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馮秋雪，名平，號西谷，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詩人。趙連城丈夫、馮印雪兄長。 少年時代，秋雪入讀陳子褒創辦的澳門灌根學塾；在澳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和討袁鬥爭；後在澳門從事文化教育事業。他與友人合辦南華印字館，出版《詩聲月刊》。1919年，他與妻子趙連城、弟弟馮印雪創辦佩文小學，並擔任校長。 1924年，秋雪與趙連城、馮印雪、劉君卉、黃沛功、梁彥明、周佩賢等創辦“雪社”，成為主要負責人；並參與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受楊匏安等人的委託，秋雪將佩文小學擴充為中學，利用學校和印字館進行革命活動。他被澳葡當局逮捕，經謝英伯營救獲釋。抗戰初期，秋雪擔任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駐港辦事處主任；香港淪陷後，避居廣西桂林、昭平等地。 新中國成立後，秋雪擔任廣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1969年，秋雪在廣州病逝，終年77歲。[1] 馮秋雪著有《宋詞緒》、《金詩絕句選》、《金英館詞》、《甲甲夏詞》、《秋音甲稿》、《乙稿》、《水珮風裳集》等。 現錄馮秋雪的詩兩首：[2] 《愁倚欄令》[3] 四月二十日[4]，余與連城邀同哲士、佩賢、草衣，小敘佛笑樓。[5]座中有作愁苦語者，倚此慰之。 華燈初照羅裳，正玉薤平添滿觴。[6]爾我心情真似酒，偏入愁腸。 年華忍獨思量，漫負郤，釵光鬢香。如此清容正好[7]，休說斜陽。[8] 《初春歸澳示印雪》 流水無根蒂，飄然又轉蓬。兩年知刧短，小聚惜尊空。 骨肉今能幾？韶光昔易窮。且乾家國淚，來對淺春紅。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69-274頁。 [2]《詩說濠江》，載“愛書堂＂網，2012年11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3]愁倚欄令：又名春光好，詞調名。 [4]四月二十日：指民國十年農曆四月二十日（1921年5月27日）。 [5]佛笑樓：俞永濟《澳門指南‧飲食‧餐室》：“佛笑樓餐室，福隆新街六十四號”。 [6]玉薤：酒名。 [7]清容：清秀的容顏。《子夜歌》：“含春未及歌，桂酒發清容。” [8]斜陽：夕陽。權德輿《晚》詩：“古樹夕陽盡，空江暮靄收。寂寞扣船坐，獨生千里愁。”夕陽易引起愁思，故用以比喻愁苦。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子，又號半峰，晚號羅浮布衣，生於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錦岩岡東麓。清初“嶺南三大詩家”之一。 恭尹自幼聰敏，好學深思，12歲喪母，15歲補諸生。16歲時，父親陳邦彥起兵抗清，恭尹隨庶母及兩個幼弟回到原籍順德龍山鄉下居住。清朝巡撫佟養甲偵知，派兵前來劫持。恭尹適值外出，聽到消息，喬裝逃到增城縣新塘鄉，在父親的朋友湛珩如家中躲藏數月，才避過緝捕。同年九月，父親和二弟陳馨尹遇害，全家只他一個倖存。第二年，清將李成棟反正，廣東重建南明旗號，永曆帝遷居肇慶。恭尹入朝泣陳父親殉難情狀，得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之職，給假歸家治喪。清順治七年（1650）冬，清軍大舉反攻，再陷廣州，永曆君臣西走桂、滇。恭尹不及相隨，逃匿於西樵山中，從此與永曆朝廷失去聯繫。 之後十年，恭尹懷著國破家亡的深痛巨創，積極從事反清活動。起初三年，他奔走於福建、浙江、江蘇一帶，意圖與鄭成功、張煌言等抗清人士聯繫，但沒結果。 順治十一年（1654）春，恭尹折回廣東，在增城與湛珩如女兒成婚；第二年回到順德，寄居羊額友人何衡、何絳家中，密切關注時局，與何氏兄弟、梁璉、蔡艮若等讀書切磋之餘，同赴陽春、澳門；到新會崖門，渡銅鼓洋，秘密結交遺臣志士共圖大業，未能成事。 順治十五年（1658），恭尹與何絳再度遠行，打算西走雲貴，投奔永曆朝廷。行至湖南昭潭（今湘潭），因清軍封鎖嚴密，只好改道北上，轉徙湖北、江蘇、河南，北渡黃河，直扺太行山下。他沿途留心觀察地形和關隘，結合以前在東南沿海所見，繪成《九邊圖》，以備他日之需，但當時西南地區抗清力量已成強弩之末。第二年冬，他在鄭州遇見平西王吳三桂由雲南遣送京城的象隊，得知南明政權傾覆，永曆帝逃入緬甸，只得鬱鬱南歸，隱居於增城新塘。兩年後，他聽到永曆帝遇害的噩耗，哀慟之餘，見新朝統治已成定局，痛心復興無望，再也無意遠遊，攜眷回到順德，隱居於羊額七年。他與友人何衡、何絳、梁璉、陶璜相與砥礪名節，抑志讀書，世稱“北田五子”。 中年以後，恭尹銳氣逐漸消磨，息影田廬，以詩文琴酒自娛。清康熙七年（1668）夏，湛氏夫人病逝，他領著兒女扶柩移居增城新塘。八年後，三藩之亂爆發，居地正當要衝，不堪兵燹困擾，恭尹舉家回到順德，先後寓居羊額和龍江。1678年秋，官府懷疑恭尹與三藩反叛事件有瓜葛，拘捕他入獄二百多天。經此變故，恭尹心存畏懼，明哲自保，1684年，築室廣州小禺山（今禺山路附近），日夕以詩酒酬世，“貴人有折節下交者，無不禮接”。他被友人梁璉當面批評“何事而僕僕走風塵”，但終其一生不仕清，並常以鬱勃沉酣的詩筆，撻伐新朝統治者，民族大節實無虧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十二日，恭尹去世，終年69歲。 陳恭尹一生以詩名世，著有《獨漉堂全集》。他與父親學生、著名詩人屈大均思想行藏接近，交誼相當深厚，藝術上互相切磋濡染，共同輝映清初嶺南詩壇。 北方大詩家朱彝尊、王士禎、趙執信、納蘭性德等人，對陳恭尹十分敬重，彼此建立友誼。陳恭尹詩集中最有價值的，是感時傷世、托古諷今、反映民生疾苦、描繪地方風貌的作品。他以抒發性情為宗旨，藝術風格上不拘泥宗唐宗宋的偏見，兼採眾長。在各種體裁中，以七律成就最高。今人劉斯奮、周錫《嶺南三家詩選》評陳恭尹的詩“既豪邁雄奇，又藴藉含蓄，鬱勃沉雄而不晦澀生硬，堪稱舉重若輕，舒卷自如”，概括他的藝術特色。[1] 陳恭尹和番禺屈大均、南海梁佩蘭被譽為清初“嶺南三大詩家”。他不僅是一代文學宗師，而且是個書法家。他的隸書主要取法於漢碑，得益最多的為《夏承碑》、《曹全碑》。《曹全碑》主要特色為秀逸，而《夏承碑》以靈動著稱，兩碑的特色構成陳恭尹隸書的主要風格。他能以瘦逸遒勁之筆，盡量避免隋唐以來那種呆板孱弱的習氣，不為漢碑所囿，在當時廣東書壇極具開拓性意義。但受條件限制，當時所能見到的漢碑不多，不像乾隆以後金石學、小學的興盛和各種碑版的大量出土，這使得陳恭尹無法博採眾家之長。 陳恭尹的傳世書跡比屈大均、梁佩蘭較多，朱萬章編著的《廣東傳世書跡知見錄》中錄有其書跡51件，其中隸書有20多件，主要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及私人藏家中，其隸書名跡主要有故宮博物院所藏《題明史列傳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詠月詩》軸、廣州藝術博物院藏《隸書》軸，以及廣東省博物館所藏《祝龍翁》詩賦斗方和《詠花十詩》卷等，尤以《詠花十詩》卷為精湛。 陳恭尹的隸書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清初文人王士禎在其《香祖筆記》、《漁洋詩話》中屢次提及，陳奕禧的《隱綠軒題跋》有所論及。作為嶺南地區一代文學宗師，其隸書能揚名嶺外，名垂書史，在廣東書法史上並不多見。[2] 澳門普濟禪院，又稱澳門觀音堂，為中國佛教建築，具有中國名山古刹的特色，禪院的首座是大雄寶殿，次殿是長壽佛殿，後座正殿是觀音殿。院後還有廣闊幽深的後花園。禪院內收藏很多名家的書畫、書法、文物，包括馳譽中外畫壇的嶺南派大師高劍父及其學生關山月，陳恭尹、章太炎等人的作品懸掛於殿堂，供遊客欣賞。[3] [1].《清初詩人陳恭尹》，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10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1321&secid=31361。 [2].《陳恭尹》，載“順德文化＂網，2012年10月29日，http://www.sdartol.com/html/2011/whmr_1019/633.html。 [3].《澳門觀音堂》，載“搜藝搜＂網，2012年10月29日，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0510789-180061-zixun.html。

黃健，又名黃如誠，字曉生，香山縣長洲（今屬中山市西區）後山村人。[1]革命家。 父親原在煙洲小學執教，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先在私塾任教，不久棄教從商，全家開始過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個，黃的弟弟黃鞅（真鈞），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戰鬥中英勇犧牲，年僅22歲。[2] 1925年，黃在縣立中學讀書時從事革命活動，擔任學生聯合會和新學生社中山分社負責人、中山學生救亡工作團副團長、廣東省學聯第一屆執行委員。 1926年6月，黃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共青團中山縣委書記；同年底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1927年，他因策反駐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團團長周景臻參加賣蔗埔起義不成而被捕，囚禁於廣州監獄。同年12月廣州工人起義，黃率領難友衝出監獄。 1928年春，黃前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擔任該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同年8月，執行第三國際共產決議在東京舉行國際反帝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軍警大肆鎮壓而被捕。黃被嚴刑拷打逼供，無效後，敵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藥，企圖殺害，幸及早發覺，經催吐洗胃脫險，後僱請律師辯護才獲釋放。 1932年1月28日日軍入侵上海，當時愛國軍民為聲援十九路軍抗日舉行示威遊行，黃在領導大家高呼口號時遭特務逮捕，被關進英租界巡捕房，後來英人以遊行無罪釋放他。不久，黃在張貼抗日標語和《新群眾》壁報時，被警察逮捕。在獄中，黃堅持宣傳抗日，通過手抄《鐵窗報》，喚醒難友起來鬥爭。後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師出庭辯護，獲得保釋出獄。[1] 1933年底，黃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幹事，編印出版《要人報》開展宣傳工作。1934年初，他被敵人盯梢追蹤而被捕，由上海轉解南京。在獄期間，黃與杜嵐認識，放風時候、“聽訓會”上，他與杜嵐互相傾訴，志同道合，萌生愛情，相約出獄後結為終身伴侶。黃有個同鄉叔叔黃仲榆，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通過陳策、鄭占南、謝作民等保釋，極力斡旋，擔保兩人於1934年底出獄。黃與杜嵐先後返回廣東中山長洲，在黃家舉行婚禮。[3] 1935年初，黃與杜嵐來到澳門，興辦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質，振興中華為己任。他決定團結爭取有利的社會關係，集資辦校。當時黃仁輔、鮑雁坡、鮑夢光、楊振聲、楊雪溪、楊雪傖等社會熱心人積極支持，1932年創辦濠江中學暨附屬小學。同年秋後，該校校長黃仁輔和創辦者多人，因事先後離開澳門或從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將該校正式移交黃接辦，並鄭重地簽訂一份合約，提出“接辦之後益加努力，使學校日臻發達”的要求。 黃掌管學校後，首標辦學方針和宗旨，為澳門廣大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黃渭霖、黃福隆、黃漢興等為董事的校董會；同時團結一批有為青年及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教師，盡心辦學，當時的老師有黃一峰、曾枝西、張鐵柔（陽）、陳雪、黃瑞坤、周筱真、鄭冷刃（少康）、區白霜（夢覺）等，他（她）們都抱著獻身教育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培育人才的志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艱苦，不計報酬。 初期學校經濟困難，黃想盡辦法請親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編自製釘裝成“畫報”，供同學們閱讀。黃和全校教職員工，以“忠誠勇敢，勤勞樸素”為校訓，對學生言傳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學在社會上奠定較好的基礎。[3] 同年，黃與華南工委接上組織關係，被任為“南委”秘書長，同年底調任五縣（南海、番禺、中山、順德、東莞）特支書記；1936年任博羅縣特派員。期間，經組織同意，他利用黃仲榆當博羅縣長關係，當上博羅縣一個區區長。在任期間，黃組織百多人的“義勇警察隊”，為象頭山、羅浮山一帶建立武裝根據地做好準備。 1938年，黃擔任中共博羅縣委會書記。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與難友李少石、于益之相會，李少石、于益之建議調黃到八路軍駐香港情報組工作，並以澳門濠江中學為聯絡站，開展統戰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黃先後策反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廣東保安一師、東江護路總隊起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中山先後任石岐鎮副鎮長、石岐市副市長、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 1957年，黃調廣東省政協秘書處任副處長；不久調任省參事室、省文史館辦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學辦公室主任和總務處副處長。[4] 1965年，暨南大學在廣西籌辦後方三線建校工作，黃接受了更艱巨的任務，任勞任怨。 “文革”期間，黃被誣衊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漢奸”、“國民黨殘渣餘孽”，扣上五頂大帽子；威迫他誣陷周總理；將他關進牛欄，扣發工資，受盡抄家、毒打、毆鬥、遊街等凌辱、折磨、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屈服，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低頭，充分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1980年，黃身患高血壓、哮喘、心肌炎等多種頑症，忍痛離開暨南大學回到澳門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業發展，積極呼籲在澳門及中山的老戰友、親朋為暨大募集資金，實現培育僑生當四化建設棟樑的宏願。他擔任暨大校董會副秘書長，經常與留澳門的校董討論暨大發展的計劃，提出積極的建議。[1] 1982年6月，黃因體弱病重不幸逝世，終年76歲。 黃健與杜嵐（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務於社會。杜嵐辛勤服務濠江中學，刻苦自勵，辛勤育人，造就許多良才，許多學生服務社會，卓有成就；獲得澳門政府總督頒贈勞績勳章。[5] [1]《黃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53-57頁。 [3]楊蔭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5-88頁。 [4]《黃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載“中山網＂，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門濠江學校名譽校長杜嵐辭世享年101歲》，載“新華網＂，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黎協，又名黎國民，生於澳門。夏威夷富商、同盟會分會部長。 1875年，黎來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凱島上做工，後轉到夏威夷島希爐埠工作。他在種植園工作八年，稍有積蓄，開設一家小雜貨店，後發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開始投資房地產，兼種植甘蔗，成為希爐埠的華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種慈善事業，成為希爐華人社會的僑領，在整個希爐埠頗有名聲。 1903年12月，孫中山應毛文明之邀來到希爐埠演講，黎與另一華僑商人黃根組織歡迎委員會。孫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島卡烏登陸，黎和黃根陪同孫中山從卡烏乘火車來到希爐埠。孫中山在希爐埠時，住在黎家或黃根家。 黎與孫中山成為好友，積極支持革命運動，帶動希爐華人捐助起義活動。1910年，孫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同年5月到達希爐，停留約兩周，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希爐分會，華僑踴躍入會，參加會員達385人，黎擔任分會部長。 孫中山離開夏威夷後，多次寫信給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寫給“國民兄”（黎協）,信中孫中山要求緊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爐市內，一名華僑對黎開槍射擊。他身中數彈，11月25日，因傷重去世，年僅52歲。 兇手當場被捕，認罪後被判刑。此案當時沒有深究兇殺的動機。但黎協的家屬稱，兇手背後有人指使。 孫中山得悉黎協被害後，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寫信給希爐分部和籌餉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協與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統的婦女結婚，生育七個子女。 黎協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說父親支持孫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對他，他被人槍殺與此有關。 黎協的孫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協次子之女。她說，父親告訴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協的許多個孫子和孫女現住在火奴魯魯。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兒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協的生平事蹟，向作者馬兗生提供許多寶貴資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親友說，她生前能把黎協和她見過孫中山的資料告訴馬兗生，是她晚年最高興的事。[1] [1]馬兗生：《孫中山在夏威夷：活動和追隨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第163-164頁。

楊鐵夫，名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季良、鸞坡，香山縣申明亭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人。同盟會會員、著名詩詞人、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 1901年，鐵夫考中舉人，擔任廣西歸順州知州、晉安府知府；後畢業於京師大學師範專業，又東渡日本求學。期間，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1] 時值光緒末年，舉國上下廢科舉制度、責令書院皆改公學時，廢科舉，興學堂，廢除舊的教育體系，構建新的學堂教育體系。鐵夫學成回國後，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興新學方可救國圖強。他召集全都紳士決議把龍山書院改為隆都高等小學堂，首先公推彭炳綱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以鄉紳捐助及書院田產收入等作為教育經費，在書院旁購地建築宿舍和教室，擴建校舍，保證校園足夠大。 另外，在師資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筆，以年俸300兩的優厚待遇聘請舉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賢才為教席，確保師資雄厚。在改制初期，學堂沒有章程可考，鐵夫參考日本學制課程，不少數、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標本儀器從日本購回，之後，隆都興學之風開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區教育發達，英才輩出，鐵夫貢獻較大。其兄楊季廷（玉瑚），侄子楊清甫（兆涇），先後接掌龍山書院，故有“一門三校長”的美譽。 鐵夫非常關懷家國，力圖澄清吏治，喚醒國魂。他結識不少革命志士，與蔡鍔將軍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國是相許，結為異姓兄弟。 1904年秋，胡漢民再度留學日本，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次年投身革命。胡漢民與鐵夫鄉榜同首並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參與反清活動。後來，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邀請鐵夫出任秘書。鐵夫準備行裝將作歐洲之遊而婉拒。鐵夫前往歐洲時，撰寫《旅歐紀遊》一書，留居新加坡，開辦實業，經營錫礦，後因故離開新加坡回國。 民國初年，鐵夫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1913年任廣東高等師範學堂（今中山大學）文案一職，後因故辭職。應校方之約，鐵夫推薦侄子楊清甫接任。1914年，鐵夫任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1915年因辦廣東水災賑濟，鐵夫獲授七等嘉禾章，以縣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陽縣知事，發展教育和振興實業，事事親力親為。 早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高級師範學堂的楊清甫隨任，委以教育實業科長一職，為揭陽人多辦實事。揭陽官衙有肥缺稱，又為鴉片煙苗產地，人皆以為此任“腰纏十萬貫”。鐵夫絕不同流合污、恃權謀私，而是關心民間疾苦。他認為鴉片禍國殃民，深惡痛絕，嚴厲禁種鏟苗，當地豪紳，以數竹籮盛黃金、白銀行賄，請求寬期。他終不為所動，憤然表態“刁民可惡！”親自率馬隊於罌粟地往來奔馳，盡將煙苗踐踏剷除，奔波三月，始告肅清。 1926年，鐵夫回鄉擔任中山師範校長。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義，委託旅檀香山鄉親募捐修繕校舍，籌得美金2000元。後因款項不必動用，他將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為此，不少僑胞讚他“一塵不染”。 後來，鐵夫旅居上海，常出入於同鄉小欖人甘翰臣的別苑“非園”，當時，來“非園”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陳伯嚴、曾農髯等當代詩詞大家。鐵夫是朱疆村在粵督學時所錄取的人才，多次呈獻自己的作品，多得獎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讀《夢窗詞》。鐵夫對詞章更進行深入探索，完成《夢窗詞箋釋》一書，並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詞》一卷問世，聲名大噪。詞集由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兼國學館館長葉恭綽題寫書名，陳石遺題詞，有“疆村夜缽晚年強”之句。 當時，古文學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國學為職志，在江蘇無錫設立國學專修學院，聘請鐵夫為詞學教授，陳石遺為詩學教授，章太炎時來講學，一時有“國學堡壘”之稱。 鐵夫擔任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經常出遊就近太湖諸勝，夜宿黿頭渚廣福寺。在治學流覽中，他似別有醒悟，陷於虛幻，一度萌發出家的念頭，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濟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學佛，唯未剃度。鐵夫既欣賞浩瀚大海，又喜愛突兀山峰，江南諸山遍遊。年紀漸大時，他腰腳尚健，前往遊黃山、衡山，在衡山順至嶽麓，祭拜蔡鍔將軍墓，並撰文憑弔。南返廣州小住後，他又遊羅浮、鼎湖諸山，在鼎湖弔慕經老和尚。慕經以慶雲寺方丈退院圓寂，稱大德，是鐵夫少時問道的朋友。 鐵夫的長子楊兆燾當時供職於寧波市府，迎往一遊，並到奉化雪竇寺觀千丈岩瀑布之奇。寧波舊稱“四明”，有藏書名樓“天一閣”，在月湖之西，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藏書樓，創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又有“四明圖書館”，上承薛觀察福成之儲，藏古今書籍頗豐；鐵夫受聘為館長，遷館於公園中央，館前高梧蔭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後，鐵夫歷任中山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無錫市國學專修學院詞學教授、香江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教授等職。 鐵夫畢生鑽研古典文學，詞學底蘊深厚，素有“嶺南詞人”之稱；著作有《抱香詞》、《雙樹居詞》、《五厄詞》、《清真詞箋》、《鐵城土語語原考》、《隆都語原總例》、《夢窗詞箋釋》等書。 1943年6月6日，鐵夫去世，終年74歲。 在追悼會上，朱庸齋撰寫悼聯“一瞑巧逢‘教師節’，萬人傳誦《抱香詞》。” 國民時期，6月6日是教師節。該聯對仗工整，切時切人，令人潸然淚下。當時楊鐵夫之子遠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馬上回鄉奔喪，一切由侄子楊清甫（楊正繩之父）料理。楊鐵夫元配妻子黃氏生於1873年，長洲名門望族之女，誥封恭人，溫和賢淑，勤儉持家；1939年逝於香港。 楊鐵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長女楊惠文，適本邑李應庚解元之子李轅孫（楊鐵夫署鎮安府時，與李應庚先生交誼甚厚，以兒女姻事為約）。次女楊惠明師範畢業後病逝。長子楊兆燾，兒媳唐逸馨是唐紹儀侄女。次子楊兆熊，兒媳楊潔莊。三子楊兆煦，幼時夭折。 楊兆燾夫婦都獲得公費留美，取得碩士學位，同任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教授。楊兆燾供職於寧波和廣州府，1935年擔任中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楊兆熊夫婦長期供職於香港、梅汕一帶學校，居住汕頭市。 楊鐵夫的堂弟楊澤常、楊澤圖旅居檀香山，美國眼科學者楊思祿博士、火奴魯魯市前勞工局副局長、隆都從善堂主席楊兆佳、英文書記楊兆文、申明亭同鄉會主席楊獻墀及楊獻琛、楊獻東等都是楊鐵夫的侄輩。已故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山同鄉會主席是楊鐵夫的侄孫輩。[1] 楊鐵夫所著的《鐵城土語語原考》一文，對澳門“馬交”得名，持另一種說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門，西人名之曰‘馬交’，或曰前以有馬蛟石得名。按《說文》瓜部，小瓜也。徐鍇曰‘今有馬如小瓜也。’（按：古人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亦然）。澳門一隅與前山相隔，有一窄長之過脈小徑聯之，今人呼為蓮花莖，實瓜蔓也，蓋澳門如瓜然耳。又曰南環者，亦瓜環也。”楊鐵夫沒有提出更多的論據，其眼力頗有穿透力，“馬”之說，成為專家學者一新視聽，非常有意義。[3] [1]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載《中山文史》（第4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8，第101-102頁。 [2]《山川靈淑蔚人文興學立教多才俊》，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16日。 [3]陳紹錦：《關於隆都話的研究》，載《中山日報》，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