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 《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 《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 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 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 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 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徐佩之，澳門官員、葡語翻譯。 20世紀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門華務局主管檢查中文報刊和翻譯工作的華籍官員。[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這是澳門市民報業公司（民營股份制）創辦的報紙。 《市民日報》原為週刊，出版後不久改為日報，最初出版時，內容以副刊、娛樂消息為主要內容，沒有新聞版，之後，改為一般性日報。社長由何曼公擔任。1955年由嚴慶騏接任社長。60年代初期，該報每日出對開一張至一張半，主要有澳門新聞及少量中國新聞、國際新聞、狗經、連載小說和廣告。近年來以議論政府施政的言論增多。社長何曼公，督印人飛歷奇，總編輯龔文，總經理朱耀德，社址設在澳門大街45號三樓。[2] 1937年抗戰爆發後，澳門四界救災會辦事處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二三樓《朝陽日報》、《大眾報》共用的社址內。其後，該會聘請28位各方面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包括著名醫生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范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陸電明、劉敘堂、盧煊仲，天主教神父嚴紹漁、顏嚴若，還有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曾仲衡、盧光功、黃槐、馮順遇、陳聲始、劉玉麟、葉伯衡、陳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鑒於澳門沒有一個面向社會的群眾性美術組織，吳喜雨、關萬里、徐佩之、陳善朗、趙偉夫、馮印雪、陸昌、郭奇波、陳子明和譚智生等成立“澳門美術研究會”，並聘請何賢為名譽會長，該會與廣東美術工作者協會有聯絡。1968年改名為“澳門美術協會”，是目前規模最大而且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化團體。[4] 現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有《葡國魂詩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寫，徐佩之翻譯，鉛印本。[5] 1939年，汪兆鏞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聯：[6] 嶺南文獻賴公傳，驚聞絕筆空山，薄海共悲頹魯殿； 濠上風煙堪自悅，留得避兵故宅，小樓長記榜湖船。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頁。 [4]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代中華藝術的多點透視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第494-499頁。 [5]“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影像系統＂，載“澳門大學圖書館＂網，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獻整理的優秀成果：〈汪兆鏞詩詞集〉》，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網，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

劉偉海，澳門報人、記者。劉偉海是澳門《朝陽日報》、《大眾報》採訪部副主任。[1] 抗戰勝利後，澳門新聞界情況有所變化。除《大眾報》、《華僑報》等繼續出版外，新增出《市民日報》、《復興日報》、《世界日報》等報，而作為侵略者喉舌的《西南日報》、《民報》早已停刊，兩報負責人銷聲匿跡。 1945年8月，澳門報界發起成立澳門新聞記者公會，租用新馬路捷聲藥房二樓為會址。1946年，澳門新聞記者公會正式選舉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澳門新聞記者公會成立後，為籌措經費，舉行大型遊藝會。參加遊藝義演的有盧九音樂劇團、小龍劇團、名伶關德興擔綱的粵劇團，清平戲院免費提供場地。當時，場面熱烈，收入相當可觀，之後，澳門新聞記者公會組織澳門新聞界觀光團到廣州訪問。 當部分團員乘坐“廣源”號渡輪返回澳門途中，不幸遭遇龍捲風，“廣源”號渡輪被撞沉沒。隨團記者曾奇玉、劉偉海等四人遇難。[2] 1938年10月底，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部分理事、工委、工作人員與新聞業劉偉海等戰友，在百忙中抽空到中山縣旅行，並在郊野合照留念。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40頁。 [2]《台港澳大辭典》編委會：《台港澳大辭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第791頁。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張逸，字純初，號禺山山人，晚號無競老人，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1]畫家。畫家張韶石伯父。 張天生聰穎，勤奮好學，拜在居廉門下，斷斷續續學習數十年，深研沒骨寫生法。中年後，他精研惲壽平與徐熙畫法；遊歷大江南北及嶺南諸名勝，開拓畫境。擅繪蟲魚花鳥。[2] 張擔任廣州八桂中學教席，在羊城創辦《七十二行商報》。[3] 20年代，張在繪畫上的活動較活躍。1924年，他參加由鄧劍剛、黎慶思、陳樹人宣導的“清遊會”集會活動；以會員身份參加廣東國畫研究會畫人群體的雅集、展覽和研究古代書畫的活動。 “清遊會”形式極為自由，且“清”、“遊”、“會”之雅稱，是一文社，參與者有文人、書法家等，沒有宗旨、門戶的限制，集會無定期，主要活動是結伴遊覽秀麗山川，遊興闌珊時吟詩作對，即席揮毫助興。黎葛民、經頤淵、蘇少偉、羅仲彭、黎澤闓、容仲生、謝子祥、黃祝蕖、高劍父、張谷雛、黃少梅、趙浩公、盧子樞、呂觴嫵、陳羅生、黃詠雩、鄧芬、梁培基、簡琴石、陳大年等，這些人都是張的主要交遊者，一直持續到30年代，“清游會”同人鼓勵張將自己的詩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劍父、陳樹人、凌巨川、黎澤闓、蘇少偉、周演明、葉競生、袁芷芬、劉秉綱、陳草村、黃詠雨、陳子和、李供林等“清遊會”同人代張梓印《筆花草堂詞》，內含《花痕夢影詞》、《豁塵詞》、《百花詞草》。 20年代後期，張主要與國畫研究會聯繫。廣東國畫研究會會員中不少參加“清遊會”活動，但國畫研究會有明確的藝術宗旨和目的，宣導復古維新的創作方式，並與高劍父的新派產生一定矛盾，在這一事件中，張表現一種平和的態度。在國畫研究會畫學活動上，他表現出支持的態度。 1927年冬，廣州發生大火，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在陶園酒家設“書畫助賑即席揮毫會”，張前來參加。另外，張當時在《海珠星期畫報》美術部工作，並且屢次刊載其花鳥畫和傳略，都與參與國畫研究會的畫人組織有關。 30年代，張擔任廣州市第一次美術展覽會的美術組委員，畫作《泉石杜鵑》、《鳳仙茉莉》、《海棠小鳥》入選“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廣東省預展會”，其中《海棠小鳥》參加在南京舉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這些畫學活動的開展，說明張在畫學研究上的成績不俗。 抗戰時期，張避居香港和澳門，與高劍父、陳樹人、鄭哲園等人重組“澳門清遊會”。 當時，張主要以鬻畫維生，繪畫成為一種營生的手段，得到簡又文的不少贊助，許多畫作於這個時期，頗費心力。1940年，張參加香港藝術研究社的藝術觀賞會活動，參展作品《木棉》。當時，香港畫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張”弟子進行宣傳，實屬時事之無奈。張心歸佛門，與竺摩法師等來往頗為密切，並在《覺音》、《獅子吼月刊》發表傾向於禪意的詩文。[2] 1942年，張在澳門去世，終年71歲。 張逸除作畫外，尤好詩詞曲藝。嘗作百花冊，每花自題絕句。自言於詞：“潛心研煉，寢饋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於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時復倚聲，不復知人間何世，積久遂多”。李供林評價其詞：“於蘇（軾）、辛（棄疾）、姜（夔）、吳（文英）為近。” 張逸著有《花痕夢影詞》一卷、《豁塵詞》一卷、《百花詞草》一卷、《筆花草堂詞》二卷等[3]，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張逸為簡又文繪製的《牡丹》軸款識：“余友簡君又文精賞鑒，所藏甚富。而尤愛居師古泉畫，故秘藏特多。＂[3] 張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張逸生活並從其學畫，後到汕頭任圖畫教師。1932年回廣州，曾臨鄧芬所畫《浣紗圖》，為其賞識，遂得從鄧芬學畫。1939年寄寓香港，抗戰期間避居澳門、越南等地。戰後定居香港，設“木蘭花館”授徒，畢生致力於中國畫藝。精擅花卉畫，設色妍雅富麗兼而有之，筆觸流麗柔暢，更以繪牡丹著稱於世，素享“牡丹王”美譽，間亦繪畫人物、仕女、山水等。[4] 現錄張逸的詩兩首： 《菩薩蠻》[2] （丁未八月十六夜，與子壽夜渡澳門，舟中賞月。） 雲羅捲淨天如水。滄溟灝瀚金波碎。表裡盡澄清。姮娥徹夜明。 秋光纔過半，兔魄依然滿。記得昨宵遊，珠江聽粵謳。 《題〈青洲圖〉》[3] 綠雲深護讀書堂，堂外澄湖碾鑒光。倦客登臨傷世變，閒鷗來去笑人忙。 春風滿座新桃李，古木盤根老雪霜。難得山川明秀處，嚶鳴萍合共徜徉。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頁。 [2]魏祥奇：《襟懷清朗‧張純初藝術論略》，載“藝術國際＂網，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頁。 [4]《近現代張韶石花鳥麻雀圖》，載“唐潮文化＂網，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嶺南畫派：十香園尋找嶺南畫派的“族譜”》，載“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革命烈士。原名國俊，又名振，號點農。廣東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人。早年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925年考入嶺南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嶺南大學組織工人罷工。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在香港、上海等地從事地下鬥爭工作。1930年在香港組織交通站；同年與嶺南大學同學廖夢醒（廖承志姐姐）結婚。1934年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1937年出獄後被派往華南淪陷區工作。1941年底香港淪陷，隨後到澳門一年多，做情報工作，並與母親在澳門一起生活。1943年至重慶，任《新華日報》記者兼編輯、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秘書。1945年10月8日在送柳亞子回沙坪壩住宅後返回途中，被國民黨士兵槍擊誤殺犧牲。

新聞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廣東珠海人。青年時代即在港澳從事新聞工作，歷時40年。1946年在香港創辦《果然日報》，不久返回澳門。1948年，接辦《大眾報》並出任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報大力宣傳愛國，報道愛國新聞。從50年代起，編輯出版《澳門工商年鑒》。1968年參與發起成立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副理事長。還出任何賢辦事處秘書長、澳門市政委員。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澳門重大福利事業均有參與，並慷慨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