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远东的贸易据点向来着重军事防御设施的建立，然而，由于明朝的强大及葡萄牙租居澳门而非武力占据，“在最初几年，本市既无围墙也无炮台，这是为了尊重当地人，中国人害怕葡萄牙人会把那个岛屿变成入侵并征服中国的练兵场。”^【1】诚然，这种不设防的状况始终构成了安全上的隐患，于是在海盗和荷兰人的持续威胁下，城墙终于在澳门这片土地上由葡萄牙人建设起来。

葡萄牙王室贵族特里斯藤．瓦斯．达．维加（Tristão Vaz da Veiga）于1564年1月15日获国王恩准，作两次印度－中国航行。^【2】1568年初，他抵达澳门，因尚未交税不能装货，所以既不能启航前往印度也不能前往马六甲，只能留在澳门过冬，同年6月12日，中国海盗曾一本^【3】的百余艘帆船出现在澳门附近水域，翌日拂晓前来登陆攻打澳门。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到130人，其中还有很多老人和孩子。特里斯藤．瓦斯打发大概35个或者40个人到船上去保护船只，自己则带领余下的人到居民点外面迎击敌人，先后四次把海盗赶回船上，于是海盗改作从远处挑衅，又包围了澳门八天之久，直至广州的中国官员派人命令双方不要再交战，因为海盗即将归降中国皇帝，然而，后来又有消息传到澳门，指离开了的海盗又聚在一起，说要再次攻击葡萄牙人，主教和耶稣会的神父们于是劝特里斯藤·瓦斯修建工事，同时鼓励人们帮助他。特里斯藤．瓦斯则认为：

就是这样，这次修建的土坯墙成为了澳门建造城墙的滥觞。

然而，城墙的修建并未得到明廷认可，不久便被拆毁，因此，一份1582年的报告中才会说“澳门至今没有武器与防御工事”；^【5】约绘于1598年的地志画〈亚马港〉（Amacao）亦未见城墙的踪影（图1）；而1605年在里斯本出版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活动年度报告》（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Partes da Índia Oriental）第二卷亦指1601年时的澳门“既没有城墙和堡垒，也没有炮兵和卫戍部队。”^【6】

除了海盗，澳门当时还面对着荷兰人的觊觎，1594年开始，荷兰人在准备寻找通往东印度的航道时，已经将澳门作为一个进入中国的战略要点，^【7】因此，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在远东贸易上存在着竞争关系，1601年，荷兰人更在澳门首次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自此拉开了双方一段长时间内对澳门开展进攻与防守的角力，荷兰人其后分别于1604、1607、1622、1627年先后发起对澳门的进攻，而在历次战役中，以1622年的战况最为激烈（详情请参阅“澳门记忆” 葡荷澳门之役四百周年”网上展览）。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墙的修建再次成为焦点，期间，“万历三十三年（按：1605年），私筑城垣，官兵诘问，辄被倭抗杀。” ^【8】便反映了葡萄牙人私下修建城墙及明廷对此兴师问罪的张力，然而，随着荷兰人的威胁日益加剧以及葡萄牙人贿赂中国官员，城墙终于得以全面修建：

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Mas Carenhas）在 1623年出任澳门兵头后更是加快城墙的修建，然而，葡萄牙人不久之后又被中国官员下令自毁城墙：“今内奸绝济，外夷畏服，愿自毁其城，止留海滨一面以御红夷。”^【10】当然，经历多年来屡拆屡建的葡萄牙人并未放弃重新修建城墙，虽然后来又再被“举报” “夷人擅筑城台”^【11】，但最终又再次以贿赂解除了危机。

谟区查（Charles Ralph Boxer）指出：“1629年，整个工事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很好地完成”^【12】，而从绘于1634年的澳门半岛平面图来看（图2），所描绘的城墙包括东望洋山至马交石山之间东部海岸段（以下简称㓥狗环段），考虑到荷兰人在1622年便是从该处抢滩登岸，葡萄牙人在此防守的软肋处修建城墙可谓情理之中；西部海岸向东经沙梨头炮台再延伸至圣保禄学院以北段（以下简称大炮台往西北段）；大炮台向东经圣若奥堡垒至圣耶路尼炮台段（以下简称大炮台往东南段）；圣耶路尼炮台向南经圣方济各炮台及东部海岸段（以下简称圣方济各炮台段）；烧灰炉炮台至西望洋山段（以下简称西望洋山段）；南部海岸至圣地牙哥炮台段（以下简称圣地牙哥炮台段）；北湾亦似乎绘有断断续续的城墙（以下简称北湾段）。

事实上，不同年代的地图对城墙的布局有不同的呈现，虽然，制图者的主观意图、知识框架、文化背景等，固然有可能导致在城墙描绘上的差别和取舍，然而，我们亦不能忽略澳门城墙存在着动态变化的客观现实，总括而言，㓥狗环段、北湾段、圣地牙哥炮台段城墙只见于1634年的澳门半岛平面图，而大炮台往西北段、大炮台往东南段、圣方济各炮台段、西望洋山段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地图上均存在，另外，在历史绘画中亦多次出现大炮台往东南段、圣方济各炮台段、西望洋山段城墙的身影（图3-7）。

澳门的城墙设有多个城门供人员及物资进出城区，历史上曾存在三巴门、水坑尾门、沙梨头门等城门，《澳门记略》称“大门一，曰三巴门；小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曰花王庙门” ^【13】，可见作为“大门”的三巴门是当时最重要的城门。汉语中的三巴门，葡人称为圣安多尼堂门（Porta de Santo António），直译作花王庙门，而由于《澳门记略》的作者不谙葡文而将三巴门与花王庙门重复列出。^【14】作为城门，三巴门对城墙内外的两个空间起著连接/隔绝的二元一体作用，交通枢纽作用显著，1699年的〈澳门城市及港口图〉（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图8）中，连接葡人居住区域至半岛北部只描绘有一条道路，其起点即三巴门，而两广总督吴熊光等于1808年随折进呈之〈澳门形势图〉中，亦只列出一处之路程，即于关闸营汛旁标注“至三巴门十一里”（图9），而中国官员入澳亦是经由三巴门：

在多份澳门同知来澳前下葡人理事官谕中可见，其常常会知会葡人就迎接事宜列明三项要求，分别是“预备公馆”、“夷兵在三巴门伺接”、“大砲台放砲”，^【16】可见三巴门的枢纽作用。

正因三巴门属于葡萄牙人居住界址内外的要道，通过对城门的严格管理，方能够有效控制进出，保障城市的安全与秩序，因此，葡人特意派兵戍守三巴门，《澳门记略》称“夷目右兵头，遣自小西洋，率三岁一代，辖蕃兵一百五十名，分戍诸礟台及三巴门”^【17】，另外，三巴门并非一如今天的青茂口岸全天24小时通关，而是有特定通关时间的，通关时间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存在差异，龙思泰（Andrew Ljungstedt）称三巴门于晚上关闭，至早晨打开，^【18】至于具体的关闭时间， 1826年，澳门同知冯晋恩下理事官谕中提及三巴门“于定更后关闭”，^【19】定更即晚上八点左右，而绘于1886-1905年间的〈望厦及其附近村落地图〉则称是“晚间九点钟关锁，锁匙闸门楼上洋人管”。^【20】至于三巴门的具体位置，笔者曾结合传世文献（包括文字史料、地图、绘画、照片）、实物遗存（包括考古出土的遗物或遗迹，亦指保存在地表至今的历史建筑或遗迹）、城市肌理（包括城市的空间格局、路网形态、街区尺度）以“三重证据法”考订三巴门的具体位置，确定三巴门位于连胜街与新胜街交界处。^【21】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澳门城墙除了军事防御作用外，亦具有划定葡萄牙人租居界线的功能，虽然关闸在地理上位于澳门半岛的边缘空间，亦是如今澳门的边界，但是，明清政府从未视关闸^【22】以南的整个澳门半岛为葡人居留地，恰如清末耆英等人所言：

《香山县志续编》等文献亦称“租界由家私栏炮台向北转西至水坑尾门，又转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门，又转北沿白鸽巢至沙梨头闸门向西南至海边高楼，旧有现成界墙，墙以北为华民村居，墙以南为葡人租地”。^【24】可见，葡萄牙人租界范围是由城墙划定的，其中，大炮台往西北段、大炮台往东南段的界线作用尤其明显（图10），该线以南即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的租居范围，该线以北除了东望洋炮台、望德堂等零星葡人建筑，主要是望厦村、龙田村、塔石村等华人村落。

然而，随着清政府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落败，天朝上国的神话彻底破灭，西方列国认清了清政府的积弱无力，葡萄牙人便开始挑战清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澳门总督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除了拒绝缴纳地租、强行关闭关部行台以外，又于1847年张贴布告，宣布计划修筑三条马路，分别由水坑尾门到莲峯庙、环绕望厦山、由三巴门连接水坑尾门到莲峯庙的道路再延伸至关闸门，^【25】这三条马路全属澳门城墙的界线以北，代表着葡萄牙人越过原有租居范围的意图，翌年他又通告澳门华人，特别是三巴门至关闸一带的居民，凡拥有耕地的华人必须在十五日内到澳葡政府办理土地所有权证书，逾期不办者，即意味自动放弃，其耕地归澳葡政府所有。^【26】同时，亚马留指出：

意味着尝试把“边界”的意义赋予关闸，澳门城墙的界线作用亦由此随着葡萄牙人越过城墙向北扩展势力范围而消弭。

在葡人扩张居住界址的背景下，澳门城墙和城门被逐步拆毁，谟区查称：

这道出拆毁坚实的城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城墙分布范围较广，每段城墙的拆毁年份事实上有所不同，因此，20世纪初的照片仍能不时看到城墙的踪影（图11）。

澳门城墙的主体虽然已被拆毁，然而，至今仍有部分墙体保留下来，对于哪些墙体属于昔日城墙，不少人往往有着错误的认知，例如将圣方济各斜巷夯土墙、利玛窦中学中小学部近蔡记里夯土墙、新胜街夯土墙、圣罗撒女子中学中文部近东望洋新街夯土墙视作城墙，^【29】然而，这四段夯土墙以其位置及走向而论，均与历来诸多历史文献、地图、绘画，以至照片所反映的城墙布局存在差别，其中，圣方济各斜巷夯土墙虽然属于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并被命名作“旧城墙遗址”，然而，该夯土墙与位于蔡记里及新胜街的夯土墙一样，实际上属于圣保禄学院的围墙，而东望洋新街夯土墙则属于圣家辣修院的围墙（图12）。而至今保留下来的澳门城墙只有三段，分别位于西望洋圣堂、若宪马路、加思栏马路附近，属西望洋山段、大炮台往东南段、圣方济各炮台段城墙的组成部分，见证著昔日葡人居住界址和澳门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