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弼臣，澳門著名西醫。 父親吳棟華是澳門知名西醫。吳弼臣畢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與鄭士良、李則綱成為同學。他和鄭士良為人豪俠尚義，交遊廣闊，所結識的都是江湖之士，在同學屬於少見。 現錄吳弼臣的詩一首： 《奉和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1] 早知身世似浮漚，溷跡濠江十六秩。[2]同泛屠蘇聊一笑，欲簪彩勝已先羞。[3] 樗蒲又向門前鬧，斗酒難軀客裡愁。[4]劫外非無春住處，江山如此怕回頭。 吳弼臣的後人、澳門實業家、收藏家吳利勳先生等先後捐贈一定數量的古籍和手稿給澳門大學圖書館。他經營吳淦記建築和恆基投資，在澳門從事投資建築業，除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外，還擔任澳門藝林書法學會和廣東省汕尾市文獻學會名譽會長，1997年1月7日獲得葡國總統頒予博物館勳章，這是國際文化活動的崇高榮譽之一。[5] 2004年，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澳門懷舊收藏學會合辦的“澳門百年懷舊展”在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多功能廳舉行，展出約三百件精品，當中以紙品為主，並有少量文物為輔，包括與澳門教育有關的展品（如校刊、校章、畢業證書、聘書等）、教育家陳子褒的出版物、早期政府契約（如各行業經營執照、船牌等）、第一代澳門西醫吳弼臣的珍貴文件（當中較罕見的是其祖輩吳國德先生於宣統二年獲頒的地方自治研究所畢業文憑）、早期宗教、童子軍、博彩、娛樂行業及鴉片活動的資料。[6]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59頁。 [2]十六秩：十年為一秩。且秩字不恊韻，應為十六秋之誤。 [3]彩勝：古代立春日用色絹、紙剪成的小旗或其他飾物，叫做彩勝。插於髮上或繫在花枝，表示迎春，並相互饋贈。梅堯臣（嘉祐己亥歲旦呈永叔內翰）詩：“屠酥先尚幼，彩勝又宜春。” [4]斗酒：斗，量器，十升為斗。極言飲酒之多。 [5]李修松：《李則綱遺著選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第103頁。 [6]《澳門百年懷舊展下週一澳大開幕》，載“澳門大學＂網，2012年12月26日，http://news.umac.mo/nrs/faces/pub/items.jspx?categoryId=&year=2004&itemId=3811。

劉幗超，女，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澳門一個信奉天主教家庭。醫生、愛國志士。 幗超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以針線手工度日，生活貧苦。她六歲時，叔叔欺她們母女孤寡，以女子無繼承權為名，要強佔她們居住的小木樓。為此，母女兩人打了十年官司。帝國主義者把持下的法庭，堅持維護封建禮法，使她們屢訴屢敗。最後，她們雖贏了，但卻要賣掉小木樓才能償還訴訟費用。世態炎涼，人情淡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罪惡，在幗超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刻的傷痕。 1927年，幗超離開澳門，隻身到外求學，先到香港，師從嶺南畫派高劍父學畫。不久，她覺得民族災難深重，繪畫不是當務之急，於是，考入廣州市婦產科學校學醫。在進步同學的影響下，她閱讀魯迅、巴金、茅盾等著作和進步書刊，這些書籍強烈地觸動她的心靈，使她更仇恨那些恣意蹂躪百姓的帝國主義者和封建統治階級。 她暗下決心：畢業後要到窮鄉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貢獻給勞苦大眾。1929年秋，幗超從婦產科學校畢業，把大捆醫學書籍和全套魯迅全集裝入行囊，毅然辭別母親，來到中山三鄉，開設博愛醫局。她積極宣傳，推廣科學接生；走鄉串巷，為兒童免費接種牛痘，給窮苦人贈醫贈藥等。當地婦兒因舊法接生和不科學的免疫法而導致常見病的現象逐漸消除，並且有不少久病不癒的病患者恢復了健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山縣各種抗日團體紛紛成立。幗超勇敢投入愛國救亡運動中，白天，她與救護隊員們一起冒著炮火奔走各鄉，搶救被炸百姓，出入於難民棚治療逃難中倒下的難民。晚上，她給救護隊員們講授戰時救護常識，參加各種抗日宣傳活動。 她心中燃燒民族義憤和愛國之情，使她忘記了疲勞，忘記了自己。1940年，中山縣淪陷，三鄉成為岐關公路上的一個重要據點，日、偽部隊盤踞。但同時，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在這一帶，採取“分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發展”的方針，繼續進行抗日救國鬥爭。1942年，珠江縱隊主力部隊挺進三鄉附近的五桂山區，這裡成為珠江三角洲抗日鬥爭的中心。 幗超親眼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看到中國共產黨真心實意、不屈不撓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因此，她積極靠攏黨組織，將為黨的工作作為己任。她的醫局設在三鄉鎮上，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成為遊擊部隊的秘密後方醫院。五桂山區遊擊隊同志們負傷、染病都到這裡來醫治。 他們有時化裝成老百姓來醫局看病，有時隱蔽在附近鄉村地下傷兵月台，幗超由交通員領著逐個點去找，為他們治療。不管是颳風下雨，不管是三更半夜，交通員一到，她二話不說，提起藥箱就走。遊擊隊同志來就醫，她從來不要報酬，不收醫藥費，甚至連他們伙食費都包起來。 有的同志身體虛弱，幗超經常燉補品給他們吃，她時常把同志們放在心上，積極想辦法為患病同志治療。王河患上嚴重肺炎，經常咯血，當時肺炎是不治之症。幗超查閱許多醫書，研究一些民間土方，藥物與食物治療結合，四個多月後，使王河奇跡地恢復了健康。 譚婉明患上惡性瘧疾、葉向榮患上瘡、歐初患上長期感冒等難以治癒的疾病，都在幗超大膽細心的治療和調理下治癒了。部隊裡女同志在幗超的醫局裡分娩，得到她細緻入微的照顧。幗超的醫局成為戰士們的家，她像親人般給戰士們親切的撫慰和調養。 戰士們十分信賴幗超，尊敬幗超，她把戰士們當作自己的親人。有一個時期，部隊生活非常艱苦，缺乏營養，不少戰士患上夜盲症。一天晚上，30多名患夜盲症戰士由明眼者領著，一個個牽著衣尾結成串，連夜翻山越嶺，走了幾小時，來到醫局找幗超。當時藥物奇缺，幗超採用土方百草霜給他們治療。 這批戰士治癒後，她向部隊司令部提出建議，寧可少吃菜，也要多吃油，以防止夜盲症發生。部隊領導採納幗超的建議，訂出新的伙食制度，把油錢和菜金分開，保證每人有一定數量的油吃，有效地降低患病率。這對經常夜行軍、打夜仗的遊擊隊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幗超的醫局不僅是部隊的醫療所，而且是安全的掩蔽所。1943年，幗超夫婦為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選擇一個水陸交通方便、較為僻靜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名為“桂園”。桂園內一棵桂樹也沒有，名字是取自遊擊隊根據地五桂山，寄託幗超夫婦對黨的感情。 醫局遷到桂園後，遊擊隊經常利用這裡作為掩護。每逢敵人掃蕩，幗超就把傷重、病重的同志作為留醫病人留在醫院裡，保護好他們。在形勢最險惡之時，五桂山區遊擊隊領導歐初、鄭吉、劉震球、葉向榮等在這裡召開秘密會議。抗戰期間，幗超醫生成為珠江遊擊隊一個得力的助手和戰友。 每當同志們向幗超表示感激之時，她總是深情地說，你們不惜為國捐軀，我為你們治病是醫務人員的本分，我盡了一些責任吧。1944年，何明的愛人犧牲了，留下一個孤女。巢健的愛人北撤了，身邊有個三歲男孩。她們請求組織上給孩子找戶人家撫養，便於輕裝上陣。黨組織找到幗超，她欣然同意接收孩子。孩子送來後，幗超又領養兩個被人遺棄的孤兒，以興辦育嬰堂名義掩人耳目，撫育這些孩子。 後來，她陸續收養一些烈士的遺孤及鄉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和公路旁被丟棄的難民子女，幗超把所有孩子視作自己的親骨肉，為他們費盡了心血。因醫務工作繁忙，將孩子們交給義妹照管，但她自己並沒有少花一分精力，無微不至地關心孩子們的成長。她按時給他們種牛痘，打預防針，檢查身體。每天晚上孩子們熟睡後，她親自起來，一夜巡視幾次。 幗超家經濟條件不寬裕，為了撫育嬰兒，她養了幾隻母羊，用羊奶餵養他們，動員鄉中乳汁多的產婦兼餵這些孩子，對較大的孩子，經常買些廉價的牛骨頭加黃豆熬給孩子們喝，增加他們蛋白質和鈣質。為保證孩子們的飲食營養，幗超夫婦省吃儉用，每餐以南瓜作菜，把錢用在孩子們身上。她風趣地對愛人說南瓜好，糖分多，產生的卡路里多。 幗超十分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她在桂園內養了小兔子，種上花木和青菜，讓孩子們每天給花木、青菜澆水，採割青草飼養小兔子，從小培養孩子們熱愛勞動。幗超經常教育孩子們做人要誠實，愛學習。桂園內建了簡易的兒童遊樂場，有滑梯、蹺蹺板、沙池等，供孩子們娛樂。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整天充滿著桂園。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裡，桂園成為這些曾被饑餓、疾病和死亡威脅的孩子們的樂園，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在這裡找到了第二個母親，這位慈母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 1982年秋，幗超去世，終年74歲。[1] 劉幗超熱愛黨和人民，一生中充分發揚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國民黨反動派多次威逼利誘面前，她從未動搖過對黨的信念。她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奉獻給革命，人民將永遠緬懷這位崇高的白衣戰士。[2] [1]中山市天主教文史資料組：《紀念愛國愛教的典範劉幗超女醫師》，載《中國天主教》，1986年第16期，第25-27頁。 [2]高平：《崇高的白衣戰士》，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71-75頁。 [3]高兆輝、陳小雪：《劉幗超與桂園的故事》，載《三鄉僑刊》，2013年9月1日，第35-37頁。

鄭哲園，名傑，號五峰山人，又稱南洲先生，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著名報人。鄭彥聞弟弟。 哲園世居石岐，幼時就有神童之稱，過目成誦，所著詩文尤善。起初進入邑中師範專科讀書，與黃冷觀成為同窗。時值清末，因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哲園常為香港各報撰寫鼓吹革命文章，並在學術上與康有為、章太炎相詰難。他喜歡在集會上演說，在邑中創立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書報社等，之後在廣州各報撰文。 哲園的行為引起清廷的注意，他從廣州潛回香山，創設“海天書屋”，明為講學，實乃致力革命，他與鄭彼岸、劉思復成為莫逆之交。他支持長兄鄭彥聞、長嫂杜慧劍創辦益華女子職業學校，並在該校擔任國文教師六年。 武昌首義後，香山義軍積極回應，哲園負責宣傳工作。香山同盟會持正團公推他為團長，並且想請他主持民政，他力辭不就，專心致力報業。之前，哲園與同志創辦《警世鐘報》（石印版），之後參與創辦《香山旬報》、《岐江報》、《岐江畫報》。1915年，他與兄長鄭彥聞創辦《仁言報》，並任主筆。該報直到日寇侵華前夕的1937年停刊，歷時22年，成為中山辦報史上歷時最長的日報。 袁世凱竊國稱帝時，鄭彼岸辦討袁報於廣州，邀請哲園共襄筆政，清遺臣龍濟光作亂起，香山黃冷觀、劉誦芳入獄，毛仲瑩遇害。哲園連遭七次搜捕，因為邑吏敬仰他的為人，及時通風示警，才幸以身免。他經營多年的海天書屋為亂軍所毀，所藏古籍蕩然無存。 龍濟光之亂平定後，哲園結廬講學於南洲（今亭子下石岐藥廠一帶），自號五峰山人，又稱南洲先生。之後，他應聘為中山師範國文專修科主任，次年，應鄒魯之請，他赴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和中山大學任教。省長楊永泰對哲園十分推崇，都督陳炯明聘他為秘書。因哲園與陳炯明政見不合，又不善交際，不屑在官場周旋，於是辭官歸里，重整海天書屋。弟子如黃居素、鄭天健、陳思危等俊彥，黃居素、鄭天健擔任中山縣長，陳思危是建國前的最後一任石岐鎮長。 從此，哲園息影家園，蓋因見政局反覆，又於患病之餘，未婚妻楊幻辭女士猝然早逝。 在以聘室之禮安葬楊氏後，哲園萬念俱灰，矢志終生不娶，不飾以華服，不沐浴，種種怪癖，雖近乎不可理喻，但見其至情至性。 中山淪陷時，哲園避亂澳門。光復後，他重返中山，潛心鑽研醫卜星相之術，雖不願掛牌，從不接受酬金，而求醫者門庭若市。 1960年，哲園無疾而終，終年77歲。 鄭哲園著有醫學手劄十多本、《五峰山房詩集》未定稿一卷。[1] 鄭哲園擅長隸書，習曹全碑、石門頌碑法，自成一格，用筆謹慎，結體舒徐重意態。[2] 現錄鄭哲園的詩兩首：[3] 《變聲》 身世猶輸一羽輕，窮居無告以詩鳴。 獨為君子慚前哲，誤作清流悔此生！ 粟進紅腰誰棄土，星搖赤舌竟燒城。 抱琴欲奏弦弦絕，知道人間有變聲。 《至澳門作》 一夜星霜鬢已斑，不堪搖落出鄉關。 乘桴豈獨存三澤，荷鍤寧辭瘞百蠻？ 西望夕陽東望月，南環秋水北環山。 昔供憑眺今揮淚，相對龍鳴總汗顏。 [1]《辛亥革命時期的鄭哲園》，載《中山文史》（第21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9-90頁。 [2]盧德銘：《書壇名家——鄭哲園》，載《中山日報》，第3093期，第B3版，2003年6月26日。 [3]《鄭哲園的澳門詩》，載《中山文史》（第21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91-95頁。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遠市清城區石角鎮田寮村人。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親林壽汝是一位老實的農民，生育子女多個，炳炎居長。炳炎童年時入讀私塾、小學，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在廣州一家小錢莊做學徒；後被老闆的好友賞識，推薦到汕頭的錢莊做店員，負責外出收送匯單和錢幣，工作量很大。幾年後，炳炎基本學會經營錢莊的本領，就攜眷前往上海，自辦大昌錢莊。他堅持“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僅在常德路街內，就開設多家店鋪；又與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層社會名流交往，成為上海頗有名氣的富商之一。 抗戰初期，炳炎向前線捐獻飛機，並購買糧食救濟廣東旅滬災民，知名度越來越高。 1933年3月，炳炎與摯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偉、何添等集資十萬港元，在香港中環路創辦恆生銀號，自任董事長。炳炎在上海擁有產業，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昆昌銀號（抗戰勝利後改為匯隆），經常來往於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拓銀號業務。恆生銀號是華資銀行，從事金銀、外幣買賣和匯兌、押匯業務，主要為中小客戶服務，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來越多。1937年，恆生銀號成為香港銀行、銀號大戶之一，當時《粵華報》稱炳炎為“金融鉅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炳炎把資金轉移到澳門開辦“永華銀號”。他受到澳門總督的熱情接待，讓出澳督將軍府給炳炎居住，並聲言免收房租。[1] 當時，正值澳門鏡湖醫院因長期性高強度的施濟而面臨財源枯竭，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鏡湖醫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他建立自己在澳門社會的影響，推動澳門華人社區的新權力核心的形成，創下了造福萬民的功績。 炳炎接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後，認為值理會處理醫務行政事務應有醫生參加，為此，次年推行領導制度改革，院長專責醫務，聘請柯麟醫生擔任鏡湖醫院首任院長。 一是改值理制為董事制，醫務方面由院長負責。 二是抗戰爆發後，鏡湖醫院施濟激增，入不敷出，加上連年捐輸，民窮財竭。炳炎不畏困難，除帶頭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銀行界發起為鏡湖醫院捐款，僅1945年募得經費13萬餘元，創下歷年籌款的記錄；1948年，他一次捐贈鏡湖醫院手術室價值1.5萬餘港元的設備。 三是向澳葡當局爭得中國醫師與葡籍醫師同等待遇。鏡湖醫院手術室建立後，中國醫師尚未取得手術權。按照澳葡政府規定，必須聘請葡籍醫師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該主任授權，華籍外科醫師才能手術。對此，炳炎無法容忍，與澳葡當局據理力爭，終獲得澳督同意，使華籍醫師與葡籍醫師擁有同等的手術權；此舉彰顯了炳炎的民族氣節，華人無不贊佩。 四是以鏡湖醫院為陣地，形成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中心。鏡湖醫院建成後，成為澳門華人集議之地。 1912年，華人社區的權力中心開始從鏡湖醫院轉移到商會。1930年代中期，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設法提高共產黨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成為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 為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炳炎親自遊說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當時澳督顧慮柯麟是共產黨員，炳炎對澳督堅稱，如果柯麟是共產黨，自己也是共產黨。終於，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會，決定聘柯麟為鏡湖醫院院長，使柯麟順利取得鏡湖醫院醫務的領導權。20世紀40年代末，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何賢來主持，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使鏡湖醫院成為中華總商會之外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核心。炳炎有膽有識，敢作敢為，領導鏡湖醫院慈善會順利地渡過危機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個人品德和功績獲得澳門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讚賞。[2] 抗戰勝利後，炳炎將資金從澳門轉回香港復辦恆生銀號，並率先拓展南北物資交流及匯兌業務，致力香港經濟復興。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國統區貨幣貶值，香港黃金、外幣炒賣業高潮迭起，恆生銀號與同行一樣從中獲利，資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張“凡能者舉之”。有不合條件的親友要求進入恆生銀號工作，他婉言拒絕：“你做生意不夠本錢，儘管說，但要求入恆生做事就難了。”多年來，在恆生擔任高級職務的不下數十人，卻沒有一個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資金辦學而愁眉苦臉，炳炎知道後說：“錢還是要捐的，再窮也要辦學校。你做一個計劃，看要多少錢，我來幫你。”事後，還叮囑那位朋友不要告訴別人錢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遠縣多次遭受水災，炳炎向災民施粥分米、贈醫施藥；抗日戰爭期間，資助香港同鄉疏散回內地。他捐獻鉅款支持清遠師範、清遠中學、清遠方便醫院、香港東華醫院、澳門鏡湖醫院等建設。在家鄉田寮村，他出資建有東興小學，教學設備完善，當地孩子免費入校讀書，教師在校免費用膳。 興建興仁小學時，他捐資1000元白銀。在興仁墟、石龍頭村、東村，他捐資建三座鋼筋水泥橋。修建石泉坑水庫，他捐助白銀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會在香港荃灣葵青區大廈街33號；建設潔心林炳炎中學在香港九龍橫頭磡富美街；建設嶺南大學林炳炎樓；幫助在粵港澳一帶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等。 1946年，炳炎先後擔任香港清遠同鄉會、清遠公會名譽顧問，講一口石角蛇話。[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發上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年僅56歲。[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購一空，護棺送葬的人群長達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間，林炳炎在鄉的祖墓被破壞，房產和沒收。“文革”結束後，當地政府一度修復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長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榮、四子林秀棠及女林麗冰。林秀梁是美國化學博士，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回港後進入恆生銀行，負責外匯業務；後升為副總經理，並進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場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翹如為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當律師和任教於中學，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房委會主席王鳴及商業電台高層俞琤等都是她的學生。 在兄長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榮辭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後留下三億港元的遺產，指定其中兩億港元用於文化事業。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藝電視台，成為董事之一；他熱烈追求港姐出身的無線電視台當紅藝人繆騫人；但佳視倒閉後，兩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調，任職於大昌貿易行。[1]林麗冰嫁與陳姓人家，是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席，嶺南大學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恆生銀行的創辦人——林炳炎》，載《廣東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頁。 [2]清城區檔案局：《近代金融鉅子——林炳炎》，載“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政府＂網，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黃耀堅，澳門鏡湖醫院著名醫生、鏡湖護校首任校長。 1935年秋，柯麟醫生舉家遷至澳門，開辦診所，掛牌行醫。他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對窮苦病人收費低廉，對特別困難的病人給予免費醫療，深受澳門居民的讚揚；1937年10月被聘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柯麟是共產黨員，不久，他接受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建議，進入澳門鏡湖醫院當醫生，作為掩護，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廣州一批名醫生如黎鋒、王德光等陸續到澳門避難居住，得到柯麟的熱情接待和安排工作。 1941年，柯麟聯絡從廣州逃難來澳門居住的醫學界黎鋒、黃耀堅、王德光、陳伯強等十多人組成“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並成立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為改革和發展鏡湖醫院準備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1943年，鏡湖醫院建立護士學校（今鏡湖護理學院），聘請“西醫顧問團”的醫生義務學校上課。[1]1941年，鏡湖醫院值理會的推選過程中，值理會兩次面謁總督報告情況，總督介紹的人選戴恩賽、王德光、郭秉琦、黃蘇、劉敘堂、胡肇春、黃耀堅、趙七、梁後源、高福耀、董慶堂、吳偉佳等12位成為當年新任值理。[2] 1943年2月，鏡湖醫院醫藥部主任黃德光和黃耀堅、吳鳴、柯麟聯名再提建議建立手術室。3月2日，澳門衛生局覆函，准予設立，但手術時須由葡籍醫師到場負責。這份覆函使醫生們無限憤慨，但柯麟和馬萬祺沉住氣，請富商高可寧捐資8000雙毫（貳毫銀幣），著手建設手術室，1944年，手術室初具雛形。[3] 抗戰期間，澳門人口激增，從30年代十萬多人增至40年代初的三四十萬人。社會醫療需要及珠江三角洲敵後遊擊區傷患的治療，鏡湖護士學校任務加重。護校首任校長黃耀堅，既為鏡湖值理會成員，又為西醫顧問團成員，更是懂行的醫生，日理萬機。其夫人林柳堅女士主要負責護士學校校務。林柳堅原為廣州博濟醫院護士長，把博濟醫院的模式移植到澳門，對護理教育和訓練進行大力的改革，使護校漸臻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礎。[4] [1]《明清以來的粵澳關係》，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3年9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6485&secid=36499。 [2]婁勝華：《澳門法團主義體制的特徵》，載《行政》，2004年第3期，第661-687頁。 [3]《香港淪陷後的“孤島”澳門》，載“文化共享網＂，2008年10月22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101/view?searchterm=None。 [4]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64頁。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 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 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 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 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 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陸鏡輝，香山縣人。澳門醫生、港九培靈研經會創辦人之一、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創辦人。[1] 陸鏡輝18歲時，受洗成為基督徒，學醫期間留學日本；[2]23歲時醫科畢業後，成家立室。當時，他在廣州開業，兼在醫科學校教書；加入廣州河南岐興里同寅會禮拜堂，成為教友。他的奉獻堂費每個主日五仙，每月合共二毫。 鏡湖護士助產學校（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是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屬下的機構，1923年秋創辦，建造時間比鏡湖醫院晚了半個多世紀，因當時西醫尚未普及所致。1919年留醫所落成後，留醫病人增多，護理工作繁重。創辦之初，原名為“鏡湖高級護士學校”，當時因西醫尚在起步，護校因陋就簡，僅具雛形，並聘請陸鏡輝和趙振東、余雅閣、彭瑤之、彭偉田、李漢風、李傅堂、吳冠琰等八位醫師擔任義務教員，並按中華護士學會規定，設置各項課程，分科教授。[3] 1925年，陸鏡輝擔任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學監。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廣州，1925年6月19日爆發省港大罷工，激起廣州各界人民的反帝鬥爭熱潮。6月23日，在陳延年、周恩來的領導下，廣州工農商學兵各界群眾五萬多人在東較場集會，聲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血腥暴行。會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途經沙面對岸的沙基時，遭到英法軍隊的血腥鎮壓，造成駭人聽聞的“沙基慘案”，更激起廣東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仇恨和憤怒。國立廣東大學學生和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學生，在周恩來等大力支持下，開展廣東公立醫科大學收回教育權的愛國鬥爭。6月27日晚，該校學生執委會召開會議決定：一，將公醫歸併廣大。二，組織公醫歸併廣大運動委員會問席舉出何仿等14人為委員。三，自議決日起全體一致不承認李樹芬為校長、陸鏡輝為學監，在風潮未解決以前，學校一切報告及文件概無效力。6月28日上午11時，學生會執委會在全體學生大會上提出上項決議案，結果全場通過。[4] 1927年初，廣州市第一屆培靈研經大會的委員會成立，由翟輔民牧師（美籍）、梁貴民牧師（美籍）、趙柳塘牧師、林保羅牧師、鄭德音牧師及陸鏡輝醫生等11位人士擔任。20世紀20年代後期，福州王載第一次到澳門浸信會堂領奮興會，當時，基督教會中，只有陸鏡輝一人能用粵語傳譯國語，擔當起傳譯任務。 1932年，王明道在澳門浸信會堂領奮興培靈會，陸鏡輝在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服務，同時做黑市西醫。 1933年，陸鏡輝決定就把西醫事業，帶到中山第四、第六、第五區去，一去就是17年。 1936年，宋尚節博士到中山領奮興會，陸鏡輝夫婦同往赴會。7月，宋尚節在廈門開查經會一個月，陸鏡輝夫婦到廈門赴會一個月。宋尚節那種只求主的喜歡、不求個人的喜悅、不避艱苦的精神、不以性命為念的勇氣，深深印在陸鏡輝的心裡。 抗戰期間，陸鏡輝擔任三鄉堂執事，成為第十區會執委會主席。他和妻子及第九子、十子在中山生活。另有二子六女分散在上海、長沙、貴陽、重慶等地讀書，四年來消息全無。及後，陸鏡輝的親戚一家五口，忽然逃難到他家裡來，共九口人，全靠他一雙手來撐起一頭家。陸鏡輝信心很堅定，無怨無悔，因為他覺得自己遵行神的旨意，才搬到中山的，而且鄉間一個教會，一群無牧之羊，都放在他自己的肩上。每逢禮拜日，他負責領會講道，在三鄉堂任傳道的有鄭夢初、林漢英、譚敬一、區世民、曹振南、馮永農和李超然（後往香港）等。中山淪陷期間，陸鏡輝經歷許多危險，在三鄉、下珊、唐家等地行醫施藥，救濟災民。抗戰勝利後，他一直沒有消息的八個兒女，個個平安歸來，而且學有所成。 陸鏡輝擔任中山石岐廣智世光小學（今高家基小學）校董會主席，教育目的使學生養成“勤樸敬愛”之美德，成為眾人公僕，為中華民族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當時，該校在中山地區是一所有良好聲譽的學校。[5] 廣州解放前夕，粵港澳教會聯合舉辦水災救濟活動，李應林擔任水災救濟會主席，陸鏡輝等三人擔任副主席，共同幫助同胞及早脫離困境。[6] 1948年，陸鏡輝取得在澳門正式行醫的許可證，他又回到澳門工作。解放前夕，他結束中山的診所，前往澳門定居，並將診所交還教會，教會得以擴大，宗教活動逐漸增多。 1950年2月，陸鏡輝和計志文牧師、許公遂牧師三人，租用澳門連勝馬路28號前“宣道實用小學”校舍，正式成立“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奉行自養、自理、自傳的立會原則。 同年冬，眾人有感於購買堂址的需要，在某夜連袂長執同工十餘人，在高士德馬路100號現址前禱告，當時屋主索價十萬元。三年後，1953年11月11日，宣道堂以5.1萬成功購買該址，且澳葡政府免納稅項。稍作修復整理後，1954年2月10日，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正式啟用作禮拜堂。不久，教會不夠使用。1956年秋，在原址旁興建可容納約三百人的單層禮拜堂，1957年4月20日舉行獻堂典禮，原址舊房作為副堂使用。[7] 陸鏡輝的外甥孫女鄭明真是博士[8]，擔任香港城市大學署理商學部主任[9]，1995年4月17日，她訪問中國教會老一代傳道人，家庭教會的精神領袖林獻羔。 [1]陸鏡輝：《培靈會與我四十載的回憶》，載“港九培靈研究經會＂網，2013年8月16日，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cn/about-us/share-articles/258-share-articles-12.html。 [2]政協斗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斗門文史》（第1輯），珠海：斗門政協，1985，第50頁。 [3]《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歷史》，載“人民網＂，2013年8月20日，http://hm.people.com.cn/GB/158259/158260/9551555.html。 [4]《周恩來與中山大學》，載“中山大學蘇區校史＂網，2013年8月20日，http://gjs.sysu.edu.cn/zsdxxs/mrzj/index.htm。 [5]《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學》，載“互動百科＂網，2013年8月20日，http://www.hudong.com/wiki/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學。 [6]王以敦：《廣州解放前夕粵港澳教會聯合舉辦的水災救濟》，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5/200809/t20080917_8879_1.htm。 [7]《基督教會宣道堂》，載“基督教會宣道堂＂網，2012年8月16日，http://macautimes.net/77/7731.htm。 [8]《林獻羔（Samuel Lamb，1924年10月4日）——中國著名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載“新浪博客＂，2013年8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ba545a0102elhg.html。 [9]“Staff Directory教職員名錄＂，載“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網，2013年8月16日，http://www.cityu.edu.hk/col/cccu_staff_chi.htm。

楊彤英，字穎堂，號雪松子，香山縣牛起灣鄉（今屬中山市東區起灣村）人。[2]詩人。楊冠璧之父。 彤英性慈和善良，品格高尚，深得鄉人愛戴，一直被推為鄉董25年。他在鄉里創立仁壽社，有裨公益。民國初年，他擔任邑東鎮議會總董，通電討袁，為逃避廣東都督龍濟光拘捕，1913年夏，避居澳門。 彤英通醫術，喜吟詠，成為邑中九老會社友；與梁煦南、李贊辰、劉珩等皆有唱酬。除酬酢之作外，頗多憂國傷時之篇。1915年，彤英去世，年僅57歲。 楊彤英去世後十多年，其子楊冠璧刊其遺集，名為《雪松軒詩鈔》。 現錄楊彤英的詩五首：[1] 《澳門誌感》 海舶西來願受廛，竟成租界徧腥羶。車駛關閘分夷夏，地比珠崖久棄捐。 化外經營成兔窟[3]，天涯淪落悵蠻煙。葭莩情重居停便[4]，每感平原主誼賢。[5] 《妹壻容穆堂君織襪廠銷路極暢，問余修正規則，並索題句，口占四律贈之》 讀罷儒書記考工，藝成名譽遍寰中。治家有訓師顏氏，款客多情傚孔融。 肅肅教科如皦日，莘莘學子坐春風。夜寒篝火深明處，愛惜分陰雅意同。 女樂生徒亦教師，何妨粥粥育群雌。由來方正斯成矩，始歎治棼善擘絲。 價實自應堅信仰，課嚴無礙學聾痴。藝能進道關儒術，織染《周官》法有遺。 登堂軋軋感機聲，拜母前欽柏節貞。雲鶴證真經返馭，雪鴻話舊溯平生。 敬姜勤織慈徽邈，仲郢嘗丸大器成。推愛及烏叨厚貺，寓公重到不勝情。 融樽蕃榻托莩親，主誼平原古道純。詩酒醉吟多暇日，湖山遊覽已經旬。 滄桑遭變常為客，骨肉相逢有幾人？同谷七哀懷杜甫，自憐斑髩已如銀。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52-158頁。 [2]盧德銘：《書壇名家——楊冠璧》，載《中山日報》，第3065期，B3版，2003年5月29日。 [3]兔窟：狡兔之窟。猶言逋逃藪。 [4]葭莩：蘆葦中的薄膜。《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郤，骨肉冰釋。”後泛稱戚屬為葭莩。 [5]平原：指平原君，原名趙勝。後用為好客者的代稱。當時作者住在妹倩（妹夫）容穆堂（中國商人，當時在澳門經營織襪廠）家。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