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清初詩人，史學家。初名紹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廣東番禺人。受業於順德舉人陳邦彥。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南下入廣州，曾參加陳邦彥等發動的抗清隊伍。順治七年，清軍再破廣州，為避禍，削髮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種。後與同里文士創“西園詩社”，以詩言志，砥礪名節。兩度北上遊歷，先後到南京、北京、山海關、關中、山西等地，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結交遺民，以圖復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廬。康熙元年（1662）歸粤，蓄髮還俗。台灣鄭克塽降清，復明絕望，遂隱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錄》，表彰抗清忠烈，未幾病歿。善寫詩，詩風明朗雄健，頗負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軍入關時暴行，感傷時事，為後世傳誦。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為“嶺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詩外》、《道援堂集》、《廣東新語》等30餘種。屈大均曾在澳門居住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情節尚待進一步考訂）。他在澳門時撰寫的詩文留下了關於當時澳門情況的珍貴記載。在《廣東新語》卷二的《澳門》專文及《廣東新語》其他各卷中，有關澳門及西洋夷人的記載將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詩外》中有以《澳門》為題的詩六首，其他吟詠澳門及與澳門相關的詩12首。這些詩文記述澳門和當時形勢，澳門聖保祿教堂及澳門天主教法規禮儀、澳門經濟貿易（澳門葡人海外貿易），以及葡人生活習俗及西洋物品等，觀察細緻，記載翔實，是研究澳門史的重要史料。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本年，石濂大汕運用從安南國王阮福凋等處得來的布施，在重修了廣州長壽寺後，又擴建了澳門普濟禪院。故普濟禪院奉石濂大汕和尚為太祖師。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第398頁；汪兆鏞：《棕窗雜錄》卷4稱：“普濟禪院在香山縣南望廈村，今歸葡界。康熙初，僧大汕自安南歸，至澳門，建此道場。”汪氏此語有三誤，一，大汕自安南歸非康熙初，而在康熙中期；二，大汕從未至澳門；三，普濟禪院非大汕建。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月23日－1698年2月10日）5—7月，高僧成鷲再次遊澳門，寓居普濟禪院。其住澳時留下七律詩六首：《丁丑夏客澳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三巴寺》、《望海樓》、《青洲島》及《島門秋雨與諸子同附》。其《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有“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句，生動描寫了澳門之中西語言交流，極具巧思。而《三巴寺》一詩：“暫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箬葉編成誇皂蓋，檻輿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以一位佛教高僧之筆見證了澳門這一天主聖名之城的真實存在。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87—93頁；釋跡刪：《鹹陟堂詩集》卷14。

釋碧漪，澳門普濟禪院、海覺寺僧。 釋碧漪活動於清咸豐、同治、光緒年間。澳門普濟禪院客堂懸暢瀾和尚畫像，上有釋碧漪題詞：“見爾即是我，我本無色相。若謂面目非，本來皆空相。若為是像甚從容，供盼賞。雖未得阿褥多羅，已遠離顛倒夢想。吁嗟乎！竹笠與芒鞋，去住無聲響，去則放曠住隨緣。住則立足何所間。”蓋將暢瀾和尚視為志同道合者，欲追陪左右。 現錄釋碧漪的詩一首： 《媽閣觀潮》[1] 千層疊浪水朝東，海國天生一島雄。[2]洋盡九洲雞頸出[3]，門開十字馬尻通。[4] 怒濤聲吼橫拖練，落日翻球亂滾紅。[5]萬里帆檣仗神力，洪波到處穩乘風。[6]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75-76頁。 [2]海國：謂南海的邦國。 [3]九洲：指九洲洋。雞頸，指雞頸角。 [4]馬尻（kāo）：猶言馬角，娘媽角的別稱。《楚辭》屈原《天問》：“昆崙縣圃，其尻安在？”《注》：“尻，脊骨盡處。以山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也。”以上二句意謂粵東的內洋盡於九洲，潮水流經雞頸角即出外洋；十字門開啟南海的潮水，直通至娘媽角山前。 [5]練：白色的熟絹。以上二句意謂在海濤的怒吼聲中，沖刷著海邊的一層層巨浪，有如一匹匹橫向攤開的白練；天邊的落日，有如一個在大海中翻滾的大火球，把潮水染成一片殷紅。 [6]洪波：大海潮。曹操的《觀滄海》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以上二句意謂萬里遠航的海舶，仰仗媽祖神力的庇佑；在驚濤駭浪之中，也能如渡安瀾，順水順風。

暢瀾和尚，晚清時期澳門普濟禪院的中興祖師。 大汕和尚之後，由暢瀾和尚接任澳門普濟禪院住持。 普濟禪院自從清朝嘉慶戊寅年重修後，內部左右偏殿，還未有西廳各堂，東廳只有數楹，僧舍過少。經過40多年風雨侵蝕，檐牙殿角已破壞。有見及此，當時住持暢瀾和尚發起募捐，以完成擴建禪院的計劃。此舉獲得王祿、沈旺、蔡兆蕙、趙允冠等澳門富商大力支持，慷慨捐輸。 1858年，普濟禪院重修，東偏拓展園亭，增建僧舍，西廳各堂及地藏殿相繼落成；這次重修擴建，得到澳門海防同知馬增頤撰志，翰林院編修曾望顏書碑，墨寶書香，今仍勒存寺中。碑誌提到，馬增頤於1857年巡視澳門，曾到禪院拈香，看見簷廊坍塌，各殿蠹蝕難支，傾圮頹垣，不得不擇年重修，在善信醵金萬餘之後，同年仲冬工程開始，次年竣工，擴建僧房，增設地藏殿和西廳各堂，使寺貌煥然一新。[1] 澳門普濟禪院是澳門規模最大、佔地最廣、歷史最久的古建築，建於中國明代天啟年間，是一座典型的中國佛教建築。據《香山縣志》記載，大雄寶殿以前是普濟禪院的正門，由於歷年戰事不斷，幾度被毀，幾度修繕，現在的大雄寶殿是1868年重修。穿過長壽佛殿，就是聞名世界的觀音堂。觀音堂是普濟禪院的主體建築，規模很大，除觀音菩薩外，觀音殿裡擺放著18尊形態各異、栩栩如生的羅漢。據說這些雕塑由大汕和尚奠基，後來，暢瀾和尚請能工巧匠塑造完成。 2010年3月26日，珠海市博物館文物徵集小組成員將造貝村發現徵集的石碑運抵博物館收藏，其中有一塊“妙果老禪師、暢瀾老和尚”墓碑，高135釐米，寬47.5釐米，厚11釐米，墓碑字體為魏碑體及楷體，極有文物價值，據考證，妙果老禪師為“洞宗三十五世”，兩人在晚清時在澳門活動。[2] 現錄暢瀾和尚刻於1916年的詩一首：[3] 《媽閣刻石》 南荒開島嶼，絕壁俯危亭。莆浦來神女，名山擘巨靈。 潮平波蘸碧，石峭樹懸青。海闊天空外，孤帆入渺冥。 [1].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頁。 [2].《吳曉雲造貝村發現洞宗禪師墓碑》，載《珠江晚報》，2010年3月28日。 [3].《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跡刪迺明末之志士，清初之高僧也。釋名光鷲，後易名成鷲，跡刪是其字耳。是廣東省番禺縣人。俗姓方，原名顓愷，字趾麐，為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生於明季萬歷五年丁丑（一五七七）,隆武時補諸生。父殁後，奉母羅浮，躬耕盡孝。當滿清平靖二王入廣州時，督學使者檄諸生，如不到試者，以叛逆論罪，顓愷誓死不赴，遁往鼎湖削髮為僧，一向戎律精嚴，道範高峻。但母殁時，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雖俗僧譏之弗顧也。平生工詩能文，尤擅草書，一時名公巨鄉皆盛譽之，爭與往還。丁丑夏（一六三七）,當移錫望廈觀音堂。在觀音堂曾賦詩《寄東林諸子》云：“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鴂音。兩 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身縱步吟。”又贈劍平上人詩云：“避暑真宜地軸偏，欣將生計在林泉。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蔭深異昔年。坐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洛伽此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此二詩甚得澳人諷誦。 跡刪晚年，掩關大通寺，致力著述。至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迺示寂。時年八十六歲也。遺著有：《咸陟堂文集》十七卷，《詩集》十五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指》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一卷，《鼎湖山誌》八卷。現在普濟禪院內，尚藏有其草書條屏，墨潘淋灕，筆意奔放，誠可寶貴之珍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