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18—22日,耆英针对中法谈判中法方强请他弛禁天主教事连续上奏,请求道光帝对天主教弛禁。道光帝与耆英等人反复商议,最后,于11月26日由耆英拟写一“简明节略”的奏报,而由道光帝批复“依议”,于12月14日正式公布称:“原所以禁中国借教为恶之人,并非禁及于西洋各国所崇奉之教也。今据佛兰西使臣拉萼尼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这是清政府正式发布的解除教禁的公文,从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合法地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卷72,第2900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34页;郭卫东:《清朝基督教弛禁的澳门交涉》,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民国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1月26日,位于莲峰山山麓的赛狗场地正式开张,观台可容纳1500人。先是数名华人与美国人在澳门成立“澳门赛狗会”,兴建莲峰山山麓的赛狗场,设置看台、 跑道、狗圈等。同年,澳门赛狗会正式开幕,主办者特从美国请来一队 24人女子乐队表演,仪式相当隆重,场面尤其热烈。其时跑狗每逢周末举行,晚8时30分开始,至11时30分左右结束,每晚比赛8场,观众下注买“心水狗”,消费颇高,连入场券每位都收费1元。由于消费高昂,至1936年即宣告停办。《澳门之声》 (A Voz de Macau)1931年 11月10日,转引自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 (1930—1931)》,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李鹏翥:《澳门古今》,第31—32页。按:施白蒂称1932年修建赛狗场,疑有误 (参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58页)。又《澳门政府宪报》1931年第11号第206页称,财政厅宣布将赖思喇提督大马路连续处之地租于济喇为建筑赛狗场之用。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1月26日,封锁事件进一步恶化,在关闸边境有澳门印度籍警察勒索小贩,事件惊动附近国军,国军士兵上前排解,澳警以为受到干涉乃向国军开枪射击。当时正值封锁敏感时机,澳门社会闻之骚动。正巧又有萄船一艘运来士兵800名准备换防,消息传出,国军方面误以为澳门方面增兵对抗,中葡关系更显紧张。国军封锁澳门期间,市内因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白米涨价愈倍,白菜涨价四倍,所有船只禁止进出港口,曾有不明船只自外返航而遭国军开枪射击。封锁事件令澳门政府十分震动,除透过外交部驻澳专员唐榴斡旋外,并由葡驻华代办和葡京外交部向重庆政府交涉。1945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公函,澳门问题,第211页,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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