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12月2日，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於里斯本病逝。19日，若奧三世(João III)登上葡萄牙國王位。若奧三世即位後，鑒於第一、二次使華的受挫，中葡關係斷絕，通商蒙受重大損失，遂改變乃父的觀點，調整葡萄牙對華政策，並且“希望馬六甲兵頭能設法把中葡關係恢復到最初狀況，保持同中國的和平友誼”。葡萄牙學者山度士．阿爾維斯(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認為，若奧三世即位後其對華政策有三大原則：一、與在中國海做生意的葡萄牙和葡—亞私營商賈中採取實用主義原則。葡萄牙王室認為，通過其在地方接觸中富有成效的協作，可以獲得葡萄牙重新進入中國港口。二、通過與亞洲商業團體(特別是在馬來半島帕塔內港建立的團體，甚至是伊斯蘭教團體)進行貿易的方式增加容許度。並認為為重新打開中國港口與其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三、在選擇中國對話者時，採用靈活的現實主義態度。對葡萄牙王室來說，中國皇帝不是第一目標，而各省地方官才是葡萄牙外交的首要目標。他們認為在這些當政者手中掌握了接受或拒絕葡萄牙貿易的實際決定權。諾埃爾：《葡萄牙史》第5章，第146頁。奧利維拉：《葡中接觸五百年》，第37頁。阿爾維斯(Jorge Manuel dos Santos Álves)：《澳門開埠後葡中外交關係的最初十年》，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12月2～3日，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ão Francisco Xavier）在台山上川島與世長辭。葡萄牙遠征日本艦隊司令官索薩（Leonel de Sousa）率領商業艦隊至廣州。上川島成為葡萄牙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場所。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1月30日─1558年1月19日)12月2日，葡萄牙人幫助廣東政府平定漳州巨盜澳門“阿媽賊”老萬集團，廣東政府允許葡人僑寓濠鏡。 費爾南．平托的記載為：“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給葡萄牙人做生意。”《耶穌會會士在亞洲》稱：“是年(1557)，廣東的官員將這澳門港給了葡萄牙居住。他們先是在上川，然後在浪白滘。從這些島嶼，他們同華人和日本人做了幾年的生意。”《葡萄牙17世紀文獻》：“直至1553年，葡萄牙與華人在上川島進行交易。華人於1555年將他們由此移往浪白滘，並於1557年遷至澳門，官員將此港給他們進行貿易。葡萄牙人為中國立下汗馬功勞，確認了澳城其港、其地的讓與這功勞便是殲滅了騷擾廣東的巨盜。為此，華人將葡人遷至距廣州較近的這一港口。”《16世紀澳門史資料》：“該城居民於1557年擊潰橫行中國沿海的漳州巨盜，所以從偉大的中國國王處獲一‘chapa(札)’，將他們現居住的港口及其地賜給了他們。”《1644年前日本紀事》：“1557年時，有若干中國叛人憑據澳門，抄掠廣州全境。省中官吏不能剿滅盜賊，求助於上川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為數僅400，賴天主及聖方濟各之助，擊散群盜。中國獎其功，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停留居住，惟不許築城置炮。”可見，將1557年視為廣東地方官紳允許葡人正式定居澳門的年代應是確定的，但這一允准並未通過明朝中央政府的承認。這一年亦為澳門建城之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第49—54頁。之所以將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定在12月2日，主要依據於薩賴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手稿稱“此事發生於1557年12月2日星期五”。薩賴瓦主教手稿藏埃武拉公共圖書館及檔案館Cód，CXV I/2—5。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221章，第698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ód. 49-Ⅳ-66, f1. 46.荷蘭殖民地檔案館藏：《葡萄牙17世紀文獻》，第12—13頁。Jordão de Freitas, Macau: 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ória no Séulo XVI, p. 20.嘉爾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1644年前日本省報告》第1部分，第6頁。

萬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12月2日，兵部回覆兩廣總督凌雲翼、福建巡撫劉思問之建議，對閩、廣下番船實施掛號給告制度，由海道副使掛號，驗其丈尺，審其貨物，當出海回籍後，俱照數盤驗，不許夾帶違禁貨物。《明神宗實錄》卷81萬曆六年十一月辛亥。

崇禎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12月2日，葡萄牙耶穌會士林本篤（Bento de Matos）在澳門發願。林本篤，字存元。1600年生於維迪格拉，1615年進入初修院。1627年到達交趾支那。1630年至1635年在福州傳教。1635年在海南傳教，為海南天主教的開教者之一。1640年在澳門，後又進入海南傳教。最後於1651年在海南島被海盜殺死。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419—420頁。

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2月2日，澳門總督費蘇沙致函葡印總督稱，本年澳門派往廣州的三位代表受到靖南王耿繼茂的熱情接待，同時免除了澳門每年支付的600兩地租銀。費蘇沙還稱，如果葡印總督以國王的名義派使臣攜帶禮物出使廣東，探討恢復貿易關係及相關稅收問題，將對澳門大有裨益。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p. 86-119.

清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2月2日，劉易斯．飛基烈圖( Luís Pinto de Figueiredo )擔任澳門王室大法官。 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39.

康熙十九年（1680年1月31日－1681年2月17日）12月1—3日，柏應理神父離澳返歐啟程日期原定於本月，但由於新任中國副省會長畢嘉收到閔明我於1676年在馬德里出版的《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一書的第一冊，對這位多明我會士的觀點極為不滿，決定要反擊他的誹謗，遂於本月初從北京趕抵澳門，並竭力勸阻柏應理推遲行期，以便帶走耶穌會回應閔明我攻擊的文章。於是，柏應理的行期被決定推後一年，而且，畢嘉僅同意兩位“準備入會和接受鐸品的年輕華人陪同，而反對其他人同行”。Francois Boneinck, La Lutte Autour de la Liturgie Chinois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 pp.199-200.

清雍正七年（1729年1月29日－1730年2月16日）12月2日，葡萄牙奧斯定修士熱羅尼莫．聖奧斯定（Jerónimo de St.Agostinho）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05.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12月2日，西洋人戴進賢、巴多明、徐懋德及德理格向雍正帝進獻西洋器物，計有洋木百套杯一尊，比例尺一個，取方向儀一個，垂線平儀一個，羅經一個，日晷一個，千里鏡大小四個，眼鏡六副，規矩兩套，景物畫圖十幅，容鏡一個，琺瑯戒指一個，琺瑯片兩個，銀星玳瑁筒一對，花磁盒一個，花銀盒一個，西香兩匣，火漆十六條，小剪一套，羅斯瑪立諾露兩瓶，避風巴爾撒木香六盒，巴西弟辣四瓶，鼻煙六瓶。雍正帝僅收千里鏡、眼鏡、琺瑯片、容鏡、避風巴爾撒木香及西香等六樣，其餘退回。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西洋人戴進賢、巴多明、徐懋德、德理格進西洋奇器禮單》，第72—73頁。

清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28日，新任主教歐熱尼奧．特里格依羅斯（又稱德主教）乘坐“聖佩德羅．聖若奧（S. Pedro e S.João Baptista）”號戰艦抵達澳門，大三巴炮台鳴禮炮23響歡迎。9月8日，他作為主教第一次進入澳門主教座堂。12月2日，他就懺悔神父和道德問題發佈論教書。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6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p.371—372.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12月2日，意大利耶穌會士法方濟各（漢名法福履）在澳門病故，葬於小三巴堂。法方濟各，康熙五十八年（1719）八月來華，後至北京傳教，雍正七年（1729）因避教難返回澳門，於是日病故。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67《廣州府詳報會審江南案涉 案倪維智等人》，第238頁；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及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均無法方濟各之詳細資料。

清嘉慶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12月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巴韋爾（Barwell）”號抵達澳門，也是空船沒有裝載貨物，但澳門方面卻提供了一名引水而引入內河，沒有受到任何阻礙。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632頁。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1月15日，香港英國聖公會（The Uni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USPG）傳教士喬治．施美夫（George Smith）牧師乘快船離開廣州，並於本日抵達澳門，想到澳門進行療養，同行者還有兩位美國人。施美夫抵澳，先住在一家葡萄牙人開的旅館，後則轉至美國長老會婁禮華牧師家中居住。婁禮華家是當時美國來華長老會傳教士的據點，所以，施美夫在婁禮華家中休養的兩星期中，常有機會同美國來的傳教士交流。12月2日上午，施美夫乘船離開澳門返回香港。他在《五口通商城市遊記》中記載了當時的澳門：澳門的風景，從海灣眺望，非常壯觀。澳門是中國對外國人開放的人間樂土。兩個世紀以來，澳門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下，呈現出歐洲城市的風貌，到處是教堂、塔樓和堡壘。澳門坐落在香山島不太起眼的海角，在地峽處被一道狹窄的築壘與大陸分割。築壘以前由中國人守衛，用於阻止與內地的交通。澳門有兩個優良海港，一里一外，建在島兩邊的岬上。半圓形海濱上，馬路平坦寬闊，到處可見形形色色的人種。中國人和歐洲人的後裔構成澳門的主要人口。歐式房屋室內寬敞，外觀華麗。鴉片戰爭結束之前，澳門是外國商人唯一可安家之處。廣州不允許外國商人攜帶妻子前來。香港的租讓，以及中國政府對外國女子在廣州居住條例的放寬，使得幾乎所有英國人和美國人喬遷他去，如今只有幾家美國人還留在澳門。在很多方面，澳門像英國一樣，是個時尚的海濱勝地，物質生活舒適優雅，甚至媲美歐洲生活的奢侈。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居然沒有開發傳教熱忱，沒有人向當地人推崇我們的宗教。然而，澳門是中國這一寬容的帝國在邊界上唯一對外開放的通道，其他地方都對基督教亮起紅燈。住在澳門的新教徒不多，還常有不如意的地方。一方面，澳門的羅馬天主教教士與當地政府關係密切，隨時準備將皈依新教教會的企圖扼殺在繈褓之中。另一方面，傳教士與墮落的華人大眾的聯繫十分有限，很難使這些異教徒遵循福音的基本原理。此外，澳門受葡萄牙和中國政府雙重管轄，體制混亂。兩國權力到底是怎麼劃分的，一直混淆不清，且時有變化，以至於雙方非得相互容忍，罔顧事實，方能行使幼稚而低效的手段，使華人在道德方面得以解放。英華戰爭爆發前夕，澳門只有四個新教教會傳教士能流利地說漢語。天主教的耶穌會總部最近從澳門移至英國管轄的香港。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年6月19日—1871年12月14日），又名“四美”。英國教會向中國派遣的最早的兩名傳教士之一，1849年出任首任香港英國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著，溫時幸譯：《五口通商城市遊記》，第53—57頁。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12月2日，上諭命徐廣縉防範澳門夷人勾結香港英人。據徐廣縉稱澳夷兵頭潛至香港，向港督文翰唆播，上諭著徐廣縉加意防範，隨時偵探，據實密奏，不得以現在無事，稍涉大意。兩廣總督徐廣縉隨即差人赴澳門調查居住在澳門的各國夷人數，並呈報清廷：英吉利住澳門還有7家：吧?眷屬在南灣二（字）行避暑暫住；扢臣（即屈臣，Thomas Boswall Watson）眷屬住大廟腳；羅臣眷屬在南灣一字行避暑暫住；吟啼眷屬在打銅圍口避暑暫住；吐啐地保鬼眷屬住菩提行；尾嗆頓眷屬住南灣公司行；吐吻酒店鬼住叻司照埔。美國住澳門有4家：嚩時眷屬住波羅行；哺時眷屬在㗑吧婆行避暑暫住；思?吪大班住下環街花旗行；土笪?眷屬系西洋婆住十六樁（柱）左側。法國住澳門有：兵頭陸英（Forth Rouen）住南灣烏煙行左側；大班住加司欄埔；不知名尼姑數人，在澳行醫，住醫靈廟。西班牙大班，不知名，住大廟腳。港腳白頭鬼有三四家系客商，盡住南灣，往來不定。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檔案，館藏號：01—02—001—02—058。 《清文宗咸豐實錄》卷20，道光三十年十月丁亥；《稟呈現住澳門各國夷人家數》，載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第343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2月2日，澳門原定本日舉辦一場遊艇比賽，由澳督吉馬良士主持，比賽距離為30英里，勝利者獲總督杯獎金，價值150元。每位參賽者須交10元入場費。賽事秘書為威廉‧亨特。但此次賽事卻因為天氣原因被告推遲。The Friend of China, July 3rd,1852, Vol. 11, No. 61, pp. 242-243.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9月16日，澳門土生富商法蘭西斯科．席爾維拉（Francisco António Peireira da Silveira）在澳門大堂區逝世，法蘭西斯科．席爾維拉是澳門富商貢薩洛．席爾維拉（Gonçalo Pereira da Silveira）的長子。1797年12月2日生於澳門大堂區，少修讀於聖若瑟修道院，1818年畢業。由於父親遇海難突然去世，他放棄了去科英布拉大學深造的機會，開始主持家政，打理公司事務。1819年與澳門名門皮奧．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之女貝內迪塔．馬葵士（Ana Benedita Marques）結婚，使其在澳門更為聲名顯赫。他憑著在聖若瑟修道院接受的教育及其家族在澳門的地位，擔任過很多公職，曾在議事公局擔任過各種職務，1822年擔任議事公局市政議員，1843年擔任理事官。後來還在仁慈堂兄弟會任職，其最後一個公職是法院書記官，直至退休。他有5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奧比諾．佩德羅（Albino Pedro Pereira da Silveira）非常富有，是20世紀初澳門最大的資本家之一。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pp. 801─802; 阿馬羅（Ana Maria Amaro）：《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12月2日，澳門政府批准華商李漢源、梁旺賢在竹仔室第四號屋宇開設爆竹廠。經查，所設該廠並無妨礙騷擾，即詢諸最近鄰居子爵塞咖（Visconde de Cercal）之寡婦，亦不嫌該廠在此開設。該處以前曾開設一爆竹廠。即以該處地方而論，可算為澳門郊外之區。《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12月10日第50號。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2月2日，幾名澳門華人購地建立一間名為“同善堂”，為貧苦華人施醫贈藥。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8月14日， 袁世凱軍隊攻入廣州，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廣東政府懷疑有革命黨人逃亡澳門， 要求引渡他們。廣東政府為引渡之事特別照會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 明確指出被追緝的革命黨人確在澳門， 他們在那裡糾集黨徒， 一到站穩腳跟， 即潛回廣州發動革命。鑒於廣東政府已正式提出引渡要求， 華政廳不得不展開調查， 但無意把此事當真。其時， 孫中山、陳炯明不在澳門， 孫眉確實居留澳門， 且與華政廳頗為熟悉。最終華政廳只證實來到澳門的只有兩個不大重要的革命黨人， 即曾超佑和曾實佑。署理總督美珊枝對調查結果並不滿意， 於是責成負責華政廳的古斯坦西奧．達席爾瓦(Gustâncio José da Silva)律師繼續調查；同時召見盧廉若商議此事， 盧遂出面解圍， 以使澳門政府在表面上和廣東政府合作。最後，1913年12月2日美珊枝署理總督致函龍濟光， 稱被追緝的主要人物並不在澳門， 其他謀反分子也處於澳門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下， 不會做出有損中國安定的舉動。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12月2日，澳門政府宣佈準備修築尿房七所：一所在板樟堂坊 (Beco S. Domingos)公局新市南街 (Rua Sul do Mercado de S. Domingos)尾，一所在大關斜巷 (Calçada do Amparo)與關前後街 (Rua de Nossa Senhorado Amparo)左右相接，一所在沙梨頭街 (Rua da Ribeira do Patane)附近十月初五日街之牆、該牆向沙梨頭牆，一所在白眼塘前地，一所在康公廟前地 (Largo do Pagode do Bazar)附近美基街 (Rua de Miguel Aires)，一所在賣草地街 (Rua da Palha)斜向草地圍 (Pátio da Cabala)、直向大炮台街 (Rua do Monte)，一所在水坑尾街。《澳門政府憲報》1914年第48號，第637頁；第50號，第664頁。

大三巴向為貧民聚居之所，日前火災百餘災民無家可歸，由鏡湖醫院安置，然查該處澳葡政府不准搭葵棚，災民難於安置，鏡湖醫院派值理偕同警察廳長往見督憲處理。圖為鏡湖醫院民國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二日議案，獲准搭葵棚二十間，暫為災民住所。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2月2日，澳門鏡湖醫院附設鏡湖小學新校舍落成，澳督巴波沙親臨揭幕禮。開幕禮由鏡湖醫院首總理盧煊仲、鏡湖小學校長何寶嚴主持。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09頁。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2月2日，泰國王子帕閣拉．甘篷碧 (Purachatra de Kambaeng Beira)訪問澳門。泰國駐澳門領事飛南第第三伯爵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在其位於民國大馬路的豪宅裡為王子舉行盛大歡迎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43頁。

1984年12月2日，澳門日報讀者慈善基金會主辦第一屆“公益金百萬行”，籌得善款240萬元。

1996年12月2日，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就近期本澳治安惡化問題發表談話，督促澳葡當局切實搞好社會治安。

2003年12月2日，行政長官何厚鏵赴京述職，分別向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匯報特區情況。

這間位於蓮莖巷的餅店是“晶記餅家”的分店，圖中的一對夫婦為“晶記餅家”的伙記，而“晶記餅家”總店位於盧九街。主要售賣節慶期間的糕點及一般糕餅。

“紅星理髮室”老闆是莫昆先生，拍攝當年為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