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開埠以來，旅澳者多喜往媽閣一遊。媽閣的遊人，既有特意尋來者，亦有不經意為之吸引過去的，後者多數是西洋人。早期的外國航行者抵達澳門，必在內港碼頭登岸，沿媽閣入城。明嘉靖以後，朝廷廢廣東諸番船泊口，獨留濠鏡澳，於是澳門成為西方來華者的必經之地。可以想像，從未接觸過中國建築的西洋人，初見媽閣廟時，那刻的驚艷，足以讓他們一見鍾情。至於國人來澳，雖多取道前山，從北面入關閘，媽閣則遙遙在南岸；而且類似媽閣的廟宇建築，國內隨處可見。然而，媽閣仍是遊人必到之處，其所嚮往者，蓋非廟宇建築，而是景觀：殿觀疊架的佈局、錯落有致的山林廟宇景致。與此同時，國人亦偏愛留墨於媽閣，最直接的證明，莫過於媽閣的山石題刻：摩崖、石刻題詞與石刻詩。

媽閣猶如澳門的廬山。廬山是中國山水文學的源泉，首屈一指的山水詩殿堂。其發端於南北朝詩人謝靈運對廬山的吟誦，大盛於陶淵明以來。歷代詩壇巨匠如李白、白居易等，以其超群出眾的審美觀與獨具匠心的詩詞對廬山進行吟詠謳歌。正是這些詩歌精魂，使廬山大放異彩，成為一座千古名山、詩山。媽閣風景，同樣生成於地理環境與人文景觀的有機結合：以大自然和建築群鋪筋立骨，以文學文化安魂置魄。媽閣是澳門摩崖的發源地與豐碑，它獨攬澳門二十四首石刻詩，堪稱“澳門詩山”。

摩崖者，“摩”字的本義是研墨，“崖”是指山巖。一般來說，凡刻在山崖石壁上的書法、造像與圖畫，皆可稱之為摩崖石刻，簡為摩崖。但是今言摩崖，多指擘窠。“擘窠”原指書法篆刻上的勻均分格，後通稱方正勻稱的大字為擘窠書。現有“海覺”、“海鏡”、“太乙”、“名巖”四大摩崖，還有“覺路”、“靈山參佛”、“說法點頭”、“障百川”等近十處石刻題詞靜卧媽閣山頭。媽閣的摩崖與石刻題詞，按主題可分為寫景狀物與寓含哲理兩類；而兼具兩者則意蘊更高，媽閣最為馳名的“海覺”、“海鏡”兩大摩崖，即屬此類。

現存媽閣廟有兩塊洋船的石刻，一般以內外來分別它們，“內洋船石”位於正覺禪林與詹頊亭之間，“外洋船石”則在石欄杆的後方。相傳後者為古，前者為新。洋船石上刻的“利涉大川”，典出《周易．益卦》：“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傳》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喻意以木（船）得利。《澳門記略》記載澳門有三奇石，其中之一就是媽閣廟的“洋船石”：“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此處的“洋”，非指“西洋”，而是相對“內河”而言的“外洋”，所以這裡的“洋船”泛指古代遠洋的大船。〔雍正〕《廣東通誌》曾提到“凡下東西二洋造舶，別為一舶如其製而小，置神前，凡覆溺傾欹，兆必先見”。今見早期藝術作品中描繪洋船石較為清晰的，應是馬西安諾．安東尼奧．畢士達的《澳門媽祖閣》（1862年）。畫中的洋船石在媽閣廟山門旁邊，表明了光緒年間重修廟宇，加築石欄、砌起石牆以前，外洋船石所在的位置。

“海覺”勒於媽閣之巔的巖石上，石高逾丈，字大盈仞。《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稱之為奇石，謂：“一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按：古代以八尺為一尋），有墨書‘海覺’二字，字徑逾丈。”“海覺”為佛教語，據《佛說無量壽經》載，如來次名“海覺神通”。海覺亦有“覺海”之妙諦。“覺海”為佛教別稱，佛以覺悟為宗，海喻教義深廣。早期媽閣有海覺寺，故此亦稱媽閣為海覺。清乾隆時人葉廷樞《澳門雜詠》詩云：“銀濤高湧撼南灣，海覺澄觀足解顏。”鍾啟韶《澳門雜詩》亦有“海覺天妃廟，三成石作梯”句。若結合媽閣的山海景觀，則“海覺”的涵義更為豐富。誠如道光時人蘇鴻所云“曾向錢塘眼界寬，今登媽閣得奇觀。⋯⋯何人大字磨崖勒？覺盡南溟海不瀾”（《登媽閣最高頂望海》）。

然而，“海覺”究竟是由誰人，又於何時題書於媽閣的呢？關於海覺石的身世，過往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來歷不明。古人或不提其來歷，或謂“誰人書‘海覺’”（趙元儒《次張太守石壁原韻》詩）；或明言“石壁有‘海覺’二大字，不知何人書也”（李遐齡《媽祖閣》詩註）。今海覺石的下方，刻有林國垣作於清乾隆三年（1738年）的一首七律（沒有詩題）。此詩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媽閣石刻詩（詳見下文），署款：“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垣題。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勒。”祝淮修的〔道光〕《香山縣誌》載：“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有墨書‘海覺’二字，徑逾丈。案：題字者不可考。石壁下有林國垣詩後鐫云‘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祝《誌》所記正是嘉慶五年（1800年）重勒林國垣詩後的情況，後來〔光緒〕《香山縣誌》沿襲其說。

與林國垣同一時期的澳門人趙同義，後人將其詩作輯成《鏡江公詩稿》。詩稿內錄有林國垣詩，載有詩題，云“題澳門媽閣海覺石壁”，又有小字附註：“乾隆三年仲夏海覺勒。”結合詩題，此處的“海覺勒”，意即刻於海覺石。若詩稿所載為石刻原貌，則今署款中的“同海覺勒”，或為嘉慶五年重勒時之誤。

有學者據林詩重勒後的署款，認為“海覺”應是林國垣於乾隆三年所題。這個說法若能成立，則媽閣的第一摩崖和第一石刻詩誕生於同一時間，且同出一人。摩崖與詩互為印證，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誠一佳話也。不過，自有關於海覺石的記載以來，前後兩百多年，未見有人提及此事（包括祝《誌》稱“題字者不可考”）；況且“同海覺勒”亦可理解作同一時間所勒，不一定是同一人所題。因此，僅憑重勒後的林詩署款這一孤證，目前尚難完全確定“海覺”為林國垣所題。所以，海覺石的確切來歷，仍有待新史料的發現，再作進一步考證。

“海鏡”二字，勒於媽閣西側山崖石壁，署款：“道光癸卯小春武林陸孫鼎題，惠州張玉堂書。”陸孫鼎，號藥珊，浙江仁和人，官署香山知縣。張玉堂，字翰生，號晝錦、應麟，廣東惠陽人。早年致力於文，屢試不第，後始從戎，官至大鵬協（香港九龍城）副將。今香港九龍界限街，便是他主持修築的。張玉堂還曾代理過廣東水師提督，主持修整虎門炮臺。其人為官“訓練必勤，賞罰必公；持己以廉，待人以惠”（張維屏《張玉堂〈公餘閒詠詩鈔〉序》）。張玉堂雖置身行伍，戎馬倥傯，卻不廢詩書，諸藝咸習，工於詩而書名甚噪，有“儒將”之稱。時人推許其“詩文翰墨之事，求之文人則易，求之武人則難；分求之眾人則易，合求之一人則尤難。若夫能詩能文、善書善畫，而又能指書、能拳書、能為擘窠書、尋丈之書，即求之文士不易得，乃今於吾宗翰生都睋而一觀之”（張維屏《張玉堂〈公餘閒詠詩鈔〉序》）。

所謂拳書、指書，就是指以拳頭、指頭代筆蘸墨作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書法藝術。張玉堂的書跡於粵港一帶留存頗多，如香港島玉虛宮的門額“玉虛宮”、香港九龍城侯王廟的“墨緣”與“壽”字二石刻、深圳大鵬東山寺樓橫額的“鷲峰勝境”等。澳門的張玉堂墨寶，集中在媽閣，包括拳書“海鏡”、“名巖”兩摩崖，以及指書題寫的石刻詩兩首。其中，以海鏡石最為著名，廣東詩人簡朝亮偏愛海鏡石，曾賦詩曰“萬國朝宗詠遠藩，高題‘海鏡’獨推尊”（《過汲水門，憶濠鏡山廟題石詩有云﹕萬國朝宗日，馨香極杳冥。又一云﹕馬騮洲稅兩三重。因而有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張玉堂與陸孫鼎結伴同遊媽閣，兩人合力留下了一幅傳世之作─陸氏立題、張氏拳書的“海鏡”。張氏題書“海鏡”時，頗疑香山詩人黃承謙在場，並即席賦詩《題張翰生都閫（玉堂）拳書大字》。該詩有兩個版本，見於黃承謙的詩集《仰山樓詩草》（道光年刊本）和《觀自養齋詩鈔》（咸豐年刊本）。《詩草》本有句云：“以頭濡墨健屈鐵，左右拂素同揮戈。人力天骨兩兼擅，含毫握管煙雲拖。其誰沉珠獻錦落，紙上揮拳縱放大。”寥寥六句將作書的經過栩栩寫來，仿如目前。其後刊入《詩鈔》時作了修改：“其誰負聲復振采，揮拳使指大擘窠。名留千古‘海鏡’照，筆妙五色層崖摩。”雖然提升了氣韻，卻減弱了現場感。

張玉堂的“海鏡”，筆力雄勁，氣勢磅礴。至於“海鏡”之意，既為澳門的一個古稱；且勒石時，與內港北灣的海面相映，猶如一面“海鏡”，故此題可謂妙筆。唯歷百多年後，圍繞海鏡石的方寸之地上，一幢一幢高樓拔地而起，將海鏡石圍在中間，形成“一線天”的景觀。海鏡石再無海可對，“鏡”的意境不復存在，人要尋它亦不易。遙想海鏡石當年的風姿，不禁令人倍感唏噓。

除海覺石、海鏡石外，媽閣還有“名巖”、“太乙”兩摩崖，主題分別為狀物和寓理。“名巖”勒於觀音閣旁石上，款署：“戊午冬日香山玉堂張應麟書。”“名巖”是繼“海鏡”之後，張玉堂與媽閣的又一墨緣。清咸豐八年（1858年），即題海鏡石後十五年，張玉堂舊地重遊，題書“名巖”。同樣是拳書，字跡蒼勁瀟灑，筆法精湛，與“海鏡”不相伯仲。唯意境上，“名巖”稍遜於“海鏡”。但它的命運則較好，至今仍未被建築物遮擋，因而更為遊人所熟知。

“太乙”勒於“海覺”旁，同屬一石上，款署：“大清道光戊子孟夏吉旦，謙堂李增階立。”李增階，號謙堂，福建同安人。曾任廣東瓊州鎮總兵、廣東陸路提督、廣東水師提督。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擅令兵船闖入省河，李氏以海口疏防被參，為清廷奪職，旋即謝世。張玉堂曾以詩哭之，哀嘆“恩深知遇慚無報，徒使傷心兩淚盈”（《公餘閒詠詩鈔．哭李謙堂軍門增階》）。

道光八年（1828年），媽閣廟在住持景曦和尚主持下，啟動了大規模的重修擴建，並獲時任廣東陸路提督的李增階資助一百元。同年，李增階到訪媽閣，鐫下“太乙”二字。翌年，重修峻工，李氏又領銜勒碑廟壁，以記修廟之事。這便是今天鑲嵌在正覺禪林牆上，由趙允菁所撰的《重修媽祖閣碑誌》（詳見下文）。李增階與媽閣廟的因緣，頗帶有官方性質。至於何以勒“太乙”於媽閣之巔，今雖無從稽考，但當時題書者定有用意。“太乙”亦作“太一”，道家以太一為宇宙萬物的本源。媽祖信仰帶有道教屬性，太乙為道教語，置於媽閣亦謂相宜。又，太乙也是山名，即上古仙境終南山的別稱。另外，太乙又是一種術數，用以運轉生機。勒石之際，適逢媽閣廟重修，題書“太乙”，興許亦為一番寄意。

除上述四處摩崖外，媽閣還有數個石刻題詞，文字多具佛教涵義。

“覺路”在弘仁殿旁圓門所接的石階壁上，因此題刻，人稱這段石階為覺路。拾級而上，署款“住持慧因題、辛酉雲水僧書”的“靈山參佛”就在“覺路”旁邊；而“住持慧因題、己未夏童真書”的“超塵”，則在觀音閣下方。雲水僧本名蔣松，號童真。清末避亂澳門，在普濟禪院掛單修禪，擅書藝，遺墨於澳門娛園（今盧廉若公園）甚多，園中不少匾聯皆為其所題書。“覺路”所對者，為署款“南海陳詞博鐫書”的“說法點頭”。陳詞博，本名陳應科，廣東南海人，曾從清末嶺南學者陳伯陶學詩，鄉試中舉，以知府分省補用。辛亥革命後，隱居西樵山，又往羅浮山學道，道名圓博。1931年，陳詞博到香港，居九龍城，築樓“雲廬”，著有《樜盦遺稿》。除此題詞外，陳詞博還有一首勒於媽閣的詩作，旁題：“辛亥冬月，余初至濠鏡，約友遊媽閣正覺禪林，訪得紀文、遂昭兩法師，相與欣然道敬，摩巖讀詩，因次楊□公原韻，以誌鴻雪。中華南海陳詞博留題。”遂昭是當時媽閣廟的住持。“說法點頭”出於“頑石點頭”的佛門典故。相傳東晉名僧竺道生常於蘇州虎丘山講《涅槃經》，人皆不信；後聚石為徒，宣講至理，石皆點頭。故此世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海不揚波”在“靈山參佛”的旁邊；而在觀音閣下方，則有“障百川”。“障百川”本出唐代韓愈的名篇《進學解》，清代佛書《禪林寶訓合註》載“障百川”條目曰：“迴眾流而入海也。韓文公《進學解》曰：‘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而既倒。’謂入鄽垂手，接物利生也。”所謂“入鄽（房舍之意）垂手”，典出宋朝廓庵禪師《十牛圖頌》之十〈入鄽垂手圖〉。《十牛圖頌》為佛教經典名作，包括圖、序、頌，它圖文並茂地顯示了佛教修行的實踐程序與終極關懷。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曾經總結：“由第一圖頌尋牛開始，以迄第八圖頌人牛俱忘，是個人的修行階段，目的是要尋回久已忘失了的心牛。第八圖頌表示這階段的極峰，表示修行者已臻於忘主客、齊物我的精神境界。第九圖頌返本還源與第十圖頌入鄽垂手則表示修行者尋回心牛，個人的覺行圓滿後，仍然不捨世界，要把自家修得的功德，回向世界，以垂手拱立的謙卑方式，服務人群，引導他們覺悟本具的心牛，共享解脫的果實。這是禪佛教的終極關懷所在。”故此佛家語的“障百川”，是比擬“入鄽垂手”那般“獨樂樂，不若與眾樂”的姿態，與儒家“力挽狂瀾”的疾呼有所不同。

此外，媽閣有三處僅表示“到此一遊”之意的題刻。一為“丙辰順德龍裕光來遊”﹔一為“辛亥冬番禺汪兆鏞、錢塘金德樞來遊”﹔一為“戊辰正月偕張有貢、崔師貫重遊，俯仰慨然。汪兆鏞題記”。汪兆鏞，字伯序，一字憬吾，自號慵叟，晚號今吾、清溪漁隱，因牓所居曰“微尚齋”，故又稱微尚老人。他是清末民國政治人物汪精衛（兆銘）的同父異母長兄。辛亥革命爆發，汪兆鏞避地澳門，並斷斷續續居住了十三年多，1939年以七十九歲高齡病逝澳門。寓澳期間，汪氏寫下大量的澳門詩詞，包括《澳門雜詩》（〈澳門雜詠〉二十六首、〈澳門寓公詞〉八首、〈澳門竹枝詞〉四十首），《微尚齋詩續稿．辟地集》以及《雨屋深鐙詞》等，是澳門近代重要的詩詞作家與粵澳文化名人。

最後，在海覺石的前方，刻有署款“新會潮連陳寬五題，光緒元年孟春穀旦”的題詞：“余嘗參神於媽閣廟，見後山奇石嵯峨，千巖萬壑。予來往此間數十年，莫不三嘆讚揚。毋乃仙蹤佛跡留於此耶？所謂石不能言，最可人也。”陳氏對媽閣風景的評價，可謂道出了歷來遊人的共同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