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11月22日，荷蘭海軍少將范霍夫（Pieter Willemszoon Verhoeff）率船13艘駛抵馬六甲，並截獲葡船1艘，獲其船上貨物。12月26日，范霍夫與葡軍會戰，雙方互有死傷。張禮千：《馬六甲史》第2章，第200—201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由於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7月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隻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滿意有關安排，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0月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繫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僱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係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 在遠東的傳教：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四位傳教士（17世紀）》，圍繞1680年1月29日教宗詔書命令屬於葡萄牙保教權的四位神父，José Candoni, Domingos Fuciti, Manuel Ferreira和Bartolomeu da Costa，返回羅馬的事件，展開葡萄牙保教權與羅馬教廷的矛盾和衝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2月13日－1707年2月2日）11月22日，因葡印總督命令澳門議事會重建一個銀庫，用於駐軍一年的開銷和主教的年金。議事會開會討論，回覆稱：“澳門沒有如此義務，也沒有帝汶貿易的收入支付這筆開支。”議事會只承認欠仁慈堂6000多兩白銀，欠市民3萬兩白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 40.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8月16日，意大利耶穌會士、數學家倪天爵（又譯喜大教，Nicolas Giampriamo）神父抵達澳門。17日，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與羅懷忠（Jean-Joseph da Costa）抵達澳門。9月3日，廣東巡撫楊琳將郎世寧與羅懷忠召至廣州，11月22日到達北京。郎世寧，字若瑟，時年27歲，著名宮廷畫家；羅懷忠，字子敬，時年36歲，著名外科醫生。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66頁。案：有兩位耶穌會士俱用“倪天爵”的中文名，一為意大利神父，一為法國助理修士，而第二個倪天爵又有中文名為“陳忠信”，此為榮振華書不載。《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楊琳奏報西洋人郎寧石等搭船至澳門及所到西洋貿易船隻情形摺》，第105頁。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11月22日，果阿煙草督察決定改變策略，他們提名安東尼奧．利貝羅（António Ribeiro）和桑德．瓦斯貢塞羅斯（Manuel de Sande e Vasconcelos）二人作為澳門煙草專賣的全權代表。到1745年桑德．瓦斯貢塞羅斯在澳門去世之前，這兩位代表對於煙草專賣業都是很積極和負責的。《巴西和印度來函》第104A劄，22/xi/1725，轉自索薩：《澳門與葡屬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業——以煙草為例》，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24頁。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1月22日，澳門王室大法官莫雷拉．蘇沙和阿爾瓦雷斯．克依羅斯軍曹之間發生爭執。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3頁。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月8日，瑞士遇難商人雪兒滿等135人分搭瑞士商船回國。先是，瑞士商船一艘在陸豐縣白石礁被颱風擊碎，溺死3人，121人在陸豐甲子港登岸，尚有17名漂至澳門，在南環上岸，獲救者共138人。除阿兒木已於1761年11月12日附搭澳門月旺•疏夏(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第十號額船先行回國，哈哩、色綠(Senna)2人於1763年1月22日後回國外，其餘135人均於當日回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兩廣總督蘇昌題報清乾隆二十六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365—366頁；《廣東巡撫明山題報清乾隆二十七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370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1月22日，澳門議事會展開討論，向葡印總督報名，澳門海上貿易利潤稀薄，澳門處境艱難，請求採取措施預防債務人及其擔保人的損失。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700.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1月4日，即是在清葡聯合捕盜協議簽訂之前，雙方的聯合行動已經開始。鄭一嫂下令讓張保仔率船隊進入內河，自己則以大艦數艘停泊在大嶼山赤瀝角洋面，據守港口，防官軍掩襲。時有3艘葡萄牙船回國，正好被鄭一嫂攔截。鄭一嫂“擊其一艘獲焉，殲夷人數十”。剩下2艘葡船逃回澳門，適逢香山知縣彭昭麟率船100艘西行，雙方合併。彭昭麟“又雇請夷船六隻，賭一嫂船少，往圍之”。廣東政府通知澳門，要求葡萄牙軍兵船拖住鄭一嫂，等候清朝水師前來圍剿。當鄭一嫂發現葡艦進入大嶼山水面時，立即召集張保仔、香山二及鄭保養等率領紅旗大幫大小船艇到大嶼山與其匯合。10日，發生了一場戰鬥，張保仔大敗葡萄牙船。而他船隻“盡逃”。葡人極為憤慨，稟香山知縣彭昭麟“願以夷船出戰”。17日，彭昭麟遂點閱西洋大夷舶六隻，配以夷兵，供其糧食，出洋剿捕。18日，廣東水師提督孫全謀率領的60艘帆船1200門火炮及1.8萬官兵也趕至大嶼山海面。20日清晨，清朝水師向海盜發動突然襲擊，孫全謀守東，彭昭麟扼西，將海盜的出路死死堵住，相互攻擊“連打兩晝夜，不分勝負”。22日，清軍一戰鬥船隻“藥重炮裂”，致使船隻損壞，數十人死亡，清方水師退回港灣。23日，清方水師又折返，戰鬥繼續，“官軍不能敵，失去一舟”。27日，海上刮起猛烈的北風，孫全謀決以火船攻擊困在海灣中的海盜。然而由於風向的改變，火攻船不僅沒有燒及盜船，“反延燒兵船二只”。29日午後，南風大作，浪卷濤奔，鄭石氏與張保仔率數百艘船隻如排山倒海之勢向清軍撲來，清水師無法抵擋，海盜船隊遂突圍而逃，直出仰船洲外洋。葡萄牙船不斷放炮追擊，海盜以數十艘爛船設障，葡船亦無功而返。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大嶼山赤瀝角之戰實際上是清朝捕盜戰爭的一次失敗，但為了掩飾這次失敗，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誇大殲滅匪盜人數為2400名。袁永倫：《靖海氛記》卷下，第4—7頁；田明矅：《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40—142頁所印資料與《靖海氛記》記錄大不同，幾乎所有日期均有差異，特別是11月10日在赤瀝角的第一戰役，葡文資料稱在8日，還稱這一戰役“雙方俱無損傷”。袁永倫對此事記錄屬第三方，既不會褒揚海盜，亦不會掩飾葡人，故其記載為准，而穆黛安不察。《清仁宗嘉慶實錄》卷218，嘉慶十四年九月壬申；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40—142頁。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10月17日，葡萄牙政府政務委員賈多素（Francisco António Gonçalves Cardoso）被任命為新澳督。11月22日，賈多素離開里斯本，離開之前，他接受了各種指令。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6頁。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11月22日，柯打總督任命組成一個專責起草規範澳門中國人交易條例的委員會，總督並認為有些約定俗成的習慣是可以繼續下去的。此種看法主張議事公局與檢察官署分離，且有必要對已過時的檢察官署進行改革、再審議。同時，庇禮喇被任命為管理華人事務官。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65—166頁。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10日，教宗任命勞倫索‧古維亞神父為澳門主教管區教長，取代明德祿神父；而7月10日，明德祿神父則被任命為聖若瑟神學院院長，取代劉易斯‧嘉華路神父。但同年11月22日，明德祿神父又被任命為帝汶傳教團巡視員。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91.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7月3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戈麥斯‧費雷拉神父抵達澳門，先在聖若瑟神學院教授神學與繪畫，11月22日任該院副院長。1878年赴帝汶傳教。1887年8月在澳門舉行他的科欽主教的授職儀式，1897年逝世。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11月22日，澳門政府將蕉園圍各屋宇用第2、第3等官價購買改建，以期清潔而利公用。《澳門政府憲報》1900年11月24日第47號。

《知新報》第一百二十九期刊登《中立圖說》、《除虛憍以生羞惡說》、《倫頓報論中國》、《美國答覆俄國退兵原信》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11月22日，澳門教區主教鮑理諾邀請嘉諾撒修女在十六柱創辦恒毅書院（Colégio Perseverança），她們將20名在仁愛會已經接受教育課程並達到該校章程所規定最高年齡限額的女學生轉入該書院就讀。該校為一所女子職業學校，教女生刺繡、縫紉，是澳門第一所女子職業學校。1906年，她們又返回仁愛會。恒毅書院亦於1910年關閉。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334;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196; 劉羨冰：《世紀留痕：20世紀澳門教育大事志》，第62頁。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1月22日， 北京政府通過葡領事館要求澳門政府採取措施，禁止從澳門向中國內地為叛軍輸送軍用物資， 並要求禁止秘密集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 第75頁。

1913年（民國二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通過葡領事館要求澳葡政府採取措施，禁止從澳門向中國內地為叛軍輸送軍用物資，並要求禁止秘密集會。漢語報紙《澳門通報》在澳門發行。葡公使照會北洋政府，要求劃定澳門界址。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1月22日，施奈德 (Schneider)三人演奏團在國華戲院舉行演出。演奏員由奧地利小提琴家雷雅．瓦斯奇特斯 (Remja Waschitz)、大提琴家沃爾方．施奈德 (Wolfang Schneider)和鋼琴家阿納托爾．維斯廷霍夫—舍爾 (Anatol Wiestinghoff-Scheel)男爵組成，演奏莫札特、萊米奧、肖邦及布歇爾的曲子。這是國華戲院第一次上演具有世界聲譽的音樂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52頁。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三次值理常會會議錄，西醫部組織顧問團章程修正案紀錄。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1月22日，下午2時30分，香港大町部隊的軍用船“屋島丸”在澳門領海爆炸，軍屬八人與八名中國人死亡。日本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國情雜件‧葡萄牙部分》，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98頁。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前排左起：陳雨鏗、柯麟（靠後）、譚福賢、黃渭霖（靠後）、陳毅生、謝保明（左八） 前排左十起：劉叙堂、陳少偉、趙竹溪、沈香林、黃蘇、徐鶴儕、郭秉琦（靠後）、黃耀堅、吳鳴（右二）、趙七（右一）； 中排左起：陳鏞光、蘇日行（左五）、曾奇玉（左六） 中排左八起：高福耀、馮養、梁詠裳（右五）、馬瑞英（右三）、曹子光（右二）、蔡克庭（右一）； 後排左起：陳大白、陳天心（右六）、潘毓華（右四）、朱給（右二）。

戴維理主教來奧就職典禮並在中區巡遊。

1963年11月22日，設立海島市市政廳於氹仔。

1963年11月22日，《澳門政治行政章程》生效，規定政府本身機關為：總督、立法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立法委員會由總督主持，共設8名委員，其中華人社群代表1名，政府秘書長、葡國檢察官和省政府會計廳廳長為3名當然委員。

展覽由中國園藝菊花展覽委員會與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於1978年11月15日至26日期間舉行。以下引用自《華僑報》1978年11月7日第4版之報道：“今次的菊展，規模較大，有關方面為了使展覽更為隆重和有氣氛，對會場的設計裝置，別具特色，場內中央建有一個古色古香的“賞菊亭”，專門放置大立菊供人觀賞。”會場內並可見“大地牌學生褸”的大型廣告牌。

展覽由中國園藝菊花展覽委員會與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於1978年11月15日至26日期間舉行。以下引用自《華僑報》1978年11月7日第4版之報道：“今次的菊展，規模較大，有關方面為了使展覽更為隆重和有氣氛，對會場的設計裝置，別具特色，場內中央建有一個古色古香的“賞菊亭”，專門放置大立菊供人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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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展覽會於賽車期間在商業學校舉行，參展者有超過12名的葡國出口商與本澳入口商，展出的產品包括有酒類、食品、瓷磚、水松、鋼及木質辦公桌和廁具。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9月7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吸引不同國籍的人士參觀。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會場展覽陳列彩色電視、影片投放、音響及閉路電視等。展場同時提供訂購地毯服務，特價每呎2元，由多多房屋材料中心提供，電話號碼：6314。

會場設有專業人員指導拍攝器材使用操作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會場展覽陳列彩色電視、影片投放、音響及閉路電視等。展場同時提供訂購地毯服務，特價每呎2元，由多多房屋材料中心提供。

廣星與新力（Sony）合作展出電視錄影器材和教學電視器材。同時展出的有建築界人士必讀雜誌《建築業導報》，廣星為澳門總代理。

1979年，廣星電視行與新力（Sony）聯合贊助“葡國雙週”的會場音響及閉路電視。是次視聽器材介紹為廣星電視行向各界人士提供之家庭電視及專業用之教學電視器材等其中一部分。

1979年，廣星電視行與新力（Sony）聯合贊助“葡國雙週”的會場音響及閉路電視。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活動期間，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92年第39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1992年第39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台北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澳門航空公司代表於1995年12月1日簽署《台澳通航協定》。復興航空於同年12月4日首航，先後開辦台北至澳門及高雄至澳門兩條定期航線，成為首家經營台澳航線的航空公司。由於經營出現問題，該公司在2016年11月22日停航。

1998年11月20日，第四十五屆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行。11月22日，大賽車發生嚴重意外，消防員李志堅搶救失事車輛時遭後來車衝至撞死。

這間是主要賣玉器的老店鋪，老闆是江少鶴先生，在拍攝當時已是九十多歲，正用傳統天秤秤量銀器。

張祖奇，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上海。澳門知名人士、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1937年，祖奇移居澳門。 50年代初，祖奇擔任建築裝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內設計技術員，經常親自到地盤監督工程，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60年代初，他領取建築商牌照，開始從事建築設計業務。 70年代，祖奇以“亞張建築”之名經營建築裝修工程業務，80年代與家族成員組成“亞張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總經理、董事長；並組織創建聯利企業有限公司、達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歷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百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達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建築置業商會副會長、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中澳葡投資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同時，他擔任澳門、葡國、台灣貿易商會名譽會長兼會員大會主席、澳門教育基金會名譽會長、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候補委員、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永遠榮譽副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常務董事、澳門鏡湖慈善會監事、澳門教育基金會常務會董等職。[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時07分，祖奇在山頂醫院去世，終年89歲。11月28日下午3時，遺體奉移鏡湖殯儀館福壽堂治喪，11月29日正午12時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安葬在路環華人永久墓園。[1] [1]《澳門知名人士——張祖奇逝世》，載《澳門日報》，2007年11月27日。 [2]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5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