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黃瑜，字廷美，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嶺南學者、自稱“雙槐老人”、世稱“雙槐先生”。黃泗之子、黃畿之父。 黃自幼聰穎，勤奮讀書；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舉人。當時知縣謝祺為他立石柱牌坊在縣署左側，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順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鎮頒詔於天下，以求直言，圖善朝政。黃應詔赴京晉見上疏，奏陳六事，世稱《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則天下治；二日正家則天下定；三日正禮則天下化；四日正樂則天下和；五日正賦則天下富；六日正軍則天下安。＂全文數千言，義正辭懇，聲威震盪朝野。因此，黃觸怒朝中權貴，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書王翱、戶部侍郞薛遠兩人賞識他，並設法挽救而未遭禍害。 黃聲譽大振，居在京師八年，卻未能任事。大學士李賢、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黃，著意推薦他進入翰林院從事。黃書《七誘》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選銓部寫奏章保舉他任事，因名冊被一位俞姓侍授詔者盜去而纂改，奪走黃的任命。黃知道這事，但不作辯。明成化五年（1469），黃發回廣東授長樂知縣。 黃上任後，禮賢興學，整肅綱紀，施行開明之策，竭力舉辦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攏流浪閒蕩人群，施以教化，引導他們從事農商正務。二清理民間積案，大開衙府公門，公開問案，廣聽呼聲，秉公處事，有冤雪冤，有罪則判，應放則放，應殺則殺。三抑制豪強，懾服以州府朝廷權貴為靠山之輩，按章處置偷稅貪贓之徒，切實充實邑倉邑庫。四率先捐贈薪金辦學，設法改善縣學環境，宣導各界集資興學，並於政暇時親自為生員授課、考試等，從而使素來以貧瘠見聞之長樂城鄉，稍向饒富轉變，百姓安居樂業。 黃告辭官回歸故里時，百姓為他立生祠在縣學官前，作為銘念。 黃回鄉後，遷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親自種植兩棵槐樹，建築休憩亭作為讀書之處，自稱“雙槐老人”，學者稱“雙槐先生”。黃每日早起讀書於亭，晚上詠詩於居室而後睡，對於聲色紛華之事，一無所好。 黃去世時，終年73歲；著有《應詔六事疏》、《七誘》、《書傳旁通》十卷、《雙槐文集》十卷、《雙槐歲鈔》十卷。 其子黃畿著作較多，著有《易說》、《粵洲集》六卷、《皇極經世書傳》八卷、《三五元書》25卷、《刪正黃庭經》等。黃畿之子黃佐著有《詩經通解》21卷、《禮典》40卷、《樂典》36卷、《鄉禮》七卷、《續春秋明經》12卷、《小學古訓》一卷、《姆訓》一卷。 黃瑜與父親黃泗、兒子黃畿、孫子黃佐都成為香山郡學鄉賢。 現錄黃瑜的詩兩首： 《悲井澳詩》[2][3] 白雁過，江南破[4]，更無一寸土可坐。 自閩人廣隨波流，氛塵暗天天亦愁。[5] 黃蘆霾岸風颼颼[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到御舟到。 風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誰與告。 誰與告兮悲復悲，逢崖則止會有時[8]，星星之火奚滅為。[9] 君不見青苗行時不敢語[10]，大事已逐黃龍去。[11] 又不見金牌出時不可回[12]，殺氣先傳白雁來。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賞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爾。[14] 《夜宿鳳凰山》[15] 桃花悄無源，仙妹渺河許。 空餘一片山，欲逐鳳凰翥。 長林暮蕭颼，似送飛玉語。 倏然臥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頁。 [2]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頁。 [3]井澳：在大橫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姝殊麗，就視之，化為雙鯉，今有雙鯉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處，曾欲逃向占城，遇颶風，幾乎溺死，遂得病死於澳門以東的大嶼山。因史事發生於澳門附近海域，故錄此詩。 [4]白雁過二句：宋季臨安童謠有“白雁渡江來”，後元以伯顏為統帥破江南。 [5]氛塵：災禍的塵氣。古以氛為兇氣。 [6]霾岸：指風塵滾滾的海岸。颼颼，風勁刮的樣子。 [7]排奡：互相擠壓。此寫帝舟遇颶風顛覆的情景。 [8]逢崖則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戰中最後敗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後的一點抗爭力量和復國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其中有青苗法，當青黃不接時，宮放貸於民，正月放而夏斂，五月放而秋斂，納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變法。作者認為，王安石變法使北宋朝政混亂，最後衰敗。 [11]黃龍：黃龍府，在今吉林省農安縣，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即指此。借指金國，此句謂金兵破汴，宋朝大勢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當岳飛大破金兵，乘勝前進時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回軍的事。後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宋金和議，又失去恢復中原、振興國家的機會。 [13]舒王：王安石死後的封贈。鄂王，岳飛死後的封贈。 [14]這首詩換韻頻繁，且多用仄聲韻，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續氣的藝術效果，與詩的內容悲悼宋王朝飄零海上屢遭天災相適應。但作者更把宋王朝滅亡原因溯於王安石變法、岳飛抗金受挫等，表現出學者的深刻，雖然王安石變法的是非仍是一個不易簡單論定的歷史問題。 [15]《黃家四代賢良》，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2-27頁。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

孫婉，女，又名孫金婉，原籍香山縣翠亨鄉（今屬中山市南朗鎮翠亨村），生於檀香山。孫中山次女。 孫生於11月12日，與父親孫中山同月同日生。1907年，她隨母親遷居香港九龍牛池灣。1910年，祖母楊氏去世。她與母親離港赴馬來西亞檳城與父親團聚，後隨父親訪問滬、鄂、閩、粵等地。同年7月，她與兄長孫科、姐姐孫娫同赴美國求學。1913年，孫娫因病去世。鑒於此，孫眉在孫婉名字上加個“金”字，意為“金不換”之意。 孫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系。1915年，她與王伯秋在美國結婚，生育女兒王纕蕙、兒子王弘之（海平），後離異。 1920年離婚後，孫決定回澳門侍奉母親盧慕貞。1921年，她回到澳門陪伴母親，住在澳門文第士街孫公館。後經兄長孫科介紹，她認識了1918年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戴恩賽。1921年3月，她與戴恩賽在澳門結婚。宋慶齡致函祝賀，並寄來禮金4000元。[1] 1921年3月19日，孫科遵照母親盧慕貞的意見，在澳門孫公館為妹妹與戴恩賽主持結婚典禮。孫戴婚姻，不僅父母同意，而且得到盧慕貞的重視。婚前，盧慕貞向兒子和女婿提出一些特別要求：一是婚禮要在澳門孫公館舉辦。二是指定孫科擔任他們的主婚人。三是女婿結婚後要長居澳門。戴恩賽滿口答應，一切為了愛妻，甚麼條件他都樂於接受。 這場婚禮得到父親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支持與關愛。3月11日，宋慶齡致函孫，說你父親和我很高興聽說你們的婚禮在澳門舉行，希望你們十分幸福，寄給你禮金4000元。或者如你父親所說，這是你的嫁妝。兩人結婚時，孫中山在廣州。那天，孫中山突然通知政府部分官員去吃飯，人到齊後，孫中山突然向大家宣佈：這次請大家來吃個便飯，是因為我女兒孫婉與戴恩賽博士結婚。事先未有通知大家，以免贈送禮物。在座官員聽後，無不感慨，更敬佩孫中山的為人和處事方式。 孫與戴恩賽結婚後夫妻恩愛，相敬如賓，開車到廣州東山等地度蜜月。1922年，孫與戴恩賽的女兒在香港出生。時值孫中山在桂林北伐，希望一舉成功，就給外孫女起名“成功”。1923年夏，孫在香港生下兒子。當時，孫中山為紀念在“永豐”號艦（後改為“中山”號艦）蒙難事件，給外孫起名“永豐”。孫中山十分喜愛兩個外孫。同年，孫中山任命戴恩賽為梧州海關監督兼外交部特派廣西交涉員。 1927年，戴恩賽被任命為廣東治河督辦。1929年2月，戴恩賽被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國民政府駐巴西公使，孫準備隨夫一起赴巴西就任。6月1日，孫在動身前辦理兩件重要事情：一受邀參加中國國民黨舉行的奉安大典，安葬父親孫中山在南京中山陵。二為解決兒女撫養權問題與王伯秋相約見面。11月，孫把戴成功、戴永豐託付給在澳門的母親撫養，隨夫到巴西上任。 1929年，孫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1933年，戴恩賽結束公使的使命，與妻子一起回國。1936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戴恩賽為財政部廈門海關監督；次年又任命為粵海關監督。戴恩賽擔任翠亨村中山紀念中學代理校長一職，日軍入侵廣東後，他在海關工作被停止，八年抗戰期間，沒有任何收入，中央政府也無接濟，沒有退休金。為了維持生活，孫與戴恩賽日夜辛勞，身體日漸孱弱，需要休養。戴恩賽給蔣介石和孫科去函，希望他們能撥點款資助他赴國外療養身體，但信函發出後，沒有得到回覆。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前夕，孫隨戴恩賽攜女兒戴成功移居澳門。戴永豐不願回澳門，執意留在廣州嶺南大學工作。孫和丈夫尊重兒子的選擇。1952年6月，戴永豐在嶺南大學宿舍突然去世。戴永豐身體一直很好，家人對他的突然病逝感到很蹊蹺。當時社會上傳言，說國民政府駐巴西公使戴恩賽的兒子戴永豐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遭迫害致死的。 戴永豐死後被葬在嶺南大學校園內的西洋墳場（今廣州中山大學校園）。當兒子病逝的消息傳到澳門時，戴恩賽遭受沉重的打擊，只能與女兒抱頭痛哭，不敢對孫講，直到孫離世時，還以為兒子在大學教書。戴恩賽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從此一病不起，1955年1月16日在澳門美副將大馬路戴公館宅中病逝。 從此，孫母女倆相依為命，晚年生活十分艱難。全家生活陷入了窘境。戴成功變買了父親留下的戴公館房產，一家人搬到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51號兩層小住宅居住。 1964年，孫母女在澳門清平直街開了一家“成記古董店”，並請人代理，處理戴恩賽留下的一批古董，換得一點錢，勉強維持一段時間。戴成功寫信給廖承志舅舅（戴家與廖家是遠房親戚）和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希望國家給予一點補貼。後來，新華社澳門分社出資接濟孫家人。 司徒倩生於廣東開平赤坎一個富裕的華僑家庭。1963年初春，司徒倩的丈夫龐錫垣突然在香港尖沙咀遇到不見十多年、同在澳門粵華學校就讀的同班同學戴成功。兩人簡要訴說了從澳門分別後的情形，當龐錫垣聽到戴家發生的巨變後，感到非常震驚。 龐錫垣在澳門讀書時，與戴永豐關係很好。他從戴成功口中得知，最近陪伴母親住在香港尖沙咀格蘭酒店。司徒倩聽龐錫垣說到孫戴兩家的情況。1963年冬，孫正式接納司徒倩為乾女兒。在司徒倩的調解下，孫與王纕蕙見面，抱頭痛哭。王纕蕙與母親見面後，每夜共枕同眠，互訴分離後的孤獨與淒涼。王纕蕙回到台灣後，將自己在香港和母親見面的情形和母親思念兒子的事寫信告訴弟弟王弘之。由於種種原因，王弘之始終未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母親，成為終生遺憾。1968年，蔣介石派員赴澳門勸孫移居台灣，她以年老體弱，行動困難婉拒。 1971年，孫最後一次港澳之旅。司徒倩陪伴她從香港回到澳門時正趕上過年。除夕，司徒倩正在廚房做飯菜。孫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在起身上洗手間時，不小心從沙發跌坐在地毯上。次日，鏡湖醫院救護車直接開到家門口，司徒倩和戴成功陪伴孫入住鏡湖醫院特等病房，經檢查，孫摔了一跤後盆骨粉碎。 春節過後，新華社澳門分社秦介平與柯正平、何賢等人來到澳門家中看望孫並查詢病情。北京方面還派出骨科名醫到澳門給孫醫治。後來孫一直是在傷痛中度過，戴成功日夜陪伴在母親身邊。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孫長期在鏡湖醫院治療和調理費用，並通過駐澳門機構南光行每月撥款3000元生活費。[2] 1979年6月3日[2]，孫在澳門鏡湖醫院逝世，終年83歲。 葬禮由何賢主持，並宣讀祭文。孫婉遺體安葬於澳門氹仔孝思永遠墓園。1989年遷葬於香港薄扶林道墳場戴家墓地與戴恩賽合葬。 [1]《孫婉》，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2月16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19。 [2]孫霄：《孫中山女兒孫婉的悲喜人生》，載“辛亥革命網＂，2012年12月6日，http://www.xhgmw.org/archive-51252.shtml。

曹雨亭，字應逵，號雨亭，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有兄長。[1]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逐漸在澳門繁衍，發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74年秋，澳門遭受颶風之災，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在鄭觀應等帶動下，澳門紳商紛紛助籌賑務，設立“澳門協賑公所”，專“有募收紳士，隨時匯交起解”，救濟內地受災諸省。僅在“協助晉賑一案”內，由山西巡撫劄飭諮報的“辦賑出力紳士”名單中，“澳門協賑公所”有何伯賢、馮頌清、陳兆祥、曹應逵、曹應賢（有）、沈榮煜（旺）、伍其政、龔廷章、王應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門“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憂念“晉省久困災饑”、“慨發宏願，捐銀萬兩”，善款之巨，為“連年各省籌賑輸助”、“無論官捐民捐，均所未覯”。[1] 曹雨亭和周者宜創辦廣州潤身社善堂。潤身社善堂原來不是慈善機構，而是當時東關汛一些文人學士於1869年在大東門外線香街46號，組織兩個吟詩論文的團體。清光緒年間，東關汛一帶，時疫流行，貧苦百姓染上瘟疫，無錢醫治，又復求救無門，死亡很多。潤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慘像，殊覺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兩位澳門富商捐資購置廣州榮華南46號的四便過大屋興建堂址，開始辦理慈善事業，並由各人自動捐款作為救濟之用。由於措施得當，成績卓著，影響大。瘟疫過去後，還有不少病患者上門請求醫治。該社同人擴大組織，改為專營救濟業務的善堂，推舉何夢覺為董事長，聘請有名中醫數人，打開大門，接受病員，贈醫贈藥，兼施衣施粥救濟貧民。當時勞苦大眾及一般人士對該善堂頗為稱頌。該善堂並辦有潤身社小學，由何煜林任校長。潤身社駐堂診症的有梁佩賡、李匯川等醫生，並特約會診醫生潘靜江。 淪陷期間，全體董事星散。該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負責，取消中醫中藥，僅派出西醫一名駐堂擔任醫務，其他業務已停辦。小學停辦了近十年，學校所有設備，損失殆盡。 抗戰勝利後，潤身社善堂無人負責，由李匯川、周達材、梁錫洪、盧幻海、黃順之等臨時維持，漸次恢復診療（李匯川任醫生）、教學等業務。之後國民黨政府社會局派丁鴻訓為負責人到潤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麥思敬負責。解放後，潤身社善社參加公益社團聯合會。1955年遷至中山四路33號（惠愛堂對面）成為公益社團第五診所，之後又遷河南同慶路，後又由廣州市衛生局改為寶崗衛生院。[3] [1].汪叔子：《鄭觀應與穗澳社會經濟合作》，載《澳門回歸與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3].廣州政協：《廣州文史資料》（第2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