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过程中，首先按照民主协商原则制定了工作规章。整个起草过程都要遵守规章。例如，每年要开两次全体大会，全体大会要2/3的委员出席才有效；有些重要的条文必须经2/3的委员通过，如果这个条文经2/3的委员通过，但是你不赞成，是可以保留意见的，还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诉，全国人大常委会会立案的。同时，对委员也是有要求的，要求对会议情况和内容保密，除非获得基本法委员会授权，否则不能对外胡乱说话，这是违反章程规定的。当然发表个人意见没问题，但是不能随便代表他人讲话，不能随便代表大会讲话。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是非常有制度，很有规矩的。

目前《澳门基本法》实施已经差不多18年了，可以讲一些花絮了。其中一个花絮就是《澳门基本法》起草期间只有一个人有保留意见而已，但他没有申诉，就是关于佛诞节。当时有委员强烈要求一定要将佛诞节当成公众假期，但是我们劝他不要急，特区政府成立之后再慢慢研究。最后，特区政府成立之后，有将佛诞节列为公众假期。虽然当时有委员是强烈不满的，但是我们也有协商，大家都是从善如流的。虽然《澳门基本法》的条文没写，但是我们特区政府成立之后，也最终通过了。不然，有圣诞节而没有佛诞节，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了。

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是我一生之中非常难忘、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这份光荣不但属于《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也属于《澳门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所以讲到《澳门基本法》起草，我们不能不谈《澳门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姬鹏飞主任就吩咐我们22位澳门草委，回到澳门之后要组织一个民间性的咨询委员会——在澳门收集对条文的意见和建议。最初是咨询《澳门基本法》的架构，草委们向澳门民间各大社团、各专业团体咨询《澳门基本法》结构。因为首先要起草一个好的结构，才可以做好基本法具体条文的起草。

我记得当时有五位内地草委来到澳门，加上五位澳门的草委，大家来做第一次的咨询。内地的草委一共来了澳门五次，我们也去了北京五次。可以说这个咨询委员会做了很多的工作，其实说到做工作，当时的秘书处，就是您（骆伟建教授）工作的地方，真的做了很多工作。讲句心里话，秘书处每个小组的讨论，骆教授都参加了，最了解的就是您了。我们秘书处那边的杨允中先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也都做得很好。我记得他吃饭很少，我和他一起开会，他就叫了一份凤爪。我说这能饱吗？他就说够了。做事就做得多，吃饭就吃得少。我整天都讲，难怪你这么瘦。

就这样，咨询委员会将所有澳门居民反映的意见，全部如实反映。其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些是没意见的。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如实反映，为将来如何优化基本法条文，给起草委员们做参考。当时很多人对“一国两制”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委员们认为写得越清楚越好，什么是“一国两制”，什么是“管治权”，什么是“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而是中央授权澳门特区自治，这些大家都要解释清楚。

例如，最近热议的关于非政权性市政机构的议题，什么叫非政权性，什么叫政权性，如果选举产生的就是政权性，那么这个非政权性市政机构就一定不能是选举产生。而且第95条第二句明确规定“市政机构受政府委托”。如果当时参加起草基本法或者曾经参加基本法起草过程的，包括提供咨询意见的，应该很了解，这个非政权性就是不能通过选举产生里面的委员，这是很简单的，根本是不需要讨论的。现在很多人可能参与的程度不高，所以对当时讨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此外，澳门人很热情，除了成立咨询委员会之外，还有29个社团成立了《澳门基本法》起草关注小组，这是民间力量自发成立的。在《澳门基本法》起草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些社团和关注小组，还有许多澳门居民都参与其中。我记得内地草委们来澳门的时候，除了举行公听会、咨询会之外，也去了电台和电视台，还去找了居民跟他们聊天，了解居民的意见，真的是深入民间，充分发扬民主；同时，还到企业去参观，让委员们真正了解澳门，便于起草工作的开展。总的思想就是希望委员们一定要结合澳门的实际情况来起草《澳门基本法》，不可以脱离实际。

另外，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澳门基本法》之后，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又马上成立了《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继续向市民介绍《澳门基本法》、推广《澳门基本法》。所以从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到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再到现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没有停过，一直都在做《澳门基本法》推广宣传工作，到现在都是一个很活泼、很有动力的社团。为宣传推广《澳门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每年都会举行园游会、《澳门基本法》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期开办《澳门基本法》学习班，学习班分为高、中、低不同等级。受培训人士包括社会各界人士、特区政府公务员，其中有些为导师培训班，让这些导师将推广《澳门基本法》的工作深入社会各阶层。

通过学习推广《澳门基本法》，使澳门居民能够深刻认识到：“一国两制”，“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澳人治澳”必须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依法施政”不仅是要按《澳门基本法》的条文施政，更要按基本法的精神施政；在“一国两制”下发展新型民主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坚持“一国”与“两制”的统一、“爱国”与“爱澳”的统一，坚持澳门高度自治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保持澳门的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统一，才能确保“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得到全面贯彻落实¹。当然这个工作不是我们的专利，我们只不过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希望所有的社团、所有的学校都配合做这个工作。所以到目前为止，不仅《澳门基本法》是一部好的法律，我们《澳门基本法》的推广也是很成功的。这是属我们全澳门的光荣。

讲到政治体制小组的召集人，我不能不提起我的好搭档——萧蔚云教授。我们两个人，我是代表澳门的，他是代表内地的，刚开始交流的时候，基本上是“鸡同鸭讲”的。我当时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他讲什么我都不是很明白，我讲什么他就更加不明白了，都需要翻译。慢慢沟通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讲什么我基本都明白了，但是我讲什么他还是听不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认识到信任很重要，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我们会交流思想，他会指出其实基本法是要将《中葡联合声明》具体化，《中葡联合声明》里面的内容，我们要通过基本法反映出来，所以也要了解这个《中葡联合声明》签署的整个过程，以及声明背后的意思，等等。

经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我们最后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成立澳门科技大学的时候，他就来澳门协助澳门科技大学成立法学院并担任院长。大家从互相不认识到互相揣摩，你猜想我说了什么，我猜想你说了什么，再到共同起草好基本法，最后成了好朋友，就是这样，这么简单。这是我跟萧老师两个召集人从互相合作到互相信任，最后互相支持的过程。其实这个道理放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也是一样的，其实“一国两制”本身，内地也好，澳门也好，也是这样一个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最后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过程。

《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共召开了9次全体大会、70多次小组会议，全体大会好像只在北京和广州召开，而小组会就会去到内地的不同省市召开。有些人就说我们游山玩水，其实他们是错的，真的是错的。我们在开小组会期间，去了内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是借这个机会来了解内地的生活情况。就像内地的委员们要来澳门了解我们的生活情况、实际情况一样，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去了解内地的发展，了解内地的情况。

那时是1988年，对我们澳门委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除了认识内地一批精英草委之外，还借此机会来加深我们对祖国内地的了解，到当地深入民间，去看看内地的生活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就像内地的草委来了澳门五次，他们来游山玩水吗？当时，除了一个大三巴好看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山水好游玩的，难不成他们也是来澳门游山玩水的。当然不是，他们是来调研的，是来了解民情、了解澳门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内地了解港澳、港澳了解内地，才能产生信任，更好地结合实际，制定好的基本法，并在落实基本法的实践中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所以，不仅是澳门同胞与内地居民是一个从互相认识、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再到互相支持的过程，“一国两制”本身亦如此。这对于今后如何去理解“一国两制”，如何去理解《澳门基本法》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当时我们在起草《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已经有《香港基本法》的蓝本在手里，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照抄，因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澳门有澳门实际的社会环境。我们一定要结合好澳门的实际环境，比如说，第118条规定：

这一点就是全中国都没有的，只有澳门才有的。所以澳门今时今日博彩业收益这么高，而且特区政府也从中收取了这么高的税项，全靠这一条来保障。另外，当时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澳门都还没有飞机场，但在“经济”一章第117条已经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授权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管理制度，就是澳门未来航空的管理方法，中央具体授权，澳门自行制定，这对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具有前瞻性保障。

在政治体制小组讨论时，我们坚持要有委任议员，而且行政会中也要有立法会议员。坚持立法会中要有委任议员主要是为了协助行政长官将他的施政理念和法案向其他委员更好地解释，从而支持特区政府。虽然委任议员不能超过1/3，但是一定要有。因为在澳门没有政党政治，如果在立法会没有人支持行政长官的话，那么将来行政长官的施政在立法会就很难获得支持。而香港就是因为没有委任议员，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香港行政长官在施政过程中就很难做。我们看到，香港为什么出现很多问题呢？尤其是香港在五十年不变的过程中，最终是要达到普选的，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要由普选产生，而《澳门基本法》中是没有这两条规定的。

澳门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当时有人说我们是思想落伍，其实我们并不是思想落伍，而是为了坚持行政主导原则并为其奠定了重要根基，从而确保行政长官可以顺畅施政，否则这个拉布、那个拉布，使特区政府被孤立，就不能体现行政主导原则了。因为澳门地方小，立法会直选议员一定是要拿选票，而拿选票的一个利器就是骂特区政府、骂行政长官，但是如果全部反对而令行政长官孤立的话，这是行不通的。所以基于此，从实际出发，《澳门基本法》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在起草《澳门基本法》第24条时，一位委员提出《香港基本法》有一个漏洞，而且这个漏洞很严重，就是香港的居民在内地所生的子女都可以拿香港身份证。因为澳门当时是一个移民城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内地居民来澳门，如果其在内地有很多子女，那么是否他们所生的子女都是澳门居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澳门人口忽然之间就会增加很多。

同时，也会有很多内地居民过来澳门生孩子，那么是否在澳门出生的都可以拿澳门身份证？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两年，不断协商解决。草委会基本上采纳了澳门委员的意见，这一条最后改成了“在其成为永久性居民后在澳门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才是永久性居民。后来香港在这方面就出现了问题，最后需要全国人大释法，而澳门则避免了这个问题。我还想说的是，这个问题虽讨论了两年，但是我们都是协商的，不是拍桌子、拉布，而是大家讨论出来的。我觉得这一条澳门还是做得比较好的。黄汉强委员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对这个问题是很坚持的，澳门的委员也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支持这个观点。

驻军问题和死刑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澳门是没有死刑的，澳门居民担心将来有死刑怎么办。最终《澳门基本法》并没有写澳门有没有死刑，这也是一个协商的结果。就死刑问题争论了很久，国内的草委也专门来澳门调研这个问题，听了很多意见，包括律师公会、土生葡人、澳门居民，最终《澳门基本法》没写到底有没有死刑，而是交给特区政府去决定要不要设立死刑。如果觉得治安不行了，一定要死刑，那特区政府就去决定。如果觉得不用死刑就不用决定。第23条立法也是中央将这个权力交给澳门特区政府去行使，2009年澳门特区终于完成了第23条立法。

驻军问题也是，当时有意见说不要有驻军，但后来回归前社会治安不好，建议驻军。这次“天鸽”风灾要不是有驻军帮我们去灾区清理垃圾，都不知道何时才能清除干净，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驻军不一定是要打仗的，而是要保护澳门以及当澳门有需要的时候来协助澳门特区政府。

《澳门基本法》第42条明确规定了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其实现在的土生葡人，根本与我们普通的澳门居民没什么分别，所以我们更加希望也更加支持他们能保持他们的传统。例如，现在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支持各学校以及仁慈堂等机构不断推广葡文，只要你肯学，在澳门本地学也可以，送去葡萄牙学也可以，这个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当时他们是很担心的，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基本法里明确要保护并尊重他们的传统及生活习惯。澳门回归18年来，可以看到，土生葡人与我们没有分别的，没有说因为历史的原因对其有歧视，这个完全没有，大家一视同仁。

配额的问题，是当时民间所有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取消了配额。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真的是有讨论的，但并不知道以后国际上会取消配额，所以真的是从善如流。内地草委来到澳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调研，当时澳门的制衣业是很兴旺的，我原来也是做制衣的。通过研究工厂情况，他们了解了澳门配额制度，其实就是因为外国限制出口，所以每年都会有固定配额给澳门，最后变成了澳门的财富。因为这等于是给了澳门一定的出口数额，所以就变成对澳门厂商的一种利益保护，所以《澳门基本法》第112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的和以前取得仍继续有效的出口配额、关税优惠和其他类似安排，继续享有。

为什么要求量入为出呢？当时不是你收入有10元，你就可以用10元；也不是你的财政收入有50亿，那你的支出就不能超过50亿，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量入为出”我自己认为是给你一个警惕，你有50元的收入，就不要用两千元了，但并不意味着你有50元的收入就不能花超过50元。“睇?食饭”，不要没钱充“大头鬼”，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有钱呢，也不要当“小气鬼”。

“量入为出”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一年的经济下滑，收入没超过一百亿，我的支出就不能超过一百亿，不是这样理解的，而是还要看你的财政储备以及你几年的收入，你是可以用你的储备，而不令居民的生活素质或者特区政府的行政效率受到影响，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但是很多人对量入为出都有误解，比如我今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一百亿，那么预算最多我就用一百亿，不能超过一百亿，就要收缩支出了，这个就和量入为出的精神不相符了。

量入为出是一个大原则，是对趋势的一种控制，也是一个调节机制。如果今年经济效益不好就需要多增加一些支出，刺激一下经济；反之，如果今年收入很高用不完，也可以储存一些。不是说你可以乱派钱，而是应发则发，该用则用。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财政储备，现在有五千亿，一年才用一千亿，特区政府不需要这么小气来做事情。

另外，目前财政的投资理念可能跟原来的法律规定有关，以前的法律规定一定要保本、要稳定，是因为当时根本都没钱。当时我听前辈讲，葡萄牙政府有一年找了一艘军舰过来运钱，就是因为当时政府已经没钱给公务员发工资了。电灯公司也是没钱的，要大家集资才能发电的，而且还经常停电。电话也没有，当时穷到这样怎么还会想投资的事情，当然是追求保本。澳门回归时只有28亿，好在我们有一个土地基金一百亿，一共一百二十多个亿起家，与现在有五千多亿的财政储备，加上一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澳门的有些法律一定要结合实际修改完善，不然一定要求保本的话就没得做了，而且也影响澳门未来的发展。对此，为有效落实基本法，一定要与时俱进。

很遗憾，现在澳门本地法律中土地方面的条文其实跟我们当时起草的基本法条文，我个人认为是有抵触的，不过这是我个人看法。但是我反复细看都觉得与《澳门基本法》第120条等条文有抵触，希望以后可以完善，因为真的造成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也造成了对原有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变。

这个重大改变与《澳门基本法》规定的基本不变形成很大的反差，我认为起草和执行新的土地法完全否定了“基本不变”的理念和精神，是个极大的改变。希望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好好地深入探讨，否则不但不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还会造成投资者很大的损失。这个是我暂时看到的情况，对基本法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差。

我记得当时起草《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就已经有委员不是那么相信特区政府，所以特别在《澳门基本法》第120条提到土地制度与法律，如果是旧的要按照旧法，新的就用新法，《澳门基本法》第120条已明确规定：

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而是立了一个新的法，要将过往的全部否定，要溯及既往，这个我认为是完全违反了原来的立法原意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不这么认为，只有我认为，因为我就这一条讲了很多次了，不过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反应。现在我自己都怀疑，到底是我错，还是其他人错，个个都沉默，是表示同意吗？但是我认为他们是错的。因为尽管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但我们都不能否认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何谓两制？两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保护私有财产权。《澳门基本法》总则第6条也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色。如果你连资本主义的特色都保护不了，那你是否有踏踏实实地在实行“两制”呢？我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好，但既然是实行“两制”，就要同时尊重另一制。

此外，还有一个地方我也认为不对。例如，土地的批租期是25年，未过25年没问题，特区政府让你建设，但是只给你四年建设的时间，如果四年仍建设不好，特区政府就要来收地，而四年的建筑期是特区政府自己定的，并非法律规定。发展商花费几十亿去建楼，特区政府在过程中可能会拖慢进度，而过了四年建筑期未建好特区政府就要收地，这个是保护私有财产吗？而且实践中特区政府自己建的楼有的10年也没建好，比如监狱建了15年，而且有的特区政府司长还有两年任期就任满了还未能搬进官邸。这说明澳门的行政效率太低了，但收别人的东西又很快。你看望厦的公屋建了多久，也不见特区政府自己收自己的土地，但是又要求别人4年建好。因此，我认为实践中并没有严格落实基本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同时也没有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

讲到水域问题，真的是很长的故事。当时我们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澳门不单只有陆地，同时也有水域，有海关。因为澳葡时期澳门就是有水警的，水域如何划分我们不知道，但澳门一定是有水域的。如果没有水域的话，那么澳门总督是怎么来澳门的呢？澳门总督当时是在八号码头上岸的，就在现在的内港司打口粤通码头。所以澳门应该是有水域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葡谈判和《澳门基本法》起草时期，中方就已经注意到澳门习惯水域的划定问题。但当时是澳葡政府管治时期，不宜与殖民当局讨论水域管辖界线的问题。我们当时就没有先讨论这个问题。到了特区筹委会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在讨论澳门特区的区旗区徽的时候，有一些内地的委员就提出，既然澳门目前暂时没有水域，那个区旗区徽就不应该有三条河、一座桥。如果有水有桥就应该有水域，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等快回归的时候再讨论。但由于当时时间非常紧迫，水域问题不影响澳门的回归与平稳过渡，因此对澳门习惯水域的界线划定就搁置了下来。回归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紧锣密鼓地处理各项事务，海域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随着2009年第三届澳门特区政府开始施政，澳门经济、社会进入平稳期。行政长官崔世安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希望明确澳门水域范围的想法，认为向中央提出这一意愿可以提上日程了²。

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

在同年举行的“两会”上，我首次提交了提案——《澳门海域保护、管理开发》，以书面形式建议中央为澳门划定水域管辖范围。提案中我提出澳门实现适度多元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土地问题。如果澳门有了自己管辖的水域，可以考虑通过一定程度的填海实现功能区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澳门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地理空间问题，同时发展海洋科技、海洋旅游、海洋文化等产业，实现中央提出的“适度多元”目标。提案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其他委员也不断对水域问题继续提案。

2013年，国家海洋局在回复中特别提出：

就这样，我们一路锲而不舍要争取回水域，因为如果我们这代人死了之后，就没有人去追了。国家海洋局对提案的高度认可和重视，意味着中央明确澳门水域管理范围的工作，进入了具体落实层面。2014年初，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划定澳门的习惯水域管理范围。

经有关部门的前期调研和论证，2014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活动时宣布启动明确澳门习惯水域管理范围工作。201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草案）》正式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根据该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管理海域从澳门陆地向东、南方向划定，面积85平方公里；在粤澳陆地界线方面，将关闸澳门边检大楼地段划入澳门特别行政区；鸭涌河段除部分河段以鸭涌河南岸为界外，其余以鸭涌河中心线为界⁴。

其实，习惯性水域是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域图时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持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管理范围不变的时候讲的。回归之后，就没有了习惯这几个字了，因为已经是中国的地方，哪有习惯呢。什么水域都是中国的，都是水域，但当时只是遵从我们的习惯，仍叫习惯水域。所以我个人认为当时的叫法是有一些语病的。

因为来不及改，草委会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事情做的，以为澳门这么小，应该很简单，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又来不及弄清水域的问题，所以当时的国务院令在讲澳门版图的时候，划陆地包括澳门本岛、氹仔、路环，水域就从以前的习惯性水域来管理。但当时的习惯性水域究竟指哪些地方，没人知道。以前是中间分界的，怎么会知道，后来珠海填海，一直填过来，本来就分开这么远的，后来珠海填一下，填一下，中间分界，以前的中间在这里，现在的中间就来到了那里。其实习惯性水域是不妥的，因为珠海一路这样填海造地，澳门的习惯性水域就慢慢地越变越小了，这个习惯性就一路这样慢慢改。

横琴的商务区就是这样填出来的。以前横琴没有那么大，基本都是填出来的，如果要说当时的习惯性水域根本就是现在的横琴。所以习惯性水域根本就是错的，不过主席既然都说了习惯性水域，那我们就不要多说了。但是这个水域对我们澳门没有太大帮助，最深的才四米，远洋的船又来不到，所以之前说发展海洋经济适度多元，才四米深发展什么，只能进小渔船。

香港的水域可以由香港特区政府自由处理，澳门现在的习惯性水域填一分都要问中央。听意见就要五年，澳门还剩下30年，当然之前起草《澳门基本法》的时候说50年不变，不代表说就是50年后一定变，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看远一点。澳门习惯性水域的勘界工作，并不是要明确哪一块海域是给你还是给我的问题，而是同一片中国海域，划在哪个区域内更能实现其发展价值的问题⁵。

回想多年来为澳门水域勘界奔走的过程，我最大的感触是：

明确澳门水域范围工作开展之初，有人质疑这件事是不是违反了基本法。但在中央的支持下，这件事已经实现了，而且成为一个落实《澳门基本法》、依法治澳的成功案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澳门基本法》的理解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推进⁶。

当时《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澳门委员中，我是最年轻的三个人之一，当时最年轻的就是何厚铧、我以及赵汝能。黎祖智先生也是很年轻的，后来因为担任政务司司长，就由罗立文接替他并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罗立文就比我们年轻了，不过他加入时就很后期了，当时何厚铧是最年轻的。与《香港基本法》草委们相比我们澳门的年轻力量要多一些。

1986年，我们是作为最早的工商界代表，作为第一个访问团去访问北京的，就是当时的澳门青年工商界访京团。当时整团的人都不懂得讲普通话。团长是刘衍泉，副团长是铧哥（何厚铧），当时大家的普通话都说不清楚。还好当时有诸桦大姐做翻译，她当时是港澳办的处长。因为她在澳门工作过，她丈夫又在南通银行，所以当时是全靠她翻译，不然真的是“鸡同鸭讲”。

整团人都是年轻人，但没有一个人的普通话讲得好。后来诸大姐因为工作原因不能一直进行翻译工作，所以就由徐泽帮忙兼职翻译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搞《澳门基本法》气氛很好，都是互相包容。内地同胞不认为我们不讲普通话就不理我们，而是大家都尽量找个方式来进行沟通，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当然他们也是大官，但都没有摆架子，包括鲁平、李后，他们跟我们都是嘻嘻哈哈的，没有架子的，大家都是有商有量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敦煌，先到兰州，在兰州我们晚上出来在路边的大排档吃羊肉泡馍和拉面，吃这个拉面几毛钱，拉面店旁边有一个路边的卡拉OK，两毛钱唱一首歌，就是你拿个麦克风就在那里唱。当天晚上，还有一些记者跟我们一起，我记得当时我花了两毛钱唱了一首歌。当时的歌碟不是很多，不像现在有几万首歌。当时买个卡拉OK碟、激光盘，这么大一张才十几首歌，所以唱来唱去就唱那几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