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6月15日，因缺乏上供香料(主要為龍涎香)及廣東軍餉，廣東左布政司使吳廷舉首倡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番國進貢並裝貨泊船，不拘年份，至即抽貨，榷十之二，解京及存留軍餉者，俱如舊例。此法並獲廣東撫按及戶部的批准。舊例：凡番船入貢，必須依期；凡番舶抵岸，由備倭官軍押赴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貢期不違，方轉與呈提督，市舶太監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 鄭曉：《吾學編•名臣記》卷25《尚書吳公》，《明武宗實錄》卷149，正德十二年五月辛丑及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1647年2月5日─1648年1月24日）6月15日，以總兵官佟養甲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帶管鹽法兼廣東巡撫。 《清世祖順治實錄》卷32順治四年五月癸丑；據《清史列傳》卷4《佟養甲傳》，佟養甲順治三年（1646）十月加巡撫廣東銜，署兩廣總督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6月15日，澳門議事會在有馬玉總督參加的會議上建議，鑒於正在準備接待兩廣總督來訪，通過來者向中國皇帝贈送兩艘配備人員和兵器的戰船以抵禦海盜，指望以此要求皇帝豁免本市每年繳納的地租銀和不再對其船隻進行丈量。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2頁。

雍正七年（1729年1月29日－1730年2月16日）6月15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派遣四艘船往廣州，這一貿易季度廣州管理會成員七人，主任為威廉．法扎克利（William Fazakerley），副主任塔爾博特（Talbot），船上還載有士兵75人。四艘於本日同時抵達澳門，停泊鷄頸洋面。由副主任塔爾博特先行前往廣州洽談。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1—192頁。

雍正六年（1728年2月10日－1729年1月28日）6月15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愷撒（Caesar）”號到達澳門近海，24日，“麥士里菲爾德”號抵達，8月14日，“哈里森（Harrison）”號抵達。“森德蘭（Sunderland）”號則於9月9日在澳門近海三灶島觸礁，折斷船桅，需要修理。先是，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於本年的貿易季度派四艘船前往廣州，廣州管理會主任為彼特．戈弗雷（Peter Godfrey），成員為六位大班，各船先後抵達澳門海域。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5—186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1月5日，澳門首次被葡國攝政王唐·若奧批准每年發行一次慈善彩票。6月15日，澳門正式設立一家彩票發行站發行彩票，從中抽博彩稅資助澳門的福利慈善機構。這是澳門合法發行彩票的最早記錄。Joāo José da Silva , 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ologico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āo,“Loterias”, p.18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4頁。按：施白蒂書這一時期將攝政王唐·若奧全稱之為若奧五世，若奧五世已於1750年去世，施書誤。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6月15日，下午7時，英國澳門商館文員德庇時騎馬回家，有6名在海關工作的華人下級人員和苦力與其相遇，由於華人對洋人的不滿，故有意將德庇時的馬驚嚇，並將德庇時掀下地。6名華人上前毆打德庇時，恰逢2名英國人趕來相救，將華人擊退。他們遂跑回住地召集20餘人，手持長矛短刀，埋伏在英國人在白鴿巢附近居屋周圍。8時，英商史密斯前往公司辦事處，被華人圍住毆打，致傷數處。沖出來救助的英國商館管事和廚師也被毆致重傷。其後，華人還打破英人住宅門窗，很久才散去。澳門的英國商船已受到多次這樣的騷擾和攻擊。英國人認為，向澳門葡萄牙人申訴是無效的，而清朝地方政府，不論是澳門同知、香山縣丞抑或是香山知縣也不會接納他們的申訴。於是，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決定直接向兩廣總督阮元申訴。香山縣丞周飛鴻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趕來與委員會商量，並提出立即懲辦暴徒，條件是委員會將稟帖壓下不發。為了表示他的誠意，他當即將肇事者首領抓捕，帶枷在澳門遊街示眾，又鞭笞其他肇事者，並通告命令，嚴禁華人對英國人的騷擾。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375—376頁。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6月15日，法國遣使會士澳門聖若瑟修院法國會院院長南彌德死於澳門，葬在聖若瑟教堂。他於1791年到達澳門。1794年到北京充當朝廷翻譯。1812年出任北堂會長。1819年初驅逐到澳門。之後，創辦了聖若瑟修院法國會院。南彌德去世後，由陶若翰神父接任院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50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70頁。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15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授予澳門總督吉馬良士欽差大臣權限，其有資格與中國現今或未來任何政府交涉，有權簽訂相關的葡中通商、通航等方面的條約。在澳門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一名總督獲得如此廣泛的權力。這些權力，正如海外委員會所言：不限於施政管理、政治與軍事方面，而且也包括外交方面。《授吉馬良士對華談判通商航海條約全權證書》，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第2卷第1號文件，第1140頁。薩安東：《新發現的阿爾梅達，加雷特與中國問題文件》，載《文化雜誌》第34期，1998年。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15日，《華友西報》報導，香港按察司休姆（John Walter Hulme）9年後重遊澳門時，發現澳門城市建設有不少的進步，特別是澳門郊區有許多進步，使“聖名之城”更加適合居住了。一條重要的從荷蘭園出發圍繞望廈廟的大車道（它環繞內港和穿過大三巴後的墓地，然後越過大炮台後的小山回荷蘭園）是一項策劃者們值得信賴的工程。The Friend of China, June 15th,1853, Vol. 12, No. 48, p. 190.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15日，美國全權大臣願意協助清廷禁止澳門販賣豬仔。招工出洋原訂有章程22款，然法立弊生，為患日益加多。美國全權大臣鏤在致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訢照會中稱，“非所立之章程未善，實系施用此章者有未善耳”。招工出洋一節內有若許恥辱可惡之事，“固有不以愛憐居心之洋人將招工出洋一事日漸廣大，然非中國奸巧之員與各處不義小人為之幫助，該洋人亦未能自成其事”。招工出洋，澳門為淵藪。“至於由澳門口運往外國之工人，多被中國人在各處以虛妄之言欺哄，或被用力勉強，送至澳門，事已至此，本大臣至今尚未聞澳門附近地方官有以忠誠妥善之法阻止此事者。不但澳門毫無設法禁止，而廣州及福建各口地方官方且定計施策，以不合之法委曲宛轉流傳而廣大之。”如清廷真實有志堅心嚴辦，而澳門以後仍然有此等事件，清廷可與葡萄牙政府交涉，予以禁止，美國及其他有約之各國皆欲同心扶助。《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美國全權大臣鏤為停止在澳門招工出洋事致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照會》，第37－40頁。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6月15日，羅馬教宗頒佈世界教區劃分訓諭，將澳門本市、相鄰島嶼，包括海南、香山及其所屬島嶼和新會縣諸島，還有帝汶葡屬地區劃歸澳門教區管轄。在廣東傳教會會長哲菲里諾．吉列明（Zeferino Guillemin）蒙席和澳門署理主教勞倫索．古維亞教長之間達成協議後，這道訓諭才於1876年3月23日傳到澳門開始實施。至於帝汶，在1875年5月10日索薩．埃內斯（Manuel Bernardo de Sousa Enes）受委託任職主教後才真正成為澳門教區的一部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5頁。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6月15日，《申報》報導，上月十六日，勘界大臣高而謙乘“江大”號兵輪赴澳，泊於馬騮洲海面，改乘“克虜”號小輪入澳，至港口下碇。葡兵駕巡河船，要求小輪船主簽字。“克虜”號小輪船長尹璧山回答：“高大人來此一遊，不能簽字。”葡兵無奈，即回稟船政廳。船政廳堅持要求簽字，尹璧山仍嚴詞拒絕。後以電話請示澳督，方免簽字。後高而謙偕隨員數人微服上岸，既不拜會紳商，亦無紳商往迎，遊行一周即返。《申報》1909年6月15日《高大臣到澳遊覽紀聞》。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6月15日，葡萄牙婦女十字軍(Cruzada das Mulheres Portuguesas)向廣州葡人社團發出呼籲，為參戰將士募捐。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0號卷宗，第S-A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94頁。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6月15日，駐軍司令要求在氹仔島上種植4萬棵杉樹。工務廳工程管理會予以批准。《澳門政府憲報》1918年6月15日第24號，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117頁。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申報》1921年6月15日；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第840頁；夏東元：《鄭觀應傳》，第91─92頁，據《鄭雍陌祖房譜》稱，鄭觀應6月14日逝世，有誤。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2月8日，澳門青洲英泥廠與澳門政府土地登記續簽續期土地租約，地點位於青洲南面土地，面積13335平方尺，承租日期為1926年2月8日，終止日期為1935年6月15日。AH/AC/P─15171, ASSUNTO : Resciso d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do terreno a Sul da Ilha Verde, Feito a Favor da 'The Green Island Cement Co' Ltdo em 8 de Fevereiro de 1926(DATA INICIAL.：1934/12/27).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6月15日，澳門政府發佈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u)的禁賣令，並對徐薩斯的住宅和印刷廠進行搜查，沒收庫存圖書，並追回已賣出的圖書，將增補的最後三章全部公開燒毀。《歷史上的澳門》1902 年首次在香港由別駕洋行公司(Kelly and Walsh)出版，贏得澳門政府的高度讚譽，徐薩斯也因出版了這本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獲得市政廳的表彰。本年，在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的主持下再版，徐薩斯同時為該書增補最後三章，詳述了葡萄牙人到澳門以來進行的殖民地建設的前因後果，並把它同歐洲人在亞洲的殖民地香港和上海的繁榮情景進行比較，產生一種非常萎靡不振的感覺。究其原因是由於向來葡國政府以及當地政府對澳門的放任態度及殖民政策的錯誤所致，進而對葡國政府和當地政府的施政進行了毫無忌諱的批評。澳門報紙爭先將其梗概予以介紹，給當地輿論界帶來了強大的衝擊波。由此，葡萄牙國上議院議員弗蘭西斯科．席爾瓦(Francisco A. da Silva)在澳門《故鄉》報上發表文章，予以強烈抨擊，認為該書觀點對葡國及其國民的威信造成極大的傷害。爾後，《故鄉》報發表社論，對徐薩斯關於澳門及葡國的意見提出了批判。不過儘管遭遇查禁，該書在澳門仍然出售。《有關蒙塔爾托氏的(澳門歷史)著作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冊)，第2082頁；José Maria Braga(Breve evocação na sua morte), in Revista de Cultura, №. 5,1988.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6月15日，應中華總商會總理范潔朋之邀，東北國民救國軍總司令王德林、副司令孔憲榮等一行16人前來澳門訪問，以答謝澳門同胞對救國軍的巨大支持。17日，為表示歡迎，南華體育會在新海岸自設泳場，舉行歡迎大會，表演水上泳藝，包括百米四人接力泳、花式跳水、水球競賽等。范潔朋、崔諾枝等在澳名流均親臨會場。《香港工商日報》1933年6月14及19日。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6)》稱，王德林14日來澳，有誤。

除了畢業證書外，抗戰期間澳門一些學校同時兼發訓導證書。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6月15日，葡萄牙駐倫敦使館參贊再次就中國局勢問題同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斯卡雷特 (Scarlett)舉行會談，英國政府表示決定守衛香港，但“不能許諾在澳門受到攻擊時，給予軍事上的援助”。23日，葡萄牙大使向英國外交部遞交了抗議照會，抗議英國政府不遵守兩國同盟互助協議，竟然拒絕幫助葡萄牙防守澳門。這一事件使得葡萄牙政府放棄了就澳門防衛問題尋求英國政府軍事援助的計劃，同時為保住葡萄牙在澳門的利益，葡萄牙政府不得不將目光轉向美國，並相信只要在抵制共產主義和孤立新中國方面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立場，就會得到美國軍事支持。Moisós Fernandes,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ōes Luso-Chinesas, 1945-1995, p.63

1971年7月31日，澳門回力球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於1972年至1989年2月5日獲得經營回力球賽專利權。1974年6月15日，正式舉行賽事。

回力球運動在本澳眾多博彩活動中僅僅經歷十六年，便告煙消雲散，只留下一座回力球場館。回力球據説有四百多年歷史，起源於西班牙，在東南亞一些國家流行，解放前上海和天津也曾舉辦，而澳門則在卅多年前引入，作為一種博彩活動。一九七一年八月成立“澳門回力球企業有限公司”，翌年五月在新口岸動工興建回力球場館，至一九七四年五月竣工，佔地面積四萬平方呎，規模及設備在當時東南亞數一數二，六月十五日啟用。據介紹：回力球是一個直徑兩吋的羊皮小球，內包橡膠心，彈力頗大。賽時，球員右手握着藤織蕉形棒兜，在場上將球用力抽向前方的牆壁上，同場另一方球員則用兜接着反彈回來的球，隨即將球抽向前壁。這樣反覆抽球和接球，如果一方球員接不到球便作輸，以一局得球多寡定勝負。這種運動，表現球員敏捷的反應，靈活的走位及強大的臂力。開辦初期只設單打，後期增加雙打，更要講究技術與合拍。球員大多為西班牙籍，身價很高，後來公司為減輕經營負擔，增聘菲律賓及本地球手。回力球在澳門出現，不但博彩業增加花樣，也成為本澳年青人喜愛的運動。當年，常見年青人在一些空地利用舊樓牆壁打回力球。球拍有藤織的，也有硬紙皮製的；球則用網球代替。這項活動隨着球館關閉後式微。回力球博彩活動，勝負由個人支配，賭客深恐“造馬”，投注不大，反應冷淡，經營虧蝕。一九八六年，公司改組，業務仍無起色，至一九九零年八月停業。及後，場館改設娛樂場、戲院、酒樓、夜總會、酒店，經營多元化。

1988年6月，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應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的邀請訪澳，進行為期四天的官式訪問。這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訪問澳門的高層國家領導人。參考資料：《華僑報》1988年6月12日及13日報道。

鏡湖醫院第三門診部於1986年2月正式啟用，原址於十月初五街88號，後於1991年6月15日遷往北區永添新邨繼續為市民服務。

1999年6月15日，劉焯華當選立法會副主席。

2000年6月15日，經濟局及司警破歷來最大宗盜版光碟案，搜獲盜版碟60萬張及生產線，估值700萬元。

黎鴻昇主教於2003—2015年任天主教澳門教區第23任主教，為澳門教區第二位華人主教，為第一位澳門土生土長主教。2016年因病辭去正權主教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