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4月24日，中午，汪精卫部属中山军部司令李家志率军进攻湾仔东侧澳门警察营地，数以百计的士兵连同民间力量一起冲进阵地，顿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四起。至晚上7时30分，汪伪部队因久攻不下暂时停火，不料澳门政府却密令将所有驻扎横琴 (包括湾仔及大岸)的治安警察与陆军部队一律撤回澳门，海事处动用两艘驳船及“氹仔”号电船将151名人员及大量器材全部运回。至次日凌晨3时，方抵达澳门。此前日军为扶持汪伪政权，改由效忠汪精卫的军队接替日军在湾仔一带的控制权，形势十分紧急，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为此葡萄牙政府于本月15日电告澳门政府，要求原则上要避免用武力方式解决湾仔问题，即使遭遇袭击，亦以大局为重，宁可撤走，切勿交战。湾东之战后，李家志部队控制内港一带水域，开始向来往及停泊于此的船只征收军饷和抽油水。而日军则乘机发难，进行局部性海上封锁，令澳门地区一度出现物资短缺的局面。后汪精卫政府撤换中山军部司令，一位陈姓军官接替了李家志。陈司令刚上任，即与澳督巴波沙会晤，提出只要澳门资助2万葡币给香山发展，他立即停止一切军事骚扰，并考虑调走驻扎湾仔的分遣部队。在暗中交易下，中山军部司令践行了前述诺言，消除了澳门的一切军事威胁，并解除了李家志的兵权。李家志则跑至澳门，纠集反对力量以期东山再起，但最后落入澳门警方手中，并被解往帝汶充军。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载《澳门杂志》第2期，1997年9月；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51. 又莱昂内尔•巴洛斯《战争中的东方回忆：澳门》第104页亦称，1940年4月24日，“在澳门发生了一件关于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华籍军队的事件，因为在日本军队的影响下，澳门政府亦受其控制，葡萄牙的军队亦撤出澳门。其影响所及，这港口当局的几名要员，经由本地交通前往湾仔的澳门警区，离开了在澳门的岗位”。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针对香港对澳门货物输出实行的许可制度，澳门进出口货物统制委员会制定了防止货物外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商社作为非特定商社，要利用澳门获得货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因此日本商社对澳门政府态度趋于冷淡。这是因为当时澳门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依赖香港，为了英国的利益不允许澳门出现战时景气的环境。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7页。

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澳门本年度公共总收入为13869702士姑度，总支出为13855442士姑度，盈余14260士姑度。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1500—2000)》，第280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1月20日，为响应筹募难童经费的号召，澳门歌姬界假清平戏院发起义演，共筹得1万余元。为此本日特意假商会二楼举行颁奖典礼，由市政局局长布英沙主持颁奖。《市民日报》1945年1月21日。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1月28日，先是，为遣送避居澳门的香港及华南其他地区的难民离澳，与协助政府运送复员军人，国民党澳门支部决定成立航业社团，以便联络与掌控航商。本年11月1日，各航商在澳门党部成立筹委会，以谭国华为召集人，草拟组织章程。至本日，澳门航商联合会正式成立，推举中华总商会主席刘柏盈兼理事会主席，并聘请报界名宿陈少伟为顾问。《市民日报》1945年11月4、28日。

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8月21日，澳门政府组织力量从泰国购回公米1万包。《华侨报》1942年8月22日《公米万包昨已抵澳》。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2月，日伪驻澳特务机关特工队队长黄公杰被秘密解押回澳。先是，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后，黄公杰知道形势不妙，立即潜逃出澳门，至中山五区，欲联合伪军首领黄祥等人侵袭澳门，以图移交国民政府作为立功之用，不成。又潜赴东江一带，为该地游击队收容，后澳门政府以黄公杰教唆杀害罗德礼一事为由，以重金向游击队赎回，并于年底秘密解澳。1946年1月10日李希颜《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现状》，澳门问题，第288页，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95页。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徐伟卿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代理主席，崔诺枝为副主席。其余值理7人为李雁云、谢再生、董庆堂、李宝书、龙宋侪、周合 (缺一人)。《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特刊》之《历届值理、理事、监事、会董名表 (1913—1984)》。按：徐伟卿为20世纪30—40年代澳门工商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其时除任中华总商会主席外，还担任1938—1940年三届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