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牌坊，即圣保禄教堂毁后所遗留之门阙，其造型为意大利教堂格式，迺欧洲中世纪盛行之建筑样式，与西班牙型接近，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建筑，和东方艺术混合构成者。故其绝不类似葡萄牙之建筑物，而多仿巴西及葡属各殖民地之建筑形式。圣保禄教堂之建筑设计者，迺士扁奴刺神甫。来自意大利，曾认识罗马之耶稣会教堂“谢萨”(The Church Gesu)。其或以谢萨堂之图则为蓝本，配合当年逃难来澳之日本教徒中建筑家、艺术家等意见，参杂多少日本色彩，遂建成此一座东方之天主教代表建筑物。该牌坊之门面，是一幅具有雕刻装饰，可分为五层图案建筑面。完全为花冈巖砌成，有四种不同式之石柱，用几何式长方形石础互相支撑，并嵌以各圣神之铜像。各铜像及顶层之铜鸽，皆为当时澳门有名之波加劳铸炮厂所造，门前有石级一幅，亦可分为六层，每层有十一级，连上下合共有六十八级。两傍有石栏干，其最上层和最下层皆作平台，用长石铺砌。门前有中国式之石围杆夹一对，现已失其一矣。整个牌坊分作五层，兹逐层分述于下。牌坊之底层，为入门处。有门一道。间以较粗大之伊安匿式(爱奥尼亚式)(Ionic)石柱，分作四排。正中门较阔大，门楣上刻有圣母(Mater Dei)二字，两旁之门，其门楣亦刻有耶稣会简写之(I.H.S)三字母。[1] 牌坊之第二层，亦有石柱十枝，皆作罗马建筑艺术之可连特式的(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与底层之石柱相连系，但较为幼小耳。互相间隔，有窗户三，居中者较大，但各窗框，已毁灭无存矣。另有石龛四个，各立耶稣会之圣人铜像一尊。但根据罗马教堂惯例，其教会之首创人像，应立于入门之上方处，故该堂初建原意，本欲铸圣保禄(St. Paul)及圣彼得(St. Peter)二人之铜像，置于第三层之突出处者。后因当时欠缺经费，致未能照办。牌坊第三层之正中石龛内，置有圣母铜像一尊。两傍有石柱六枝，皆属联合式(Composite)雕逐工精。其余竖立堂顶者，皆为多力式(多拉克)(Doric)之简单石柱也。牌坊之第四层，亦有联合式石柱四枝，柱身较为粗壮，盖所以支撑顶层也。正中石龛内，立耶稣基督铜像。两傍另有圣保禄及圣彼得二人石刻浮雕，此二像本该用铜铸成，置于第二层之重要地位者，但为节省金钱计，故改用石刻浮雕而置于第四层。其二人拉丁文名圣保禄(St. Pavlo)及圣彼得(St. Pedro)两字，则分刻于两傍最开之柱趸上，此显然出于勉强。牌坊之顶层，为一二等边三角形面。边沿作歌匿士式(Cornice)之线条。正中镶铜鸽，顶端坚一十字架，两傍各立饬柱两枝，状颇巍峨。牌坊由第三层至第四层之内壁，有一暗道相通，可达顶端者，作为清洁各层时之通路。其暗道在圣母像和耶稣像之后侧，不易被人发现。牌坊之地底，筑有隧道两条。一条上达大炮台，另一条下通至关前街之李家围内。现今该隧道之出口，仍然存在。但已被封闭，不得进内耳。盖当时澳门治安不足靠，抢劫者有之，仇教者有之，故耶稣会士，筑此隧道以防不虞，收藏财宝，及遇有意外时，预作逃避后路也。查该隧道，早在小型教堂时期已设备。当一五九五年第一次火灾后，澳门代权官传列打士所著之《澳门忆述》中，曾纪录其事。不过当年之隧道，只属略具规模，后再扩大，竟通至李家围耳。惟后世一般谣传，更夸大其说，或言该隧道可通至东望洋灯塔；或谓其可通至青洲教堂；更有说其可达对海氹仔路环者，此皆不足信也。又传其中藏宝甚伙，都属忆说，盖无人能进内探其究竟，至今尚属一个谜。据葡人蒙特托朱沙士之“澳门史”所载：“当一七六二年耶稣会士被逮解离澳门时，皆是孤身无物。想其财宝早已安排处置妥当者。假使果真埋藏隧道内，亦当被其后来迁徙耳。盖事后之耶稣会士有化装潜逃返澳者，且其中一人竟于一七七五年被选为议事局员，虽然后卒败露被斥。”大三巴牌坊，无论其传说如何神秘，建筑如何危岸，而香港大学工程科之师生和职员，曾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同到澳门，对此大三巴牌坊，作过一番精密之测绘研究，当时搭棚探讨，摄影制图，对其建筑，已有详明之理解。

很多地方都流传着秘道的都市传说，例如香港礼宾府的秘道、台北圆山饭店的密道等。当然，澳门也少不了自己的秘道传说，当中最广为流传的秘道在澳门的地标——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学院附属教堂，即圣母教堂的前壁，经过1835年大火洗礼后留下的前壁遗迹一直屹立不倒之外，还成为澳门的城市地标，被冠以“三巴圣迹”的雅号。事实上，教堂的兴建充满着历史的时代烙印，本文尝试以前壁上的铜像作切入点，探寻其如何受宗教改革运动影响而出现。

万历三十年（1602年1月23日─1603年2月10日）圣保禄教堂重建奠基，由佩德罗•卡瓦略神父主持。这次重建的奠基石碑至今犹存：Virgini Magnae Mart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uit An. 1602. 意思是：1602年澳门市民为童贞天主圣母所建。圣保禄教堂1602年奠基碑文，转自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55页。

攷教堂与修院之第三次重建工程，大部分由贾华奴神甫(Valentim de Carvalho)主持。从一六零二年起，至一六三七年止，历时三十余载，始克竣工。其取名为“圣保禄”，盖用作纪念圣保禄，因他迺东方传教之首者。此教堂虽被称为圣保禄，但教堂内所供奉者，却是圣母无原罪，据谓，澳葡王约翰，极寄信于此神者，故立圣母。圣保禄教堂和修院，扩建完成后，其建筑之雄伟，修饬之华丽，设备之完善，皆堪称为远东教堂之冠。相传谓只前门之石壁，即大三巴牌坊，其价值为三万両银云。因此，凡东来之传教士，皆驻足于此。而东方各地之修道生，亦皆来此求学。当时之圣保禄教堂，实已成为天主教之东方总枢纽，经常与中国内地、日本、朝鲜、安南、吕宋之教会联系。闻当一六四零年，日本仇杀天主教徒时，澳门派去之传教士，及日本信徒，共有六十一人受刑而死，圣保禄教堂曾为之鸣钟致哀，凡二十天始罢。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名诗画家吴渔山，亦尝于他五十岁时(一六八一年)，来澳加入耶稣会，在圣保禄修院学道，甚一六八八年迺升为司铎。其在澳时，曾著有《三巴集》诗稿，有澳门杂咏三十首。其中有云：“第二层楼三面听，无风海浪似雷霆，去来毕竟输鸥鸟，长保羣飞入画屏”，其自注谓：“楼房概有三层，余眠食第二层楼上。”由此看来，重建后之圣保禄修院，是一所三层高洋楼也。圣保禄修院，是一座三层大洋楼，在圣保禄教堂之左侧，与教堂相联系，位于大炮台山麓。大炮台，保名为圣保禄炮台，本来亦属耶稣会士所有。山上设有祭坛，下有隧道，可与圣保禄教堂相通。修院之前门，原在教堂之前方，即今之穷里口处，亦有石级可登。院内尽为修道生宿舍及研习室，一如今日之三巴仔修院焉。在圣保禄教堂门前之石阶上，其左右两傍，原来竖立围杆一对，与中国之衙署或祠堂庙宇门前所竖立者无异，盖中国旧日规例，要有高官显爵，才准许在门前建坚围杆，以炫耀其勋禄。圣保禄教堂亦然，因当时耶稣会之神甫，及其修院之毕业生等，多曾受到明清朝廷封官，到北京任钦天监之职。按照例规，圣保禄教堂门前，亦得竖立围杆也。所以现在仍可看到其阶前右方，尚遗留有一个石围杆夹，但其左方之一个，则毁灭久矣。耶稣会士利玛窦(Mateus Ricci)于一五八一年来到澳门，是时圣保禄教堂，尚未建筑完成。只得暂住一时，便前往北京，将西方之天文，历法，物理、数学，音乐，绘画等学术，介绍与中国。嗣后，明臣礼部尚书徐光启，采用其历法，开局任用洋人，繙绎西洋学术。因而圣保禄之教士及毕业生等，迺得承袭中国钦天监职。如明末清初之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计数十人，皆曾荣膺中国官职。直至圣保禄再遭焚烧毁后三年(一八三八年)，中国才停止征用保禄修院教士充当钦天监官职。攷当年天主教之来华传教者，计有四个教会，属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奥斯定会。澳门之圣保禄教堂和修院，即属于耶稣会所办者。盖耶稣会士，最能了解中国人习惯，传教工作无孔不入，如利玛窦、汤若望等，改穿汉服儒冠，广交文士大夫辈，故其传教工作，得以深入内地。至于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等，在神学上，与耶稣会各存异见，常常发生争执，互诉于罗马教廷。但罗马教廷不同意耶稣会，后来更谓其参加政治，遂被葡国政府解散。据“圣保禄”特刊(A Fachada de St. Paulo)载称：“邦波卢侯爵 (Marques de Pombal)于一七五九年一月十九日及九月三日，命令将耶稣会解散，及将其在葡属之物业财产没收。当时澳门兵头李欧尔(António Corte Real)，亦奉到葡属印度总督沙丹拿(Manvel da Saldanha)命令，暂守秘密，直至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葡国军队抵达澳门后，始将圣保禄教堂及修院封闭。及逮捕所有耶稣会士，交与多明我会看管。常时三巴仔之同伙、赤同様受到拘留、交与方済各会看管。待至同年十一月五日，才由葡舰圣路义士号(St. Luis)载返葡国。尽囚于圣朱利亚(St.Julivs)塔内。嗣是，圣保禄修院便没归澳门议事公局掌管。至于耶稣会士之财产，则或没入国库，或分拨与主教，议事局员，及果亚之执政人等。”嗣后，圣保禄教堂，遂由主教委派其他神甫管理，曾有一个时期，作为法国之神甫修养所。当时法王路易第十四世(Louis XIV)，曾赠送一个堂皇华丽大钟，历来相沿用着。又当一七九八年时，该堂及修院，因闲置无用，遂被葡国王子骑兵团部徴作扎营所。不久该团部虽迁移到奥斯定堂去(The Covent of St. Augustine)。但至一八三一年四月十三日，经施路华神甫(Inacio da Silva)宣称，奥斯定堂已残旧不堪用矣。据传谓：“圣保禄教堂及修院，自从没收为政府产业后，将来用作驻扎军队，是最好不过者。”直到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因军队在圣保禄修院厨内，存入大量柴薪，致使教堂及修院，又招来第三次之大火灾，按海外殖民局(The Maritime and Colonial Office)曽记载称：“时近黄昏，时钟正报六点，火灾便开始爆发。火势非常迅速，仅至八时一刻，整座圣保禄教堂及修院，已荡然尽毁无存矣。”又据《中西交通史》称：“所谓三巴寺，即圣保禄教堂。兴建于万历三十年(一六零二)、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毁于火。但其门坊、至今犹屹然独存。按起火之日为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不知与旧历过年，是否有关。”但据某英文禁本曾详纪其事，据谓：圣保禄教堂之后方，多为农民田亩。当军队驻扎该堂时，难免有逸马伤田事，故农民恨之。适岁晚该堂积薪，致得机以泄愤，效楚人一炬云云。所以梁哲士先生乃有“攷证于今阙禁书，烬余凭吊认僧居”及“当年教祸属强梁”等吟句也。攷此次大三巴火灾，是在耶稣会士被逮离开澳门后七十余年，正是军队驻扎修院作为兵营之时，于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正，初由修院近厨房贮柴处起火。当时隆冬傍晚，猛吹东北风。因此风高物燥，一起火就烈焰冲霄，非常迅速延烧及左傍之教堂。今试研究牌坊上各窗户，其门框上左方之石阵，尚斑烂剥蚀，足证当年风挟火势，由东北方扑来者。因古时之教堂皆属木材建筑，易招火患。且救火设备简陋，故焚烧仅两个钟头，至八点十五分，就将整座巍峨大教堂付诸一炬，只賸前门残关，徒供后人凭吊耳，闻当时抢救所得，只是一些“圣人”遗骨。盖信徒视之如至宝。故将之移供于花王庙及大庙顶内，而圣方济各沙勿略之遗骨，初则暂存花王庙，后再移置三巴仔教堂内云。至于现时里巷讹传，有谓大三巴火灾是天灾节源始，与旧日澳门之一场大风灾有关，均属无据失实者。盖澳门当年之一场大风灾，妈祖阁与莲溪庙皆受摧残。庙碑皆有载明，按重修妈祖阁碑志云：“迨至同治甲戌十三年八月，忽遭风飓为灾。海水泛溢，门头既已倾跌，牌坊亦复摧残，瓦石飘零，旅杆断折”。又按重修莲溪庙碑志云：“同治甲戌之秋八月，台风陡作，沙石狂飞，庭楹为之而圯，里祀莫得而陈”。准此推计，大风灾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即阳历一八七四年九月。而大三巴火灾是在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点，即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相差四十年。且在隆冬岁晚，安来飓风电火。足见天灾节是另一件事，不能相混。深恐以讹传讹，致失事实，故在此略作辩证。

大三巴牌坊屹立在空中，俯视着澳门的土地。它是一座教堂的前壁，青苍斑驳，巍峨壮观。历史的风云从它身上掠过，东西的文明流经这里汇合。沧桑巨变，岁月流痕，然而，它身躯犹健，神采依然，以无可质疑的资格，向世人展示着这座东方小城四个世纪的传奇、风貌和精神。

大三巴牌坊，其建筑固宏伟，而其彫刻更精巧。其对宗教之宜传，直教石头去说法。仅就一幅门面石壁，竟能把耶稣会之教义，都发挥无遗，据天主教徒解释。牌坊上之彫刻，有如下之含义：牌坊之顶层，作三角形。顶端有一铜十字架，是天主教徽号。三角形之中心，嵌一铜铸之白鸽，是象征天主教之圣神，有四颗星辰，环绕四周，两傍更有一太阳，一月亮，表示圣神是站在日月星辰三光之中。换言之，圣体有定时通过上帝恩赐而出现云。牌坊之第四层，正中有一尊耶稣基督铜像。边栏刻有菊花，以显示神圣纯洁，此原属日本人之习俗，盖日本人以菊花为最神圣纯洁之物，说日本人建筑牌坊，足征信矣。耶稣像之两傍，各刻有一个耶稣信徒之浮雕。右便是圣保禄，左便是圣彼得。更右傍有绳一条，表示惩罚之意。更左傍有麦一束，像征约瑟和大卫之居。最后之两傍柱身，各刻一东方笑狮，表示其宗教已及于远东云。牌坊之第三层，迺整座牌坊所有雕刻物含义之重要中心。中央为圣母马利亚(Virgin Mary)铜像。周围绕以玫瑰和百合花，以表示纯洁之意。更刻有六个天使，或礼拜，或焚香，或歌颂，所以显示虔敬云。圣母像之两傍，左便刻一生命树，右便刻一喷水泉，此二物均属天主教圣经中所说，伊甸(Eden)乐园中之灵物。离生命树傍，另有一幅浮雕，题有中文“圣母踏龙头”五字，刻有一条七头翼龙，中间之魔首顶上，立一圣母。此迺圣经所传说，昔一女人毁灭魔蛇之事迹，是中世纪时代之神话。七头翼龙之左，又有一幅浮雕，刻着一具骷髅，横卧地上，手执箭矢，傍置镰刀，是象征死神者，故题有中文 “念死者无为罪”。离喷水泉之傍，又有一幅浮雕，刻有一艘古式帆船，上方为一位圣母，此迺表示传教士航海东来，得到圣母保护。又因耶稣会士筹建此圣保禄教堂时，据说日本货船得圣母庇护，平安归澳，曾捐助货值百分之点五巨资，遂得筑成此牌坊，故教会人士谓，此帆船实为不可缺少之雕刻也。在帆船之右，又有一幅浮雕，刻有一只怪兽，被箭刺著，张牙舞爪，备极凶恶，是象征魔鬼者，故亦题有中文“鬼是诱人为恶”等字，两傍尽处，亦刻有东方笑狮。牌坊之第二层，只有四导铜像，及三个窗门，正中之门较大，两傍各刻一棵棕树。左方棕树之傍，其铜像为圣方济各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故像下刻有S. FCOX字样。隔窗更左处，其铜像为亚莱萧江沙加(B. Lviz Gonzaga)，故其像下刻有B. LVIS，G等字，右方棕树之傍，其铜像为圣依纳爵罗耀拉(S. lgnácio Loyola)，故其像下刻有S. IGNA字样。隔窗更右处，其铜像为方济各波芝亚(B. Francisco Boria)，故其像下刻有B. FCO. B.等字。该四人者，天主教信徒皆称之为圣人，盖用以代表东来传教之殉难者云。牌坊之最下一层，只有大门三道。各柱傍门侧，均作棱形或长方形之图案。正门楣上，刻有拉丁文圣母二字，表示救世者，愿世之欲得救者皆入其门。两傍之门楣上，所刻耶稣会之简写I.H.S.三个字母，可作拉丁文(In Hac Salus)之减笔，作“借此十字架可以得救”解释云云。兹将澳门评论英文月刊(Macao Review) 之著者佛兰斯士(J. D Francis)所解释牌坊上之石刻意义，翻译如下：“此为一神学之石刻。集合一切圣人，其中以圣母主之。总而言之，其顶层，首先通过圣人工作；次层，是基督化人，代世人受难，牺牲死亡，克伏魔鬼；中层，通过圣母，使人得到恩赐，更由圣母力量而得永生。所以救世，是上帝藉耶稣功德，给人们以灵魂。其下之二层，是通过圣母及诸圣人之功德，而使人们得救”。整座大三巴牌坊之石刻，在宗教家看来，确像一本圣经；在艺术家看来，确属一幅精美图案；在历史家看来，乃一宝贵古迹，其价值诚有不可磨灭者也。关于大三巴牌坊之历史，前人每多不求深究，致附会多端，或视作神秘非常，或说成谎诞不经，以至误妄百出，讹传失实者，兹且举数事，并辩正之：常有阅读历史或澳门纪略等书，见载澳门有天主堂名唐人庙者，辄附会以为唐人庙即三巴寺或疯堂寺。其实皆错，盖唐人庙已在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日，被中国海防同知张汝霖封禁矣。《香山县志》载：“雍正十二年二月张汝霖奉督抚檄，委香山司巡检顾麟，集殷商蔡泰观蔡宝观等，会同县丞顾嵩封唐人庙。”又张汝霖《为封唐人庙事论澳夷檄》云：“…至该夷目呈称，此寺并非唐人建立，称唐人寺迺讹言相沿。不知唐人寺之名县志有载，即通志亦载其名，进呈御览。如以唐人寺为讹传，将志载三巴板樟等寺亦讹言相沿乎？又称本国王令寺宇系重伏乞恩祐等语。夫今之所封乃唐人进教之唐人寺，非尔夷礼拜之夷人寺也。三巴诸寺，以尔夷人奉尔教原不禁止。”观此则足知三巴寺，不在张汝霖所封禁之列，其不是唐人庙也明矣。又有谓牌坊顶之铜鸽和十字架原属金制者，曾被人盗去而易以铜制者代之。殊不知该铜鸽和十字架在初建时，由澳中著名之波加劳铸炮厂，与铸铜像铜钟同时用铜铸成者，详载柏力架著之《著名制炮厂》一书(A Celebrated Cannon Foundry by J. M.Braga，1943.)所传金制是捏造者。至于传说坠道之如何深远诡秘，附会天灾节是火烧大三巴之无稽，前章早已辩明，兹不复赘。总之大三巴被毁，说是由天火所致，未免太玄。禁本谓为逸马伤田，农民报以一炬，则尚属可信。诚如是，则大三巴牌坊，其为早岁之澳门农民运动一纪念碑碑欤！

圣保禄教堂，原乃葡国天主教之耶稣会(Jesuits)教士来澳所筑者。其初只建一小修院，不久又增设一小教堂，及后再扩大，遂成为后来之圣保禄教堂及修院，兹将从西文典籍所搜得之历史记载，详为译述于后。攷葡萄牙人之东来。其所到各地，必有天主教教士，接踵随来者。自从一五一四年，葡人初到中国之上川岛后，不久，就有耶稣会始创人，葡属果亚之天主教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于一五五零年来到上川岛，但谋入广州不遂，殁于岛上。迨至一五五七年，葡人入居澳门后，接着又有耶稣会教士彼利士（皮雷斯） (Francísco Peres)神甫，爹利亚(泰玛诺)(Manuel Tiexeira)神甫，及品度（平托）(Andre Pinto) 修士等三人，于一五六二年七月廿六日，来到澳门，筹划树立天主教之远东基础。此即圣保禄教堂之创办人也。据一五六三年爹利亚神甫，向葡国之耶稣会报告有云：“……盖澳中已有三百葡人，需要耶稣会建立教堂。”于此可见，当时耶稣会已立意兴建圣保禄教堂矣。至一五六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耶稣会教士，实行在小丘山傍，用木板土石等，筑成一座栈仓型小室。此等栈仓房，葡人惯常用作创办传教基地。如在巴西及其他各处殖民地，亦都如是创立者。在一五七二年时，该室遂被扩充为研习拉丁语文，及神学等之潜修所。当时由主管人安东尼华士(António Vaz)主持，另有耶稣会神甫八人助理之。作为培养天主教传教士之远东中心基地也。自从一五七二年，耶稣会在澳门建立起该所传教基地后，大得葡国舍巴施莺葡王(D. Sebastião)之赞许，并获谕令，由麻六甲（马六甲）海关税项下，每年拨助一千元，充作该所经费。至一五七九年，葡国红衣主教殷利基(Cardial D. Henrique)承袭王位后，每年增拨一千元。该所由于得到充裕补助，逐渐改建成为一间设备稍具完善之修院矣。此项补助经费，直至葡王约翰四世(D. Joáo IV)时，即一六三九年才停止供给。一五八零年，罗明坚神甫(Miguel Ruggieri)到澳门后，更于该修院之山傍，增建一座小教堂，以为华人祀奉圣母者。现时大三巴之遗址，即圣保禄教堂之前身也。后来，教廷于一五九四年十二月，委范礼安神甫(Fr. Alexandre Valignano)到澳视察，后者奉命将该修院及小教堂，分为两部管理，并令加授法律一科。但不数年，两部又复合并为一。统由洗尼拿神甫(Manuel Dias Senior)总理之。且又加授一科艺术。嗣后，天主教徒，遂认为该修院与教堂，是一间纯粹属于圣母无原罪之神圣教堂与学府矣。该学府，后来竟扩展为一间远东闻名之圣保禄修院。由该院出身之学徒，皆具有大学程度。又因当时西方之学者，东来中国后，多聚居于此，故该院所存之图书，实为一时最完美之宝藏也。据贾典神甫(Fr.Cardim)一六四四年所著之记载有云“耶稣会于澳门高处，建此修院，经常可容六十人。其所授科学，由文法以至神学，皆有可得博士学位之程度者云。” 自从一五八零年，罗明坚神甫在澳门奠定此一间教堂联同修院，作为远东传教基地后，十余年间，设备已臻完善，而蓄积及藏书，亦渐丰富，但在一五九五年，一场火灾，将整座教堂，联同修院，完全焚毁。所有积蓄及藏书，亦难幸免。据前澳门代权官傅列打士(Guimaraés Freitas)所著之《澳门忆述》，其中曾记述该教堂修院之图书室云：“其藏书室真是神奇诡秘，传说埋藏在隧道中之密窟内，丰富珍贵，及宝藏甚多，但为火灾焚毁，损失无余。因此澳门之古典文献及纪录，所遗无几矣。” 该教堂及修院，自经过此第一次火灾后，耶稣会以传教之需要，不容缓置，故不久又复照样建回一所小型之教堂及修院。不料至一六零一年，又遭第二场火灾，只烧賸修院之一个讲堂，权作教堂用耳。按爹利亚神甫所记“……在一六零零至一六零一年间，未到日本前，此教堂和修院，实为在中日两国传教之枢纽，故修院内，设有研习神道学，拉丁文学，及艺术等三科，但已无地方供作研究圣经之用矣。当火警发生时，居民奋力汲水灌救。因人多挤拥，几连圣体也找不到出路搬走。起火时，由教堂蔓延，烈焰冲天，整座教堂尽艘，只余残壁。幸修院之讲堂无恙，火焰越过讲堂，燃烧三科研究室，无一幸免。所以事后，只得暂将焚余之讲堂，权作教堂，以待将来筹得款后，再谋重建耳。” 该教堂和修院，自遭遇第二次火灾后，本澳之葡商及市民，甚望作第三次重建。故对筹划捐款，皆甚踊跃赞助。其详情据花奴基利刺年报(Annual Report of Fr.Fernão Guerreiras，1601 — 1602)载称： “教堂既受上帝光荣之火洗礼，当时有三大火头焚烧，全澳市民，不论男女，皆来帮助灌救，事后，全市民商，齐集甲必丹前开会，讨论筹款重建办法，盖当时有一葡国商船，载货往日本销售，在归程中，半途失踪，倘该货船遭遇不测，则全澳葡商将会破产，若能平安获利归来，各商人均愿将该船货物所值百分之点五金钱，捐作重建教堂之用。果然不久之后，该失踪货船，竟由日本获得厚利归澳，因此耶稣会迺筹得不少捐款。计有三千一百三十巴度金元云云。”(每一巴度金元，约值现时港币一百元) 是次筹款重建教堂和修院，获得全市葡商热烈支持，捐得巨额金元。所以耶稣会士加意设计重建，筑成如是魁宏瑰丽之教堂，致令今人见到其遗留下来之前门石壁，即大三巴牌坊，犹惊叹赞美。当时重建教堂之图则，是由士扁奴刺神甫(Carlos Spinola)设计。约在一六零二年兴工。故今在大三巴牌坊右侧墙脚处，尚可见到当年兴工奠基时所置之石牌， 石上刻着之拉丁文(Virgin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posvit.an. 1602)，意即“澳门市供献与至崇之圣母，一六零二年”。 此次重建教堂，自従于一六零二年奠基后，最先在后面建成一所教堂，暂作应用。所以其始初之门面，不似现在牌坊之美丽，且是次重建工程，着重坚固精美，故费时颇久，后来得到日本教徒参加工作，始克完成。盖天主教在十六世纪时期，流传于日本长崎一带地方，当时日本人称之为“切支丹”。后来因为日本政府严禁奉教，致许多日本天主教徒，都受到迫害。尤其是在一六二二年九月十日之一次大事变后，日本之天主教徒，纷纷逃来澳门，藉国外宗教庇荫，来三巴门附近一带匿居。其中不少是建筑家及艺术家者。因此，耶稣会士认为是一好机会。利用以工代赈方法，招集此等日本教徒，来建筑教堂，及宏丽之前门石壁。且如此办法，工资廉宜，悭回不少经费，因为此次工程，历时长久，经费浩大。而前时所筹得之捐款，虽不算少，但仍感不数。故建筑方式不得不采取逐步完成办法，随时征求募款。迄至一六三七年，前门石壁之工程始告竣。斯时彼得文地神甫(Peter Mundy) 适来澳巡视，迺令将教堂与宏丽之前门联合起来，盖此种联并建筑法，颇属出于勉强者。致人今仍可从其遗迹看到。因现时牌坊之背后，尚留有旧日教堂联并时，其屋顶之砖痕，殊非出于自然建筑者。至于教堂门前之许多石级，更为后来一六四零年始添筑者。攷其初时，想仍未有建筑石级之意，故其建修院时，尚无预留建石级之位置。致令后来所建之石级，偏侧一便，不能正对前门。此等逐步添筑痕迹，至今仍斑斑可攷。

巍峨瑰丽，雄冠远东教区之圣保禄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毁后，耶稣会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实再无人代谋矣。留下断垣残瓦，沦作废墟。遂由议事公局于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办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将其辟作坟场，盖其坭墙甚厚，可以挖空内壁，埋棺墙中，一如古代罗马之宗教葬礼。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议事公局再将之交与仁慈堂管理。令凡来葬者，均须纳费以充善款，并指定以五千元另辟贫者墓地。此种办法虽已获得仁慈堂同意，但当时之亚马勒兵头(Ferreira do Amaral)，竟于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颁一谕令，着该坟场应按照教会规律，交回教会管理，定于六月一日开始执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将各危墙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寻得一记载，兹录述如下： “大三巴遗址利用作坟场办法，将各危墙改矮至一半，各废柱平衡排置，另用砖砌成一小道于其上，直贯全场。教士古墓则开穴墙中，各普通坟则平葬道旁，入路两傍之拱窿则放置骨石。于教堂旧址另筑一小祭坛，以为葬礼前之祭祀处。场内遍植柏树。凡来葬者均须缴税，拨充仁慈堂善款。场外邻近，预留将来扩充余地。石门牌坊则保存无损，俾资后人瞻仰。此种任务，从一八三七年起，交由圣约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负责。”云云。自圣保禄教堂和修院遭焚后，当局迺将其残址改作坟场。原来教堂背后之钟楼上，本有大钟两面，迺澳门旧日出名之波加劳造炮厂(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铸者，亦被迁移安置于牌坊之第二层左右两窗框内，作为葬礼鸣报丧钟之用。嗣是该坟场一向被沿用，作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鸦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来任澳门兵头时，迺下令将前时所葬下各墓，一律迁葬于西洋坟(St. Miguel)内。所有断壁危墙，悉数夷为平地。至是两个古钟，亦失其所在。所遗之教堂残碣及墓碑，或移作邻近房屋建筑墙脚，或用船载往吕宋之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边。后来更将牌坊背后之废地，辟成花圃草坪，门口加建铁闸，用以点缀和保护此名胜古迹。迨至近年各处旅客来游日众，澳门工务局遂将该牌坊右侧修院废址(此地曾为贫民巢窟，尝遭火灾多次，后来当局迺将贫民移居台山，尚遗留破屋多间)之破屋拆去，新辟一斜坡马路，以利汽车来往，从此游客称便矣。大三巴牌坊，即为澳门名胜古迹之一，亦为澳门唯一之突出标志。历尽数百烽火风暴，犹安然独存。曾经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几许中西游客，为之兴怀，为之歌咏。在中国诗词方面，前章已略举例。至于西文诗歌，最能哙炙人口者，当推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包令约翰 (Sir John Bowring)所写之“荣哉宝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谱又为英国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称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词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残阙，已荒废久矣。岂料当二十世纪初期，还有人想设法重建之者，盖在一九○二年时，澳门公教会中，有一位长老名约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类荒，自愿竭力护法，迺不辞劳苦，百方筹募，终捐得白银一万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门工资物价皆极低廉。募得此项巨款，实较重建预算所差无几。于是着手策划，绘备图则，务求尽可能依据原日之圣保禄教堂模样，照样筑回一所。讵知其年高任重，积劳成疾，以致宿愿未偿，身已先死，自后继志乏人。且闻捐得之款，曾由其经手存于银行，现在没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圣保禄教堂之议，终成泡影也。至于圣保禄教堂之本来面目究竟如何？应如何照样重建？此迺必须解决之问题。据闻当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国著名画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门，后来其遗作多珍藏于英伦及罗马等博物院，或对教堂所绘，有足资参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还有一荷兰雕刻，曾显示该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楼高二层，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对现实，举头可见牌坊，堂皇宏伟，留心细看雕刻，精致玲珑，其建筑之壮丽，其艺术之奇巧，在在令人称羡，处处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门面所见，分为“艺术建筑之构成”，与“宗教雕刻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