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6月15日，因缺乏上供香料(主要为龙涎香)及广东军饷，广东左布政司使吴廷举首倡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不拘年份，至即抽货，榷十之二，解京及存留军饷者，俱如旧例。此法并获广东抚按及户部的批准。旧例：凡番船入贡，必须依期；凡番舶抵岸，由备倭官军押赴布政司，比对勘合相同，贡期不违，方转与呈提督，市舶太监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 郑晓：《吾学编•名臣记》卷25《尚书吴公》，《明武宗实录》卷149，正德十二年五月辛丑及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

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2月5日─1648年1月24日）6月15日，以总兵官佟养甲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带管盐法兼广东巡抚。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32顺治四年五月癸丑；据《清史列传》卷4《佟养甲传》，佟养甲顺治三年（1646）十月加巡抚广东衔，署两广总督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6月15日，澳门议事会在有马玉总督参加的会议上建议，鉴于正在准备接待两广总督来访，通过来者向中国皇帝赠送两艘配备人员和兵器的战船以抵御海盗，指望以此要求皇帝豁免本市每年缴纳的地租银和不再对其船只进行丈量。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2页。

雍正七年（1729年1月29日－1730年2月16日）6月15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派遣四艘船往广州，这一贸易季度广州管理会成员七人，主任为威廉．法扎克利（William Fazakerley），副主任塔尔博特（Talbot），船上还载有士兵75人。四艘于本日同时抵达澳门，停泊鸡颈洋面。由副主任塔尔博特先行前往广州洽谈。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1—192页。

雍正六年（1728年2月10日－1729年1月28日）6月15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恺撒（Caesar）”号到达澳门近海，24日，“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8月14日，“哈里森（Harrison）”号抵达。“森德兰（Sunderland）”号则于9月9日在澳门近海三灶岛触礁，折断船桅，需要修理。先是，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于本年的贸易季度派四艘船前往广州，广州管理会主任为彼特．戈弗雷（Peter Godfrey），成员为六位大班，各船先后抵达澳门海域。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5—186页。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1月5日，澳门首次被葡国摄政王唐·若奥批准每年发行一次慈善彩票。6月15日，澳门正式设立一家彩票发行站发行彩票，从中抽博彩税资助澳门的福利慈善机构。这是澳门合法发行彩票的最早记录。Joāo José da Silva , 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ologico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āo,“Loterias”, p.18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页。按：施白蒂书这一时期将摄政王唐·若奥全称之为若奥五世，若奥五世已于1750年去世，施书误。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6月15日，下午7时，英国澳门商馆文员德庇时骑马回家，有6名在海关工作的华人下级人员和苦力与其相遇，由于华人对洋人的不满，故有意将德庇时的马惊吓，并将德庇时掀下地。6名华人上前殴打德庇时，恰逢2名英国人赶来相救，将华人击退。他们遂跑回住地召集20余人，手持长矛短刀，埋伏在英国人在白鸽巢附近居屋周围。8时，英商史密斯前往公司办事处，被华人围住殴打，致伤数处。冲出来救助的英国商馆管事和厨师也被殴致重伤。其后，华人还打破英人住宅门窗，很久才散去。澳门的英国商船已受到多次这样的骚扰和攻击。英国人认为，向澳门葡萄牙人申诉是无效的，而清朝地方政府，不论是澳门同知、香山县丞抑或是香山知县也不会接纳他们的申诉。于是，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决定直接向两广总督阮元申诉。香山县丞周飞鸿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赶来与委员会商量，并提出立即惩办暴徒，条件是委员会将禀帖压下不发。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当即将肇事者首领抓捕，带枷在澳门游街示众，又鞭笞其他肇事者，并通告命令，严禁华人对英国人的骚扰。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375—376页。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6月15日，法国遣使会士澳门圣若瑟修院法国会院院长南弥德死于澳门，葬在圣若瑟教堂。他于1791年到达澳门。1794年到北京充当朝廷翻译。1812年出任北堂会长。1819年初驱逐到澳门。之后，创办了圣若瑟修院法国会院。南弥德去世后，由陶若翰神父接任院长。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0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70页。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15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授予澳门总督吉马良士钦差大臣权限，其有资格与中国现今或未来任何政府交涉，有权签订相关的葡中通商、通航等方面的条约。在澳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名总督获得如此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正如海外委员会所言：不限于施政管理、政治与军事方面，而且也包括外交方面。《授吉马良士对华谈判通商航海条约全权证书》，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1号文件，第1140页。萨安东：《新发现的阿尔梅达，加雷特与中国问题文件》，载《文化杂志》第34期，1998年。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15日，《华友西报》报导，香港按察司休姆（John Walter Hulme）9年后重游澳门时，发现澳门城市建设有不少的进步，特别是澳门郊区有许多进步，使“圣名之城”更加适合居住了。一条重要的从荷兰园出发围绕望厦庙的大车道（它环绕内港和穿过大三巴后的墓地，然后越过大炮台后的小山回荷兰园）是一项策划者们值得信赖的工程。The Friend of China, June 15th,1853, Vol. 12, No. 48, p. 190.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15日，美国全权大臣愿意协助清廷禁止澳门贩卖猪仔。招工出洋原订有章程22款，然法立弊生，为患日益加多。美国全权大臣镂在致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䜣照会中称，“非所立之章程未善，实系施用此章者有未善耳”。招工出洋一节内有若许耻辱可恶之事，“固有不以爱怜居心之洋人将招工出洋一事日渐广大，然非中国奸巧之员与各处不义小人为之帮助，该洋人亦未能自成其事”。招工出洋，澳门为渊薮。“至于由澳门口运往外国之工人，多被中国人在各处以虚妄之言欺哄，或被用力勉强，送至澳门，事已至此，本大臣至今尚未闻澳门附近地方官有以忠诚妥善之法阻止此事者。不但澳门毫无设法禁止，而广州及福建各口地方官方且定计施策，以不合之法委曲宛转流传而广大之。”如清廷真实有志坚心严办，而澳门以后仍然有此等事件，清廷可与葡萄牙政府交涉，予以禁止，美国及其他有约之各国皆欲同心扶助。《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美国全权大臣镂为停止在澳门招工出洋事致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照会》，第37－40页。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6月15日，罗马教宗颁布世界教区划分训谕，将澳门本市、相邻岛屿，包括海南、香山及其所属岛屿和新会县诸岛，还有帝汶葡属地区划归澳门教区管辖。在广东传教会会长哲菲里诺．吉列明（Zeferino Guillemin）蒙席和澳门署理主教劳伦索．古维亚教长之间达成协议后，这道训谕才于1876年3月23日传到澳门开始实施。至于帝汶，在1875年5月10日索萨．埃内斯（Manuel Bernardo de Sousa Enes）受委托任职主教后才真正成为澳门教区的一部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5页。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6月15日，《申报》报导，上月十六日，勘界大臣高而谦乘“江大”号兵轮赴澳，泊于马骝洲海面，改乘“克虏”号小轮入澳，至港口下碇。葡兵驾巡河船，要求小轮船主签字。“克虏”号小轮船长尹璧山回答：“高大人来此一游，不能签字。”葡兵无奈，即回禀船政厅。船政厅坚持要求签字，尹璧山仍严词拒绝。后以电话请示澳督，方免签字。后高而谦偕随员数人微服上岸，既不拜会绅商，亦无绅商往迎，游行一周即返。《申报》1909年6月15日《高大臣到澳游览纪闻》。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6月15日，葡萄牙妇女十字军(Cruzada das Mulheres Portuguesas)向广州葡人社团发出呼吁，为参战将士募捐。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20号卷宗，第S-A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94页。

民国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6月15日，驻军司令要求在氹仔岛上种植4万棵杉树。工务厅工程管理会予以批准。《澳门政府宪报》1918年6月15日第24号，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117页。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病逝。1923年迁葬香山之前山。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晚号罗浮待鹤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于广东香山县雍陌墟。郑观应自幼经常出入澳门，既接触到了现代西方文明，也认识到澳门诸多的社会问题，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撰写、70年代结集出版的宣传维新思想的名著《救时揭要》中，即有《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续澳门猪仔论》、《求救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等揭露澳门积弊的篇章。郑观应中年起在澳门居家置业。光绪十一年(1885)因赔保杨桂轩亏欠太古洋行钜款而被拘禁于香港，后回到澳门，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门共度过8年的隐居生涯，并于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际，此书甫发行，即得到强烈反响，并刊印20多种版本，可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郑观应由此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申报》1921年6月15日；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下卷，第840页；夏东元：《郑观应传》，第91─92页，据《郑雍陌祖房谱》称，郑观应6月14日逝世，有误。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2月8日，澳门青洲英泥厂与澳门政府土地登记续签续期土地租约，地点位于青洲南面土地，面积13335平方尺，承租日期为1926年2月8日，终止日期为1935年6月15日。AH/AC/P─15171, ASSUNTO : Resciso d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do terreno a Sul da Ilha Verde, Feito a Favor da 'The Green Island Cement Co' Ltdo em 8 de Fevereiro de 1926(DATA INICIAL.：1934/12/27).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6月15日，澳门政府发布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Historic Macau)的禁卖令，并对徐萨斯的住宅和印刷厂进行搜查，没收库存图书，并追回已卖出的图书，将增补的最后三章全部公开烧毁。《历史上的澳门》1902 年首次在香港由别驾洋行公司(Kelly and Walsh)出版，赢得澳门政府的高度赞誉，徐萨斯也因出版了这本迄今为止有关葡萄牙在华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获得市政厅的表彰。本年，在白乐嘉(José Maria Braga)的主持下再版，徐萨斯同时为该书增补最后三章，详述了葡萄牙人到澳门以来进行的殖民地建设的前因后果，并把它同欧洲人在亚洲的殖民地香港和上海的繁荣情景进行比较，产生一种非常萎靡不振的感觉。究其原因是由于向来葡国政府以及当地政府对澳门的放任态度及殖民政策的错误所致，进而对葡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施政进行了毫无忌讳的批评。澳门报纸争先将其梗概予以介绍，给当地舆论界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波。由此，葡萄牙国上议院议员弗兰西斯科．席尔瓦(Francisco A. da Silva)在澳门《故乡》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强烈抨击，认为该书观点对葡国及其国民的威信造成极大的伤害。尔后，《故乡》报发表社论，对徐萨斯关于澳门及葡国的意见提出了批判。不过尽管遭遇查禁，该书在澳门仍然出售。《有关蒙塔尔托氏的(澳门历史)著作件》，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2082页；José Maria Braga(Breve evocação na sua morte), in Revista de Cultura, №. 5,1988.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6月15日，应中华总商会总理范洁朋之邀，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副司令孔宪荣等一行16人前来澳门访问，以答谢澳门同胞对救国军的巨大支持。17日，为表示欢迎，南华体育会在新海岸自设泳场，举行欢迎大会，表演水上泳艺，包括百米四人接力泳、花式跳水、水球竞赛等。范洁朋、崔诺枝等在澳名流均亲临会场。《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6月14及19日。按：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6)》称，王德林14日来澳，有误。

除了毕业证书外，抗战期间澳门一些学校同时兼发训导证书。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人。[1][2]民国政要、书画家。李供林兄长。 父亲李达庐（赞辰）是清光绪年间举人，在乡教书，后受美国三藩市侨商聘为阳和会馆教席，兼中华会馆管事，辅佐总领事，力争解除排华苛例，调解旅侨械斗；三年任满归来，以外务劳绩，赞叙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他与邓演达成为同班同学，共同参与辛亥武装起义的准备行动。1914年，仙根远赴日本，继续革命活动，结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并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1917年，仙根回乡结婚，妻子孙少卿（佩莪）是孙中山族妹。之后，仙根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广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赴沪。仙根以任孙中山机要秘书身份受命留港，与讨伐陈炯明驻港办事处同志配合，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以确保孙中山及时掌握广东事态变化、指挥革命行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沪经香港回到广州，仙根留港担任机要联络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秘书长，协助办事处主任古应芬统管西江军务政务，调节水陆各军行动。江门办事处亦称江门行营，同月，行营进驻肇庆，当时西江前线将领如邓演达、李济深、黄绍、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学。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营。 8至11月，孙中山亲临东江讨伐陈炯明前线督战，迁移大本营于石龙（后改设行营），轻装简从，自始至终随行者仅仙根一人。孙中山不避风险，多次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鼓舞士气，仙根一直紧随左右，并拍摄了许多照片传世。后来，为便于行动，行营设于列车之上。 11月12日，军情突变，败兵溃退，一时秩序大乱。仙根胸部遭撞击受轻伤，忍痛护送孙中山急登车头，行至仙村会合古应芬、罗翼群等同车返广州。不久，叛军败退惠州，东江稍定，行营结束。 期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日理万机，仙根以侍从秘书、机要秘书等职，与众幕僚襄助左右。当时，仙根与廖仲恺、邓演达感情甚笃。1923年春，廖仲恺飞赴日本和越南，再次会谈归来，仙根在港迎接，并与邓演达一起与廖仲恺倾谈至通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仙根作为“联义社”代表列席大会。同年，孙中山手令省长，委任仙根为香山县长。8月，他离任，仍然回到帅府。仙根治县仅半年余，颇有政声，县署前马路（今孙文路），就是在他任内拓宽修建。 仙根回帅府时，孙中山筹备北伐。9月13日迁大本营到韶关，他复随即驻韶，随侍左右。孙中山在韶关的活动，仙根多次拍摄留存。10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留守广州暂代大元帅一职，仙根留在帅府。但孙中山抵达天津病情就恶化，急电召仙根北上。25日，他赶到天津，31日随节移驻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 仙根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并侍候照顾，直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仙根参加治丧委员会，兼负秘书、总务两组实际工作。秘书组组长为汪精卫，总务组组长为胡汉民。 孙中山病笃之时，电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诚敬重孙中山，在日记上载有决意“事之如父”的私愿，誓以始终随侍孙中山，故多次拟议外放优缺，均辞不就。孙中山弥留诀别，他为极少数随侍在侧，目击全过程之一人。他所遗当年袖珍日记，逐日有孙中山病情变化和医疗措施的记载，包括每日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孙中山的言谈和精神状态等。同时，围绕孙中山身边的政治活动及海内外的形势动态，以至在北平治丧期间的情况，亦有简要记述。 之后，仙根与粤系政要仍保持广泛密切联系。1925年9月，他担任江门政务专员，后出洋考察。回国后，粤、宁在南京合组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古应芬出任国府秘书长，应胡汉民、古应芬之邀，仙根出任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直至粤、宁决裂，随粤系退出撤回广州。 仙根担任粤汉铁路南段局长四年。在任内，和衷上下，苦心经营，终使粤汉南段全线建成通车。同时，他协助“广州—九龙”铁路建设，时时往来省港，最终促成“广九”铁路建成；后来转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铁路建设，以继承孙中山的部分遗愿。 抗战开始，仙根举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身前往武汉、重庆共赴国难。当时，国事蜩螗，他缅怀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程，忧国忧民，素志难伸，有时在参政会上抨击时政。 1942年初，香港沦陷，仙根妻儿回国内避难，6月辗转到达柳州，由张发奎安置生活。仙根从重庆来相会，全家团聚仅半年余。1943年3月，他复奉召独身回到重庆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林云陔料理李仙根的后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滞留柳州，无法奔丧，延至年末，方到达重庆，殓葬早已完毕，墓地在重庆江北头塘的“广东山庄”。 李仙根逝世时正当壮年，赍志以殁，殊足痛惜。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忠于孙中山的一生。他在国民党内外有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广东尤有人望。当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李仙根追悼大会”，冠盖云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追悼会。 李仙根与孙佩莪生育四个子女，长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长女李玮、次女李宝珠、次子李国泰。李仙根家学渊源，工诗善文，书法刚劲。当年，他与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岭南书风》、《小容安堂诗钞》等。除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的《岭南书风》一书尚有存留外，其余书稿悉毁于“文革”。李仙根珍藏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量文献文物。1963年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孙佩莪捐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1][4] 近年来，李家人陆续将李仙根先生的日记、诗稿、印章、手迹、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宠、邝露以及清代黎简、居廉、朱次琦等名家书法真迹等400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2007年11月12日，亲属决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爱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题赠的“四大寇”题词捐出。[5] 李仙根善于诗词、书法，书法尤善隶书，字体疏朗有致，秀雅闲逸，用笔俐落，毫无俗气，个性突出。[6]其中《岭南书风》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记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长女李玮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宝珠委托招思虹女士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捐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记诗集》，供相关部门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自中山市29个单位和团体的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敬献花篮。“李仙根藏品展览”开幕式随即举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遗物、藏品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以纪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后人支援国家文化事业。[8] 现录李仙根的诗两首： 《澳门杂诗》（六首之二）[2] 乐土此堂堂，吾来怯近乡。寄离仍故国，触物感殊方。 远树疑烽燧，归禽乱夕阳。不胜怀古意，望处是黄粱。 坠简沧桑后，芸香惜相遗。十年勤掇拾，七叶冀昭垂。 苏杜间关日，黄王避地时。乞儿矜漆枕，怜我作书痴。 [1]《李仙根先生传》，载“广州地方志＂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页。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下册），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89，第101页。 [4]叶琼：《李仙根先生小传》，载《中山文史）（第10辑），中山：中山政协，1986，第77-81页。 [5]王锋：《中山昨启动孙中山纪念周活动》，载《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3日。 [6]卢德铭：《书坛名家——李仙根》，载《中山日报》，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李仙根幼女李宝珠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李仙根日记诗集》，载“华语广播＂网，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览〉纪念孙中山逝世84周年》，载《中山商报》，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6月15日，葡萄牙驻伦敦使馆参赞再次就中国局势问题同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斯卡雷特 (Scarlett)举行会谈，英国政府表示决定守卫香港，但“不能许诺在澳门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23日，葡萄牙大使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抗议照会，抗议英国政府不遵守两国同盟互助协议，竟然拒绝帮助葡萄牙防守澳门。这一事件使得葡萄牙政府放弃了就澳门防卫问题寻求英国政府军事援助的计划，同时为保住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葡萄牙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美国，并相信只要在抵制共产主义和孤立新中国方面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就会得到美国军事支持。Moisós Fernandes,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ōes Luso-Chinesas, 1945-1995, p.63

1971年7月31日，澳门回力球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于1972年至1989年2月5日获得经营回力球赛专利权。1974年6月15日，正式举行赛事。

回力球运动在本澳众多博彩活动中仅仅经历十六年，便告烟消云散，只留下一座回力球场馆。回力球据说有四百多年历史，起源于西班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流行，解放前上海和天津也曾举办，而澳门则在卅多年前引入，作为一种博彩活动。一九七一年八月成立“澳门回力球企业有限公司”，翌年五月在新口岸动工兴建回力球场馆，至一九七四年五月竣工，占地面积四万平方呎，规模及设备在当时东南亚数一数二，六月十五日启用。据介绍：回力球是一个直径两吋的羊皮小球，内包橡胶心，弹力颇大。赛时，球员右手握着藤织蕉形棒兜，在场上将球用力抽向前方的墙壁上，同场另一方球员则用兜接着反弹回来的球，随即将球抽向前壁。这样反复抽球和接球，如果一方球员接不到球便作输，以一局得球多寡定胜负。这种运动，表现球员敏捷的反应，灵活的走位及强大的臂力。开办初期只设单打，后期增加双打，更要讲究技术与合拍。球员大多为西班牙籍，身价很高，后来公司为减轻经营负担，增聘菲律宾及本地球手。回力球在澳门出现，不但博彩业增加花样，也成为本澳年青人喜爱的运动。当年，常见年青人在一些空地利用旧楼墙壁打回力球。球拍有藤织的，也有硬纸皮制的；球则用网球代替。这项活动随着球馆关闭后式微。回力球博彩活动，胜负由个人支配，赌客深恐“造马”，投注不大，反应冷淡，经营亏蚀。一九八六年，公司改组，业务仍无起色，至一九九零年八月停业。及后，场馆改设娱乐场、戏院、酒楼、夜总会、酒店，经营多元化。

1988年6月，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应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的邀请访澳，进行为期四天的官式访问。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访问澳门的高层国家领导人。参考资料：《华侨报》1988年6月12日及13日报道。

镜湖医院第三门诊部于1986年2月正式启用，原址于十月初五街88号，后于1991年6月15日迁往北区永添新邨继续为市民服务。

1999年6月15日，刘焯华当选立法会副主席。

2000年6月15日，经济局及司警破历来最大宗盗版光碟案，搜获盗版碟60万张及生产线，估值700万元。

黎鸿升主教于2003—2015年任天主教澳门教区第23任主教，为澳门教区第二位华人主教，为第一位澳门土生土长主教。2016年因病辞去正权主教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