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长不到二十米的土墙，五米多高，中间还有一个拱形的行人通道。由于饱经岁月的风雨，土墙的外表早已斑驳脱落，颓态毕呈。然而，就是这段短短的、其貌不扬的土墙，过往却是澳门城墙的一部分，它不仅担负着城市守护者的重任，并在澳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分隔着中葡两个不同的社区。

如今，时过境迁，干转坤移，人类学会了谅解和沟通，昔日的土墙早已完成了使命，蜕变成一段历史的化石，孤清地守候在时间的长河里，只待人们的到来，分解它的内涵，还原其中蕴藏的生命活动。

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这个半岛。由于明朝政府防范倭寇而实施海禁政策，很快，葡人就垄断了中国广东一带海外贸易的利益，巨大的商业利润滚滚而来。小城吸引了外人无数贪婪的目光。

16世纪末，一个身材魁梧高大，头发暗红鬈曲的民族—荷兰人（当时的人们称其为“红毛夷”），跟随在葡、西之后，以迅速崛起的强大航海实力，出现在东西两半球的洋面之上。1595年，荷兰人首次到达了印尼的爪哇；1628年，占据了香料群岛；1632年，把葡人赶出孟加拉；1636年，占领了科伦坡；1641年，更夺取了葡萄牙海上咽喉要冲马六甲……在这个后起的海上霸主面前，葡萄牙人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荷兰人并不罢休，要把贪婪的双手进一步伸向澳门。1601年9月底，荷兰舰队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澳门平静的海港。葡萄牙人没有任何支援，他们惟一的，也是最后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严防死守，尽力加强对这个小城的护卫。1605年，他们在圣保禄教堂（大三巴牌坊）左侧，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土墙位置，开始兴建起澳门正式的防御性城墙。

其实，早在葡人刚刚抵达澳门不久的1569年，为了防卫来自南中国海的海盗，他们就在南湾一带建过临时性的城墙。那些城墙是以木条为骨架，外敷泥土而砌成，不言而喻，这些城墙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也并不牢固。

三十多年后，当建造正式的防御性城墙时，葡人的技术提高了。他们以泥沙、细石、稻草为材料，再掺合蠔（牡蛎）壳粉来充填墙体，逐层夯实而成。由于所用材料不同，城墙的质地刚韧相济，坚固无比，据说可以抵御当时炮弹的轰击。

葡萄牙人修建城墙的事很快就被明政府知道了。当时的文史书籍，比如《明神宗实录》和《万历野获编》等等，对此都有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澳夷）私筑城垣”，“丁未年（1607年），澳夷擅立城垣”。显然，明朝政府对此十分紧张，非常担心葡萄牙人把澳门变成一个据险自守的独立领地。

1612年，当葡人代表赴广州请求批准筑城的要求时，遭到了中方官员的断然拒绝。1614年，中方制定了《海道禁约》五款，其中要求居澳葡人“禁擅自兴作”，即是禁止擅自兴造房屋建筑，并将该《禁约》刻成石碑，安放在当时的中葡官员定期会见的议事亭里。

但是，葡萄牙人并不理会明政府的要求，并加快了修筑城墙的速度。至1620年，经过了十几年的营造，澳门的城墙体系已初步完成。在这一年的二月，印度总督写信给葡王说，“至于那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围墙已经合拢，在马路上开了几个门”。

毫无疑问，城墙的建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葡双方的冲突。在《澳门纪略》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印葡总督写信的第二年，即1621年，徐如珂正好担任海道副使（负责澳门外贸及海防事务的中方副府级官员）。他接到澳门葡萄牙人告急，说荷兰人将要进攻澳门，并请求明政府在兵力和粮饷上加以支援，同时请求准许采购建筑材料，以加强城墙的防卫能力。徐如珂半信半疑，遂将此事向上级做出报告。然而，事过之后，却没有荷兰人进犯澳门的进一步消息，而侦察回来的消息反是葡人趁机加紧了城墙和炮台的修建。中方官员认为自己受到欺骗，怒不可遏，遂派出官员和兵士迳往澳门，拆毁了违法兴建的部分城墙。

1622年6月22日，荷兰人果然对澳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他们在英国人的助阵下，出动了十七艘军舰，上千名士兵，向澳门猛扑过来。葡人守军只有百人，葡籍市民以及黑奴倾巢出动，甚至连传教士也踊跃参战。他们依靠简陋的城防工事，进行殊死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天，最后，荷兰人败退了。

为了对付荷兰人的不断威胁，葡廷在1623年向澳门派来了第一任总督马士加路也。马氏到任后，立即加紧城市防卫工事的修建。他不但在澳门葡人居住区的四周修建了一系列炮台，添置了大量火炮，还在各炮台之间筑起了连接的城墙，把澳门的南半部建成一个防卫严密的城堡地区。

之后，中葡双方虽然还有过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但最终达成了妥协，两广总督于1625年上奏朝廷，“今内奸绝济，外夷畏服，原自毁其城，止留滨海一面，以御红夷”。这就是说，葡萄牙人拆毁了面向中国内地的一些城堡工事，允许保留下来对外防御的部分。

如果今天想到实地找寻，已经很难发现过往城墙的踪迹。在那些传闻的地点，只见一栋栋现代的房屋，带着陌生的眼光，不解地看着前来的访客。人们只能根据古书地图的线索，参照学者的研究，再凭借街道上残存的蛛丝马迹，勾划出一副城墙的略图。

澳门的古城墙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最远达到大三巴牌坊一带，也就是往时葡人居住区的北部，可称为北段；另一部分从澳门半岛的尽端，也就是葡人居住区的西南边缘经过，可称为南段。

城墙连同各个炮台，几乎把澳门整个包围保护起来，可想而知，工程的花费十分钜大。据粗略统计，工程费用当时已达澳门币十多万元，如果折合今天币值，肯定超过一千万元以上。

如此高昂的费用谁来承担？当然，葡廷不会，他们也无力承担。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筹措这笔款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过本地葡人、总督和果阿印葡当局的多方争论，最后葡王决定，由澳葡每年对日本的贸易中抽取百分之八的税收用来支付。当然，做生意就要舍得下本。为城防建设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澳门葡萄牙人为了长远的生意利益而不得不投放的本钱。

城墙修好之后，特别是北段城墙，自然而然，它也就成为分隔中葡居民的人为界墙。清代著名诗人汪兆镛诗中提到“界分南北”即指此事：界墙之内，是葡萄牙人的居住区；界墙之外，包括塔石、龙田、望厦等处村庄，都是华人居住的地方。葡人不得随意到界墙以北。而界墙以南，则有中方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对澳门实施税收及治安等方面的管治。

其实，中方官员并非保守僵硬，也非不近人情，为了尊重葡人居住在澳门半岛南部的事实，城墙及其城门就成为中葡分治的象征分界和双方官员交通的必经要道。中文史料对此做了记载：中方重要官员前来澳门视察，澳葡方面自大法官以下的官员，全体出动，迎候在三巴门外。邻近的三巴炮台（大炮台）鸣放礼炮。中方官员到达时，由葡兵组成的仪仗队肃立两旁，齐奏鼓乐。当客人们登上大炮台观礼时，葡兵吹号步操。作为奖励，中方官员向葡兵们馈赠了牛肉和酒水等食品。

葡人在他们自己修建的城墙界限之内，久而久之，俨然像治理一个独立国家那样，订立了各种法规条例，用来巩固自身的利益。到了18世纪初，果阿印葡总督下令，禁止华人在澳门城内获得土地，不准拥有房屋，也不准他们长住。在1749年的命令中，更严格规定，只许七十个工匠、十个屠夫、四个铁匠以及一百个苦力可以留在澳门居住，其他华人，不论身份职业，每晚当做祷告的钟声一响，城门关闭之前，必须全部离开。

1846年，总督阿马留到任。他把葡萄牙人的统治势力从澳门南半部，推展到整个半岛。城墙反而成了他们扩展的绊脚石，它的存在已经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从此之后，在历史的画面中，在人们的眼界里，城墙，拆毁了，荒废了，坍塌了，消失了。只留下一段土墙，供人思考，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