对澳督坚称，如果柯麟是共产党，自己也是共产党。终于，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会，决定聘柯麟为镜湖医院院长，使柯麟顺利取得镜湖医院医务的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末，炳炎逐渐将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委托时任副主席何贤来主持，形成何贤主持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柯麟主持镜湖医院院务的权力格局，使镜湖医院成为中华总商会之外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核心。炳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领导镜湖医院慈善会顺利地渡过危机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个人品德和功绩获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赞赏。[2] 抗战胜利后，炳炎将资金从澳门转回香港复办恒生银号，并率先拓展南北物资交流及汇兑业务，致力香港经济复兴。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货币贬值，香港黄金、外币炒卖业高潮迭起，恒生银号与同行一样从中获利，资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张“凡能者举之”。有不合条件的亲友要求进入恒生银号工作，他婉言拒绝：“你做生意不够本钱，尽管说，但要求入恒生做事就难了。”多年来，在恒生担任高级职务的不下数十人，却没有一个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资金办学而愁眉苦脸，炳炎知道后说：“钱还是要捐的，再穷也要办学校。你做一个计划，看要多少钱，我来帮你。”事后，还叮嘱那位朋友不要告诉别人钱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远县多次遭受水灾，炳炎向灾民施粥分米、赠医施药；抗日战争期间，资助香港同乡疏散回内地。他捐献钜款支持清远师范、清远中学、清远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建设。在家乡田寮村，他出资建有东兴小学，教学设备完善，当地孩子免费入校读书，教师在校免费用膳。 兴建兴仁小学时，他捐资1000元白银。在兴仁墟、石龙头村、东村，他捐资建三座钢筋水泥桥。修建石泉坑水库，他捐助白银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会在香港荃湾葵青区大厦街33号；建设洁心林炳炎中学在香港九龙横头磡富美街；建设岭南大学林炳炎楼；帮助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 1946年，炳炎先后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清远公会名誉顾问，讲一口石角蛇话。[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发上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年仅56岁。[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购一空，护棺送葬的人群长达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间，林炳炎在乡的祖墓被破坏，房产和没收。“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一度修复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荣、四子林秀棠及女林丽冰。林秀梁是美国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港后进入恒生银行，负责外汇业务；后升为副总经理，并进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场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翘如为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当律师和任教于中学，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房委会主席王鸣及商业电台高层俞琤等都是她的学生。 在兄长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荣辞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后留下三亿港元的遗产，指定其中两亿港元用于文化事业。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艺电视台，成为董事之一；他热烈追求港姐出身的无线电视台当红艺人缪骞人；但佳视倒闭后，两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调，任职于大昌贸易行。[1]林丽冰嫁与陈姓人家，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岭南大学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恒生银行的创办人——林炳炎》，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 [2]清城区档案局：《近代金融钜子——林炳炎》，载“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网，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曾谷，广东省惠阳县（今属惠州市惠阳区）人。澳门中共特派员、澳门南光公司副经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 曾出身于商人家庭，1930年，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读书；1933-1936年先后在中山、广州任小学教员，并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1936年春，他参加中国青年抗日大同盟；6月，在广州参加学生抗日运动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审讯时，他被“吊飞机”（行刑）五次，但他强调抗日是合法的。结果，他被国民党当局判刑五年。 1937年夏，曾被保释出狱，8月，在中山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他回到惠阳县国民党一五一师连部当上士文书，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7月，参加抗击日寇侵犯横门的战斗。11月，中共中山县委决定在全县建成抗日武装，他被派往四区任区委委员，协助孙康、谭桂明建立一支有60人的区抗日别动队，担任队政训员。 1941年1月，中山县八区区委改属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领导，曾担任区委委员。7月，他在东澳乡草朗村以经商名义进行隐蔽活动时，组建一支12人的东澳乡人民抗日义勇游击独立小队，先后多次阻止入侵日寇，掩护乡民安全转移，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八区抗日游击大队发展170多人。 1943年5至9月，他担任八区区委负责人；10月被派往江门，担任地下政治交通员，建立地下交通站，为抗日游击队搜集情报，筹集、转送物资。年底，他返回中山游击区，担任武工队特派员；1945年10月，参加中山县抗日民主政权——县行政督导处筹建工作。 1946年6月，珠江纵队北撤山东省解放区，曾留下来坚持斗争；1947年2月，中共广州市工委在澳门设中共中山特派员，他担任特派员。1948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设立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区委员会），他担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深入各县墟镇、乡村，开展敌后游击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在中山、番禺、顺德部分农村建立基层人民政权，从各方面做好准备，配合南下解放军。 1949年10月，番禺县解放，曾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全县人民接管国民党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清匪反霸，恢复经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 1952年11月，曾调任中共佛山市委第二书记，1954年7月担任第一书记。当时佛山百业萧条，许多工商业户歇业，大批工人失业。面对这种情况，他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组织全市工人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资方恢复生产，佛山市手工业生产较快恢复；同时开始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底，佛山工商业初步摆脱了徘徊不前的状况，工业产值、财政收入比上年大幅增长。1954年12月至1957年夏，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长；1957年夏至1958年11月，担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中共增城县委书记；1958年11月后任中共佛山地委副书记；1959年12月担任佛山专署副专员；1963年6月后，担任专员，负责全区工业、交通工作。 1959年，为解决“大跃进”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变化的问题，曾深入到各城镇、厂企调研。在他的主持下，地委先后制定加强城镇工作，调整手工业体制，改进商业体制，扩大商业网点，整顿工业组织和劳动组织等四项规定。 1961年，为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曾提出要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协调各方面关系，在人力、资金、动力、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尽可能满足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用品供应的紧张局面。之后，他主持召开全区各县市工业书记会议，研究调整企业所有制规模和工资分配政策，拟出台《县社工业有关政策问题十五条意见》，提出地方工业要遵循为农业、为人民、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的“四为”经营方针，坚决处理“共产风”，促进全区县办、公社办工业发展。 1966年“文革”开始，部分学生和群众起来“造反”，破“四旧”，有人要砸烂工人文化宫的牌子，曾立即派人制止。为此，有人质问他。9月初，他在市有线广播站发表题为《我对佛山有人质问的答复》的讲话，对当时运动所出现的“左”的行为进行批评，引导群众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运动”。 10-11月，地委、专署两次发出文件，要求做好工农业生产，做好市场供应，安排好群众生活，努力完成国家财政、税收、侨汇和城乡储蓄任务。11月开始，他被造反派当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连续遭到批斗而靠边站。 1968年3月，曾担任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2月担任中共佛山地委常委，1973年4月后任地委副书记。期间，他主要分管城镇工作，深入城镇调查研究，先后主持召开两次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城镇要加强规划，抓好经济、财贸工作，变消费城镇为生产城镇，搞好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清洁卫生和造林绿化，搞好市政建设，建成文明卫生的新城镇。 1974年9月，曾调离佛山地区，历任澳门南光公司副经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1983年7月，曾离休；2007年5月29日病逝，享年93岁。[1] [1]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佛山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第269-271页。

陆昌，原籍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生于澳门。澳门美术界知名人士。[2] 抗战期间，陆从澳门来到广州湾（今湛江），从事戏院广告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澳门工作。妻子蔡华嘉是雷州徐闻人，陆作为湛江人的“半子”，一直视湛江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改革开放后，陆夫妇经常返回湛江，他不仅非常关心“故乡”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同时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架设经济建设桥梁来开发湛江。他主持澳门中天有限公司与湛江日报社合资，举办“天采分色影版有限公司”，不断引进印刷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在徐闻开发区经营房地产企业，为湛江经济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陆积极支持湛江文化事业发展，尤其是美术方面活动，不仅亲自组织画展，每次举办重大艺术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庆祝建国40周年之际，湛江举办大型美术作品展览，陆抱病从澳门赶来参加，他的精神令大家十分感动。 《湛江乡情》出版以后，陆一直关注这份新生刊物的成长，给予大力的支援和赞助，不但捐赠费用，而且对杂志封面和彩页的分色、制版和印刷，都给予大力帮助，使刊物品质不断提高。 除长期担任澳门美术协会会长外，陆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和特区政府第一届推选委员会委员，肩负重任，社会活动频繁。同时，他长期担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尽心尽力，把毕生精力贡献社会。 陆无微不至地关心当地劳工子弟和一些弱势群体。在澳门回归前岁月里，他为这些劳苦大众、低薪阶层人士尽心尽力，多次促成劳工子弟学校教职员工访问湛江，与“故乡”人士交流和沟通，有力推动两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1984年11月，陆夫妇回到湛江，遇见一位人称“澳门婶”的硇洲农妇，她当年逃避日本鬼子来到广州湾，流落在湛江40多年，一直无法与澳门亲人联系。陆夫妇和同伴回澳门后，根据“澳门婶”提供的一些线索，几经周折，终于为她找到亲人，使这位老人感动不已。香港《文汇报》、澳门《大众报》都报导此事。 60年来，陆任职于澳门美术协会，一直关心着澳门社会发展和繁荣。澳门回归后，更着力关注澳门社会的和谐发展，积极推动文化艺术事业。20世纪50年代始，他邀集画友组成“骆驼美术组”，动员和组织不少教师、学生、工人参加进步的文化艺术活动。当时，澳葡当局勾结从大陆溃退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对进步群众恐吓、威胁、阻挠和迫害，他们不屈不挠，每年“十一”都行动起来，克服经费、物质等重重困难，搭建起既有内容，又富美感的“庆祝国庆”牌楼，充分体现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 这些巨型牌楼，矗立街头，庄严肃穆，气势磅礴；入夜灯光辉煌，彩旗招展，吸引成千上万市民注目致敬。“国庆到，去澳门睇牌楼”，成为香港人的一种时尚。尽管澳门美术界人士经济都不充裕，但都争着出钱出力，尤其是台风季节，常常风雨交加，更是困难重重。在美工、木工、棚工通力合作下，每年“十一”，巨大的牌楼都矗立在澳门的街头，成为澳门同胞热爱祖国的一个有力见证。 几十年后，陆与当年澳门国庆大会牌楼美术组的人员联欢叙旧时，大家都异口同声称赞：美协的辉煌成就，与陆及其他前辈的坚持和努力密不可分。 在陆的领导下，澳门美术协会长期坚持热爱祖国、服务社会的宗旨，旗帜鲜明地团结澳门美术界人士，为繁荣本地文化而创作，推动整个社会文化艺术事业不断发展。同时，陆不断开拓交流领域，扩宽视野，除邻近两广、海南外，远及北京、辽宁、陕西、新疆、云南以至西藏，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1995年9月，陆夫妇应邀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典礼。之后，他几次与美术界同仁进入西藏。当时他年逾古稀，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他不顾个人安危，到海拔数千米的西藏高原地区写生、创作，用自己的画笔酣畅淋漓地展示祖国的雪域风情。多年来，他不停地创作西藏风情画卷，并联系和组织西藏画家到澳门举办“西藏雪域高原画展”，竭力促进两地文艺界互助交流活动。 为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给陆颁发第一届西藏珠穆朗玛文艺荣誉奖，这是澳门同胞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同时，陆被聘担任西藏自治区美协名誉主席、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陆为澳门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得到澳门的同胞和国内人士的敬重，更得到特区政府及前澳葡政府的充分肯定。2001年12月19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陆颁发文化功绩勋章，表彰他一生殚精竭虑为澳门和内地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的巨大业绩。 陆担任澳门美术协会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委、湛江市海外联谊会理事。他毕生从事艺术创作，他的画作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技术嫺熟，笔法高超，在行内外都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从不骄不躁，虚怀若谷。虽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仍然不断学习，努力探索，博采众家之长，精益求精。他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在澳门，乃至周边地区，在他的推动下，加强联系，密切交流，澳门美协发展成为推动澳门美术运动的主要力量。 2006年7月14日，陆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3岁。 《澳门日报》社长、治丧委员会副主任李鹏翥说：“陆昌先生一生爱国爱澳，穷毕生精力推动澳门文化艺术的发展，几十年来与美术界人士肝胆相照，风雨同路，无愧于艺术良心，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人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澳门文化美术界的耆宿。” [1]《缅怀濠江陆“画翁”》，载“湛江新闻＂网，2008年7月20日，http://zjphoto.yinsha.com/file/200610/2006101218324292.htm。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3页。 [3]《陆昌》，载“中国收藏网＂，2012年10月18日，http://artist.socang.com/Info/9460.html。

柯正平，又名柯平，广东省海丰县人。澳门富商、社会活动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于一个小商家庭，1927年，在广东省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在香港从事爱国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 1934年，正平到澳门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创办南光公司，为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作出重要的贡献。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领导和主要参与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成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纪30年代始，他参与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且都身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抗日救亡队伍，组建东江纵队港澳支队，他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正平策动澳门社团在澳门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正平发起澳门各界，开展庆祝“十一”国庆活动。 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就是正平运筹帷幄的结果。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他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使澳葡的阴谋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参与决策“中澳边界划定谈判”。 1966年，他实际领导了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全赖于他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正平参与推动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 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关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参与推动。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正平。 经过三轮谈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期间，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 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历程中，正平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门回归后，正平努力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坚决反对“台独”，关心祖国经济建设，支持特区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了澳门回归。[1] 建国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后主持创办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它们和南光公司成为澳门最早的三家中资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响着澳门经济发展。 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行址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只能经营存款、汇款和小额贷款等银行业务，运作中困难很多。正平作为董事长，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1987年，南通银行全行职工670人，分行15家，总资产100多亿元。 为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并于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中葡两国签订联合声明，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正平积极为内地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为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发展，1981年，他多次与广东省长刘田夫同志磋商，决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参与投资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桥；为此成立澳门联合发展公司，向广东方面投资港币1.5亿元，他被推举为董事长；1984年11月，四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不仅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腾飞，同时在全国创立“集资建桥、过桥收费、以桥养桥”的范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4年春节，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听取他和有关人士汇报澳门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接见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正平被选为全国人大第四至九届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柯正历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职。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澳门工作60多年，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妇生育两子两女，但他创造的财富、地位并没有代代相传。女儿柯琼说，父亲从小对孩子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甚么特权，父亲配有车，小时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毕业后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辞职出来。[2] [1]《不能忘记澳门的柯氏二兄弟——柯麟与柯正平》（转“人民网＂），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彦君：《柯正平：心系祖国造福澳门的“地下澳督”》，载《晶报》，2010年5月18日。

郭得胜，祖籍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生于澳门，在石岐长大。香港十大首富之一、慈善家。 得胜小学毕业后，随父经营百货批发。他天资聪明，记忆力强，很快掌握做生意的门道。 抗战期间，得胜随家人逃难到香港。抗战胜利后，他在香港上环得胜开设鸿兴合记杂货店，经营杂货和工业原料批发；后来扩展改称为鸿昌百货批发商行，专营洋货批发，销售遍及省港澳乃至东南亚各地，人们称他为“洋杂大王”。[1][2] 得胜在事业上的转捩点，就是取得日本的“YKK”拉链的独家代理权。50年代末，拉链服装兴起，拉链的应用大行其道，所有成衣和布袋，都以拉链取代原有的纽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胜认识了日本YKK公司的要员。YKK公司被他的诚实作风所感动，将YKK在香港的经销权交给鸿昌百货独家代理。当时香港以制衣工业为主，拉链的需求急剧增长。得胜利用自己多年来在洋杂生意中建立的批零网络，使拉链在港澳及东南亚各地畅销。 60年代起，得胜每年经营拉链的营业额逾1000万元，同时，他代理台湾“良友牌”尼龙丝及多家日本生产的尼龙制品；这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新兴工业产品，以轻盈、美观及清洁卫生见长，很快取代传统的咸水草和麻绳，尼龙产品销量节节上升，60年代每月销量约十万镑。得胜日进斗金，跃身成为香港富豪。 得胜瞅准机会独家经营几种产品畅销后，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1958年，他抓住香港地少人多、住房潜在需求大的特点，成立一家专做地产生意的公司，开始进军地产建筑业，使其旗下的生意多元化；首先组建永业有限公司，经营拆楼、买小地盘建楼和收购沙田酒店。 1963年，得胜和冯景禧、李兆基合资创建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大举进军地产市场。60年代，香港工业开始萌动，厂家对工业楼宇需求迫切。时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得胜看准机会，大量兴建工业厂房。新鸿基很快就在地产市场站稳了阵脚，从此，公司在全港率先推出分层出售和提供长年期的分期付款买楼服务，这一举措大受中小厂家的欢迎。 他们宁愿购买工业大厦，也不愿租楼，因为租约满时大幅度加租而使成本失去预算。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一炮而红。得胜和冯景禧、李兆基在地产界被称为“三剑侠”。后来，香港几经动荡，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始终屹立不倒，成为首屈一指的地产公司。 得胜凭借自己精准的目光，在香港地产业一举成功。在地产低潮时，他大胆地以低价吸入大量土地，等到地产市场复苏时，再以高价出售而获利。 1965年，香港多家银行出现挤提，被迫紧缩信贷，致使物业价格大幅下降。1967年香港社会动荡，百业萧条，物业无人问津。在这种环境下，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坚信“否极泰来”的经济循环原则，采取“人弃我取”的投资策略，继续大量吸纳土地，兴建楼宇。1968-1970年，香港工商业复苏，对楼宇需求逐渐增加，地产开始出现高潮，因此，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获取极为可观的利润收益。 70年代，“三剑侠”分道扬镳，冯景禧率先退出新鸿基公司成立“新鸿基证券”，投资证券业；李兆基另创“恒基兆业”，仍然从事地产生意；得胜将新鸿基实业公司易名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得胜乘着地产和股票投资的热潮，将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市。 时值香港市民正陷入疯狂抢购股票风潮中，股价抢至令人吃惊的程度，恒生指数一日数涨。原本，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推出股票上市时集资一亿元，但疯狂的股民将十亿元汇至该公司，超过新发行股票银额的十倍。 1967年，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综合纯利跃升至9000万元。之后三年完成了三级跳式投资跃升，资产剧增，经营继续扩大，逐渐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公司，除经营地产外，还经营保险、财务、物业管理、投资控股、交通运输和建筑业，得胜从中赚取了巨额财富。[3] 1987年末，香港发生股灾，经济陷入低潮。得胜大量吸入拥有帝苑酒店全部股份及新城市广场50%股份的新城市股份，1988年，继续低价作出全面收购。后来，物业价值大幅上扬，旅游业攀上高峰，新鸿基地产集团发展日益壮大。从鸿昌合记到新鸿基地产，从年纯利几十万到年纯利近亿元，得胜创造了时代的奇迹，同时，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作出重要的贡献。 得胜的成功之路充满传奇的色彩。他稳健踏实，待人以诚，讲求信用；具备敏锐的目光和独到的投资技巧，尤其是他的“人弃我取”的战略，善于及时地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从一个普通商人跃升为“地产大王”。他的资产总值达130亿港元，在香港富豪排名榜中，与包玉刚、郑裕彤三人并列第二位。新鸿基的地产市价总值仅次于长江实业，1972年上市时，市值是1.6亿元。现在市值近220亿元，膨胀达137倍。 得胜一向爱国爱乡，大力支持家乡建设。1982年初，他捐款港币1000万元在石岐兴建孙中山纪念堂，并捐资扩建华侨中学。为表彰他支持中山建设的重大贡献，1989年9月16日，中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得胜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并由中山市政府颁授“荣誉市民证书”和金锁匙。[1] 1990年10月底，得胜因心脏衰竭，在香港病逝，终年79岁。 消息传出后，香港地产、证券界人士深感惋惜。中山市领导专程前往香港，吊唁并慰问郭得胜的亲属。[1][2] 之后，郭得胜的三个儿子共同管理新鸿基地产发展公司。长子郭炳湘生于1948年，担任香港新鸿基地产发展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主席、香港公益金历届董事委员会主席。 二子郭炳江生于1952年，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上海市第九届政协常委、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副主席、香港公益金董事、香港社会福利政策服务委员会及公开进修大学校董会委员。 三子郭炳联生于1954年，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新意网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 1994年，郭炳湘和弟郭炳江、郭炳联捐资700万港元装修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堂；2003年11月捐资780万港元、2004年捐资1020万港元作为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堂专项维护基金；2004年投资两亿港元，在中山城区开发建设奕翠园住宅区。 2004年3月19日，经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郭炳湘获授“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4] [1]《郭得胜》，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4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5398。 [2]林宣：《郭得胜先生事略》，载《中山文史》（第51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45-48页。 [3]李旭昭、冯焯南：《郭得胜先生的创业概况》，载《中山文史》（第13辑），中山：中山政协，1987，第40-42页。 [4]《郭炳湘》，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273445。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 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 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 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彭彼得，原籍香山县神湾乡（今属中山市神湾镇），生于厄瓜多尔。澳门知名人士。 彼得自小聪颖，在厄瓜多尔接受教育，后回到澳门定居，从事工商业，出任宝源光学仪器有限公司经理、兰香阁经理、广州埃特尼特有限公司董事。 彼得投身工商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无私奉献，为澳门工商、慈善、体育等事业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1] 1999年9月23日，彼得等人发起创立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这是一个非赢利性社团，它的成立，成为澳门体育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澳门各体育总会和体育界的沟通平台，配合特区政府体育政策的施政，共同促进澳门体育事业发展。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何厚铧到会祝贺，并出席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首届行政人员就职仪式。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发来贺词，来自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发展局官员、澳门各个体育总会和团体，以及运动员、社会各界嘉宾八百多人，出席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成立大会。[2] 澳门回归前，彼得获澳门总督授予经济功绩勋章、体育功绩勋章及慈善功绩勋章。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后，2001年、2007年，彼得获授银莲花荣誉勋章和金莲花荣誉勋章。 彼得担任五届共20年澳门立法会议员，历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中华厂商联合会理事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常务会董、澳门旅业商会名誉会长、同善堂值理、澳门第四届立法会议员及基本法咨委会委员；又担任澳门中山同乡会会长、澳门足球总会副主席、青华文娱体育会会长、第六届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委员会名誉主任等职。[1] 2011年1月23日下午，彼得辞世，享年93岁。 彭彼得灵堂上方横批写着“德高望重”，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何厚铧，中联办、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公署，特区政府各部门，中山市各级政府和机构，社会各界社团及友好等分别致送鲜花、花篮，灵堂气氛庄严。公祭仪式由澳门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区荣智主持，并宣读行政长官崔世安的唁函，崔世安赞彭彼得是他的良师益友和尊敬长辈，其精神风范和高尚品德令人敬仰，将永远怀念；对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理事长高开贤，厂商联合会会长贺一诚、理事长崔煜林，镜湖慈善会主席廖泽云、理事长冯志强，同善堂值理会主席许世元、副主席崔世昌，中山同乡联谊会理事长余干成、秘书长梁伟权，体育总会联合会理事长陈永杰、副理事长胡松辉，代表六个团体和澳门众多社团向彭公敬献花篮，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随后辞灵出殡，安葬在旧西洋坟场。[3]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6页。 [2]《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成立特区行政长官到会》，载“新华网＂，2010年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9-09/23/content_12103488.htm。 [3]《各界公祭送别彭彼得》，载《澳门日报》，2011年1月31日。

李葵，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 李葵早期从事澳门工会工作，是澳门工联会发起人之一，1949年出任该会副理事长，1958年及1960年再度担任。 后来，李葵转到澳门中旅社工作，担任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澳门中旅（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澳门富豪酒店、濠臻酒店、京都酒店及香港新雅图酒店董事长。另外，他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董、常务会董。[1] 抗战时期，1943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时，中共党组织先后派郑秀、郭宁、冯彬、黄乐天等人赴澳门。郑秀借着其舅舅在澳门开设的马康公司作为掩护，在高士德马路19号建立抗日游击队秘密办事处，散发宣传材料，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开展与各界的联络工作。李葵和李成俊等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活动，游击队专门为李葵等人开办代号为“纽约桥”的训练班。[2] 1960年春节前夕，以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先生为首，组织澳门各界代表45人，来到水库工地慰问，澳门代表感谢民工为澳门居民的饮用水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并向民工赠送慰问品。同年3月8日大陆正式向澳门供水，澳门各界更是群情激昂，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李葵说：“祖国输水澳门，使澳门同胞结束水荒的威胁，饮水思源，澳门同胞应更加热爱祖国。”澳门各界对中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竹仙洞、银坑两水库充满感激之情。[3] 70年代初期，为了拓展澳门、中山旅游业，时任澳门中旅社总经理李葵，与副总经理陈源来到中山，与县领导商议开辟两地旅游线、中山选景点，澳门中旅社组织客源。[4] 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民间社团成立于1946年12月，成为澳门较早成立的民间社团之一。由崔昭光、何炳祥、崔翼周等乡贤发起成立，以同心同德，合行善举为宗旨。后因时局动荡，会务停顿。1961年5月，该会复会，6月举行复会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之前该会只设理事会，从第24届起，因会务蓬勃发展，与家乡联系日益增多，改为会长与理、监事会制，两年一届。 崔德祺连任第24至27届会长，李葵和老永担任副会长，崔顺与为理事长。第28届改由李葵担任会长。1997年为第30届，会长由李葵担任，理事长崔世荣，监事长林擎。[5]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欧初：《战斗岁月：在澳门杀敌锄奸的往事》，载“新华网＂，2013年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8/02/c_123513016.htm。 [3]蔡尚途：《澳门与水》，载“金山区水务局＂网，2013年1月6日，http://jswater.jinshan.gov.cn/html/EN77/914441128310.html。 [4]《中澳渊源流长》，载“中山网＂，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showcontent.asp?id=558373。 [5]《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载“搜搜百科＂网，2012年12月2日，http://baike.soso.com/v7194374.htm。

李锦裳，原籍新会县七堡（今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涌沥村，定居香山县南水墟（今属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李锦记”创始人。 父亲早逝，锦裳与母亲蔡氏相依为命，靠耕种为生。他自幼习武，青年时练就了一副强健体魄。他18岁时赴会城应考从军，名列前茅，回家等候官府征召。同村一个富家子弟不服锦裳的武功，妒忌他在考场上受到主考官的青睐，恣意挑起事端，找来几个人围打锦裳。锦裳避走到香山县南水墟替人打工。他和堂兄弟李万添、李惠灿在南水做搬运工、樵夫，又帮人家养蠔、打鱼，为糊口四处奔波。后来，锦裳母子开一家小食店，从此定居南水。 锦裳在南水村东（今李兆南纪念学校西侧）开设小食店，母子待人诚恳，诚信经营，蒸包卖粥，生意兴旺。母亲去世后，锦裳孤身一人，难以支撑小食店，就用蒸包的大铁锅为人家煮蠔、加工蠔豉。一次，他把蒸熟的蠔捞起，在拿出去晒蠔干之时，忘记关掉炉火，结果炭火把蠔汤熬得半干。他回家打开锅盖一看，蠔汤变成蠔油，黄澄澄地凝结在锅底。他用手点了少许放入嘴里，味道非常鲜美。他将蠔油盛起，拿给李万添和李惠灿品尝。他们尝后点头称好，劝他就做蠔油生意，别再为人家加工蠔豉了。 锦裳觉得言之有理，从此白天收蠔，晚上熬蠔油。每次将约一百斤蠔汤熬至十斤左右，加入适量盐后盛起，除去锅底渣砂，就成为美味的蠔油。他拿着蠔油上街出售，马上成为抢手货。南水熬蠔油生意成行成市，从几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江门、石岐、广州等地商人到南水采购渔货时，顺便采购蠔油；而更多的蠔油销往澳门。锦裳的蠔油干净卫生，浓度适中，而且他为人豪爽，人缘好，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1888年，锦裳请人在店铺写上“李锦记”招牌，意为蠔油由李家经营、锦记为号。之后“李锦记”蠔油品质最好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干脆都把锦裳叫作“李锦记”。他借助南水天然丰富的海产资源，闯出一条新路来。 锦裳经营蠔油有方，赚了些钱，生活走出困境，之后结婚生子。1902年，一场无情大火烧去了半条南水街，“李锦记”蠔油店也被烧得精光。锦裳看着火灾后的家，一筹莫展，只好心痛地离开南水，前往澳门谋生。[1][2] 在澳门创业之初，“李锦记”的原料生蠔主要由锦裳的堂兄弟在南水代理收购。锦裳经常带着年幼的三子李兆南往返南水，付款取料。李兆南16岁时开始独自回南水收购原材料，海盗猖獗的磨刀门海域当时是条危险的航线，三次在进货途中遇劫。为了儿子的安全，锦裳痛下决心中断南水的货源，将眼光投向了同样盛产生蠔的横琴和银坑，开辟出新的货源。 横琴湾海水咸淡适宜，温度适中，水质肥沃。横琴蠔身体肥硕，鲜嫩质美，清甜味香，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的特点，确保“李锦记”蠔油的品质。很快，“李锦记”的招牌在澳门站稳了脚跟。通过精心配制和加工，“李锦记”蠔油不仅适合国人口味，而且西方人将它当作高级调味品和送礼佳品，澳门人返乡和华人到外埠都随身带几瓶“李锦记”蠔油，它成为一种手信。[3] 后来，李兆南一方面协助父亲采购横琴和银坑的生蠔，另一方面学习吸收酱料的制作方法，经过精工炮制所生产出来的蠔油，成本降低，香滑可口，独具一格，适合国人和西人口味，一时畅销起来。“李锦记”蠔油庄生意日渐兴隆，路越走越宽。 1929年2月15日，锦裳在澳门逝世，终年61岁。[1] 李锦裳之子李兆登、李兆南继承“李锦记”事业，30年代初，开辟广州“李锦记”蠔油庄和美国“李锦记”蠔油代销点，1932年在香港设立生产点，1946年发展为股份公司，总部从澳门迁往香港，生意越做越大。 “李锦记”在抗战时期一度衰落，20世纪50年代再次崛起，“李锦记”蠔油迅速恢复发展，产品畅销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李锦记”成为香港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 1972年，李兆南年纪渐大，其子李文达掌管产业，产销业务不断拓展。1987年建立新厂，安装11条自动化流水线，电脑控制生产过程。除生产蠔油之外，还生产芝麻油、饮料及酱油等十多个品种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此，“家有李锦记，餐餐陪住你”这句广告词，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1][2] 80年代，李文达的五个子女相继学成回香港加入公司，引进最新的管理文化和科学技术﹐加速“李锦记”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983年“李锦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设立办事处；1986年美国“李锦记”在纽约中国城设立办事处；1991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工业市设立厂房；1996年“李锦记”在中国广东新会市建成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尺的酱油生产基地；2002年美国“李锦记”迁入位于洛杉矶工业市的全新办公大楼；2008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获美国著名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授予“杰出企业家学院奖”；2008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扩建的另一间十万尺新厂房开始投产；2009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荣膺“香港杰出工业家奖”；2010年“李锦记”集团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4] 现在，“李锦记”蠔油日销80万瓶，创造了“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的传奇。 [1]《李锦裳（1868-1929）》，载“珠海侨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hoverseaschn.com/huaqiao/hqShow.aspx?sshowid=18&ttid=90。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6-107页。 [3]《李锦记》，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3日，http://baike.baidu.com/view/555756.htm。 [4]彭健：《李锦裳：美味世家的缔造者》，载“晶报多媒体数位报刊平台＂网，2009年1月1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4/24/content_148533.htm。

马文驺，字瞻一，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国时期国民党官员、檀香山侨领、诗人。郑乃炎妹夫。 马文驺早年担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监察委员兼秘书、澳门中山教育学院讲师。 50年代初，马文驺举家移居美国檀香山，成为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的领导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一九七五年特刊》。 马文驺生育三子二女，长子马任远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初任太平洋士厂化验师，后任设计师。二女马本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外交系高级护理系、德洲陆军卫生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历任美国陆军医院少校护士长，调任中东埃及美国陆军医院工作。次子马任弘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商业管理系，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接受美陆军部特种训练。四女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任职政府机构，后奉派往南朝鲜为工程师。 马文驺初到美国时，生活穷困，在餐馆打工赖以维生。他以中国的文化、孔孟学说，伦理道德思想及国家民族之观念教育子女，且从各方面激励子女读书，子女不负父望，个个成才。经金山区评议，马文驺荣获1988年度“檀香山模范父亲”称号。 马文驺自幼爱好诗词，诗作历数百首，出版《岫云庐诗集》，受到海外侨胞称赞。陈立夫评价《岫云庐诗集》说“妙造自然，如见道心，取语甚直，矫矫不群”。 马文驺在艰苦生活中学得一身好厨艺，后来自己开设餐馆，成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馆的创办人兼总经理。他担任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荣誉会长、夏威夷马氏宗亲会荣誉会长、世界中山同乡会总会副评议长，并任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秘书长。马文驺身在美国，心念故乡，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广州、中山等地探亲观光。 现录马文驺的诗三首：[1] 《秋夜有怀》 惯坐小楼听夜雨，今宵对月伴长檠。万言隐约秋声里，清梦萦牵雁影横。 遣此晴空当逆旅，拼将块磊入瑶觥。人间未改荒凉态，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风冉冉绿山城，池涨新蛙试夏声。雨霁蝉鸣催荡熟，乡心苑转动行旌。 朱门酒肉熏天臭，忍听春来杜宇啼。华屋邱圩人闻寂，千山濯濯夕阳低。 《春暮》 残红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梦醒。茂草苔深王谢宅，夜兰无语数春星。 [1]英豪：《马文驺先生和他的诗集》，载《中山文史》（第20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79-182页。

张祖奇，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上海。澳门知名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37年，祖奇移居澳门。 50年代初，祖奇担任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内设计技术员，经常亲自到地盘监督工程，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60年代初，他领取建筑商牌照，开始从事建筑设计业务。 70年代，祖奇以“亚张建筑”之名经营建筑装修工程业务，80年代与家族成员组成“亚张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长；并组织创建联利企业有限公司、达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历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百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达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建筑置业商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澳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同时，他担任澳门、葡国、台湾贸易商会名誉会长兼会员大会主席、澳门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会候补委员、澳门建筑置业商会永远荣誉副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澳门镜湖慈善会监事、澳门教育基金会常务会董等职。[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时07分，祖奇在山顶医院去世，终年89岁。11月28日下午3时，遗体奉移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11月29日正午12时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安葬在路环华人永久墓园。[1] [1]《澳门知名人士——张祖奇逝世》，载《澳门日报》，2007年11月27日。 [2]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二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592页。

傅渔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门浸会会佐。 渔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来到澳门，在浸信会热心事主，被按立为会佐，经常代表教会出席全国和两广浸会联会。[1] 1937年9-11月，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独力组织五期筹款活动，举行游艺和乒乓球赛、义演、义舞及劝销国旗国花等筹得现款五千多元。首期筹募，各界踊跃购买门券，收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渔冰和梁洁英夫妇、陈章唐和李淑颜夫妇、苏无逸和陈紫英夫妇等殷商各捐结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渔冰被两广浸会联会推选为培正培道校董，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53年，因学校需要，校董会聘请渔冰兼任澳门培正中学义务校长，对学校发展贡献良多。同时，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镜公司的老板。[3] 1963年，渔冰向校董会请辞，全家迁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渔冰在香港去世，终年81岁。[1] 1928年，傅渔冰在澳门与梁洁英女西医结婚，生育两女五子。 1952年，傅渔冰的女儿傅忠爱与滕近辉结婚，子孙十多个。 滕近辉是山东青岛人，字怀智，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外文系；1950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毕业；是一位资深牧师，著名神学教育家、书法家、音乐家及神学教育家。他担任美国华人宣道会主席、《生命季刊》顾问、著名华人教会牧者、“驱动差传事工”的先锋。担任宣道会香港区联会荣誉主席及荣誉牧顾长、宣道会北角堂荣誉顾问牧师、牧职神学院讲师、世界华福会国际会荣誉主席。宣道会北角堂现时是香港宣道会中最大的教会，每主日崇拜人数超过五千人。[4] [1]《先贤小传》，载“培正学校同学会＂网，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1页。 [4]《滕近辉》，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卢荣锡，原籍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卢怡若之子。 父亲卢怡若深受孙中山的教育和影响，一生致力于革命，成为澳门华人中最早的同盟会成员，同时是澳门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卢怡若与八弟卢寿荪留学英国，入读伦敦皇仁书院；他和尢列、谢英伯等在广州创办广东归国华侨子弟学校，出任校董。卢怡若娶有妻妾四个，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卢荣均，七子卢荣勋居住台北，卢荣锡还有卢荣标、卢荣坚等兄弟。 1955年，卢荣锡和父亲及高世俭等人发起成立澳门新会同乡会，帮助滞留澳门同乡；积极参与澳门华人事务，赈济、教育及华葡交涉等活动。[1] 继祖父卢九、伯父卢廉若之后，卢荣锡出任第三任澳门商会华人代表。[2]澳门商会于1916年正式改为“澳门中华总商会”，活跃于澳门社会的商业性社团。[3]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各界救灾会、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的积极赞助。首期筹募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赠结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渔冰、梁洁英夫妇，陈章唐、李淑颜夫妇，苏无逸、陈紫英夫妇，六人各捐婚戒一枚。游艺大会购买名誉入场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宁、郑芷湘、黄豫樵、陈声始和杨惠馨夫妇、梁鸿勋及梁太夫人、卢荣锡、柯麟、梁彦明、陆电明等人。[4] 1953年，卢怡若、卢荣锡为吴铁城撰写挽联一副：[5] 数十年作革命前锋，党国早著贤劳，羨当代皆称元老； 四五载悲沉沦大陆，鼓鼙正思将帅，惜中枢遽折良材。 卢荣锡之子卢景昭是澳门兴昌行、澳门实业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获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国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经济，取得文学士学士学位；担任政协江西省委员、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长（亚洲）特别顾问及澳门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关系顾问；并为澳门（中国）青年商会总会创办人和澳门扶轮会前会长、澳门高尔夫球总会主席。[6] 现今，在江门市潮连街卢鞭村海田街11号的名宦家庙，坐南朝北，宏伟大门，精致雕刻。一个刻有“名宦家庙”四个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颜色变得黯淡。牌匾四周环绕着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和壁画，上面的花、鸟、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为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7] [1]林广志：《澳门华人与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述略》，载“神州交流＂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3]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商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载“澳门经济学会＂网，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5]祝秀侠：《吴铁城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页。 [6]《卢景昭》，载“华富财经＂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寻访名宦家庙——探岭南古风》，载《江门日报》，2012年8月3日。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卢滔，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英记茶庄第一任老板。 约1930年，英记茶庄开业。英记茶庄前身是宝春茶庄。宝春茶庄倒闭后，卢滔等五人认为，宝春茶庄所在十月初五街人流如鲫，有所作为，每人出500元，共2500元，接办茶庄。当时，英记茶庄五个股东除茶庄外，也做红蟹蟹栏、祥珍茶庄、英记饼家等其他生意。因为其中一人有份经营英记饼家，所以把茶庄定名为英记。卢滔在蟹栏、饼家都有股份。 1939年，卢滔的堂弟卢璋鸿为逃战乱来到澳门。当时卢璋鸿只有十岁。在读书之余，卢璋鸿开始在英记茶庄帮手，做送茶等下栏工作。他14岁时，不再读书，全心在英记工作。 当时英记茶庄规模不小，分成七个工种，计有总管、正柜、买手、行街、细路、师傅、伙头等。总管负责管理保险柜，负责管理金钱。正柜即柜面，管理门面生意。买手负责购买英记茶庄需用的物资，如器具、线、草等。行街负责向茶楼铺头等推销茶叶。细路负责送货的人，当时雇有两个细路，当时有一正一副两个师傅，负责炒茶。伙头负责煮食。 当时澳门茶庄很少只卖茶叶，通常兼营烟草、饼点生意。原来当时不少茶客都会吸烟，而且时人认为烟、茶叶都是奢侈品，所以放在一起摆卖。其中规模较大、卖茶叶的仅有英记一家。饮茶的风气颇为盛行，有不少人都喜欢喝茶，都会去买茶叶。但英记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零售，而是大茶楼、商铺等批发生意。英记平均每天都有约二百元的生意，在当时来说不错。 香港沦陷后，当时不少香港有钱人逃到澳门，而且不少内地人来澳门买茶叶回大陆卖，再从内地买一些因战争短缺的日用品来澳门谋生，加上澳门本地人对茶叶的需求，使茶叶销量大增。另外，因当时饥荒等灾害，使如生茂等茶庄结业，英记客人数目激增，使原来楼高三层的店铺不够用，需在沙梨头、下环等地租用三间大屋做仓库。 在战后，英记茶庄生意不俗，如有一个法国人在战后两三年，在英记订了2000多元各种茶叶，如寿眉、水仙等200斤茶叶，并托英记由澳门寄往法国。抗战时期，澳门未被日本占领统治，但日本对澳门严格管制出入口，这并不影响英记进货。英记除大规模地一箱一箱把茶叶运来外，也会从水客处买进茶叶。因内地处于交战状态，各大茶产区茶叶加工基本上停止了，英记茶庄来货主要是新茶，从茶农手上直接进口未经处理的茶叶。 后来，英记茶庄从五人合资变成由卢滔一人独资。 解放后到60年代，英记生意一直良好。有不少茶楼都是直接从香港经纪处入货。香港经纪会给这些大茶楼的买手一些甜头，使他们光顾自己，但金城、远来、天香等茶楼从英记处取货，而且购货量不少。有一次，远来茶楼一次取走2000多元的茶叶。 当时人们喜欢喝茶，一旦有客人来访，以茶会友。人们认为茶庄所售的茶叶的品质较好，杂货铺的茶叶可能存放很久，这使英记茶庄零售生意较好。澳门发生过几次暴动，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但没对英记生意造成太大影响。之后，卢璋鸿从堂哥卢滔手中接手打理英记茶庄，当时在商会办办转名手续。卢璋鸿从此开始主理英记茶庄，2002年7月退休。 [1]《英记茶庄》，载“澳门乡土茶事＂网，2013年6月20日，http://history.mo/special/Tea/Content/Html_08.html。

王作芝，澳门工商业者、会宁同乡会主席。 王作芝在澳门开办炮竹厂。[1] 抗战期间，除带头捐资捐物外，王作芝以会宁同乡会主席身份，发动会宁籍的同胞参加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捐资捐物。在他带动下，澳门会宁籍同胞70%以上捐了钱物。从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门同胞举行百多次募捐活动。 孔令淦和王伯琰来到澳门找到欧新、王作芝商量。当时欧新在澳门岐关公司工作，发动在澳门的同乡青年参加服务团和支援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香港澳门两地党组织的支持下，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服务团，还捐集到一批衣物、药品和活动费用。[2] [1]《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页。 [2]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四会党史资料选辑》，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