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2月14日─1601年2月2日）12月12日，教宗克莱芒八世撤销格列高利十三世对中国、日本传教的限制，允许任何修会的修士，不必考虑其来自哪个民族，都可以到中国和日本传教。只是要求去南亚和东亚的非葡籍传教士必须经过里斯本和果阿，以保障葡萄牙的亚洲保教权。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218页。

崇祯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12月12日，澳门决定满足中国官员通过毕方济神父转达的请求，派遣一名炮手去广州。当时毕方济和三位炮手正在广州准备前往南京。同时也决定，除派遣炮手之外，还送去一尊铁炮作为澳门市的赠品。博克塞：《1621—1647年葡萄牙援明抗清的军事远征》，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9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0页。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2月12日，据统计，澳门有460名已婚葡人，其中三分之一去世，三分之一为老人，还有160名年轻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2月12日，瞿安德神父被清军追杀于广西、贵州两省交界处，太监庞天寿命人寻其尸并葬于被害之地。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73页。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11月12日，英船“苏拉特”号被迫将胡椒每担按18八单位雷阿尔、铅每担按8八单位雷阿尔的价格交出，凑足2926.5八单位雷阿尔缴付船钞，广东方面才将看守的士兵撤走。12月12日，英船“苏拉特”号返回万丹。英商这一次来澳门贸易，只做了一些小生意，但却交了30.57%的船钞费。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33—35页。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12月12日，在四川传教的德国遣使会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被捕，并被驱逐到澳门。1709年12月8日，广东总督下令将外国人逐出澳门，穆神父被送到巴达维亚。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93页；方立中：（J.Van Dan Bradt）：《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49页。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月17日─1761年2月4日)12月12日，英国商馆大班支付澳门租赁房屋租金为144两。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船长、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和约翰．斯宾塞先生(John Spencer)成为最早获准在澳门居住的外国人。但是，他们常住中国和澳门并未获东印度公司的批准。除公司的大班外，在广州的“英国散商”亦实行留下住冬，每年他们和大班们一起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从本年开始，澳门政府开始正式批准外国人入居澳门，澳门很快成为“供作广州方面的外国人在夏季月份、生病时期或遇有他们在广州的行为为中国人所厌恶时的一个歇脚点。澳门，举例来说，是外国传教士的避难所，虽则并不是唯一的住所。到中国来的外国妇女只准住在澳门。澳门受葡萄牙管理的情形同马尼拉受西班牙管理的情形如出一辙。也很像巴达维亚和加尔各答分别受外人管理的情形那样。不过，因为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他们的主权，坚持管辖权一步不让，所以受到一些限制，当夏季时节，来自广州的外国人在澳门度着以英国人为首的高度发达、彬彬有礼和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同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塔的情形相仿”。马士(H.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334页；第5卷，第502及515页；J. M. Braga, A seller of“sing-song”, Journal of Oriential Studies, Vol. 6, 1961—1964, HKU, press,1967. 罗伯特．杰克逊后在果阿经葡印总督特批加入葡萄牙国籍而定居澳门。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第3章，第42—43页。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12月12日，印度总督致信澳门议事会，询问主教座堂修缮工程一事。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702.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2月12日，由于赤沥角之战红旗帮张保仔被包围时，黑旗帮首领郭婆带不出兵相救，而郭婆带素来就不服自己受制于后起之秀张保仔。新仇旧怨，激起了海盗联盟上层的火拼。本日张保仔率领其红旗帮船队在虎门外洋向郭婆带黑旗帮船队发起攻击，这一仗，郭婆带大胜，红旗帮伤亡人数达千余，并有16艘帆船和321人被俘。郭婆带早就有归顺清朝之意，击败张保仔后，更具投诚之有利条件，遂委托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作为他们投诚事宜的调停人。经过眉额带历的努力协助，谈判进展得很顺利。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45页。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12月l2日，大西洋船一艘来澳门贸易。因澳门额船第二十一号啷皮囉．哂呀哩（Lampreia Soares）船，于上年十二月内开往大西洋贸易，不复回澳，兹将该船顶补额缺营生。《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顶补二十一号额缺大西洋船遵例投行毋得私起货物事下理事官谕》，第230页。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12月12日，本日出版《中国之蜂》刊登《澳门鸦片贸易法规》：议事会注意到，目前鸦片贸易分散在各处进行，给本城商人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市政府与商会领袖协商，认为应当把这种贸易集中到一处进行。因此特颁布以下法规。第一款：葡萄牙以及外国船只带来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生产的鸦片，价格统一为16两1箱。第二款：销往内地、进口再出口的鸦片，可以由货主与买主直接交易，或通过中国人进行交易。第三款：外国商船运来的鸦片，凡是由澳门船只卸运的，可以免税，但每次装运的鸦片不得超过5个澳门元。第四款：对于以上提到的从事鸦片运输和批发的船只，本政府给予特别保护，并提供以下优惠条件：1. 供贮存货物的便利。2. 提供6个月中可多次出入的护照，并办理签证。3. 发放签证后，各船主应对本船及船员的行为负责。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商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取消鸦片贸易的障碍。A Abelha da China，No.65，12 de Dezembro de 1823.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12月12日，当夜广州城内燃起大火，城里所有欧洲人的洋行、商号无不被华人一一点燃，烧成灰烬。仅有基督新教教堂和一小型船坞幸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8页。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12月12日，塞尔卡尔子爵梅洛先生在其私人别墅圣珊泽宫设“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博物馆，并对公众开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3页。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12月12日，澳督批准氹仔、过路环政务厅禀请将龙环医院改作兵房。据该告示云：龙环医院乃氹仔、过路环民人捐签倡建，及澳门公物会拨银2000余元帮助建造。原设此院，系为收医该处贫人起见，第因善后经费无资，故未开办。旋自光绪二年（1876）至今，镇守氹仔弁兵在该院驻守，经有八载，期内公物会拨银修葺，已费颇多。查建造该院所用物料稀薄，以致近年风飓吹烂，现有大半损坏，不堪居住。本厅经招集氹仔、过路环街坊筹议修复，据街坊复称，费用无出，不得开办医院医人，故无心出银修复等语。是以本厅将此事转禀澳督核办。兹奉钧命，现该龙环医院既已大半坏烂，无人修复，是以议定将此旧院迅速兴工建复，改作兵房，以为弁兵驻守等因。奉此，合行出示，通谕各人周知，如有关涉人等欲行禀诉辩驳者，准自今日起限30日内呈禀政务厅，以便办理。《澳门政府宪报》1884年12月13日第50号。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12月12日，因澳门著名华商何桂身故，其所遗下之物业，由其长子何连胜为家长管理。何桂，又名何贵、何老贵、何老桂，广东顺德人。生于嘉庆末年（约1818），于咸丰初年，内地太平天国运动时迁入澳门，先在码头为苦力，因孔武有力且为人仗义，遂成“苦力头”，包下白眼塘水口，康公庙侧大码头水口做装卸生意；又与澳门水师搭上关系，承包白眼塘、芦石塘、大码头三个避风塘的船只“泊税”，遂成澳中富豪。后经营博彩业，开设“致中和闱姓公司”，“承充闱姓、番摊各饷，积财产至百万”，是最早将闱姓赌博引入澳门的早期华商。何桂在澳门不仅经营博彩业，还经营鸦片及盐业。他早年加入葡萄牙籍，于本年病逝，共有10子，曰连胜、连旺、连钧、连汉、连辉、连宗、连炜、连安、连钟（缺一子名）。尤以长子何连胜、次子何连旺最为著名。《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12月13日第50号。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12月13日第50号；《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记名道府翰林院检讨潘士钊奏请变通挽回钜款以济要需折》，第181页；《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声告》；AH/F/433, p.29. MIC: AO589，澳门历史档案馆；金丰居士：《桔仔巷“端和公司”》，载《讯报》2005年12月20日。何桂十子姓名，散见《澳门政府宪报》。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门政府告示：氹仔番摊生意，准陈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并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头之海面，开设摊船四只。过路湾番摊生意，经准沈进（即沈泽英）、何汝华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过路湾猪肉生意，经准黄广、黄万、冼乐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据《中西日报》早前的报导，上述几项专营出投时，曾将氹仔番摊底价额定为5600元、肉码底价额定为1420元，竟然无人下票。4月29日，复行开投，不再限以底价。番摊饷码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认缴饷800元，较现届已少400元之数。由是可知澳门生意冷淡。《中西日报》1892年6月7日《西译译录》。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12日，香港《华字日报》报导︰闻澳门新设雪厂，每十二点钟内制雪八吨，所有资本及管理均属华人。查前澳门已有雪厂一间，每日出雪二吨，合此则有雪厂两间。一为澳门制雪公司，一为谦受公司。《华字日报》1908年12月12日《澳门之雪厂》。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256页。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12月12日，贾梅士人种商业博物馆迁入圣珊泽宫。该博物馆建于1926年，目的是建立一个商业性的陈列窗，以陈列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特别是澳门和帝汶的产品，它包括一个殖民地博物馆组，并增加了渔业委员会的标本收藏品。两年后，博物以月租1000澳门元租下仁慈堂彩票公司废弃的大厅作为陈列处，直至1936年。罗伊佩、杜基石编著：《圣珊泽》，第31页。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7月19日，青洲北部河码头落成，外港水塘竣工。12月12日，贾梅士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建立红街市，其建筑设计为人津津乐道。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12月12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澳门主教高若瑟为大主教教堂大主教、果阿大主教及总主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84页。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12月12日，澳门市政厅发布公告，从即日起，除另行公布指明得持券到购伙食物品之商店外，其余所有杂货商店一律关闭。《澳门政府宪报》1941年12月第50号。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2月12日，针对在澳汉奸将产业变卖或转移隐匿之现象，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澳专员许伟民向澳门商民重申：凡隐匿收藏或冒名代替汉奸财产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华侨报》1945年12月12日。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12日，澳门政府颁布黄金进口条例。条例规定： (1)黄金每盎司进口须缴税2元，出口每盎司须缴税3元。 (2)每一黄金入口证，不得少于5万盎司。 (3)申请须缴同黄金出口国主管官署发给之许可证。(4)澳督批准后，即由经济局发证。但在未发证前，申请人须履行如下条件：甲，缴纳税额：黄金每盎司2元整；乙，答允售与西洋银行与黄金1%相等价值之美国殷实银行，支票照黄金公价每盎司35元计算。该银行以当日美金公价，用葡币付还。 (5)黄金到澳时，即须售与西洋银行上还之支票。 (6)在未发给入口证前，须缴交澳门政府银库 (西洋银行)黄金价值10%现银保证金。 (7)缴纳每盎司2元之税项，及答允售与西洋银行前述之支票，及得取回保证金之半数，但事先须向澳督呈请发还其余半数，待用完入口证后，方能领回。 (8)如有持证转手或作为营业性质等，该证作为无效，缴存之保证金全部或一部则有没收之可能。《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4／案卷号3 (2)／盘号1341／影像号297-298。按：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02页却称：12月13日，澳督颁布关于黄金贸易的立法。有误。

1988年12月12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澳委员举行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发起人第二次会议，通过咨询委员会章程。

1991年12月12日，葡萄牙部长会议通过法令，中文在澳门享有官方地位，具有与葡文同样法律效力。

1991年12月12日《澳门日报》报载戴成功病逝消息。

1994年12月12日，中国民政部阎明复副部长在新华社澳门分社柯小刚副社长陪同下莅临镜湖医院参观访问。 左起：彭彼得、梁志辉、何厚铧、阎明复、柯小刚。

2002年12月12日，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商训夜中学举行建校55周年暨新校舍启用典礼。

2002年12月12日，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商训夜中学举行建校55周年暨新校舍启用典礼。

2002年12月12日，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商训夜中学举行建校55周年暨新校舍启用典礼，何厚铧、马万祺、白志建等主礼嘉宾主持剪彩仪式。

商训夜中学的创办渊源要上溯到抗日战争之初。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后，大量难民涌入澳门，其时包括广州大学的很多师生亦迁移到澳门以避战火。1941年高可宁任中总主席期间，为培训澳门商业人才，邀请了迁澳的广州大学计政班的多位导师协办，开办了“商业学校”。可惜翌年日寇占领香港，澳门顿时百业凋零，中总会务亦进入艰难时期，课程被迫停办。抗战结束以后，澳门人口由二十多万下降至十多万人，全澳学生人数亦由高峰的二万余骤降至约一万二千人。这一时期除了盐的进口和批发在澳门经济中举足轻重外，轻工业亦开始复苏，全澳工厂增至166 家，是战前的1.38倍；在澳门正处于百业恢复生机之际，社会上却有大批失学青少年。此外中壮年从事买卖者的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难以迎合工商业新的发展需要，于是要求工余进修的社会呼声高涨。1947年，中总经理事会决定，在会址开办国语研究班，并多次组织国语演讲比赛。大力宣传学习国语是人人应有的责任，在全澳牵起学习国语的热潮。两年后，为适应商业教育的需要，中总将“国语研究班”改名为“国语科”，结合增办商业实用课程中的簿记、尺牍合共三科设班，定名为“商业训练班”，并对就读学生实行只收保证金，其余费用全免的优惠。据《澳门中华总商会年刊》记载，1950年2月至年底，商业训练班经费共支出4,457元，其中筹得捐款1,700多元，余额由中总拨款赞助。由于课程的社会实用性强，报读者日众。在社会人士的支持和鼓励下，中总在原“商业训练班”的基础上，于1954年开办了初中一年级，开始采用“商训夜中学”的名称，为社会失学青少年提供重返校园的机会。1997年8月，商训夜中学获政府批准加入九年免费教育网，大大减轻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学环境，经过多届校董会向政府力争，终于2000年9月获特区政府批给马楂度博士大马路一幢五层高的楼宇，作为商训夜中学新的校舍，并于2002年9月正式启用。参考资料：邢荣发：《澳门中华总商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基金会，2016年，第113~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