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吳應揚，字禮臣，香山縣翠微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翠微村）人。[2]進士、刑部江蘇司。 吳應揚生於清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初七（1835年1月5日）；清同治七年（1868）榮登進士，授刑部江蘇司。[3] 同治六年（1867），吳應揚來到澳門，撰寫《重修觀音古廟碑志》一文。[4]澳門望廈村北頭，有觀音古廟，清光緒二年（1876）重修，吳應揚書撰碑記。[5] 光緒二十四年（1898），維新變法前，吳應揚等117人參加“不纏足會”。[6] 光緒十四年（1888），格致書院成立，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嶺南學堂，1926年發展為嶺南大學。光緒三十年（1904），嶺南大學的前身嶺南學堂尚未從澳門遷回廣州發展時，吳應揚等廣東省官紳商學界名流就聯名請求美國董事會將其遷回廣州開辦。[7] 清宣統元年（1909）春，兩廣總督組織諮議局籌辦處，聘有22名“議紳”，其中約有一半是研究社成員，包括吳應揚、鄧華熙、張振勳、吳道鎔、梁誠、陳如岳、黃寶熙、易學清、丘逢甲、李淵碩，他們對籌辦諮議局選舉表現出一定的熱心，向各地士紳發出通函，希望在辦理選舉中，“官紳合作，上下相維”，勸告士紳不要“觀望延遲”，將諮議局章程廣為傳播，向士紳說明宣傳諮議局議員之榮譽與選舉權不可放棄，使人歡欣鼓舞，恍然於朝廷重視輿論之至意，踴躍爭先。[8] [1]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15頁。 [2]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第1077頁。 [3]《中山百家姓尋源》，載“中山網＂，2008年12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2006/02/27/545555.shtml。 [4]中國內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與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470頁。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48頁。 [6]王曉秋：《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第364-365頁。 [7]章開沅等：《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辛亥革命前後的官紳商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675-676頁。 [8]《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第62頁。

張玉堂，字翰生，號應麟，自署香山人，自稱翰墨將軍，廣東歸善（今屬惠州市惠陽區）人。書法家、詩人。 玉堂少年好學，屢試不中，憤而投筆從戎；因作戰勇敢，善於智謀策略，得到提拔。 1843年，玉堂任職於香山縣，擔任右營都司；1847年，調到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營都司。後來，他終老於香山，自署香山人。 玉堂行伍出身，但為人風雅，自稱翰墨將軍；能詩，擅長蘭竹詩，著有《公餘閒詠集》。善書，尤擅拳書和指書，書寫方法是棉花包裹拳頭或指頭書寫，筆劃沉實，結字敦厚，以重為巧，自成一體。1847年夏，玉堂為香山鐵城（今中山市石岐）西山寺所書之行書門聯“紅棉舊蔭，福地重光”。作品以拳書寫而成，佈局均稱中顯靈動，結體沉雄渾厚中顯氣勢，寬宏博大而莊重自然。雖為拳書，但毫無庸俗之氣，堪稱佳作。[1] 1843年，玉堂將一首詩刻於澳門媽閣廟石上。 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奇石欲浮蠔鏡去，慈雲常擁黌蚭來。 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岩蔭玉台。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 1849年，玉堂在澳媽祖廟留下另一處摩崖石刻“名岩戊午冬日香山玉堂張應麟書”。 1854年，玉堂從前山參將調升大鵬協副將。期間，他組織軍民修築馬路（今香港九龍界限街），阻止外國人擅自闖入，維護當地社會秩序和治安。他代理水師提督，修整虎門炮台。他擔任大鵬協副將13年，成為清代惠州與港澳關係最密切的官員之一。[2] 1870年，玉堂去世，終年76歲。 [1]盧德銘：《書壇名家——張玉堂》，載《中山日報》，第3426期，C2版，2004年5月24日。 [2]《張玉堂》，載“惠城地情網＂，2012年3月1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434。

張保仔，又名張保，江門市人，一說是江門水南鄉人。俠盜。 父親是個漁民，保仔自小隨父出海捕魚。他15歲時一次出海捕魚，遇上海盜鄭一率眾劫掠江門，將他擄去。保仔英俊聰慧，又有辯才，深得鄭一的喜愛，安排他當貼身隨從；不久，收為義子，升為頭目。 清嘉慶初年，活躍於廣東沿海的四股海盜，每股有若干小股附之。各股海盜以不同顏色旗幟為號，劃海為界。黃旗首領吳知青，混名東海伯；二首領李宗潮。藍旗首領麥有金，海康縣烏石鄉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又稱烏石二，有兄麥有貴、弟麥有吉和軍師黃鶴助之。青旗首領李尚青，混名蝦蟆養。 以上三股海盜盤踞於廣東西路的高州、雷州、瓊州、儋州、崖州及萬山群島等沿海。另有一股海盜，以紅旗為號，首領鄭一，保仔、郭婆帶（學顯）、梁寶（又名總兵保）輔助他，主要橫行於廣東沿海的東、中部。這些海盜專門搶劫過往商船、漁船行水（俗稱買路錢）及搶掠沿海居民和船客財物。[1] 嘉慶十二年（1807）十月十七日，鄭一在海上遇颶風溺死，紅旗幫由其妻鄭一嫂（又名石香姑）[2]和鄭一的侄子鄭安邦統領。之後，郭婆帶、梁寶另豎大旗，分別成立黑旗幫和白旗幫，均聽命於鄭一嫂。這三股海盜互相呼應，共同進退。鄭安邦懦弱無能，聞炮聲驚慌掩耳，不能率眾衝鋒陷陣。 鄭一嫂對保仔懷有深厚感情，又非常欣賞他的才幹，便命他率領一隊盜船。保仔平時行事謹慎，每事都請示鄭一嫂後才行動。打仗時，他身先士卒，而所劫掠的財物，均歸大家所有，沒有私己或多佔。 保仔治盜極嚴，尤其禁止部下姦淫、亂殺百姓，而且賞罰分明。他立下三條紀律：一，私逃上岸者，謂之反背，捉回插耳刑示眾後立殺。二，凡搶奪的貨物，不得私留，當眾清點；二成歸搶者，八成充公入庫，凡私竊者立殺。三，擄掠來的婦女，不許污辱，詢籍注簿，隔艙分住；如有犯強姦者立殺。還規定向百姓購買東西，須高價付錢；如有強取者立殺。因而他們得到群眾援濟，糧食火藥充足。 每遇形勢不利、部屬思想動搖，或決斷重大事情時，保仔借助迷信手法使眾人信服：先把自己的主張私下告訴道士，然後在“神樓船”內召開大小頭目會議，經商議後由道士求神問卜取決。道士將保仔的意見作為神的意旨，使其部屬深信不疑、言聽計從。由於行動計劃安排周密，往往取得預期的效果。保仔被部屬視若神明，威信在鄭一嫂之上。 在眾海盜中，由於保仔治盜有方，前來投靠的人越來越多，紅旗幫隊伍越來越大，成為當時各幫海盜中最大勢力的一派，全盛時期，有部屬七萬多人，大小船舶一千多艘。大船上裝有大炮，備有不少短刀、長矛等，小船裝有旋轉炮，橫行於南中國海域。 嘉慶十四年（1809），張百齡出任兩廣總督，改變以往出兵沿海圍剿海盜的做法，採取用盜之計。先令沿海各州縣建立團練，防禦海盜突襲；進而封鎖沿海，禁船出海，斷絕糧草，杜絕援濟，令海盜自斃。保仔在海上無所劫掠，轉而流劫珠江三角洲內河兩岸鄉村。 他常率眾假冒漁船或官兵，潛入內河，乘人不備，猝然搶劫，攻磨刀炮台、過九江、走容奇等。清政府多次派兵圍剿，均遭失敗。保仔率船隊企圖劫掠新會縣潮連、荷塘兩鄉。縣令沈寶善到江門組織防禦，兩鄉大炮林立，官兵和鄉民嚴陣以待，保仔望而卻步。潮連有一座洪聖殿，內祀南海神，據說在此求神十分靈驗。保仔借神退兵，托借“不畏潮連人，但畏潮連神”，揮眾劫牛渚灣復興墟。 二月，率眾從崖門經銀洲湖入開平縣長沙劫掠，燒鋪店二百多間，當時，香山、東莞、南海、番禺、順德等縣均受其害。十月，保仔在香港大嶼山赤瀝角被廣東水師和澳門葡萄牙海軍聯合圍攻九天。期間，保仔曾求於黑旗幫首領郭婆帶。郭婆帶與他素有矛盾，坐視不理。 事後，郭婆帶怕保仔尋仇，十二月向清政府投誠，受封為把總。鄭一嫂、保仔感到形勢對自己不利，認為長做海盜終非良策；加上受郭婆帶投誠受封的影響，漸生投誠的想法。當澳門醫生周飛鴻（與保仔有交情）受張百齡之命前來勸降時，鄭一嫂、保仔當即答應投誠。張百齡略聞保仔俠義，保仔亦知其上任需建立威信。早在張百齡到任時，保仔在廣州、澳門等地發佈文告，一併揭露香山知縣、澳門同知貪污行徑，坦露被迫為寇，絕不侵犯“白青天”下轄之地界。[2]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三日，保仔、百齡、阿里亞加在澳門“望廈塔＂談判。當月，正式受降地點定在香山縣城石岐。[2]鄭一嫂、保仔率領16000人到香山縣芙蓉沙向清軍投誠，交出大小船隻470艘、糧餉40多萬兩、刀矛軍械三萬餘件。[1] 保仔投誠後，取名張保，被授千總之職，娶鄭一嫂（石香姑）為妻。之後，他奉命率39艘戰船隨隊出海緝捕海盜。保仔是海盜出身，受到同僚的嘲諷為難。他忍辱負重，積極剿滅海盜，誘捕藍旗軍首領麥有金，為平定廣東沿海海盜立下戰功；受朝廷賞識，獎戴花翎，擢升守備；不久擢升為順德營都司；嘉慶二十四年（1819），擢升為福建閩安副將，官至三品，委任鎮守澎湖。後來，石香姑被朝廷封為誥命夫人。[1]清道光二年（1822），保仔死於任上，年僅36歲。 兩年後，石香姑攜子回到南海縣定居。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石香姑被朝廷免去誥命夫人的封號，削為平民。張保仔生育一子張玉麟，憑父蔭庇，被封為千總，但未從軍，後患肺病亡。 張保仔有大本營所在地，聽說在大嶼山、香港島或東莞縣的龍穴島。香港民間流傳，位於長洲島、塔門洲、南丫島及港島舂坎角，長洲西和馬灣洲的天后宮、港島赤柱的天后古廟，傳說是當年張保仔部屬所建的哨站。這些地點均無史籍可證。據史料記載，張保仔的大本營設在潿洲和峋洲。 道光年間溫承志所著《平海紀略》載“而潿洲孤縣（懸）海外，遂為賊（張保仔）之巢穴”，“凡潿洲、峋洲各島嶼為賊所據者”，“公命承志與賡額、朁黃樊二鎮軍，率偏往悉掃蕩之”。峋洲位於今廣東省雷州半島雷州灣東部。潿洲位於今廣西北海南部的北部灣。這兩個島遠離大陸，巡海官船不容易抵達。張保仔的劫掠對象以過往的官船、洋船為主。[1] 傳說，張保仔在長期海盜生涯中積累大量的金銀財寶，因居無定所，他把這些金銀財寶秘密地埋藏於其所活動海域的島嶼中，埋藏地點眾多，成為傳說中的張保仔藏寶洞。現在，珠海連灣山的古代先民出海前祭海所創作似“葫蘆”的石岩畫，就是平沙鎮地方志辦工作人員，根據張保仔的傳說，1992年8月實地考察時發現的。[3] 張保仔大屋位於澳門半島西部沙梨頭麻子街，為一座小巧玲瓏的亭園建築。其兒孫續居於此，抗日戰爭期間，該屋被拆毀。[4] [1]盧孟來：《海盜之謎》，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第225-227頁。 [2]《風流海盜張保仔的戰火情仇》，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5日。 [3]珠海市檔案館、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歷史回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135-136頁。 [4]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538頁。

林福祥，字亮予，號季薇、又作季眉，原籍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生於澳門一個富商家庭。[1]英烈。 福祥從小廣讀詩文，喜談兵略，但屢試不中，創作《試場失意放歌》，以宣洩胸中的鬱悶。他在澳門長大，最知夷性，尤其對葡萄牙、英國等列強向中國大量輸入毒品鴉片、掠奪我國領土和資源的海盜行為，十分憤慨。他從小立下了禁煙驅夷的決心，積極擁護林則徐堅決禁毒的抗英行為，對誓死保衛國土、英勇戰死沙場的英烈極為欽佩。 1841年1月7日，英國侵略軍進攻珠江口大角、沙角山炮台。駐守的清軍官兵與侵略者浴血奮戰。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身先士卒，在武器落後、人員被大量裁減、英軍艦炮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仍不畏強敵，率領官兵拼死血戰，直到最後壯烈犧牲。沙角山炮台失守，副將的戰馬被英國侵略軍掠去香港。這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像他的主人一樣，“忍餓骨立，猶守節不變”而死。 福祥深有感觸，撰寫一首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義馬行》詩，序說：“義馬者，副將陳公連升所禦也。英夷入寇，副將提兵應敵，父子皆歿於陣，馬為逆酋所獲……飼以芻秣，不食，遂棄之深山中，馬得以生。嗟乎！一馬之微，猶能感主恩，思敵愾而況食毛踐土。可不思殺敵致果，馳驅報國哉！”詩中有“願乘此馬破夷狄，手縛單于靖邊域”等句，以示對英雄和戰馬的景仰崇敬，滿懷對侵略者的激憤和殺敵救國的抱負。 英軍侵佔香港，接連攻陷虎門要塞。福祥想到一定與林則徐被革職和琦善力反前任、妥協投降有關。福祥頻繁往來於省港澳之間，看到英夷的掠奪野心擴張，對廣州的安危十分擔憂。當時，林則徐被撤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職務，移居高第街連陽鹽務公所。福祥和廣州民眾一起上門看望慰問林則徐，各界抗英群眾送來表揚、讚頌林則徐的頌牌。福祥自己送的頌牌寫著“千古吾師，繼往開來”，既讚美稱頌林則徐，又表達自己繼承禁煙抗英未竟事業的宏願。 英侵略軍開始武裝進攻廣州的部署時，為實現“忠孝兩全”，福祥晝夜趕寫《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帶著年逾七旬的老母親，專程從澳門趕到省城，把慈母安置到遠離廣州近百華里的花縣花山避戰亂，當即要求從軍殺敵。福祥首先求見廣州知府余保純，條陳武裝保衛廣州的方略。 余保純卻冷冷地對他，不屑地順手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放在一邊，說道：“英軍炮利船堅，不好惹。他們遠渡重洋來此，志在經商，滿足了他們，自然不會搗亂。” 福祥想申辯幾句，余保純卻說：“杞人憂天！”福祥一怔，非常不滿，又不能在知府大人面前發作。他對余保純說：“余大人，學生只記住中國一句古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林某只求退敵救國，沒甚麼別的想法。”余保純氣得跳了起來，立即示意跟班送客。 福祥滿腔的愛國熱情，竟被余保純潑了一盆冷水，十分氣憤，後悔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交給這樣的昏官。但他不死心，繼續尋找上陣殺敵、護衛廣州的門路。 當時祁𡎴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正好福祥的恩師、香山名士黃培芳做了祁𡎴的幕僚，黃培芳把福祥薦給祁𡎴。祁𡎴委派福祥招募水勇，組成“平海營”，任命他為“管帶”。福祥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招募得善泅且武藝高、有膽色的壯漢572名，配備好戰船16艘，領了足夠的槍、炮，經過短期軍事訓練，立即投入保衛廣州的戰鬥。 1841年5月20日深夜，清廷駐守廣州的靖逆大將軍奕山冒險夜襲英軍遭慘敗，率官兵退入城區緊閉城門不出。21日始，侵華英軍南北夾攻廣州。福祥管帶率水勇戰船先後在珠江河水道白鵝潭、泥城與英夷打了兩仗。奕山懾於英軍艦堅炮利，主動與英軍談和，簽訂《廣州停戰協議》，條件是向敵軍交出600萬元“贖城費”，把城區近四萬名清軍撤出廣州60里外。 福祥率水勇配合三元里103名鄉義勇反攻，與英軍爭奪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福祥在陣地前沿，親自開炮轟擊炮台，壓住英軍的火力，掩護義勇衝殺。這次雖未有攻下四方炮台，但打亂了英軍當天的攻城計劃，打死打傷70名英軍官兵。“平海營”水勇犧牲五名，受傷數十名。 接著，福祥率“平海營”加盟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並成為戰將，在泥城、牛欄崗一帶與英侵略軍打了一場硬仗，打得英侵略軍顧不得大英帝國的“尊嚴”，紛紛跪地求饒。英軍敗退回城北高地。數萬名義勇，與連夜趕來參戰的十多萬名珠三角各地的義勇，把敵軍司令部四方炮台包圍得水泄不通。 正要待天明全殲敵人，卻被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替侵略軍解圍，軟硬兼施驅散抗戰民眾，把敵人從死裡救活。因為“平海營”是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中“半官半民”的序列，配有槍支火炮，在這次戰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進攻廣州的英國侵略軍被廣東人民打敗，由清廷廣東當局派部隊護送退出珠江口。清廷制止平英團水勇、義勇截殺戰敗者。6月8日，英國侵略者全軍6000多人和大小艦船撤退到香港。這次戰役，侵略者傷亡慘重，英軍被平英團打死200多人、受輕重傷300多人、生俘15人，僥倖在戰場生還的，到港後許多患病或死亡。 英侵華海軍司令辛好士上校，被平英團打敗那天，因驚慌過度又中暑著涼，精神受到重創，熱病大作，五天後死於香港；參與指揮第三十七團的達夫陸軍上尉，在牛欄崗作戰感冒並患腦膜炎而病死，同葬在澳門。 6月8日，福祥等將領應邀出席廣州知府在大佛寺擺設的筵席，慶祝抗戰勝利。福祥獲賞帶藍翎。他捐資2100餘兩白銀置購洋槍火藥，封五品職銜，被委以率帶水勇護衛省城。 6月10日，福祥率“平海營”水勇撤離石井橋駐地之前，以個人名義擺設90桌酒席，大宴“平海營”全體水勇和平英團眾頭領及士紳。席間，福祥正式提出要收復香港。他對與會者說，今春英夷強佔我香港島，實屬無理兼可惡！牛欄崗大捷，英軍退回高地，全殲在即。當事者出城解圍，讓番鬼撤回香港。本人之見，萬不可讓英夷在港島盤踞，應一鼓作氣，乘勝收復國土，雪洗恥辱。否則，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平英團眾頭領對漢奸知府余保純放走英國侵略軍，一直心不甘，憋了一肚氣。現在聽福祥提出要追殲英夷，收復香港，一致同意，並作出戰術決策，伺機帶義勇出戰。 8月10日，英國政府新任命的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璞鼎查、新任侵華遠征軍總司令兼海軍司令巴加，帶領大批艦艇和軍隊來到香港。 8月21日，英軍傾巢出動，北犯福建、浙江。當時，福祥派潛港島的偵探瞭解到：璞鼎查、巴加率領的精兵艦船都已東進，錢糧輜重，俱屯在香港。留守香港的英兵只有三幾百人，都是羸弱之卒，且又無兵頭統領，只留一名管理民情兼理錢糧的官員監守。若此時出兵收復香港，燒其積聚，英軍進無所食，退無所據，不戰自潰了。 福祥在給祁𡎴的報告中，列舉出兵收復香港的有利條件，指出當時存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勝因素。特別強調說，比者官兵同心，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大捷，更覺勇氣百倍。他建議：“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便可取勝”。 他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張，認為“香港不可不復”，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他上書兩廣總督立下軍令狀“乞即收復香港”，“願自率本隊以當前鋒，少有畏縮，即正軍法亦無悔焉。” 清廷廣東當局沒有採納福祥的意見，更沒同意他率水勇、義勇收復香港，使他報國無門，憋了一肚子氣。他針對兩廣總督和靖逆大將軍的“恐夷病”，陸續撰寫《論粵東事勢》和《論勝敗形勢》。在《論勝敗形勢》裡，他用具體的事實，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和國情，批駁英軍船堅炮利、不可戰勝之說。他還整理了在戰時寫的《三元里打仗日記》。 30日晚，英軍敗退回四方炮台，我水勇、義勇團把敵人包圍，終夜嚴守等待天亮後全部生擒。不料當局出城彈壓，訓斥水勇、義勇多事，驅散抗戰民眾，替英軍解圍，使義律、臥鳥古率部隊逃生。 英軍侵華頭目璞鼎查用武力逼迫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後，率艦隊南下，要進廣州城擴張。福祥把全體水勇開到珠江一線阻截。平英團各頭領在兩岸糾集20萬義勇聲援，堅決不准許英軍進入廣州，嚇得璞鼎查把艦隊停在獅子洋江面，最後撤回香港。 1846年下半年，福祥卸任護衛廣州的水勇管帶之職，出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之後升任南昌、撫州、饒州知府等職，仕途順暢。福祥擔任吉安贛寧兵備道駐守吉安之時，攻吉安城的正好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先鋒“花旗軍”頭領周春（後被洪秀全封為太平天國懷王）。 周春原是禺北太和市同升社學教頭、三元里平英團戰將，與福祥結為患難兄弟，感情甚篤。現在各事其主，兵戎相見。論實力，周春的隊伍此時擴充至兩萬人，比福祥的守軍強大兩倍。周春寫好一封信讓小妾飛舵鳳化裝農婦進城送給福祥，讓福祥反水，投奔太平軍，一起殺清妖，打江山。福祥閱信後，既喜又驚：喜的是圍攻吉安的太平軍頭領竟然是周春大哥；驚的是一旦朝廷獲悉，留在南昌城的家眷必定被滿門抄斬。福祥迷戀自己的仕途，沒與周春合作。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向清廷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開放更多的口岸，准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特權，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侵略者並不死心，時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香港總督文翰和駐廣州“領事”巴夏里，先後到南京做說客，拉攏誘惑洪秀全聯手反清，但要價很高，遭天王堅決拒絕。英國人看到太平天國沒給他們好處，就與清廷聯合鎮壓太平軍。 當時南昌府正被太平軍包圍。其中英國人先後以送洋槍洋炮支援福祥，對付太平軍以解南昌之圍，作為誘餌拉攏他。福祥對英國人的侵略行為刻骨仇恨，尤其對未能收復香港一直耿耿於懷。他拒絕與侵略者合作，表示要收復失地香港並把英夷趕出中國。因政績卓著，福祥提升二品浙江布政使。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軍攻陷杭州，福祥被俘，李秀成待他為上賓，在忠王書房談論政事至深夜。福祥妻子潘氏、陳氏，在太平軍攻城時死於亂軍中。福祥的女兒自殺。幼子不知下落。忠王派出親兵替他找回。 福祥投誠太平軍，過了十多天，他不願留在軍營，想回鄉發展。李秀成送他300兩銀，他僅領了百兩，臨行前他寫信與忠王辭行。福祥激動地對李秀成說：“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福祥因參加平英團抗英救國以及對忠王李秀成的言行，使清廷極為反感。當福祥攜帶幼子離開上海回粵途經衢州時，被時任浙江巡撫左宗棠捕獲，1864年3月被殺害，年僅50歲。 周春率太平軍去劫法場，救不到林福祥，救回林福祥的幼子。 林福祥死前懊悔交加。[1][2] 林福祥還著有《平海心籌》等文獻。 [1]《林福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1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443。 [2]《林福祥》，載“中國青年網＂，2011年12月26日，http://agzy.youth.cn/xzzh/yinglie/200912/t20091209_1105586.htm。

黃玉堂，字仙裴，祖籍順德林頭（今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林頭村），定居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1]進士、山西提學使、書法家。黃渭樵之父。 先祖遷居香山鐵城，至玉堂是第六代。父親黃煥寅，字茂東，號啟明。[2]兄弟四個，玉堂排行第四。長兄黃玉書成為舉人。二兄黃玉筵也是舉人。三兄黃玉湖。 清同治十二年（1873），玉堂高中舉人。[3] 同治十三年（1874），榮登甲戌科二甲第四十四名進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兩任順天同考官，後任侍讀學士，官至山西提學使。 玉堂自小好學，博覽典籍，入讀詞館；歷經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中華民國六個朝代，閱盡人間滄桑，看遍風雲變幻。他為人謙虛，不恥下問。他任翰林院編修，經常將自己的詩詞作品請教同鄉私塾老師黃椒升（衍昌），一時傳為佳話。黃椒升非常賞識玉堂的君子作風，專門填詞一首讚揚他：“今日京華塵不染，甘向園林高寄。一番自笑，癡人如此，鐵板銅琶流絕唱，對寒窗，靜把吟毫理，歌一闋，西風起。＂ 黃家一直以詩書傳家，卻不喜做官。玉堂做了十幾年官，開始厭倦，在母親去世後，他辭官隱居，以文藝自娛自樂。 玉堂擅長書法，用筆渾厚，大度寬宏，結體舒博，章法疏朗有致，用墨濃重，法度嚴謹。書風與當時李其儀、李洵安、吳應揚等有相近之處，但他更突顯個性。[1] 民國二年（1913），玉堂去世，終年72歲。 黃玉堂著有《瑞蓮軒詩鈔》、《癡夢齋詞草》等書。順德市博物館藏有他寫的《行書條幅》、《行書園面》。《廣東文物》刊載簡又文藏有他寫的《字軸》。 [3]黃玉堂之子黃渭樵是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嶺南雙傑”之一。另一子黃元勳（孟徒）也是書法家。 黃玉堂任職翰林時，光緒年間，香山縣連續幾次發大水，毀掉不少農田。按照清朝慣例，水災之後，農民可以圍堤淤地，叫“圍沙田”。光緒十二年（1886），水災之後，黃玉書主持香山縣“圍沙田”工作。共有89戶農民參與，每圍一畝地，上交一定數量的銀兩。按照清政府要求，他們給香山縣衙打了報告，獲得批准。在89戶農民各自上繳銀兩，還給水災所毀土地的主人——順德豪紳何太英補償1700多兩銀子。 當時何太英之子何崇光，與黃玉堂同年成為進士，受到朝廷重視，擔任御史總管。 何太英想趁修圍堤之機，強佔香山大南沙數百畝良田，遭到黃玉書等人拒絕。何太英看軟的不行，就帶著手下對“圍沙田”的農民大打出手，並惡人先告狀，指使何崇光彈劾黃玉書等人。 朝廷通知兩廣總督張之洞，讓他盡快查清案件。張之洞詳細瞭解情況後，秉公辦理。何太英一看要吃虧，公然在公堂上把何崇光提拔的情況，寫了小紙條遞給張之洞。張之洞根本不吃這一套，把何崇光家族橫行鄉里的情況寫成奏摺，如實上報。結果何崇光及其父親兄弟子侄七人被捕入獄。此案對中山影響很大，黃玉書按制度辦事、張之洞秉公執法，成為當時香山街知巷聞的話題。[4] 清宣統元年（1909），黃玉堂擔任香山縣農務分會總理，舉人劉曜垣等人任董事。順德紳士馮國材在香山大黃圃成立安洲農務分會，管轄東海十六沙，馮國材任總理。同年馮國材之子馮毓靈成立龍洞農務分所，管轄西海十八沙。宣統二年（1910），大黃圃鄉人、大理寺評事、舉人何國華、鄉紳李仲英等人為奪回大黃圃的土地，上告官府要求撤銷安洲農務會，成立大黃圃鄉分所，但未能得到官府的支持。[5] 現錄黃玉堂的詩兩首：[6] 《繆君星帆來書，自述遷居鏡湖，暇與寺僧接晤，賦此答之》 鏡湖今已屬蠻方，遷地誰言便不良？古寺風清君自適，愁城日困我徒傷。 潔身轉慨客無地，充耳還尋醉有鄉。花事飄零春易盡，故應三徑漸全荒。 《水龍吟‧對月》 麝蘭香燼餘熏，晚風輕篆爐煙細。珠簾初卷，一輪剛滿，淡雲無翳。漏響催蓮，露痕侵桂，殘機懶理。想妝樓夜悄，闌干倚遍，空惆悵，人千里。 為問人間天上，算團圓、一年曾幾。棲鴉夢冷，吟蛩聲咽，誰家秋思。漸減清輝，乍圓還缺，月猶如此。對中庭地白，含情待訴，欲眠猶未。 [1]盧德銘：《書壇名家——黃玉堂》，載“中山網＂，2008年8月28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74430。 [2]《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二》，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lg.html。 [3]順德市博物館：《順德書畫人物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第111頁。 [4]《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四》，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ml.html。 [5]陳賢慶：《天下糧倉》，載《中山日報》，2006年10月7日。 [6]鄧國光、曲奉先：《中國歷代詠月詩詞全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3，第1063頁。

黃德峻，字景崧，號琴山[1]，廣東省高要縣（今高要市）人。進士、詩人。 黃德峻生於清嘉慶元年（1796）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嘉慶十八年（1813），高中舉人；清道光二年（1822）榮登進士；歷任戶部主事、泉州知府，署福建糧儲道、延建邵道；後因事被免職。 道光三十年（1850），黃德峻去世，年僅54歲。 黃德峻是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元華、伍崇曜兄弟好友。父母去世後，他寄寓伍氏西園；喜愛收藏法書名畫，收藏甚富。 黃德峻擅長作詩，譚瑩謂其詩有漸近自然者。又以倚聲擅揚，佳者與吳蘭修《桐華閣詞》雁行。著有《樵香閣詩鈔》、《三十六鴛鴦館詞》。 現錄黃德峻的詩兩首：[2] 《澳門》 傳聞形勝似蓮花，孤嶼南浮水一涯。[3]潮落海門分十字[4]，鐘鳴山寺禮三巴。[5] 鯨鯢浪靜通番舶[6]，蠣蛤塘寬佔蜑家。[7]好是葡萄新酒美[8]，高台風月不須賒。[9][10] 《媽閣次壁間張太守道源韻》 蠔鏡殷勤照，鴻泥一再經。片雲移太華，孤閣控重溟。 打岸濤頭白，撐天石骨青。望洋應有歎，風急晝冥冥。 [1]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第95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49-250頁。 [3]一涯：一邊。涯，水邊、地邊。 [4]潮落海門分十字：海有上下十字二門。 [5]鐘鳴山寺禮三巴：山上有三巴寺，每七日為期，侵晨撞巨鐘，聲聞十數里。夷人男婦咸集，聽僧演說，曰禮拜。 [6]鯨鯢浪靜通番舶：當時海寇初平。 [7]蠣蛤塘寬佔蜑家：青洲一帶海中，土人多以種蠔為業，名曰蠔塘。蠣蛤，蠣，牡蠣，俗稱蠔；蛤，蛤蜊。皆海產。佔蜑家，為蜑家所佔。蠔塘，又稱蠔田。澳門附近亦多蠔田，這首詩可以為證。 [8]葡萄新酒：指紅葡萄酒或葡萄紅露酒。 [9]高台：山有南北二台。 [10]腹聯上句原注：“時海寇初平。”嘉慶初年，粵東海盜蠭起。至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兩廣總督百齡至香山，招降海盜首領張保，事始平息。事見道光《香山縣志‧事略》，這首詩當作於同年或稍後。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黃恩彤，原名黃丕範，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山東寧陽（今寧陽縣蔣集添福莊）人。廣東巡撫。 恩彤幼時聰穎，五歲時讀家塾，11歲入童科，15歲縣試第一，得選補邑生，歲科試皆名列前茅，以優等選為廩生；清道光二年（1822）中舉；道光六年（1826）榮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潛心鑽研律例，先後充任提牢、熱河理刑司員等，隨刑部大臣往江蘇、安徽、浙江等地辦案，升任刑部郎中。 道光十九年（1839），恩彤出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次年，擔任廣西鄉試正考官；不久任江南鹽法道道員，監督官鹽銷售；道光二十二年（1842）調任江蘇按察使。 鴉片戰爭開始後，恩彤參與辦理對外交涉，力主妥協。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他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侵略軍談判議和事宜，8月29日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當時有一個英兵調戲中國婦女，遭到群眾痛打。恩彤得知後，“亟登舟往謝。以翌日枷鎖軍犯數名充毆者詣夷船謝罪”。為防備南京市民鬧事，通令城內實行保甲法，並出告示宣稱“夷人為乞撫而來，非求戰也。”清廷以議和有功，授恩彤二品職銜。 南京締約後，恩彤又隨耆英、伊里布赴廣東，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先後任廣東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任廣東巡撫。期間，英國侵略者提出進入廣州城的無理要求，氣焰囂張。廣東人民掀起了規模浩大的反入城鬥爭。對此，恩彤認為廣東人民“結隊橫行，驕悍難削”、“粵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內也。”極力反對愛國人民武裝反侵略的鬥爭。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人再次提出進入廣州城的要求。 恩彤與耆英聯銜發佈告示，禁止人民阻撓英人入城，引起廣州人民強烈義憤。數千民眾衝進知府衙門，火燒知府劉潯朝珠公服。恩彤遭輿論斥責，被人參劾。不久，他監臨文武鄉試，因為一位逾八旬的武生請把總職銜上疏，遭道光帝嚴旨訓斥，經吏部嚴議降三級調用，由兩廣總督耆英差遣，不久以同知起用。 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人又欲進入廣州城，並向耆英提出諸多侵略條款，以武力相要脅。當時耆英已任協辦大學士，欲擺脫困境，與恩彤等密謀對策。恩彤進言：“英人要約多款，若不盡許之，恐難拒其入城之請，不如盡許其他條款，惟進城之事則緩兩年，期間，公早召內閣，可置身事外。”耆英採納恩彤的建議，答應英國侵略者租地、建房等多項要求，並允許英人兩年後入廣州城。此事洩露後，輿論譁然，廣州街頭出現大量揭帖，痛斥耆英和恩彤等人“抑民奉外”的罪行。 此次事件後，恩彤以親老遵例歸養，返回寧陽。清咸豐元年（1851），他總纂《寧陽縣志》，將所作部分詩文收入志中，並收入他的考證文章《成城辯》、《寧陽龔邱兩故城之說》、《汶陽說》等。 咸豐三年（1853），他撰成《兩漢史斷》六卷；咸豐七年（1857），他將其《三國志》讀書劄記匯為十卷。咸豐八年（1858）五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間調停。咸豐帝派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辦理議和交涉。惠親王綿愉等人聯銜保奏耆英參與其事。恩彤受命赴津協辦，等他抵達天津，《天津條約》已定，之後他回歸故里。 咸豐九年（1859），恩彤主持編纂《滋陽縣志》，三月完成。在修志過程中，他節冗理亂，補缺潤瘠，使該志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使新志增色不少。咸豐十年（1860）九月，捻軍大舉進入魯南地區。恩彤在添福莊舉辦團練，並親自籌劃建築塢堡，堅壁清野，倡率連村築堡，人共為守，以對抗捻軍。捻軍由添福莊一帶經過數十次，都未能接近該堡。朝廷以恩彤“剿捻有功”，以三品封典。 同年，恩彤著成《知止堂文集》。文集中詩文大都平實自然，不事雕琢，從中可看出其宦海行蹤和心態活動。書中收錄耆英祝壽所作七律四首，對耆英推崇備至，亦自矜辦外交之功。清光緒元年（1875），他手錄70歲後所作詩文書稿為一卷，取劉禹錫“莫道桑榆晚，徽霞尚滿天”詩意，名之曰《餘霞集》。 當時他居鄉25年，飽經人世滄桑、戰爭離亂。長期生活在民間，他對人民生活疾苦和胥吏貪酷多有瞭解。《餘霞集》中所收《采料謠》、《催租隸》、《南村有老民》、《兩生》等詩文，都為關心民瘼之作。次年，他上書大憲，撰文《代闔邑紳士稟請詳免秸料》，力圖減輕鄉梓百姓負擔。《餘霞集》還收錄《答尹仙橋水部論英吉利》、《友人論弗蘭西》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見解。 恩彤居鄉期間，關心農事，著有《蠶桑錄要》五卷、《去騰必效錄》二卷、《河幹贅語》七卷，對農業生產頗有裨益。 光緒五年（1879），他再任總纂，重修《寧陽縣志》。光緒八年（1882），重逢鄉舉，清廷賜予鹿鳴宴，賞還二品頂戴。 光緒九年（1883），恩彤在鄉里去世，終年82歲。 黃恩彤一生著書甚豐，所編文集及雜著百餘卷數百萬言。主要著作還有《名宦傳》二卷、《離騷分段約說》一卷、《餘霞詩》一卷、《秋聲詞》一卷、《飛鴻集文》四卷、《撫遠紀略》一卷、《憩亭詩稿》一卷、《使粵詩草》一卷、《忘餘詩草》一卷、《飛鴻集詩》四卷、《大清律例按語根源》104卷、《稀齡追憶錄》四卷、續一卷。[1] 現存黃恩彤的澳門媽閣廟石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黃恩彤與潘仕成等參加中美《望廈條約》簽訂談判後，同遊媽閣廟後所作。 “倉山峨峨，碧海迴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 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佘方伯仕成，趙怡山侍御長齡，銅竹樵司馬□來遊媽閣，書此以志。寧陽黃恩彤”[2] [1]王志民：《山東重要歷史人物》（第四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65-67頁。 [2]蔣維錟、劉福鑄：《媽祖文獻史料彙編》（第一輯詩詞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第185-186頁。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吳應揚，字禮臣，香山縣翠微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翠微村）人。[2]進士、刑部江蘇司。 吳應揚生於清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初七（1835年1月5日）；清同治七年（1868）榮登進士，授刑部江蘇司。[3] 同治六年（1867），吳應揚來到澳門，撰寫《重修觀音古廟碑志》一文。[4]澳門望廈村北頭，有觀音古廟，清光緒二年（1876）重修，吳應揚書撰碑記。[5] 光緒二十四年（1898），維新變法前，吳應揚等117人參加“不纏足會”。[6] 光緒十四年（1888），格致書院成立，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嶺南學堂，1926年發展為嶺南大學。光緒三十年（1904），嶺南大學的前身嶺南學堂尚未從澳門遷回廣州發展時，吳應揚等廣東省官紳商學界名流就聯名請求美國董事會將其遷回廣州開辦。[7] 清宣統元年（1909）春，兩廣總督組織諮議局籌辦處，聘有22名“議紳”，其中約有一半是研究社成員，包括吳應揚、鄧華熙、張振勳、吳道鎔、梁誠、陳如岳、黃寶熙、易學清、丘逢甲、李淵碩，他們對籌辦諮議局選舉表現出一定的熱心，向各地士紳發出通函，希望在辦理選舉中，“官紳合作，上下相維”，勸告士紳不要“觀望延遲”，將諮議局章程廣為傳播，向士紳說明宣傳諮議局議員之榮譽與選舉權不可放棄，使人歡欣鼓舞，恍然於朝廷重視輿論之至意，踴躍爭先。[8] [1]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15頁。 [2]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第1077頁。 [3]《中山百家姓尋源》，載“中山網＂，2008年12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2006/02/27/545555.shtml。 [4]中國內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與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470頁。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48頁。 [6]王曉秋：《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第364-365頁。 [7]章開沅等：《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辛亥革命前後的官紳商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675-676頁。 [8]《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第62頁。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沈章平，字戈牧，福建省詔安縣人，生於澳門。[1]廣西科學院副院長、書法家、詩人。 章平自幼酷愛書法，讀大學時師從前清貢生李少明學書法，廣學名家碑帖，形成獨自風格。[3]1938年10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0月參加革命工作[1]，先後在澳門、廣東、廣西等地先後以記者、編輯、副總編、中學教務主任、校長等身份從事革命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章平歷任柳州市文化教育局長兼柳州高中校長、廣西省文教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省文教戰線辦公室主任、省政府秘書處長、省科普協會及科學聯合會兼秘書長、廣西科技情報研究所所長、廣西科學院副院長；為中國科學與技術政策研究會理事、廣西科學與技術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廣西老年大學副校長、廣西兒童少年基金會副會長、廣西乒乓球協會主席等職。 章平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廣西分會副主席、名譽副主席。數十年來，他博覽名家碑帖，尤擅草書，飄逸流暢，氣勢渾雄，力度感強。楷書則用筆深厚，結體嚴謹，凝重樸實。隸書則蒼勁有力，內涵淳美。書學理論上對繼承與發展，借鑒與創新深有研究。 作品和論文在海內外多家報刊發表，手跡遍及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及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作品及傳略輯入《當代中國書法藝術大成》、《中國現代書法界人名辭典》、《中國當代書畫家大辭典》、《廣西文化志》、《當代書畫篆刻家辭典》、《中國古今書家辭典》等書。[3] 2010年3月1日11時42分，章平在南寧逝世，享年91歲。[2] 現錄沈章平的詩兩首：[4] 《詠斑石》 橫空一石杏花巔，五色斑斕獨霸天。 俯睨群峰媧手煉，封州正奮譜新篇。 《白石岩即興》 白石岩花洞洞天，瑩山翠壁處處仙。 水榭龍庭披玉幔，璿宮幻境競媸妍。 [1]劉瑞軒、吳三無：《中國當代書畫家大辭典》，銀川：黃河出版社，1990，第372-373頁。 [2]《沈章平同志逝世》，載《廣西日報》，2010年3月12日。 [3]《沈章平》，載“讀秀＂網，2011年9月21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0000017699&d=86D8D37889821FD32DA367085E5E515A。 [4]封開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封開縣中國旅行社：《封開旅遊詩文選》，封開：封開縣府，1993，第37-38頁。 [5]鄧偉志：《中國當代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大辭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第1649頁。 [6]陳彥桂：《乒壇風雨55年——記廣西乒協名譽主席沈章平》，載《體育春秋》，1991年第4期，第9頁。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李孫宸，字代玄，別字伯襄，號小灣[1]，香山欖都（今屬中山市小欖鎮）人。明代進士，禮部、戶部尚書，書法家。 明萬曆四十年（1612），孫宸參加鄉試獲得第二名；萬曆四十一年（1613）榮登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萬曆四十三年（1615），孫宸完成六科考試後，准假回鄉辦理先人骨骸安葬事宜。期間，他登羅浮、遊西樵，與農夫樵漢牧人相處，共敘山茶素餐；所到之處，皆有賦詠，也到香山勝境虎遜岩遊覽，有詩志其事。 一年後，孫宸返回京師覆命，授職掌內書堂，之後掌管左春坊左庶子，奉命纂修文章書翰。 明天啟五年（1625），孫宸升任國子監祭酒；天啟六年（1626）升詹事府侍讀學士（掌管皇后與太子家事、教太子讀書等事務）兼庶吉士教司；不久，晉升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署禮部、戶部尚書。 明崇禎初年，孫宸升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察典、經筵講官。當時通州、薊州、遵化等城為清軍攻陷，京師告急戒嚴。孫宸上疏陳述應變方略七條，並與閩粵籍京官上德勝門，協助將士守城，發誓以身殉國；倡議捐獻薪俸，變賣金飾用以犒勞守城將士。當時，很多官吏到市上搶購馬匹，作為逃難所用。孫宸卻說：“君辱臣死，買馬何用？！”充分體現他報國忠君的堅決態度。 崇禎三年（1630），孫宸返禮部視事，次年十月晉升南京禮部尚書（享受一品俸祿）。 崇禎七年（1634），孫宸在任內病故，年僅58歲。 李孫宸被追贈太子太保，諡號“文介公”。他的曾祖父李惇、祖父李詒德、父親李厥永，都被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追贈為禮部尚書銜。 李孫宸之子李果植。孫子李世綸受庇蔭進入國子監讀書。 李孫宸著有《建霞樓文集》十卷、《詩集》21卷、《翔齋稿》、《南沐齋稿》、《北舟小草》等。[1] 小欖舜舉何公祠，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現存李孫宸為該祠中堂題寫的“積厚流芳”木匾，因此，何公祠俗稱“積厚祠”。[2] 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日，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奏：“澳夷藉口防番，收買健鬥倭夷以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刑科給事中郭尚賓的奏疏中提到：“番夷無雜居中國之理，彼且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處此土”。當時，李孫宸說：“澳故多蓄倭奴，托為備御紅夷，而陰實示梗。”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及其官員對居住在澳門的日本人統稱為“倭奴”，充滿戒備防範之心，驅倭出澳門，消除這些危險。[3] 現錄李孫宸的詩一首：[2] 《園欖連理樹並序》（園欖山頭有雙樹連枝者，下有古墓存焉，與諸子巽而賦之。） 雙根古樹接連垂，下有荒墳事可疑。應是芳魂曾未死，故將幽恨表連枝。 想像泉台事豈真，來生未盡宿生因。人間歡合隨流水，得似雙枝歲歲新。 白楊煙雨晝冥迷，何處牛羊下古提。獨有關情雙鬲瑦？春來偏傍墓枝棲。 [1]《菊城傳世三名士》，載“中山網＂，2008年8月6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5/11/28/529359.shtml。 [2]何仰鎬：《小欖鎮現存的明清兩代建築物》，載《中山文史》（第14-15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84-87頁。 [3]孔穎：《明季澳門“倭奴”辨析》，載“中國論文網＂，2013年6月3日，http://www.xzbu.com/4/view-3238735.htm。

章士釗，字行嚴，筆名爛柯山人、秋桐、孤桐、青桐、無卯，湖南省長沙縣白茅鋪何家沖人。報人、現代作家、著名學者。 父親是在鄉村行醫的地主，因兒女多，生活不富裕。士釗幼時讀私塾，17歲時離家謀生，前往武昌當童子師。1901年，他考入南京陸師學堂，為了響應上海南洋公學罷課的號召，曾到上海。後來，他主編《蘇報》，又著論文《黃中黃》，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因此被捕入獄。 1904年2月，士釗參加黃興在長沙組織的華興會。1905年，他赴日本東京留學，不久在下田氏私立實踐女校教國文；著有《中等國文典》，1907年寄回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爛柯山人的筆名，撰寫言情小說《雙抨記》，也寄回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8年，士釗從日本赴英國，考入蘇格蘭阿貝丁大學政法系，兼學邏輯，著有《論英國憲法》一文，在國內《帝國日報》發表。1911年，為參加辛亥革命，他趕回祖國，擔任總統府常年顧問，後任參議院議員；同時主編《獨立週報》。1914年，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士釗逃亡日本，在東京主編《甲寅雜誌》，以秋桐的筆名發表反對帝制、提倡法制的政論數十篇；1916年回國，次年在北京主編《甲寅日刊》，並發表大量政論文章。 1918年國會解散後，士釗擔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邏輯。護法之役，他來到廣州，擔任桂系軍閥政府國務院秘書長。1920年南北議和後，他奉北京政府之命赴歐洲，勸籲德國工業技師到中國工作。途經英國，拜訪蕭伯納等著名文學家；並著《聯業救國論》寄回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22年，他回到北京後，擔任農業專門學校校長。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甲寅雜誌存稿》附錄《獨立週報》、《甲寅日刊》上發表的一些文章。 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士釗逃到杭州，不久前往上海，1924年回北京，先後任北洋軍閥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1925年，他主辦《甲寅》雜誌，以週報的形式在北京復刊，該雜誌站在封建復古主義的立場，維護封建道德，提倡尊孔讀經，反對興白話廢文言，並因雜誌名稱而得“甲寅派”之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他以“孤桐”筆名發表的《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兩篇文章是“甲寅派”的代表作，受到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化陣營的有力反擊。 1928年，因受國民政府通緝，士釗逃往歐洲，在德國格根廷縣翻譯奧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自傳及德國師辟伯寫的《情為語變之原論》兩部書，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31年前往瀋陽，擔任東北大學教授。不久，他回到上海當律師；1936年任冀察法制委員會主席；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前往香港，著《邏輯指要》（1943年重慶出版，1959年北京三聯書店再版）。抗戰勝利後，他前往上海當律師。解放前夕，他為國共和談奔走，先後為上海和平代表團、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代表。 解放後，士釗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代表，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期間，他歷時十多年，著成《柳文指要》（1971年中華書局出版）一書，該書雖仍不脫唯心主義觀點，但在研究柳宗元的道德、文章及政見上卻有超越古人的見解。[1] 1973年，士釗根據主席指示前往香港，為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而努力。 士釗抵香港之日，恰逢殷夫人60壽辰，他與親友宴會歡聚後，當晚即將密函轉交許孝炎。許孝炎不敢怠慢，翌日清晨即飛赴台北面交蔣介石。次年，蔣介石命許孝炎前往北京訪問中共領導人一探底蘊。 士釗來到香港後，為了方便進行統戰聯絡工作，決定不住殷夫人家宅，以避開喧嘩嘈雜的環境，而寄居在香港跑馬地山村道41號地下，該寓所屬於港澳名人何賢先生的物業。 1973年7月1日，士釗因肺炎和心臟病併發症而病逝，終年92歲。 章士釗逝世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由社長梁威林牽頭組成“治喪委員會”並於7月7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公祭。中共中央領導人亦特別委派連貫先生來港主持公祭儀式，港澳各界一千多人參加公祭。7月12日，北京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等出席大會悼念章士釗先生，毛主席致送花圈。 孫中山自1894年廣州起義，到民國建立期間，除在香港創立《中國日報》外，國內沒有一言論機構。自國內外拒俄言論行動增加，上海《蘇報》形成國內排滿革命中心。在第一期言論鼓吹時，1903-1904年是高峰時期。《蘇報》放言無忌，既開其端，各種刊物小冊陸續出現。章士釗與結義兄弟章炳麟、鄒容三人在言論鼓吹反滿革命，居功至偉。[2] 1957年夏，章士釗構思《澳門四絕》[3]，次日，寫成送給湯小薇之父湯澄波。 四百年前一海門，蒲桃初亂漢並番。 縈詮往事漁山畫，幾度詞人問種源。 區區賭國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計年。 隱隱挾余記人物，張堅怎抵一何賢。 廿載經過荷漢思，香山百里鐵藜繁。 地文初次登行卷，對客攤詩錄澳門。 檠杯夜識金銀氣，披霧朝窺士女顏。 浮世零丁洋上客，夢回乍雖喀羅山。 [1]李景田：《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1921-2011）：總論‧人物》，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第476頁。 [2]《追憶章士釗先生》，載“民國春秋＂網，2012年12月20日，http://img.mg1912.com/news/2012/08/31/4ae6df18394725b1013979d3a42b0021.html。 [3]湯小薇：《浮世零丁洋上客——章士釗的〈澳門四絕〉及其他》，載《鄉音》，1999，第8期，第27頁。

張玉堂，字翰生，號應麟，自署香山人，自稱翰墨將軍，廣東歸善（今屬惠州市惠陽區）人。書法家、詩人。 玉堂少年好學，屢試不中，憤而投筆從戎；因作戰勇敢，善於智謀策略，得到提拔。 1843年，玉堂任職於香山縣，擔任右營都司；1847年，調到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營都司。後來，他終老於香山，自署香山人。 玉堂行伍出身，但為人風雅，自稱翰墨將軍；能詩，擅長蘭竹詩，著有《公餘閒詠集》。善書，尤擅拳書和指書，書寫方法是棉花包裹拳頭或指頭書寫，筆劃沉實，結字敦厚，以重為巧，自成一體。1847年夏，玉堂為香山鐵城（今中山市石岐）西山寺所書之行書門聯“紅棉舊蔭，福地重光”。作品以拳書寫而成，佈局均稱中顯靈動，結體沉雄渾厚中顯氣勢，寬宏博大而莊重自然。雖為拳書，但毫無庸俗之氣，堪稱佳作。[1] 1843年，玉堂將一首詩刻於澳門媽閣廟石上。 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奇石欲浮蠔鏡去，慈雲常擁黌蚭來。 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岩蔭玉台。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 1849年，玉堂在澳媽祖廟留下另一處摩崖石刻“名岩戊午冬日香山玉堂張應麟書”。 1854年，玉堂從前山參將調升大鵬協副將。期間，他組織軍民修築馬路（今香港九龍界限街），阻止外國人擅自闖入，維護當地社會秩序和治安。他代理水師提督，修整虎門炮台。他擔任大鵬協副將13年，成為清代惠州與港澳關係最密切的官員之一。[2] 1870年，玉堂去世，終年76歲。 [1]盧德銘：《書壇名家——張玉堂》，載《中山日報》，第3426期，C2版，2004年5月24日。 [2]《張玉堂》，載“惠城地情網＂，2012年3月1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434。

林警魂，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人，生於華僑家庭。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香山縣長。安堂第19代傳孫。[1] 警魂20歲時，進入廣東講武堂讀書，肄業後與楊鶴齡、陳少白等交往，以辦理鹽務為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1907年，警魂追隨孫中山革命，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與清軍作戰七晝夜，因革命軍寡不敵眾，敗退入越南境內。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警魂參與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逃到澳門。之後，孫中山電告警魂前往河內，委託他負責南方統籌部澳門總支部工作，招集加盟同志策動革命。於是，警魂和劉思復、林君復、鄭彼岸、林了儂等人聯絡，策動駐香山前山的新軍反正。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在澳門南灣街41號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決定策動香山起義。警魂和林君復、鄭彼岸、莫紀彭等參加會議。會議為起義制訂出周密的行動計劃，編制聯絡暗號“從哪裡來？”、“中國人”、“甚麼業？”、“辦中國事”。[2] 香山光復後，警魂和任鶴年等指揮香軍進軍廣州，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起義隊伍。 民國成立後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警魂轉往香港經商。 1916年4月，警魂回到香山領導民軍討伐軍閥龍濟光，在石岐西郊與駐縣的濟軍激戰，迫使濟軍撤離石岐。縣知事藍和光離開香山，民軍勝利開入縣城。 1924年8月，警魂擔任香山縣長，同年12月去職。 1925年，警魂擔任中山縣沙田自衛總局長時，受帝國主義分子指使，破壞省港大罷工。10月28日糾集團隊攻入石岐，縣長黃居素逃走，他再任縣長。11月13日，黃居素回縣復任縣長後，他前往香港經商。[3] 1941年，香港淪陷後，日軍威迫警魂當日軍傀儡，但他堅強不屈，輾轉奔赴韶關。抗日勝利後，警魂擔任中國革命同盟會常務委員、廣州市中山同鄉會理事長。[1]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香山起義紀實（一）》，載《中山僑刊》，第92期，第24-25版，2011年2月1日。 [3]《林警魂》，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1月28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7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