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将近7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短暂的时间外，我都在法律界工作。我参加过若干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起草和审议工作，包括《行政诉讼法》《刑法》《海商法》等，但是我印象最深刻、记忆最难忘的是《澳门基本法》。

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我法律生涯中最为珍贵、最有意义的一件盛事，也是我一生的荣耀和幸运。所以我对《澳门基本法》一直怀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情。

从《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到第九次全体会议结束，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结束之际，乔石委员长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颁发了纪念牌，这标志着《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结束，前后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而我参与《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时间，比这还要更长一些。

我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中第一位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而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不仅同意审议这项决议，而且也举手投票赞成这项决议。

《澳门基本法》最终获得审议通过，是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起草工作结束后，姬鹏飞副委员长代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一个报告，提交了《澳门基本法（草案）》以及三个附件。这时候我作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示赞成。因此可以说，我参加了整个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全过程。

所以我是两次举手，第一次举手是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举手赞同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而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又第二次举手赞同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其三个附件。

列于《澳门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中，有些我是参与起草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就是我参与协调通过的。还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这两部法律是1990年由我受国务院的委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分别做了说明，并顺利获得通过。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三部法律是一起的，后来因为我任期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就由我的接任者负责了。

一个人，特别是搞法律工作的人，要认识清楚，立法不能急于求成，在一个历史阶段，在一个岗位上，只能做符合实际情况的事情。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也只能是在一个阶段内做一个阶段的事情。

整体来看，我实际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启动、起草和最终表决通过的全过程，从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到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前后历时五年的时间，跨越了两届全国人大任期，因此，我和《澳门基本法》的渊源很深，对《澳门基本法》印象也格外深刻。

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历经四年半之久，我们共开了9次全体会议、70次专题小组会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共分为五个专题小组，包括政治体制小组、中央与特区关系小组、居民权利和义务小组、经济小组、文化与社会事务小组。委员们一般会参加一至两个专题小组。

我参加的专题小组，一个是政治体制小组，一个是居民权利和义务小组。条文丰富，争议也多。其中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认为在起草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我们在起草《澳门基本法》的过程中一直坚决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因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中叶以后虽然被葡萄牙逐步占据，但它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回归后更是我们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起草澳门基本法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学习、领会、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一个过程。

首先有“一国”，然后才有“两制”，才有所谓的“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基本法起草的整个过程、各个环节都体现了“一国”的基础。《澳门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相比，有几个不同点。

第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是专门为解决港澳问题，包括将来的台湾问题做出的规定，为台港澳地区的管治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第二，《澳门基本法》是由序言、正文及三个附件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不是只有9章、145条的条文。所以《澳门基本法》的宣传，一定要注意它的整体性，9章、145条固然是对“一国两制”的具体制度的一种规范，但是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附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序言的第一句话——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就明确了澳门从源头上是我们中国的。虽然被葡萄牙人占据了400多年，但澳门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话不多，高度概括，但是非常明确，就是一个中国。这一条我认为将来宣传推广基本法的时候，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这是一个源头，说明了为什么要制定《澳门基本法》，为什么要实行“一国两制”。所以序言是源头，是不能忽略或遗忘的。

还有一个就是总则。总则从文字上看，并不长。但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一个序言和一个总则就把“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回归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管理下”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非常肯定、非常确切。

所以，在宣传《澳门基本法》的时候一定要高度注意这一点，首先要强调“一国”，这是大前提。“两制”照顾到了澳门的现实和历史，以及澳门居民的生活、习惯，照顾到了澳门经济制度的发展等各个方面，但是前提基础是“一国”。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在宣传推广《澳门基本法》的过程中，对于这一点还需要更多地着墨，浓墨重彩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澳门基本法》同样充分实现了“两制”的精神。在坚持一个国家的基础上，基于澳门特殊情况，我们实行两种制度。首先就是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在澳门实行，澳门基本上还是实行原来的制度，包括原来的经济制度、原来的社会制度等，甚至原来的法律制度也是基本不变，这些都是符合澳门的特点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比如对澳门经济制度中的私有财产制度，基本法就明确予以保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前已依法取得的私有土地还能继续保留，私有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澳门虽然地方不大，但是部分澳门居民有一些私有土地，土地面积不是很大，却是澳门居民最为关心的。

另外，《澳门基本法》对澳门教育制度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两制”的原则。

这就意味着澳门特区有权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制定教育政策，中央政府予以高度授权。

这是中央对澳门特区非常概括而又非常高度的授权。

可见中央给予澳门充分的自由度及发展空间，这就是“两制”。

《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充分反映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比如，

法官和检察官，基于历史情况，允许聘任外籍人员。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是法院和检察院都是使用葡文作为正式语文，中央顾及这一因素，在《澳门基本法》中做了一些弹性的规定，充分相信澳门居民有能力管理好澳门。

可以说“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澳门基本法》各个条文当中都有所体现。在此，我就不一条一条展开说明了。

《澳门基本法》充分体现了时代背景并照顾到澳门的历史和现实。澳门教育界来京座谈时提出一个问题，问为什么《香港基本法》规定了普选的问题，而澳门没有提出呢？郭东坡委员就让我来回答。

我们在《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当中，坚持“一国两制”，坚持“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坚持照顾澳门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非常注意关心澳门未来的发展。虽然澳门地方不大，但是澳门的发展不能维持现状，要扩大发展，因此澳门要建机场、要建港口、要建大桥，这些都在基本法当中有所体现。

当时澳门没有机场，也不存在航空管理问题，但是《澳门基本法》预留了一条，就是在中央政府的具体授权下，可以制定相关的民航政策。现在从澳门乘坐飞机到北京，已经可以直航了。过去我们去澳门的时候，最早都是先到广州，再坐汽车到珠海，那时候路不好走，非常颠簸，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珠海拱北，有时候太晚了还要吃顿饭再进澳门。这就是《澳门基本法》为澳门提供的便利，可见《澳门基本法》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得非常周密、非常细致。

今天澳门的发展完全得益于一个中国，得益于祖国。澳门国际机场建设也好，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也好，这都得益于背靠强大的祖国，划出了这么大的区域，在澳门寸土寸金的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澳门基本法》体现了国家对澳门深厚的人文关怀。比如说葡萄牙后裔，不止一条讲到葡萄牙后裔的受教育、就业、权利平等、风俗习惯等问题，这就是从澳门情况出发，从澳门特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

《澳门基本法》每条条文背后都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藏着许许多多的历史，藏着很多中央对澳门的思考与关怀。虽然体现在法律上都是硬邦邦的文字，但是文字后面的内容都是非常充实、非常人性化的，体现了中央对澳门的关怀和大度。

所以整个《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是我们对“一国两制”逐渐学习、了解、深化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了解澳门和澳门居民诉求的过程。过去我也有机会到澳门访问，也同澳门社会各界进行了座谈，了解、聆听了他们的意见和诉求，他们许许多多的意见，最终都在《澳门基本法》当中有了充分的体现。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和澳门同胞不断接触，日渐熟悉，感情也不断增进，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愉快，因此《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也是我们起草委员会委员同澳门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过程。

如前所述，《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是受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这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律，必须严格遵守，严格执行，不允许出现分裂和有损国家统一的言论和行为。

《澳门基本法》是一部促进澳门经济发展的法。《澳门基本法》对澳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澳门今天的持续发展得益于《澳门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也得益于《澳门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切实符合澳门的实际。

第一，《澳门基本法》所体现的“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设计，为充分调动、激发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活力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二，《澳门基本法》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实际情况的政治架构体系；第三，《澳门基本法》从澳门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设计和规范了澳门的经济制度¹。

没有《澳门基本法》，澳门的经济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突飞猛进，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现在澳门经济逐步实现多元发展，仍然有赖于一部好的《澳门基本法》。

《澳门基本法》也是一部促进安全稳定的法律。回归之初，或是回归之前澳门的治安状况，和现在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就是因为有了这部好的《澳门基本法》，我们的社会才得以依照法律的轨道前进，才有了现在安全稳定的生活。

《澳门基本法》也是一部维护居民福祉的法律。基本法的许多规定都有利于保障居民的权利、居民的福祉以及居民的幸福生活。今天澳门居民的幸福指数很高，怎么来的？都是因为有一部很好的《澳门基本法》。

现在澳门政府每年还给澳门居民发钱、提供免费医疗，对老人更是照顾。相比澳门的福利，内地是远远跟不上的，因为内地的人口太多，还有个发展的过程。即使与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在享受福利方面，澳门居民也应该是位居前列的，所以作为澳门居民来讲，真是很幸福的。

《澳门基本法》也是一部体现高度民主的法律。起草之初，我们起草委员会委员就非常注意听取澳门居民的意见和诉求，所以澳门居民对基本法的参与度从一开始就很高。我曾两次到澳门进行调研，同时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还委托澳门的委员成立了由澳门社会各界共90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还有基本法关注小组深入基层征求意见。

因此，《澳门基本法》不是我们这些委员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而是在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探讨比较，在听取有识之士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当然，民主精神不仅体现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广泛征求澳门居民和内地各界的意见上，还体现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内部运作上。基本法的条文都是在起草委员会委员充分协商、探讨、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部也有争论和不同意见，甚至还有比较激烈的争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停下来，先休息一下，大家喝喝茶，喝茶过程当中私下一直在沟通，或者吃饭的时候再沟通，今天不谈明天谈，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

身为法律人，我总有一种体会，那就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我非常赞赏澳门的一点就是澳门对基本法的推广宣传工作很重视。回归以来，澳门特区在推广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体现了澳门人具有远见卓识。

一部法律，认认真真地调查研究，认认真真地组织起草，最后认认真真地经过审议通过，然而通过之后却搁置一边，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有人问过我参加那么多的法律起草工作，认为哪部法律执行得较好？

没有对《澳门基本法》认真的贯彻实施，没有对《澳门基本法》的深刻了解、宣传，没有对《澳门基本法》的切实实施，就没有今天的澳门。

宣传推广基本法，是全体澳门居民的历史使命，也是澳门一项宏大的事业，当然对澳门公务员和行政长官来说更是一项政治责任。写到纸面上的条文固然是经过字斟句酌的，经得起推敲的，但是后面承载的精神、深厚的内涵，是需要把它讲清楚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必须做的事情。

今天了解《澳门基本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澳门基本法》一无所知。所以今后《澳门基本法》的推广宣传还要从头抓起，从娃娃抓起，因为我们制定《澳门基本法》的时候有很多人还没有出生，“00后”很多根本就不知道《澳门基本法》，很多故事还没有听过。

所以我认为宣传工作要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宣传《澳门基本法》，使澳门居民能够真正了解《澳门基本法》，真正遵守《澳门基本法》，这样《澳门基本法》才能在澳门落地生根，澳门也才能有很好的发展。

印象深刻的另一位委员就是宋玉生委员。宋玉生委员没有参加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就过世了，但是宋玉生委员作为一位法律界的人士，他的那种坚持、执着、认真的专业精神，我觉得非常令人钦佩。做法律工作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认真、比较坚持，他认定的东西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服他，他一定会坚持，这是个好的事情。

钱伟长副主任是我景仰已久的大学者，能和他共事是件荣幸的事。他为人热情，谦和敦厚。他支持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甄选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从众多方案中，经过反复听取意见，确定候选方案，再请草委专家评定。现在使用的区旗、区徽方案，得到了草委的一致同意，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王叔文、萧蔚云、许崇德、吴建璠四位法学家，是我以前就非常熟悉的。王叔文和我都是中国法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也同时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经常接触。我和萧蔚云同是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的成员，多次共同参与学术研究活动和博士生论文的开题和答辩。他后来应邀出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还邀我和江平教授出任该校的客座教授，并在该校做过演讲。许崇德、吴建璠两位也早有接触。我多次参加吴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研讨活动。

这四位先生，学识渊博，又参加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经验丰富，对起草、宣传、维护《香港基本法》贡献诸多，被香港人称为“四大护法”。他们都分别担任各专题小组的召集人，主持小组研讨工作，协调和折中各种意见，提出和修改完善各种条文，在小组会议后会见记者，通过讨论，回答各种提问，好在他们经验丰富，应对自如，我是非常佩服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委员之外，我还对我们的秘书长鲁平主任印象深刻。当时姬鹏飞主任是统领、掌握大局的，具体主持起草工作的是鲁平主任。我认为鲁平主任的敬业精神、协调精神是最令人钦佩的。

内地委员和澳门委员价值观念不一样，所处的位置不同，自然就容易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见解，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要把不同意见协调一致，形成共识，那就需要艰苦的工作，而且有的时候是要讲艺术的，咱们鲁平主任在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好。

鲁平主任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对重要的问题、重要的原则，他一定坚持，但是坚持原则又用适当的方法来使大家取得共识，这很不容易，所以鲁平委员过世后我是很怀念他的。

同时，我也很钦佩我们秘书处的同志，包括骆教授。秘书处同志是在一线，我们委员是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问题，这个条文应该怎么改？这个条文应该怎么写？结束一天的讨论我们就吃饭去了，剩下整理的工作就需要秘书处晚上完成，因为第二天必须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

可以说我们委员是坐而论道，他们秘书处是听之动笔，所以秘书处的同志是非常辛苦的。这次访问草委，草委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秘书处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劳，为这部法律起草所做的贡献也应该让大家了解，也应该为后人知道，这是我的一己之见。

过去这么多年了，很怀念起草《澳门基本法》时的人、事、物。比如每次看到记录起草《澳门基本法》编纂的这个册子，我就想到黄汉强委员。他当时非常认真，为了编纂这本册子付出了辛苦的努力，这种敬业精神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看到这个册子我就会想到他，怀念他。

同样，过去这么多年，每次见到澳门的同仁，我都感到非常亲切、感动。《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结束之后，我有两次机会到澳门访问，澳门的这些同仁，他们都非常热情。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派人到北京同《澳门基本法》草委座谈，每次只要通知我，我都会抽时间参加，把其他事情排开，必须参加。因为这是一起和大家共同学习《澳门基本法》的机会，是和大家特别是澳门来的同胞共忆友情的机会，也是一个和澳门各界人士共享《澳门基本法》通过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澳门取得的各项成果的机会，所以我是很乐意在这件事情上多做一些微薄的努力的。

《澳门基本法》起草结束之后，我对澳门的了解比较少，除了他们基本法推广协会访京团之外，知道的情况有限，所以说的东西也可能言不及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