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正平，又名柯平，廣東省海豐縣人。澳門富商、社會活動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於一個小商家庭，1927年，在廣東省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1929年在香港從事愛國進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 1934年，正平到澳門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創辦南光公司，為解放海南島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作出重要的貢獻。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澳門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創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領導和主要參與澳門同胞“光復回歸祖國運動”，1947年“澳葡和中國漁船事件”、“澳葡打死單車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頒佈工會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門各界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門的最高負責人，成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分治後的中共澳門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紀30年代始，他參與澳門歷史上社會政治的一切大事件，並且都身處在關鍵位置。從營救失陷在港澳的數十位中國文化精英，到組建澳門抗日救亡隊伍，組建東江縱隊港澳支隊，他都是組織者和主要幹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正平策動澳門社團在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1951年，正平發起澳門各界，開展慶祝“十一”國慶活動。 1953年“澳葡驅逐國民黨勢力出澳門”，就是正平運籌帷幄的結果。1955年澳葡企圖藉“澳門開埠四百年紀念活動”宣佈澳門改稱“葡國澳門省”，他領導澳人舉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使澳葡的陰謀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參與決策“中澳邊界劃定談判”。 1966年，他實際領導了澳門爆發著名的“一‧二三”運動。1967年澳葡向中共無條件妥協後，全賴於他主導澳門的善後穩定工作。 正平參與推動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 1975年1月葡國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斷交；年底撤走駐澳門軍隊，解散葡國駐澳陸軍和海軍司令部。1976年葡國公佈《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1977年，葡國開始與北京進行建交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關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參與推動。1984年開始中葡談判澳門回歸問題；1986年中葡正式談判，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團名單中，第一名團員就是正平。 經過三輪談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正平在場見證這個歷史時刻；1988年開始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頒佈《澳門基本法》，期間，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遠超那些法律專家、草委。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中，正平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和宣傳工作。在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期間，為籌建特區、實現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門回歸後，正平努力推動“一國兩制”的實踐，堅決反對“台獨”，關心祖國經濟建設，支持特區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極為重要的位置見證了澳門回歸。[1] 建國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後主持創辦南通銀行、澳門中國旅行社，它們和南光公司成為澳門最早的三家中資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響著澳門經濟發展。 南通銀行開辦初期，不過是一家小銀號，行址僅數十平方米，職工20餘人，只能經營存款、匯款和小額貸款等銀行業務，運作中困難很多。正平作為董事長，多方奔走呼籲，終於換來澳門同胞的理解，紛紛以到南通銀行儲蓄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愛國銀行開辦。1987年，南通銀行全行職工670人，分行15家，總資產100多億元。 為適應澳門主權回歸的需要，澳門南通銀行全部資產無償轉讓給中國銀行，並於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門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葡兩國簽訂聯合聲明，1995年，澳門政府通過法律授權中國銀行可發行澳門鈔票地位。 正平積極為內地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為推動廣東基礎建設發展，1981年，他多次與廣東省長劉田夫同志磋商，決定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合作，參與投資興建廣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橋；為此成立澳門聯合發展公司，向廣東方面投資港幣1.5億元，他被推舉為董事長；1984年11月，四座大橋全部竣工，令全長137.6公里的廣珠公路暢通無阻，不僅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騰飛，同時在全國創立“集資建橋、過橋收費、以橋養橋”的範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1984年春節，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在中山溫泉賓館聽取他和有關人士彙報澳門工作；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再次接見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廣東廳，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大蓮花榮譽勳章。 正平被選為全國人大第四至九屆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柯正歷任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新華社香港分社顧問、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等職。在澳門回歸歷程中，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澳門工作60多年，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人稱“澳門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門逝世，享年94歲。 近百位前任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唁電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婦生育兩子兩女，但他創造的財富、地位並沒有代代相傳。女兒柯瓊說，父親從小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和妹妹從來都沒有甚麼特權，父親配有車，小時遇到颳風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親不肯，呵斥說這是國家配給的車，是用來開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義務兵，大哥也只是在農村當幹部，都沒受到特別照顧。她自己畢業後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後辭職出來。[2] [1]《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轉“人民網＂），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彥君：《柯正平：心系祖國造福澳門的“地下澳督”》，載《晶報》，2010年5月18日。

蕭瀛洲，又名蕭登，葡人稱為“亞登”，廣東省香山縣人。清末民初澳門著名賭商、澳門華人領袖。[1] 父親蕭五，母親楊氏。[2]1898年，蕭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蕭瀛洲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五年為期。1905年11月，他與盧廉若、崔壽宸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闈姓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承充規銀62000元。1906年6月，他與盧九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白鴿票、山票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承充規銀162900元。 1907年3月，蕭瀛洲與孔詠裳、黃大經、盧廉若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一期闈姓生意，每月繳規銀5167元。同年，他與盧光裕合作，承充澳門番攤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規銀450000元。蕭瀛洲經營白鴿票、闈姓、番攤等賭博項目，經營時間十年以上。同時，他與林蓮等華商創辦時豐銀號。1896-1903年，他與各個股東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資創辦寶裕銀號，並擔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將鴉片經營權收回，由政府統一經營，同時委託蕭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賣鴉片，時間不長，至同年7月22日。當時，因他不依時將鴉片存項呈交，澳葡政府庫務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門鴉片專營權重新出投，以三年為期。蕭瀛洲與李世桂以139500元報價，結果不敵吳廣、馬池龍，後者以148750元競得。[1]1911年，蕭瀛洲以德成公司名義向澳門政府承投澳門番攤總公司。由於經營有術，頗有發展，成為各攤館之首。 1911年，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納業鈔1367.4元、息鈔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蕭瀛洲與人合股組建澳門時豐銀號、三記號，承批土地構築物業。經商之餘，他積極參與澳門時事政務及華人事務，是澳門最早期慈善機構同善堂創辦人之一。 1903年，蕭瀛洲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副會員；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會員等職；1909、1910年以寶裕銀號司事“未掛號商人”身份，成為當年度澳門理商局局紳候選人。 1909年5月，蕭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門華商，出席在議事亭大堂召開的中葡政商各界會議，此次會議鑒於中葡勘界及香洲開埠對澳門構成的影響，與會者著重討論改良澳門治理政策問題，“華商薛棠、蕭瀛洲等則演說前三十年澳門興盛，近三十年之衰敗”。 會議再次提出華人設立商會問題，從而蕭瀛洲初步奠定華商領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佈成立慶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總辦盛典大公會”，蕭瀛洲被推定為副會長，兼負責“辦理華人公眾禮節”第一分會會長，成為所有任職華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5月下旬，他回到闊別17年的家鄉香山，順道訪問澳門三天。他先往蕭瀛洲府第（今澳門百老匯大廈），下榻盧園春草堂，與園主盧廉若等人合照，會見澳門各界人士。[3] 蕭瀛洲一直是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發動武裝起義的負責人之一，惠州起義、廣州起義等大部分槍支彈藥，都是他出錢出力購買。他給港澳同盟會首領謝英伯“藥商兼賭商經紀”身份和金錢，以便他在兩地活動。他出資幫助澳門同盟會員、疍家人梁鏡清開魚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門華商組織獲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為“澳門商會”。1913年1月8日，該商會正式成立，蕭瀛洲擔任第一屆總理。[1]1930年，以他為首組建的“澳門番攤總公司”專營番攤承充到期，他擔任澳門華商總會主席兼鏡湖慈善會值理，因身體欠佳，決定退出賭壇，之後退出商場。[5] 他愛好古玩、珠寶鑽翠，清末在澳門、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買不少古瓷和翠鑽等古物，收藏有宋鈞窯、汝窯瓷器和明清官窯瓷器等。他的長女與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結婚。梁培青年時留學法國，回國後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響，梁培也喜愛收藏古玩。[6] 民初時期，澳門賣草地街巷口的“勝記”，憑“絲苗白粥”和“勝利牛脷酥”出類拔萃。老闆蕭姚氏是蕭瀛洲族侄媳婦。她原是蕭瀛洲家中廚婦，長得漂亮，擅長烹飪，被蕭瀛洲堂侄娶為妻子。據說勝記生意紅火，與蕭瀛洲關係很大——勝利牛脷酥的“神奇翻勝”功效，就是蕭氏旗下的賭場散佈出來的。[7] 澳門十月初五街12號有間金風燒臘棧極為有名，出品金銀膶（肝）尤其矜貴，豬膶甘香起砂又細膩無筋，肥豬肉如冰似玉，鮮爽不膩，肉香中帶出酒香。金風棧的創店老闆黃元鑫是新寧（今台山市）人，從小跟師傅學廚，廚藝不出色，卻學到著名的新寧臘味製作技藝。後黃元鑫來到澳門謀生，輾轉進入蕭瀛洲、盧廉若等經營的澳門番攤總公司當廚師，盧廉若大為讚賞黃元鑫製作的臘味，就叫他到盧園專門製作臘味。 黃元鑫嗜賭，欠下不少賭債。蕭瀛洲暗中將他的賭債全部承攬下來，又暗中唆使黃元鑫辭工，出來幫自己搞臘味作坊，以抵償賭債。於是，十月初五街金風棧創立。幾年後，金風棧臘味創出口碑，生意大好，黃元鑫欠蕭瀛洲的債還清了。之後兩人合股經營金風燒臘棧，蕭瀛洲佔大股，但一切經營全交黃元鑫管理。 1917年金風燒臘棧停業。因黃元鑫見賭心喜，舊癮發作，無心做臘味生意，多次央求蕭瀛洲給他打理一間攤館。蕭瀛洲細算後答應了，他將金風燒臘棧的三層樓作坊店鋪物業，改作金風攤館，交由黃元鑫打理，分紅提成，賭館收入比臘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蕭瀛洲等大賭商去世。黃元鑫受到高可寧等排擠，金風攤館不得不將結業。十月初五街12號整幢樓又改回經營金風燒臘棧生意，黃元鑫當時是業主兼老闆，親力親為，使金風臘味再度聲名鵲起。[8] 教育家蕭悔塵畢業後，經奔走募捐得款30多萬美元，回到香山覓址籌建醫院。當時得到蕭瀛洲後人支持，自願割讓水關街的“蘭陵別墅”，使院址擴大。1922年，蕭悔塵把醫院建成，定名為“僑立醫院”，成為當時珠江三角洲一流的醫院。[9]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0-181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頁。 [3]鄧開頌、謝後和：《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開賭》，載《新報》，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陳重遠：《鑒賞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頁。 [7]金英傑：《勝利牛脷酥民初領風騷》，載《新報》，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傑：《金風棧燒臘滋味一世紀》，載《新報》，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趙榮芳：《拓展中山教育事業的蕭悔塵》，載《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0-82頁。

潘禮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門富商。 潘禮臣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1]他參與投資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頭設復和隆繅絲廠，採用“內用水氣機器”。 清光緒八年（1882），澳門有四家機械繅絲廠設立，除潘禮臣一家外，還有葡籍華商曹有設廠在白馬行街，葡籍華商馮成設廠在蒲魚地，兩家都“用火器機器轉動而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園馬路的華商何連旺的粵和昌繅絲廠。[3] 光緒八年（1882），馮成去世。馮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及馮成弟弟馮覺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後，潘禮臣和馮成的兩個兒子共同擁有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閉。[1]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經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並股東潘三益堂即潘禮臣、馮蘿川、馮寶川（馮成之子）、關澄川、李蘭桂堂、盧焯之（盧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張鴻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盤辦理。[5] 清宣統三年（1911）四月七日，恆和公司股東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銀店東主及司事潘禮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後，華商趙立夫、梁耀垣、盧直南、李業許、文凌州、周端甫、周繼英亦相繼控告潘禮臣虧欠帳目。而潘禮臣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澳門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產業移交李業許管理，李業許並代潘禮臣出資修整太平輪船。[6]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3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頁。 [4]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6]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頁。

盧光裕，字聖珍，號舜渠，諱光裕，廣東省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人。澳門富商。盧九的長兄盧華錦第三子。[1] 盧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為，深得叔叔盧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經營商業，逐步致富。盧光裕與堂兄盧廉若多次承充澳門闈姓生意。1899年，他和盧廉若、葡人伯爵‧飛難地合作，承充澳門闈姓。1901年，內地義和團運動興起，恩科奉旨延遲，以致所收銀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盧九與林西、何連旺連續三屆承充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是亞納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飛難地，每年上交規銀升為150000元。新合同是舊合同期滿後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東與新三記公所簽訂合同，經營澳門闈姓生意。該項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何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飛難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盧氏家族共佔120股，控制著新三記公所和此項生意。 1897年，盧光裕、盧九與另一名賭商柯六合作創立恆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經營十年。盧光裕擔任該公司司事，“盧光裕做該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價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銀之遺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寶行銀號是盧九一手創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業之一，1905年初，盧九委任盧光裕為該銀號司事，掌管銀號日常事務。可見盧九對盧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盧光裕和盧廉若成為澳門業鈔公會副會員。 1907年3月，盧光裕與蕭登合作，承批位於馬蛟石炮台相連之山腳一塊空地。 1909年1月2日，盧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經營仁慈堂彩票的內幕。恆和公司三大股東，盧家佔了兩個，而且盧光裕長期擔任公司司事。但盧光裕已去世，該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報請求將恆和公司解散。[1] 盧光裕是澳門第一批的住宅電話使用者。[3] 盧光裕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後，通過捐錢做官。前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盧光裕去世時，女兒盧梅君14歲，妻子侯氏是女兒代理人。妾秦氏，兒女盧亞蘇、盧芳姑不到14歲，秦氏是兒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兒盧波詳不到14歲，伊氏是女兒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28-29頁。 [3]程惕潔：《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85頁。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遠市清城區石角鎮田寮村人。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親林壽汝是一位老實的農民，生育子女多個，炳炎居長。炳炎童年時入讀私塾、小學，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在廣州一家小錢莊做學徒；後被老闆的好友賞識，推薦到汕頭的錢莊做店員，負責外出收送匯單和錢幣，工作量很大。幾年後，炳炎基本學會經營錢莊的本領，就攜眷前往上海，自辦大昌錢莊。他堅持“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僅在常德路街內，就開設多家店鋪；又與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層社會名流交往，成為上海頗有名氣的富商之一。 抗戰初期，炳炎向前線捐獻飛機，並購買糧食救濟廣東旅滬災民，知名度越來越高。 1933年3月，炳炎與摯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偉、何添等集資十萬港元，在香港中環路創辦恆生銀號，自任董事長。炳炎在上海擁有產業，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昆昌銀號（抗戰勝利後改為匯隆），經常來往於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拓銀號業務。恆生銀號是華資銀行，從事金銀、外幣買賣和匯兌、押匯業務，主要為中小客戶服務，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來越多。1937年，恆生銀號成為香港銀行、銀號大戶之一，當時《粵華報》稱炳炎為“金融鉅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炳炎把資金轉移到澳門開辦“永華銀號”。他受到澳門總督的熱情接待，讓出澳督將軍府給炳炎居住，並聲言免收房租。[1] 當時，正值澳門鏡湖醫院因長期性高強度的施濟而面臨財源枯竭，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鏡湖醫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他建立自己在澳門社會的影響，推動澳門華人社區的新權力核心的形成，創下了造福萬民的功績。 炳炎接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後，認為值理會處理醫務行政事務應有醫生參加，為此，次年推行領導制度改革，院長專責醫務，聘請柯麟醫生擔任鏡湖醫院首任院長。 一是改值理制為董事制，醫務方面由院長負責。 二是抗戰爆發後，鏡湖醫院施濟激增，入不敷出，加上連年捐輸，民窮財竭。炳炎不畏困難，除帶頭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銀行界發起為鏡湖醫院捐款，僅1945年募得經費13萬餘元，創下歷年籌款的記錄；1948年，他一次捐贈鏡湖醫院手術室價值1.5萬餘港元的設備。 三是向澳葡當局爭得中國醫師與葡籍醫師同等待遇。鏡湖醫院手術室建立後，中國醫師尚未取得手術權。按照澳葡政府規定，必須聘請葡籍醫師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該主任授權，華籍外科醫師才能手術。對此，炳炎無法容忍，與澳葡當局據理力爭，終獲得澳督同意，使華籍醫師與葡籍醫師擁有同等的手術權；此舉彰顯了炳炎的民族氣節，華人無不贊佩。 四是以鏡湖醫院為陣地，形成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中心。鏡湖醫院建成後，成為澳門華人集議之地。 1912年，華人社區的權力中心開始從鏡湖醫院轉移到商會。1930年代中期，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設法提高共產黨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成為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 為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炳炎親自遊說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當時澳督顧慮柯麟是共產黨員，炳炎對澳督堅稱，如果柯麟是共產黨，自己也是共產黨。終於，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會，決定聘柯麟為鏡湖醫院院長，使柯麟順利取得鏡湖醫院醫務的領導權。20世紀40年代末，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何賢來主持，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使鏡湖醫院成為中華總商會之外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核心。炳炎有膽有識，敢作敢為，領導鏡湖醫院慈善會順利地渡過危機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個人品德和功績獲得澳門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讚賞。[2] 抗戰勝利後，炳炎將資金從澳門轉回香港復辦恆生銀號，並率先拓展南北物資交流及匯兌業務，致力香港經濟復興。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國統區貨幣貶值，香港黃金、外幣炒賣業高潮迭起，恆生銀號與同行一樣從中獲利，資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張“凡能者舉之”。有不合條件的親友要求進入恆生銀號工作，他婉言拒絕：“你做生意不夠本錢，儘管說，但要求入恆生做事就難了。”多年來，在恆生擔任高級職務的不下數十人，卻沒有一個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資金辦學而愁眉苦臉，炳炎知道後說：“錢還是要捐的，再窮也要辦學校。你做一個計劃，看要多少錢，我來幫你。”事後，還叮囑那位朋友不要告訴別人錢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遠縣多次遭受水災，炳炎向災民施粥分米、贈醫施藥；抗日戰爭期間，資助香港同鄉疏散回內地。他捐獻鉅款支持清遠師範、清遠中學、清遠方便醫院、香港東華醫院、澳門鏡湖醫院等建設。在家鄉田寮村，他出資建有東興小學，教學設備完善，當地孩子免費入校讀書，教師在校免費用膳。 興建興仁小學時，他捐資1000元白銀。在興仁墟、石龍頭村、東村，他捐資建三座鋼筋水泥橋。修建石泉坑水庫，他捐助白銀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會在香港荃灣葵青區大廈街33號；建設潔心林炳炎中學在香港九龍橫頭磡富美街；建設嶺南大學林炳炎樓；幫助在粵港澳一帶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等。 1946年，炳炎先後擔任香港清遠同鄉會、清遠公會名譽顧問，講一口石角蛇話。[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發上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年僅56歲。[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購一空，護棺送葬的人群長達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間，林炳炎在鄉的祖墓被破壞，房產和沒收。“文革”結束後，當地政府一度修復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長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榮、四子林秀棠及女林麗冰。林秀梁是美國化學博士，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回港後進入恆生銀行，負責外匯業務；後升為副總經理，並進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場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翹如為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當律師和任教於中學，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房委會主席王鳴及商業電台高層俞琤等都是她的學生。 在兄長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榮辭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後留下三億港元的遺產，指定其中兩億港元用於文化事業。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藝電視台，成為董事之一；他熱烈追求港姐出身的無線電視台當紅藝人繆騫人；但佳視倒閉後，兩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調，任職於大昌貿易行。[1]林麗冰嫁與陳姓人家，是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席，嶺南大學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恆生銀行的創辦人——林炳炎》，載《廣東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頁。 [2]清城區檔案局：《近代金融鉅子——林炳炎》，載“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政府＂網，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馮成，又名馮鳳韶，南海縣官窯鄉（今屬佛山市南海區官窯鎮）人。[2]澳門富商、澳門近代工業的開拓者之一。[1] 馮成早年因往返澳門做絲茶生意，接觸到天主教，後來定居澳門，加入葡國籍和天主教，教名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馮成與曹有同時獲得葡萄牙王室御賜聖母金星，當時成為最早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 馮成先後經營澳門多項專營生意，其中以賭博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為澳門闈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馮成承充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鴉片煙和番攤攬頭生意。1877年，馮成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兩年。 1875-1882年，馮成是一位善於承充專營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馮成和何桂、陳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蓮、胡袞臣、盧九、何連旺等為首的一眾商人，承充專營生意的華商聯名，向澳門總督察控華政衙門，“緣商等如遇有人違反承充合同條款，即行察控華政衙門，惟該官屢次阻礙承充之益等情”，為此，眾華商請求嚴查違反承充合同者，華政衙門對此應嚴加處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傷令將商等與貴公物會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為聯察，伏乞設例防備，庶免商等再加受虧可也”。 馮成是澳門近代工業開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請在蒲魚地和隆園西邊設立兩間繅絲廠。 馮成與何連旺、盧九、陳六等人合作創辦另一間較大的織造匹綢廠，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資八九分。同時，馮成投資多家工廠。 1882年農曆六月初五，馮成去世。 馮成居住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妻子亞納‧若敬納‧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馮洛泉、馮嘉端、馮嘉恩，其中長子馮洛泉生於1878年。 馮成去世時，三個兒子尚小。[1] 馮成生前的“十友”，即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及其弟馮覺芬代理代管生意。[2]馮成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 之後，馮成的兩個兒子與潘三益（禮臣）共同擁有營地大街四十六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1908年3月倒閉。1889年，馮洛泉接管父親的銀業等生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何善衡，祖籍番禺縣（今屬廣州市海珠區）茭塘司石溪村，生於澳門一個貧困家庭。港澳實業家、銀行家、慈善家。 母親挑擔上街販賣棕繩度日，善衡在半饑半飽中度過了幼年；因無力支付昂貴的學費，十歲前未能入學讀書。之後，父母將他送回鄉下，入讀學費不高的私塾，期間，他學習《三字經》、《幼學瓊林》等古典啟蒙書籍，他刻苦攻讀，勤學不輟，能夠對課文背誦如流，深得老師喜愛。幾年後，他認識了許多字，明白一些為人處世的傳統道理。後來，家裡發生了變故，連低廉的私塾學費也交不起，他被迫輟學。 之後，善衡到了廣州一間鹽倉當雜工，負責清理場地，工薪低，生活艱苦。兩年後，他辭掉鹽倉的工作，轉行到一間金飾店當學徒。在金飾店，他學會了一門手藝，學到一些接待顧客的門道；同時，通過苦修自學，涉獵經濟、法律、市場行銷、心理學等方面知識，他22歲時被升任為金店司理（經理助理）。 善衡24歲時，決心自立門戶，辭去金店的職務，借了一筆錢與人合股於廣州上下九路開設了匯隆銀號，從事港幣買賣業務。經營六七年後，他與友人林炳炎、盛春霖、梁植偉在香港中環永樂街70號開辦恆生銀號，當時是1933年3月3日。銀號業務是買賣貨幣和黃金。 1941年，日寇侵華的戰火迫近香港時，善衡當機立斷，把全部資金調往澳門，使恆生銀號得以保存實力，避免了一場浩劫。恆生銀號遷往澳門，改名永華銀號，善衡與何鴻燊合辦大美洋行，優勢互補。何鴻燊利用官商的權利，爭取限額生意；善衡通過融資，保障資金正常周轉。大美洋行生意興隆，財源不斷。[1] 抗戰勝利後，善衡攜帶大量資金返回香港，參與黃金買賣業務。經過三年的“黃金大戰”，恆生獲得巨額利潤，並且成為香港黃金業界的權威。1960年元旦，恆生銀號正式改名為恆生銀行，註冊資金增至3000萬港元，在中環興建起恆生大廈，在九龍、旺角開設多間分行。[2] 善衡領導編制的“恆生指數”，作為股市升跌的參考係數，以其科學性和權威性而為世界所接受，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1965年，香港發生擠提風潮時，善衡毅然以讓出51%控股權為條件，引進滙豐銀行的大量資金，使恆生銀行安然度過危機，得以繼續發展，而他仍任董事長。在他領導下，恆生銀行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每年業務都保持兩位數增長。1972年更成為港內首家上市銀行。2008年，連同總行在內，恆生銀行已發展到1401家。市價總值次於滙豐，居於香港銀行第二位。善衡本人積累了逾百億港元的個人資產。 善衡富不忘本，造福桑梓。1937年，當他手頭稍為寬裕時，出資在家鄉興建劬勞小學，為家鄉學童提供免費教育，一直堅持到“文革”期間才被迫中斷；“文革”結束後，他立即匯來29萬港元重建該校。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先後給家鄉捐贈一大批車輛和縫紉機，支持家鄉發展生產； 1984年捐資150萬元在家鄉興建幼稚園、敬老院和文化室；之後又出資66萬元將劬勞小學全部校舍改建為混凝土結構，另撥款270萬元興建風雨球場；又捐出多處在廣州的房產，將租金作為教育基金，供學校永久使用。為了整治石溪河涌，他捐資100萬元；為籌建劬勞中學，他捐資250萬元；為將石溪衛生院改建為設備先進的石溪中醫院，他捐資546萬元。並且，他不顧自己80多歲高齡，親自審定醫院的選址、設計、施工和設備購置，使該院成為一間設備先進、功能齊全、具有現代化特色的醫院，造福家鄉人民。 善衡積極支持祖國的人才培養和福利事業。1985年，他捐資2000萬港元成立中山大學何氏基金會，以每年100萬港元利息資助中大管理學院的教學、科研和師資培養經費；並且為該院建造教學大樓和教師宿舍，購置一大批先進的設備，使之成為一所頗具規模的學院。 另外，1992年他捐資1500萬港元給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興建“何善衡腦科中心”；同年捐資1000萬港元給番禺理工學院興建教學大樓，捐資2000萬港元給中山醫科大學興建教學實驗大樓；1994年捐資1500萬港元給廣州海珠區第一人民醫院興建醫療大樓；同年又與梁銶琚博士、何添博士、利國偉先生一道各捐資一億港元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作為科學技術優秀獎基金，專門獎勵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 善衡平日簡樸節儉，一生不改其慈善為懷、急公好義的稟性。1983年，他以年事已高，辭去恆生銀行董事長一職，仍任名譽董事長，堅持到行辦公，享受高額的報酬，卻將全部酬金撥作教育和慈善事業的經費。 善衡先後獲得MBE勳銜、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和榮譽法律博士、中山大學榮譽顧問、OBE銜和CBE銜、泰國白象勳章、日本瑞寶章等多項榮譽，1990年和1993年先後被番禺市和廣州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1997年，善衡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7歲。 何善衡故居在海珠區石溪村涌邊街八號。[1] 1969年，何善衡著有《閱世淺談》一書；1983年出版《閱世淺談‧續篇》。 1998年10月23日，何善衡捐助800萬港元興建的清華大學土木館“何善衡樓”落成，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國家貿促會會長俞曉松及香港何善衡慈善基金會主席何子焯等出席落成典禮。 “何善衡樓”建築面積4000多平方米，總投資1600萬元人民幣。大樓由教學樓和大型結構實驗室組成，其中大型結構實驗室長48米，高22米，跨度30米，可進行大比例結構模型的三向靜力和擬動力實驗，成為目前國內外最大的一流結構實驗室之一。“何善衡樓”的建成，極大地改善清華大學結構工程教學與科研條件，並促進學校教育科研事業的發展。[3] 香港科技大學（簡稱“科大”）何善衡體育館因何善衡基金會得名，表達科大對何善衡基金多次大力捐贈的衷心謝意：1992年、2004年何善衡基金會分別捐贈科大1000萬港元。[4] [1]《海珠區政協何善衡故居》，載《廣州文史》（第68輯名人故居專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133-136頁。 [2]《何賢的名氣與何厚鏵一樣響亮》，載“百家樂官方網＂，2012年8月21日，http://www.vshan.net/ty/291.html。 [3]江濤：《香港何善衡捐建清華土木館落成》，載《人民日報》，1998年10月26日。 [4]謝友國：《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科技大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