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左秉隆，字子興，別號炎州冷宦，生於廣州。新加坡總領事、詩人。 先祖原籍瀋陽，清代改隸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歲時，入讀廣州同文館，後又入京師同文館，隨總教習丁韙良研習英文。他精於文法，為曾紀澤所賞識。清光緒四年（1878），秉隆隨曾紀澤出使英國，擔任翻譯官。光緒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過曾紀澤推薦，他三度連任清朝駐新加坡領事。 秉隆歷任英文教習，英文翻譯，駐新加坡領事、總領事，廣州洋務處總辦等職。在新加坡任職期間，致力於振興華僑文化教育事業。 光緒八年（1882），秉隆倡議成立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提高學生道德修養和華文水準；舉辦英文雄辯會，以政治、社會、文化等論題公開進行討論或辯論，以啟發華僑學生的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在他的推動下，先後開辦培蘭書室、毓蘭書室、樂英書室、養正書屋等塾學，並重修、擴建崇文閣和翠英書院，新加坡華僑教育出現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光緒三十四年（1908），秉隆接到清政府學部函告，每年從新加坡選送45名學生到暨南學堂就讀，在新加坡、吉隆玻、檳榔嶼各埠學堂選送54名學生回國，入讀暨南學堂。根據“啟迪新知，溝通中西”方面所作的貢獻，秉隆獲授英國牛津大學學士學位，又獲授日本、法國、比利時三國勳章。他政績顯著，由駐英使署保獎進道員，加布政使銜。後由黃遵憲繼任領事。 光緒二十九年（1903），秉隆總辦廣東滿漢八旗學務。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隨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擔任頭等參贊，遊歷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光緒三十三年（1907），擔任新加坡總領事。 清宣統二年（1910），秉隆辭職，居住新加坡、香港及廣州。 1924年，秉隆在廣州去世，終年74歲。 左秉隆工詩，常與曾紀澤唱和，而且擅音樂，其藝術造詣為當時名流所推重[1]；著有《英國史記》、《新政筆記》、《南洋志略》、《勤勉堂詩鈔》等文獻。[2] 現錄左秉隆的詩一首： 《東望洋》[1]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鄉？ 高築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3]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2-313頁。 [2]《左秉隆》，載“讀秀＂網，2013年8月22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94092&d=7E4C7DF585F2E76D68575A25E08827。 [3]陳國華：《先驅者的腳印——海外華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第37頁。 [3]詩人在隨鎮國公載澤出洋考察回國時，道經香港，登太平山。又順道遊澳門，登東望洋山。故這首詩應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

女。廣東番禺人。曾先後赴英國和日本留學。歸國後，主要從事翻譯。辛亥革命後接受無政府主義，並在上海創辦勞工神聖社。1920年冬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秘書，旋組織廣東女界聯合會，並被選為執委。1921年春創辦廣東女子職業學校，年底出席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被壓迫民族代表大會。1922年5月底澳門血案後，積極營救被捕群眾。次年1月被廣州市公安局逮捕殺害。

北愛爾蘭人。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長達45年（1863-1908），被清朝政府視為“客卿”。1854年（咸豐四年）來華，1854-1858年間，先後在英國駐寧波和廣州領事館擔任翻譯和助理。1859年參加中國海關工作，任粵海關副税務司。1861年起，代理總税務司職務。1863年1月（同治二年十月）繼李泰國任海關總税務司。1885年（光緒十一年）6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公使，未就。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仍掛着總税務司的頭銜，直至逝世。赫德主持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在海關建立了總税務司的絕對統治，並把他的活動伸向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各個方面。他曾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顧問的身份參與清朝政府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各種交涉，如1885年《中法和約草案》，以及後來的中緬交涉和印藏交涉等。1887年，赫德派其秘書、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就澳門的地位問題與葡國政府談判，雙方最後於1887年3月26日簽署《中葡里斯本草約》，共四款，其中第二款“定准由中國堅准，葡國永居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第三款“定准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草約簽署後，以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地方當局多持異議。葡萄牙全權代表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於1887年8月11日到京議約，但雙方對澳門及其屬地界址等分歧甚大，赫德從中“調解”，並向總理衙門陳述意見。最後兩國分別由奕劻、孫毓汶和羅沙於12月1日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於1888年4月28日在天津換文。該條約第二款對《中葡里斯本草約》予以承認，從而正式承認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

外交官。字葆林，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時學於上海廣方言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赴美，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81年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和醫學堂，並被李鴻章聘為家庭敎師。後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1884年充駐美使館翻譯。嗣任直隸候補道、洋務局總辦、北洋大臣洋務文案。後歷充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駐英、法公使館參贊。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旋任駐英國大使。民國成立後，再任駐英公使。1914年6月返國後，常住澳門，出任澳門華人代表，曾任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等。1942年病逝，葬於西洋墳場。

郭鏡秋，又名郭海倫（Helena Kuo），生於澳門。作家、翻譯家。 兄弟姐妹八個，鏡秋排行第四。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良好的家庭環境、澳門的國際環境和藝術氛圍，使她對文學產生強烈的興趣。少年時代，她在澳門一所葡萄牙天主教教會學校學習葡萄牙語和天主教教義；在家裡，她的私人教師教她學習漢語、英語、數學、會計、速記和打字。 之後，鏡秋入讀廣東嶺南大學附屬的一所教會中學，嶺南大學當時為貴族學校。她在上海大學註冊時，一方面要熟習上海方言，另一方面攻讀工業化學、中國文學及歐洲文學等課程。日寇佔領東北三省後，她積極參加宣傳抗日活動，並參加紅十字協會工作。 1932年，日寇在上海向市民開槍，父親將鏡秋叫回家裡。為了能夠在祖國淪陷時盡一分力，她毅然放棄大學學業，在《中國時報》找到一份工作，用英文和中文發表文章，作為抗戰的武器。不久，她成為《中國晚報》婦女專欄編輯。 鏡秋偶然認識一位對中國滿懷感激並希望有所回報的美國商人，他為她提供旅行費用，使她能夠周遊歐美。在倫敦，她在BBC廣播電台作了三分鐘的中國新年祝詞，並因此而獲得邀請在《倫敦每日郵報》負責一個欄目。這次機遇，使她寫成一書《桃路》（Peach Path, 1940），這是一部非小說類作品，是以一位女性主義者的目光觀察中國過去現在的婦女狀況以及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彙編，在法國南部城市旺斯（Vence）脫稿。 當歐洲處於戰爭邊緣之際，她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寫了一封信，表達想訪問美國的願望。羅斯福夫人親自為她簽證，並邀請她以個人身份來訪白宮。 1939年在紐約，鏡秋與羅斯福的夫人交談了半個小時，這次不同尋常的會面，使她能在多家報紙和雜誌，包括《新聞週刊》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報刊登她的照片和文章，在廣播電台裡出現，並與林語堂、胡適等人接觸，還收到賽珍珠的親筆信件；她還與好萊塢一些名人會晤。 1942年，鏡秋的自傳《我走了不少路》（I’ve Come aong Way）問世，描述自己從澳門的家庭、經過多種學業教育，最終來到歐洲和美國的經歷。兩年後，她出版小說《西去重慶》（Westward to Chungking），並同時印行《中國巨人》（Giants of China）。《中國巨人》向美國年青人介紹中國11位著名的歷史人物，從黃帝直到蔣夫人宋美齡。 隨後她又轉向翻譯工作，譯成著名作家老舍的兩部作品《老李》（1948）和《鼓書藝人》（1952）。她還編輯漢英字典，為雜誌寫文章，在《美國之音》主持節目。[1] 抗戰勝利後，老舍出訪美國，花瓶也跟著他到了美國。在公寓裡，又是在花下，老舍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創作。在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他把花瓶鄭重地贈給了鏡秋女士。[2] 老舍的《鼓書藝人》於1948年第二季度開始創作，當年年底完成。由鏡秋翻譯成英文，後在美國紐約出版。鏡秋回憶說，《鼓書藝人》的翻譯過程是，老舍當時每寫完一章，就把手稿交給她，由她逐章翻譯。翻譯完成後，連同老舍的中文手稿和鏡秋的英譯手稿，一併交給紐約出版社，1952年正式出版。[3] 1956年，鏡秋與美籍華裔畫家董金漫（Dong King man）結婚，兩人安家於紐約城。鏡秋服從丈夫事業的需要，經常隨同丈夫到各地巡迴展出；1980年，為他寫了一本書《董金漫的水彩畫》。偶爾，她也寫文章談到中國的烹調和風箏。 鏡秋的小說《西去重慶》，題寫獻給“我自己勇敢的家庭”。故事從1937年寫起，幾代同堂的李家財源興旺，生活安定。主人公之一李天民憑窗眺望，志得意滿。他年已60，在蘇州經營一家商店；他24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成為工程師，兩個女兒都在大學裡讀書。 而日寇的入侵打破這個家庭的平和，並面臨著奮起抗日還是淪為漢奸的抉擇。李天民曾為了不使日本人從中牟利，而退掉了自己的貨物。他的長子則被遣往美國學習飛行技術，並成為蔣介石所欣賞的一名戰士；他的幼女遭到了三個日本兵的強姦，被丈夫的人解救後，兩人並肩戰鬥在抗日前線。他的長女和同學們一起參加醫療救護工作，但後成為李天民一個寡廉鮮恥的外甥的玩偶；當丈夫死去後，她終於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成為傳統婚姻制度的犧牲品，於是開始反抗命運的捉弄；儘管遭受母親等人（恪守婦女舊道德的代表人物）的反對，但她能夠保持自己個性和選擇。 鏡秋在這本小說中刻畫了幾個在美國人物，最重要的是山姆•哈坡，他服役於美國軍隊，來到中國幫助打擊外國侵略者；他是一位忠誠的朋友，曾買了一輛轎車幫助李家逃避兵災；後又把福特牌卡車改裝為一輛救護車，為前線戰士服務。還有一對虔誠而寬容的傳教士溫特博士及其夫人，傳教的同時積極進行醫務護理工作，並在基督教和孔子思想間達成共識。經受戰爭浩劫所帶來的磨折，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一起，李天民仍舊樂觀堅強。 在這部近三百頁的小說中，鏡秋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描繪了中國人在美國以及美國人在中國的遭遇；並注意到美國文化具有多種文化相互融合的特點；而通過與一位美籍華人的交往，他也發現華人在那裡還是遭受歧視的。通過描寫山姆等美國士兵、溫特夫婦這樣的傳教士在中國與李天民等人接觸，表現美國人對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之欽佩。 鏡秋的文筆樸素自然，對話較為豐富，不像林太乙等作家文采粲然。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寫實性較強，對人物心理的描寫較簡單。這與她自傳《我走了不少路》裡面的寫作風格是一脈相承的。她見多識廣，閱歷豐富，而又坦誠無欺，文如其人。在自傳裡，除早年的成長和求學的過程外，她也披露自己的一樁不成功的婚姻，這在《西去重慶》中李天民的兩個女兒身上有所影射。 在上海大學，鏡秋與一位愛國者墜入情網，愛國者到歐洲去攻讀研究生。回國後找了一個稱心的工作才與她結婚。之後，鏡秋成為一個繁忙的家庭主婦，照看丈夫年邁的母親、沒有工作的弟弟和弟妹及他們的孩子。後來，她的丈夫被逮捕差點被處決，愛國熱情一落千丈，成為一名酒鬼和虐待狂。當得知他在歐洲期間還曾與另一女子關係曖昧時，鏡秋痛下決心，解除婚約離開中國。 鏡秋的小說創作只此一部作品，但她寫了大量的文章介紹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狀況，她憑藉自己的影響，使這些介紹在美國產生了較大作用。而且她具有自覺的自省意識，即發現自己作為一名跨文化的作者所面臨的困境。她試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寫，作為一名熟練掌握英語的人（而不是異於美國人的中國人來寫）。[1] [1]宋偉傑：《中國‧文學‧美國：美國小說戲劇中的中國形象》，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第338-341頁。 [2]新禾：《老舍的故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第163頁。 [3]《試議跨國的文學研究：林英敏的〈兩個世界之間〉代寫本科畢業論文（9）》，載“碩博線上論文網＂，2013年12月12日，http://www.jhlyzz.cn/yuyanwenxue/968178_9.html。 [4]舒乙：《我的父親老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第96頁。

伍佩榮，女，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著名畫家。 伍氏先祖原為福建書香世家，後到廣東南海落籍。叔祖伍懿莊是嶺南著名的大畫家。父親伍希呂學貫中西，與孫哲生在廣州發起組織留美同學會。 佩榮生於1904年，時值康梁維新變法，女學蓬起。她從小得到濃厚的書香氛圍的陶冶，秉性淡泊沉毅，有志於學，中西典籍無所不讀，尤愛傳統國畫。 佩榮年紀稍長時，拜高劍父為師，轉習新法；後又受業於譚華牧門下，使其畫藝自成風格。1930年，她的畫作參加比利時萬國博覽會展出，一舉成名，奪得金牌獎；後又參加全國第一次、第二次美術展覽會及中蘇美術展覽會，蜚聲海內外。[1] 佩榮住在廣州河南溪峽，畢業於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希里達英文學校。[2] 1938年，日寇入侵廣州，佩榮滿懷悲憤，避走澳門，流離瑣尾。這時，她萌發了藝術為民生、藝術為社會的思想。她的畫專為賑災紓難的捐助展覽而義賣，再不考慮得到甚麼獎、甚麼榮譽。為了配合抗戰，打擊日本侵略者，她創作《狂瀾待挽》、《有家歸未得》、《可憐焦土》、《黃花風雨》等作品。[1] 1941年，佩榮和方人定、李撫虹、黃獨峰、司徒奇、何磊等在澳門組織“再造社”。[3] 1945年，日本投降，但經過長期戰爭破壞的廣州，無數難胞仍無家可歸，慘不忍睹。佩榮睹此傷心的現實，挾其名作，從澳門趕回廣州舉行義展，將其全部收入，支援當局進行緊急救濟。 1949年，佩榮前往香港，將抗戰勝利後幾年精心創作的畫作，在思豪畫廊舉行個人畫展。當時，她的畫藝臻於成熟、引起中外人士的讚譽。 佩榮不論對山水、花鳥、人物，無所不習，對山水尤為擅長。她極為重視各地山川的遊歷、觀察和寫生。 1950年秋冬，她隻身從廣西桂林經貴州輾轉至滇南再至青城（四川），又在天氣嚴寒季節登上峨眉山巔。當時，在四川與她相識的朋友都勸她不要登山，因為天就要下雪了，到時冰堅路滑，非到春暖不能下山回來。佩榮也知道會有很大艱險，但為了更深入領略名山秀色，她堅決登山，得以遊目騁懷在冰雪中峨眉的真實奇勝。老天不負苦心人，在幾天登山期間，僅下過一場雪，接著天氣晴朗，她得以安全下山，大家都為她高興祝賀。 除繪畫藝術外，佩榮精於印度的佉盧文，從事象譯，所譯《近代西洋畫家立體主義領袖畢卡索自傳》及藝術理論著作數十萬言，並又創辦毅志英文專修班，以參與慈善事業、宣文事業為樂事。 60年代以後20年，佩榮隱居香港沙田，較少外界社交活動。期間，她的思想有著很大的轉變。她皈依禪宗，精研精神還是和過去一樣。所作的畫，多以本地風光為寫生題材，如《鳳凰山》、《法華塔》、《風門坳》、《昂平寶蓮寺》、《東蓮覺苑》、《獅子山》、《青山》、《鹿湖古刹》、《大澳漁村》、《東涌》、《姜山飛瀑》等。 1958年，她的作品在香港大會堂展出時，盛況空前。之後，她積勞成疾，身體孱弱，她的師傅瑞融大師勸她多休息。她認為師父對自己的勸告，無異是折斷她的畫筆，她還是繼續作畫。她對畫的熱愛，到了這種程度，可說是一個畫癡了。 1979年，佩榮病逝，終年75歲。 伍佩榮臨終遺言，囑咐將歷年所作畫舉行義展，所得收入全部歸慈善機構所有，如畫未賣盡，則隨時交給各種慈善義展會，務使她的畫，全部落在善人手中。[1] 伍佩榮曾說：“吾人須要保存古人留下之寶貴遺產，研求彼輩之所長，更須注意研求創作，及探尋天地間大自然景物之題材，俾適於現代。斯言當矣。”[2] 伍佩榮擔任中學校長14年；著有《佩榮畫集》、《民國書畫家匯傳》等書。[4] 伍佩榮的七弟伍丕舜（1916-2001）留學美國，擔任華南農學院農機系教授（今華南農業大學、農業工程學院）、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抗戰時期，他將共產黨的抗日宣傳資料藏於家中，後被便衣跟蹤發現，家被抄，人被捕入獄。經親戚朋友多方營救，被贖出獄。因為錯過大學升學考試，大姐伍佩榮托父親的老朋友、伍家在上海的族親，在上海找人幫助，才進入上海光華大學機械系就讀至大學二年級。[5] [1]黃昏：《嶺南才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第190-192頁。 [2]謝文勇：《廣東畫人錄》，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85，第41頁。 [3]《廣東繪畫掠影1900-1949》，載“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2012年12月31日，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documents/10284/10567/A_Glimpse_of_the_Guangdong_Art_Scene_chi.pdf。 [4]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92頁。 [5]伍凌立：《伍家主流是做正事的》，載《新快報》，2012年12月25日。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

繆朗山，筆名繆靈珠，生於香山縣。[1]著名西方文學、西方文藝理論研究學者，古希臘語等小語種專家，翻譯家。[2] 童年時期，朗山在澳門度過。因為家裡貧困，他在英文專科夜校讀三年英文就輟學了[3]；12歲時在南洋煙草公司當學徒，美國老商人見他聰慧，資助他學習英、法、德語，他還學習許多名著。 20世紀30年代初，朗山在澳門崇實中學任教；1936年底，在澳門聖羅撒教會女子中學任校長（法籍教團開辦），成為該校首任非神職人員的校長。[3]期間，他幫助猶太學者魏納解決生活困難，同時向魏納學習古希臘語和數學。後來，他以同等學歷考入廣東中山大學攻讀統計學、生物學專業。除精通母語中文外，他精通古希臘、拉丁、英、俄、德、法、日等多種語言文字。[1] 1936-1942年，朗山自設“靈春學舍”，講授英語和西方文學；1942年參加文藝界抗敵協會，同年，開始發表作品。[2]時值抗戰，全民奮起抗日，澳門成為華僑支援抗日鬥爭的重要基地。朗山帶領學校的師生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他任職的學校是教會學校，其愛國活動受到教會指責。他憤而辭職，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 40年代初，廣州、香港相繼淪陷。日本特務在澳門張貼海報，勒令朗山等三位抗日知名人士三天內離開澳門，否則格殺勿論。之後崇實學校校長梁彥明被殺害於街頭。朗山被迫離開澳門，前往桂林參加由郭沫若和李濟深領導的抗日宣傳隊，期間，他結識於立群、湯曉丹，成為好友；還結識了朱光潛先生，兩人在美學、哲學上有相同的觀點，相見恨晚。 朱光潛表示，如有機會請朗山到武漢大學共事。1943年下半年，其子繆鐵夷隨母到達桂林，朗山一家人團聚。1944年，桂林淪陷，朗山全家流亡到重慶。為了謀生，他在電線杆上張貼教授外語的小廣告。湯曉丹看見廣告，找到朗山。當時湯曉丹在重慶中央電影製片廠工作，推薦朗山到中央電影製片廠教外語。 重慶中央電影製片廠直屬國民黨中宣部，廠長是特務頭子，當過上海警備司令。朗山在廠裡翻譯兩部對外宣傳片，受到廠長賞識。他突然宣佈要提升朗山為上校，還要他填表加入“中統”。朗山只得裝病拖延時間，準備逃亡。這時，朗山收到朱光潛先生的信，說有個空缺，請朗山到樂山教書。 在湯曉丹的幫助下，朗山全家逃離重慶，擬沿江而上到樂山。製片廠長對朗山逃走十分惱火，通電沿途追截。晚上，輪船靠在一個碼頭，突然憲兵上船檢查。一個軍官走到朗山跟前，拿著一封電報說：“繆先生，這是給你的電報。”朗山接過電報說：“這上面寫著繆朗山先生收，這不是我的。”又指著他們行李上貼的名字說：“我叫繆靈珠。”繆靈珠是朗山的筆名，所帶的行李上都貼著“繆靈珠”的字條。就這樣，他們一家逃過了一劫。 在樂山武漢大學，朗山開設英國文學課，並積極參加學運，經常發表演說，還開班教俄語。不久，樂山警備司令就“請”朗山去赴宴，警告他不准再作演說。朗山沒聽那一套，再次被抓起來。朱光潛出面保釋了朗山。為了避免意外，朗山在朱家藏了幾個月。 抗戰勝利後，武大遷回武漢，學校發了一筆錢作路費。但這些錢不夠，朗山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短期打工，掙夠路費後來到武漢。1947年，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全國各大學興起“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朗山成了武大學運的頭面人物，國民黨特務機關誤認為朗山是共產黨。 1947年6月1日早上4點，朗山被國民黨特務抓走。國民黨還調集軍隊，出動坦克，血洗了武大，抓走了數十名教師和學生，並封鎖了武漢大學，宣佈朗山是共產黨，要就地處決。 當時，武大有幾位美國派來的教授，他們設法開車到漢口，將武大“六一”慘案電告美國幾所大學。美國幾所名校發起援助武漢大學的活動，要求派紅十字會的人到武大。蔣介石迫於國際輿論壓力，下令釋放了被捕師生。為防止國民黨特務當面釋放、背後暗殺，被捕釋放的師生一起被接回學校開大會。會後，三名美國教授及一些名教授直接送朗山到機場飛往香港。 在香港，朗山的連絡人是胡喬木。在胡喬木的領導下，朗山協助共產黨辦報，在海外發行。報館工作人員大多是在內地上了黑名單逃亡到香港的師生。當時，在香港有一些反蔣的國民黨將領，他們願意支持共產黨辦報，但又師出無名。朗山以當家庭教師的方式到他們家裡講課，他們以付學費的方式出錢支援共產黨辦報。1949年3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租了一條英國海輪，將逃亡到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北平（北京），從此，朗山全家在北京生活。 新中國成立後，有一天，李先念要朗山全家三天後隨他前往武漢。朗山被安排任武大副校長，隨南下工作團接收武漢大學。朗山希望今後好好教書做學術工作，不願擔任行政職務。他找到主管分配工作的周總理，提出在北大創辦俄語系的設想。周總理寫了封信，推薦他到北大創辦俄語系。朗山創辦北大俄語系之後，上級派了黨內人士曹靖華先生任系主任。他們兩人在辦學方針上意見不合，後來分歧越來越大，1952年，朗山離開北大俄語系。 1952年，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開始籌建，鄭振鐸任所長。鄭振鐸對古希臘的文學、哲學、藝術十分感興趣。朗山是國內少數精通古希臘語的專家，鄭振鐸邀請他到文學研究所開展古希臘文學、藝術的研究。1959年，開展反右傾運動，朗山被定為“右派”，當時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救了朗山，沒有批准所裡上報的文件。 1962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在人民大學開辦文藝理論研究班，朗山被調到人民大學主持研究班，研究班學員是各省市主持文化工作的領導，期間，他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不停地寫講義，為學員翻譯閱讀材料。這段歷史，使他在“文革”中成了專講“古人”、“死人”的反動學術權威。 朗山立志要將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從古希臘原文用中國古詩詞的韻律翻譯過來。1952至1962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兩點，直到1962年，他主持文藝理論研究班後，因工作太忙才放下翻譯工作。他在美學和文藝理論上有許多譯著，商務印書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再要求出版，但他總想修改得更完美後再拿出來。他翻譯的著作中只出版古希臘史和俄國文學史。在“文革”中，朗山被抄家四次，他一生辛勤勞動的成果大部分被毀了。 1978年，“文革”後，人民大學重建，校長找朗山談話說“你一生的譯著被毀了，是國家的損失，學校決定成立一個研究室，並為你配五名助手，把丟失的東西再整理出來。” 朗山一時高興過度，當場突發腦溢血，7月28日病逝，終年68歲。[3] 繆朗山逝世後，其遺稿經學生整理編訂，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文研班”和進修班上課用的講稿，整理成《西方文藝理論史綱》，1985年出版，1987年列入首批《中國人民大學叢書》；他譯自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文獻資料，編訂為《繆靈珠美學譯文集》，分四卷在1987至1991年陸續出版。 他翻譯出版許多部世界名著，如《古希臘史》、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大部分、希臘悲劇《奧瑞斯提亞三部曲》、高爾基的《俄國文學史》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論文選》等；編寫《古希臘文學史》初稿，在我國翻譯領域都佔著重要的地位。[2] [1]繆鐵夷：《回憶爸爸繆朗山教授》，載《珞嘉歲月》，北京珞嘉編輯部，2003，第355-359頁。 [2]《中國人民大學繆朗山先生》，載“中國人民大學＂網，2011年10月26日，http://www.rucduyan.com/html/sz/szjs/9369.html?WebShieldDRSessionVerify=BDXHQDItykeasV90uOI。 [3]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曹思晃，祖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著名宗教人士。澳門立法局議員曹善榮第四子、曹有之孫。 思晃先在澳門政府公學學習葡文，1910年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讀書。1913年受洗於聖保羅堂；1919年在廣州協和神科大學畢業，同年，在倫敦會督被冊為會吏。 1922年，思晃被封為牧師，1923年擔任澳洲華人教會主任牧師。[1] 1909年，林護、黃茂林、李維楨三位華人及史超域牧師等商議組織堂會，並在香港中環興建一座禮拜堂。經過兩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師被聘為主任，並宣佈聖公會聖保羅堂為一牧區直轄會督。 1928年，思晃與何玉瑛（1898-？）女士結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會負責人。從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該堂教務14年，擴展聖堂，發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數大增，何玉瑛倡議籌款50000元擴充聖堂及建築牧師住宅。1934年得到何會督的幫助，港府再給地2300尺，擴展順利，聖堂加長40尺，並加建閣樓及牧師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雲南講學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襲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聖堂變為憲兵講習所，聖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遷居。他被列入憲兵部黑名單，不得不離港赴桂林避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0月10日，召開和平感恩大會，思晃和何會督等陸續歸來，恢復辦理堂務，各項事務漸復常態。 1958年，教區議會通過選舉牧區議員新例，思晃召開教友大會，宣佈明年施政綱要。這年起聖公會聖保羅堂增設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師接替管理堂務。 思晃歷任國聯會香港分會董事、反對蓄婢會值理、聖保羅男、女校董事等職，他熱心宣道，翻譯見長。世界著名演講家艾迪博士、龔士德博來港佈道，他擔任翻譯，成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聖公會思晃學校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思晃夫婦生育兒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於1929年，美國華人生物物理化學家。1949年獲廣州嶺南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51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5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歷任加州理工學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學教研室研究員（1955-1961）、高級研究員（1961-1962）；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學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環境衛生學系環境衛生生物學教授（1980年後）。美國生物物理學會、美國生物化學學會、美國微生物學會、美國細胞生物學會、美國癌研究協會等學術團體會員，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應邀訪華，進行學術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學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動物遺傳器的分子生物學》二卷（1977年）等。妻子黃鳳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國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眼科及病理學科著名眼科教授。鑒於他對中國眼科學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經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教授簽署，報北京大學校長簽署，經國家教育部部長簽署，作為2009年中國政府友誼獎候選外國專家，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專家局，經友誼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國務院批准，決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誼獎”。 曹安民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名譽教授、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醫師學院顧問，前任院長、亞太眼科學會委員，名譽信託人、世界眼科學院第十一講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會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醫院任外科實習醫師和眼科住院醫師。完成眼科住院醫師培訓後，1969年進入美國軍隊總醫院病理學院任眼科醫師和病理研究員，完成兩年病理學專科培訓後兼任美國佐治亞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眼科學臨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醫學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學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諾州立大學眼耳醫院視網膜黃斑病科主任，伊利諾Lions眼庫主任。1994-1999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講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學眼科名譽臨床教授、香港眼科學院院長及奠基人。 曹安民從海外籌募贊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學眼科中心大樓，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於2001年10月開幕，為病人服務，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聘任曹安民教授為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他領導的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成為國內重點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擔任國際眼科理事會副主席期間，經他長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華眼科學會2002年加入國際眼科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為理事會正式成員。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學會的名義出資為中華眼科學會設立金蘋果獎和金鑰匙獎，每年表彰中國眼科專家在中國眼科學教育及眼科臨床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2005年始為中國引進國際眼科醫師資格考試，使中國眼科醫師與國際先進水準接軌，該考試每年由衛生部國家考試中心舉行；他在海外籌措無償捐贈基金創建中國“防盲治盲扶貧光明工程”，在河南開封、山東臨沂啟動“防盲治盲光明工程”，為農村貧困農民眼病患者服務。 2007年，經曹安民推薦，國際眼科學會出資贊助在亞洲建立北京大學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為發展中國家開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樣板。[4]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頁。 [2].《我們的歷史》，載“聖公會聖保羅堂＂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載“中華僑鄉網＂，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徐佩之，澳門官員、葡語翻譯。 20世紀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門華務局主管檢查中文報刊和翻譯工作的華籍官員。[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這是澳門市民報業公司（民營股份制）創辦的報紙。 《市民日報》原為週刊，出版後不久改為日報，最初出版時，內容以副刊、娛樂消息為主要內容，沒有新聞版，之後，改為一般性日報。社長由何曼公擔任。1955年由嚴慶騏接任社長。60年代初期，該報每日出對開一張至一張半，主要有澳門新聞及少量中國新聞、國際新聞、狗經、連載小說和廣告。近年來以議論政府施政的言論增多。社長何曼公，督印人飛歷奇，總編輯龔文，總經理朱耀德，社址設在澳門大街45號三樓。[2] 1937年抗戰爆發後，澳門四界救災會辦事處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二三樓《朝陽日報》、《大眾報》共用的社址內。其後，該會聘請28位各方面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包括著名醫生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范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陸電明、劉敘堂、盧煊仲，天主教神父嚴紹漁、顏嚴若，還有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曾仲衡、盧光功、黃槐、馮順遇、陳聲始、劉玉麟、葉伯衡、陳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鑒於澳門沒有一個面向社會的群眾性美術組織，吳喜雨、關萬里、徐佩之、陳善朗、趙偉夫、馮印雪、陸昌、郭奇波、陳子明和譚智生等成立“澳門美術研究會”，並聘請何賢為名譽會長，該會與廣東美術工作者協會有聯絡。1968年改名為“澳門美術協會”，是目前規模最大而且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化團體。[4] 現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有《葡國魂詩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寫，徐佩之翻譯，鉛印本。[5] 1939年，汪兆鏞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聯：[6] 嶺南文獻賴公傳，驚聞絕筆空山，薄海共悲頹魯殿； 濠上風煙堪自悅，留得避兵故宅，小樓長記榜湖船。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頁。 [4]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代中華藝術的多點透視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第494-499頁。 [5]“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影像系統＂，載“澳門大學圖書館＂網，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獻整理的優秀成果：〈汪兆鏞詩詞集〉》，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網，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

謝清高，原籍廣東嘉應（今梅州市），定居澳門。清代旅行家、航海家。[1] 清高18歲時，出洋謀生，隨外商海船遍歷南洋群島各地和世界各國，歷經艱難險阻，增長見識和人生經驗。他學習外國語言，訪問各島嶼、城寨、風土人情和物產，為他日後從事他所喜愛的航海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14年後，他因雙目不幸失明被解僱，只好回到廣東，後流落於澳門，靠口頭翻譯，維持生計。[2] 1806-1808年，發生葡人拖欠謝清高貨銀糾紛案。清乾隆末年流寓澳門，清高為葡人充當通事和做生意。他租用葡人哆呢吵（António Rosa）桔仔圍鋪一間，年租銀七元。後在做生意時，哆呢吵的侄子哆呢（António Fonseca）與清高進行布匹交易，欠下清高銀150元，年息二分，但無力償還本息。 1801年，哆呢吵又以紅窗門鋪一間押給清高收租抵息，年租為25元。因清高當時雙目失明，哆呢吵蓄意欺負，將鋪租阻截。不讓清高收租抵息，但表示可與他鋪租相抵。 1806年，哆呢吵狀告清高拖欠租銀。澳門同知王衷接到澳葡理事官的報告後，認為此案應該分開處理，不能混在一起。他要求清高償還了拖欠的兩年鋪租共15元；同時要求澳葡當局責令哆呢吵，將所欠布銀，照數抵兌清楚。可澳葡蓄意包庇，並沒有認真追討，債款一直沒有歸還。1808年，香山縣根據清高的訴求，諭令澳葡當局立即照數追討所欠銀兩。[1] 1820年，清高遇見同鄉黃炳南，大家一見如故。清高向他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及見聞，並請求黃炳南代為筆錄，以便傳留後人。黃炳南被他的真誠所感動，於是逐一記下，並取名《海錄》，同年底刊行問世。1821年，清高因病在家鄉逝世，年僅56歲。[2]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關於中外交通往來的書，主要有南宋趙汝適的《諸藩志》、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清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等，《海錄》是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國內最先介紹世界概況的著作，時人稱廣東人乃至中國人略知世界大事，應從《海錄》開始。 《海錄》書中記載18世紀80年代羅芳伯（嘉應人）在昆甸（今馬來西亞東部婆羅洲的昆甸）地區組建公司，設立自治行政管理機構，建立法制，號稱“大唐總長”，臨終禪讓賢者的豐功偉績，史實詳盡，文筆優美，為研究華人海外奮鬥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因為謝清高在中國航海史上的傑出貢獻，被後人譽為中國的馬可波羅。他的《海錄》與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行記》相提並論。《海錄》是中國鴉片戰爭前問世的一部影響非常大的介紹海外世界的著作。謝清高成為清代最早放眼世界、介紹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3] [1]黃鴻釗：《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65頁。 [2]《謝清高》，載“梅縣體育局＂網，2012年10月5日，http://www.mzsports.gov.cn/mx/ReadNews.asp?NewsID=1143。 [3]《謝清高》，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0月5日，http://www.hudong.com/wiki/%25e8%25b0%25a2%25e6%25b8%2585%25e9%25ab%2598。

劉雅覺，外文名Jacob Lao，廣東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白泥墟牛軛塘村人。著名音樂家、教育家、語言學家。 雅覺生於一個虔誠天主教家庭。父親劉興祥，母親李氏。兄弟姐妹六個，雅覺有一個姐姐和三個弟弟。雅覺少年時，全家人來到澳門避難。他入讀聖若瑟修院，1894年學成晉鐸，翌年被派往新加坡、麻六甲佈道。1899年，他回到澳門，成為聖若瑟修院教師，擔任中、英、葡、拉丁文及音樂課40多年。由於他教導有方，桃李滿門，培養了不少傑出人才。 雅覺熱心社會公益，特別是澳門教育事業。1900年，他開始被長期委任為嘉諾撒會主理的仁慈會主理司鐸；1905年組織聖母無原罪兒童院（今慈幼中學）銅樂隊。兒童院銅樂隊持續發展，在澳門培植音樂幼苗，該樂隊是現在警察銀樂隊的源頭。當時，雅覺藉此樂隊培養青少年的音樂素養，陶冶性情，服務社會。他為樂隊選編中國名曲，演譯成西樂五線譜，讓樂隊演奏。 雅覺把中樂介紹給外籍人士，為華人表演時，倍添親切感。樂隊經常參加社會慈善賑災等公益活動，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1911年，雅覺西方樂理引進，編寫《西樂快捷方式圖解》。1916年，鑒於華人子弟失學嚴重，他和教友崔諾枝等組華童教育會，在望德堂區籌辦天主教公教小學，1923年該校開學，雅覺擔任校長，後轉任督學，1944年學校結束。 1920年，一些華籍校長籌組中華教育會，雅覺應邀參與籌備工作，承擔會章葡文翻譯及向澳葡政府申報等事宜，他被選為第一屆會長，崇實校長梁彥明被選為第一屆評議長。之後，該會在兩位愛國知識分子的領導下，朝愛國團結的方向，推動教育改進，維護教育界權益。特別是抗戰時期，他教育教師和學生，紛紛出錢出力，抗日救國，做了大量實效的工作。1944年公教學校結束，中華教育會特聘雅覺為高等顧問。 1922年，雅覺被教區委任為主教座堂主持，是澳門首位獲此殊榮的華籍神職人員；同年出任聖若瑟修院附屬中學的教師。 1923年，澳門政府成立諮詢委員會，雅覺被委任為首任華人代表，便於官民溝通，他為華人謀福祉作出不少努力，如為澳門商人利益爭取到取締“綠衣銀”稅等。 1933年是天主教救贖年，雅覺聯同江蘇海門佈道會朱開敏主教帶領136人訪問羅馬教廷，並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之後，他周遊列國，行經英、法、德、比、葡、瑞士及日本七國的大城市，順道考察教務和教育。 雅覺知識淵博，服務熱忱，他參與《澳門教區公報》工作，在高若瑟主教（葡人稱魯彌士主教）創辦的《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文章。 雅覺一生十分勤奮，是當時社會上少有的雙語精英。1924年，雅覺自告奮勇為官立中葡學校主編教科書《談話要語》供中國兒童學葡語。他編寫一本葡語教科書《葡文切音快捷方式》葡文書名為《Método Progressivo de soletração para Escolas Luso-Chinesas》，共40課，為華人學習葡語語音，提供一套既系統又快捷的教材，其中不少是他教華人學外語的心得和經驗。 雅覺認為只要利於教務、教育，利於學生，利於社會的事，就自覺地去做。特別是別人不一定能做到，而在他專業之內的事情，他一定當仁不讓，編寫教科書、譯中樂為西樂合奏曲譜，其中為愛國歌譜曲等。 雅覺和靄可親，為人誠懇，工作熱誠，愛人如己，深受親友、教友、學生等大眾愛戴和尊崇。 1951年5月26日深夜，雅覺安然辭世，終年80歲。劉雅覺是澳門天主教首位華人紅衣大司鐸、澳門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澳葡政府委任的華人代表。 [1]劉羨冰：《為教育界增光的首屆會長劉雅覺》，載“澳門鄉土教育資源庫”網，2012年10月22日，http://www.history.mo/a/article/Macaohistoricalfigures/2012/0215/89.html。

北愛爾蘭人。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長達45年（1863-1908），被清朝政府視為“客卿”。1854年（咸豐四年）來華，1854-1858年間，先後在英國駐寧波和廣州領事館擔任翻譯和助理。1859年參加中國海關工作，任粵海關副税務司。1861年起，代理總税務司職務。1863年1月（同治二年十月）繼李泰國任海關總税務司。1885年（光緒十一年）6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公使，未就。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仍掛着總税務司的頭銜，直至逝世。赫德主持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在海關建立了總税務司的絕對統治，並把他的活動伸向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各個方面。他曾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顧問的身份參與清朝政府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各種交涉，如1885年《中法和約草案》，以及後來的中緬交涉和印藏交涉等。1887年，赫德派其秘書、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就澳門的地位問題與葡國政府談判，雙方最後於1887年3月26日簽署《中葡里斯本草約》，共四款，其中第二款“定准由中國堅准，葡國永居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第三款“定准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草約簽署後，以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地方當局多持異議。葡萄牙全權代表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於1887年8月11日到京議約，但雙方對澳門及其屬地界址等分歧甚大，赫德從中“調解”，並向總理衙門陳述意見。最後兩國分別由奕劻、孫毓汶和羅沙於12月1日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於1888年4月28日在天津換文。該條約第二款對《中葡里斯本草約》予以承認，從而正式承認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1594年入耶穌會，1610年來華。次年至南京，隨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學習華語。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諸國，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書籍。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金尼閣與其他22位教士再度來華。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門，帶來了大批藏書，後來分批運至北京，對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