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9月5日，在亞馬留總督被刺和攻佔了北山嶺炮台後，形勢變得十分緊張。政務委員會從當地的納稅大戶中籌集了5萬澳門元用以支援城防的緊急需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1頁。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19日，澳門第33號葡萄牙快艇通過急水門時遇海盜襲擊，負責郵件的西班牙代理商船長奧倫瑟（Orense）和一名華人乘客淹死，海盜搶劫了船上的郵件和其他貨物。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12, p. 667.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氹仔、路環商戶漁民捐款在氹仔天然石室處建三婆廟。先是，順德人鄭上攀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從廣東提督賴恩爵剿瓊南清匪，得三婆神助而殲匪，故接神回港永祀，於本年集資鳩工建廟。傳說三婆乃天后的三姐，與天后同時修煉成仙。農曆三月二十二日為三婆誕。《咸豐九年重修三婆廟碑》及《同治三年三婆廟碑》，載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6－7頁。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2月，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訪問澳門，很快又返回香港。這次訪澳，德庇時竟被劫匪搶劫。8月，他乘坐“門多薩（Medusa）”號蒸汽船再次來到澳門，會見了法國特使拉萼尼（Théodore—Marie de Lagrené）。The Friend of China, August 9th,1845, Vol. 64, No. 14, p. 881; February 12th,1845, Vol. 4, No. 14, p. 680.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4月23日，澳門土生葡人若奧．辛德曼（João Hyndman）以他本人及其子女的名義對居澳巴斯商人希爾治皮．魯斯托姆治（Heerjeebhoy Rustomjee）提出訴訟。魯斯托姆治為著名鴉片商，1840年後一直租居辛德曼家族在南灣大馬路第34號公館，年租金600元。到1845年時，魯斯托姆治破產，不僅拖欠房租，還無力支付按金，故被辛德曼家族告到澳門法院。同時，魯斯托姆治還欠葡萄牙人安東尼奧．高美士（António Gomes）的債，澳門法院於12月1日下令封存其傢俱為抵押。施其樂（Carl T. Smith）：《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載《文化雜誌》第59期，2006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2月3日，安徽婺源縣商人王邦達替澳門外江茶客源泉號代銷茶葉，他與澳門葡人路列（Luné）相識，而路列又與荷蘭大班范花臣（J. Senn van Basel，又作凡花臣、番巴臣）相識，故將茶葉1, 360箱全部賣與范花臣，擬價銀為12, 000餘元，雙方立約，並由葡人路列和蘭吵（Lançao）簽名為證。但賣方茶貨交齊後，買方僅交銀3, 000元，所欠款項，雙方糾葛不清。故王邦達呈詞至澳門理事官，要求澳門王室大法官批准並追還欠款。王邦達，年已70歲，在澳門貿易已達46年。《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監生王邦達為與荷蘭領事凡花臣交易銀錢糾葛事呈理事官師爺稟》，第684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20日，氹仔遠離市鎮，海盜襲擊，小偷搶劫頻頻發生。應當地居民和船民的要求，賈多素總督下令派兵進駐氹仔。此後，路環島又成為海盜庇護地。為保護氹仔，在此地設立了一哨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9頁。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7月，澳門政府1847年7月1日至1848年6月30日的財政年度收入是46581. 949 2/3兩。其中白鴿票專營收益為2534. 4兩，豬肉專營720兩，牛肉專營167. 4兩。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3 de Setembro de 1848, No. 52 & 53, pp. 68-69.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月27日，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勞倫索．馬葵士發佈告示：現查得大街各圍裡有屋窩藏匪類，夜間出來偷搶。本西洋官當留心查明，已悉該匪頭等名，合行曉諭在澳各居大街等處良民知悉，爾等欲免咎累，切勿容留此等奸細，且不許鄰舍有窩匪之者，凡疑有奸細所住之處，應即前來通報，必定相護查拿，各宜知悉。大街，又稱營地大街，故稱澳門大街，亦即所謂澳門街。大街自明朝以來，即為諸夷薈萃之地，故又有澳夷聚廬之稱。聚廬大街之北石閘門外，昔有“畏威”、“懷德”兩街（即今之關前街及關前後街）。王文達：《澳門掌故》，第173—174頁。《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1月18日第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