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黎翔，字騰翮、仁卿，號鳳樓，香山縣人。[1]進士、太史、書法家。 清咸豐十年（1860），黎翔榮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進士[2]，選庶吉士，未散館；官至太史（明清時，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又稱翰林為太史）。 黎翔為澳門鏡湖醫院撰寫《鏡湖醫院記碑》。[3] 澳門三街會館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後，日漸廢圮，澳門八百餘家商人、店號遂“商議醵金數千有奇，爰集鳩工”，在其舊址重修三街會館。由三街會館值理總領其事，從館內保存的買賣房屋契約看，咸豐八年（1858）前開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這次重修將會館有所擴充。重修竣工後，立有《重建闔澳公所碑記》，撰碑者為國史館協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於書法，創作的一副對聯立軸，規格為133釐米×30釐米×2。[5] [1]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頁。 [2]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山市志》（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頁。 [3]《澳門萬象》編寫組：《澳門萬象：簡明澳門百科全書》（下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第601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頁。 [5]《黎翔　對聯立軸》，載“卓克藝術網＂，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馬萬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港澳著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澳門知名愛國人士。 祖輩務農，父親經商。萬祺五歲時，開始學習國文，喜愛書法。稍長，參加學生運動，支持抗戰。他15歲時，父親去世。他17歲時，繼承家業。 1938年，廣州淪陷，萬祺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之後，他離穗來到香港開拓事業。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很快恢復商業運作，經營進出口棉花、紗布和糧油食品生意，漸漸站穩了腳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並出任經理。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時，他創下的一點基業，又被日寇掠奪。 為避戰亂，萬祺留居澳門。在澳門安頓下來後，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賺錢，而是支持內地人民開展抗日活動。通過當時廣州灣（今湛江）法國總督駐澳門的關係，他組織開辦一家葡法洋行，專門將抗戰物資中轉運往內地；又開設大豐銀行，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業務來往。 1941-1944年，萬祺名下有與友人合營的恆記公司、廣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於抗戰物資運輸。1944-1946年，他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 40年代中期，萬祺結識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陽翰笙、馮裕芳、梅龔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萬祺與相戀多年的羅柏心喜結連理。結婚當天，嘉賓絡繹不絕，其中不少是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員。婚禮開始，證婚人是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他告訴大家，這場婚宴原來準備五萬大洋，一對新人說服雙方父母，決定把這五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話音剛落，在場所有賓客對這對新人及雙方家長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後，婚宴成為簡單的茶話會。 婚後，萬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協力發展事業，從最初一家米鋪的生意，發展成為澳門數一數二的商業王國。 當時在澳門，萬祺要為祖國做事，經常會遇到危險。有個晚上，一家人晚飯後正在客廳小坐，突然屋外一聲巨響。後來，他到院子一看，只見圍牆已被炸去半堵，幸好當時沒有人在後院。後破獲了特務組織，才知萬祺被列入了黑名單。 40年代末，萬祺在香港認識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認識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誠邀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萬祺夫婦到達蘇杭，只見到處花紅柳綠，沿途都有廖承志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慶的氣氛猶如新婚。羅柏心感動不已，結婚13載，他們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歡度蜜月，真是沒想到。 1946-1947年，萬祺組建新中國銀行；1947-1948年組建大華行，擔任總經理、董事長；1948-1950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副理事長、副會長、會長。 1950-1992年，萬祺先後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理事長、名譽顧問，澳門勞工教育協進會主任，澳門籃排球總會、乒乓球總會、游泳總會、象棋總會會長，澳門東亞大學董事會主席、諮詢會主席，濠江中學、培道中學、商訓夜中學、廣大中學、青洲小學、鏡平小學校董會主席； 又任澳門中國土特產公司、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聯生發展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投資公司董事（副董事長）； 擔任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仲愷農業學院副董事長，廣州大學、南海中學、何香凝紀念學校名譽校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名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 1993年始，萬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期間，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萬祺叮囑在京工作的兒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堅持正義。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屆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萬祺和妻子知道後，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北京北新橋三條住處向老人問候，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萬祺夫婦情真意切對待朋友，讓廖家人倍感溫暖。 1950年，萬祺與葉劍英相識，交情深厚。1952年，葉劍英得知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開始，萬祺夫婦得知葉劍英也受到衝擊，冒險前往葉帥府上探望。葉劍英反而安慰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響。1967年初，葉劍英怕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70年代初，葉劍英得知萬祺的身體很不好，立即讓他把病歷送到北京請專家會診。院方對萬祺的治療方案，葉劍英親自過問，勸他採用內科新法治療，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國成立後，萬祺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1950年協助駐澳門國營機構搶運戰略物資，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廣西。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澳門愛國人士一起，從國外採購物資運進國內。他每年都積極組織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活動，宣傳祖國的建設成就。 萬祺數十次參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團回祖國內地觀光，為祖國建設獻計出力。他聯絡廣東、福建兩省華僑投資公司及華南企業公司，使興僑飯店很快落成，成為新中國首都的第一家現代化賓館，適應對外交往的需要。他積極組織和推動澳門工商界回國，參加各類工商交流活動及一年兩屆的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他在澳門的投資和經營專案絕大多數與發展國內經濟、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相關，先後與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組成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的新中行，經銷中國建築材料、水泥、工藝品、抽紗刺繡及農副畜產品的大華商行、中國國華公司等。通過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州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參與國內投資，在香港、澳門參與中資公司投資，為國內產品在港澳開拓市場，並通過港澳轉口把國內產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萬祺與霍英東、何賢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資，興建國內第一家合資的星級賓館——中山溫泉賓館，興建橫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橋，使澳門廣州之間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萬祺向家鄉南海和內地捐款項目很多，涉及教育、體育、醫療、文化等領域。1991年華東水災，他捐獻港幣100萬，親自到華東災區慰問災民。他擔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積極為祖國文學事業出錢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聯的“文采大廈”，為資金所困，成為挖了地基、擱置五六年的“文藝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贈代表團赴安徽災區，瞭解實情後說，決定慷慨捐建，兩年後，這座現代化的集餐飲、娛樂、商場、客房等於一體的“文采大廈”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萬祺認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實行“一國兩制”，解決得非常好。當時他在北京參加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興奮激動，即興賦詩抒懷。 根據聯合聲明，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萬祺就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為此，他參加歷時四年零五個月艱巨細緻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擬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於北京、廣州、澳門、珠海之間，與各位委員一起對基本法條文一條條、一句句反覆推敲，期間，僅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召開九次，而主任會議和各專題會議不計其數。 為了迎接澳門“九九”回歸，萬祺在地產、建築和工業等領域加大自己在澳門投資份額，並參與澳門大型發展專案，帶動澳門工商界，滿懷信心迎接澳門回歸。[2] 1993年，萬祺和羅柏心慶祝金婚紀念，一家39人歡聚一堂。夫婦倆經常教導子孫們說，水有源頭樹有根，要多讀中文，不論身居世界何處，都要常回祖國，常回澳門。幾十年來，萬祺的生活充實美滿。他習慣早睡早起，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平時打太極，散步，寫詩，會友和看孫輩。 三子馬有禮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是澳門中華總商常務會董、澳門行政會成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 萬祺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詩人、書法家，其書法主要臨習顏真卿、王羲之諸家墨蹟及《泰山金剛經》等，工楷行書，所作楷書，端嚴雄秀，行書樸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選港澳地區大型書法展覽，被收入作品集並發表於報刊，勒石於風景名勝區、碑林等處；著有《馬萬祺詩詞選》一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萬祺在北京病逝，終年95歲。[1] 6月1日上午，馬萬祺先生公祭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澳門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喪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詞，盛讚馬萬祺先生愛國愛澳的一生，稱他的逝世是國家及澳門的重大損失。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中央機構致送了花圈。中央有關部門和駐澳門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灣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廣東省政府及澳門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馬萬祺遺體安葬在澳門氹仔永遠孝思墓園。[4] [1]《馬萬祺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吳躍農：《馬萬祺詩話祖國情》，載“光明網＂，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達：《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頁。 [4]《馬萬祺公祭儀式在澳門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載“中新網＂，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黎廷棨，字心齋，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港澳書畫家、詩人。黎慶恩之子。[2] 父親黎慶恩（1880-？），字澤闓，1909年拔貢，授山東即用知縣，辭不就；不久赴日本研習法律。他回國後，參與創辦廣東官立法政學堂，執教數十年，後繼任為校長；1924年倡議改法政學堂為省立法科大學，仍任校長；著有《拙存堂詩》。[3] 黎廷棨早年畢業於廣東法政大學，在廣州執業律師，抗戰時期，避居澳門。 1949年，黎廷棨再度來到澳門，擔任孔教中學教務主任。他擅作詩詞，工於草書，著有《心齋詩詞》、《黎心齋草書聯摘》等文獻。 1961年4月，澳門舉辦“頤園雅集同人作品展”，參展畫家有黎廷棨和司徒奇、羅叔重、鄧芬、鄧子玉、黃蘊玉、黃浩明、楊善深、趙是旦、崔德祺、陸振中、胡劍庵、林近、何曼公、羅竹坪、周公理、張湛之等人。1966年4月，黎廷棨和黃蘊玉、司徒奇、羅叔重、林近、黃浩明、余君慧、崔德祺、關萬里等澳門舉辦“頤園書畫會雅集書畫展”，參展畫家30餘人。[4] 晚年時期，黎廷棨移居香港，1988年去世，終年87歲。 現錄黎廷棨的詩四首：[1] 《避兵澳門，西灣晚坐，次和佟少弼》[5] 既友西灣石，還從潮汐遊。晚華盤岸迥，人意及天浮。 花引隨緣目，江涵入定舟。[6]相哀曾未已，敢用歎橫流？[7] 《過南灣舊居》 視息泥塗苦自知，經秋窮海此淹遲。天拋日月消華志，我屈湖山入小詩。 沙鳥嗔人遷計拙，門松招手漸生疑。重樓豈合揚雲宅，獨有煙波繫故思。 《南灣散步與李研山》 事有空前變，人逢不世遭。天亡疑共赦，國論儻相高。 坐對風潮輭，而忘筋骨勞。飛車掀路葉，起舞曳吾曹。 《澳門曉發》 勞勞破殘夜，曉色重吾行。長路開千里，扁舟先一程。 歸心天地闊，換世死生輕。回首西灣樹，離離胸次橫。[8]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37-549頁。 [2]《黎心齋》，載“讀秀＂網，2012年12月21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11397731&d=B584B73A4CBE39A91D84E9CD6E99B59F。 [3]《黎慶恩》，載“讀秀＂網，2012年12月21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0000324873&d=8155FB28120320E3642AC08CB426BDF0。 [4]上海書畫出版社：《嶺南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第285-286頁。 [5]共二首，此為第一首。 [6]入定舟：謂入港碇泊之舟。入定，與上句之隨緣，皆佛家語。 [7]橫流：比喻動盪的局勢。這首詩作於1938年。 [8]這首詩作於1942年春，詩人攜家返里之時。詩人於1949年再度到澳門，復作詩多首，俱見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

張汝為，字磊庵，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1]書畫家、《藝湖旬刊》等報刊創辦人。 張汝為自幼聰明，勤奮不倦，早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和國立廣東大學政經系[2]；擅長人物面部素描，後在澳門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學畫。[1] 張汝為定居香港，歷任港九所院校美術教師，桃李滿門，交遊廣闊。 張汝為的畫貫穿中西，作品氣魄宏大見稱。擅長書法，尤喜草書，對聯中字體用筆使轉縈繞中見筋力，凝而不滯。[1]張汝為創辦《藝湖旬刊》、《燈花畫報》及香港中國自由書畫家協會。[2][3] 1990年，張汝為去世，終年79歲。 [1]珠海市委宣傳部：《珠海歷代書畫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194頁。 [2]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205頁。 [3]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411頁。

何竹平，又名何龍清。[2]澳門書畫家。 何竹平自幼愛好文學兼習書畫；青少年時代，接受大學教育。 1938年12月，何竹平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作為第二隊團員回國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後來從事教育工作。1980年，何竹平退休。之後，他重拾舊好，居住在中山市坦洲鎮；十多年來，在當地為弘揚祖國傳統書法，發揮餘熱，促進當地培育書畫幼苗，推動書畫藝術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何竹平擔任中華當代書畫藝術研究會研究員、中國現代書畫名家名作編輯委員會特約委員、廣東省老年書畫家協會會員、中山市老年書畫家研究會理事等職。 在全國、省、市和鎮歷年舉行各種書畫活動中，何竹平都有作品參加展出並獲獎，1999年獲中國藝術博覽會銅獎、中國龍文化藝術節書畫展優秀獎、中華當代書畫藝術展金獎；1998年榮獲中國當代書畫藝術研究會評為“當代百名優秀書法家”稱號。1995年出版的《中國老年書畫家大典》（第二卷）一書收錄何竹平的作品；個人傳略入選《中國現代書畫名家》、《亞洲藝壇名流》等書。[1] 1988年12月4日，時值澳門四界救災會服務團第二隊啟程返回內地參加“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活動”，澳門和內地的第二隊成員張釗、黎天、張雲、林志宏、陳奇、何龍清（竹平）和梁朗七人，其他隊三位成員招文峰、鄧英、梁瓔及澳門四界救災會當年理事陳大白等11人，先後到中山市坦洲和珠海市香洲，舉行慶祝活動，當晚並在珠海市教工之家下榻。 在座談會上，大家談起半個世紀前投筆從戎的日子，緬懷那段為抗日救亡艱苦戰鬥的日子，都認為當年澳門四界救災會成員沒有辜負大好的青春，對得起中華民族，對得起自己的祖國。何竹平為此賦詩抒懷：“此生無愧對軒轅”。這句詩不但反映了參加這次活動的澳門四界會成員的心聲，也表達了所有在內地和港澳的澳門四界會同人的豪壯情懷。[3] [1]《何竹平》，載“讀秀＂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11207711&d=E11FC11CA1FA7346E618DD18DC100754。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50頁。 [3]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0-101頁。

林介如，名秉簾[2]，字建文，號介如，香山縣安堂鄉（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人。嶺南派畫家。 介如自小酷愛畫畫，1920年考入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染織班讀書。他是班中年齡最小的學生，得到嶺南畫派宗師高奇峰指導，他孜孜不倦，鑽研畫法，造詣甚深。 1923年，介如畢業後，轉赴上海，從事藝術活動，很快成為當地藝術界的活躍分子，期間創辦《白雲畫苑》。他和潘天壽、張振鐸、何香凝、陳樹人、胡藻斌、徐悲鴻、黃賓虹等來往密切，擔任“孔教青年會”國畫教師。[1]1932年春，介如在中山縣石岐悅來路口一家店鋪一二樓舉辦畫展，開創中山舉辦個人畫展的先河。[3] 1932年夏，介如赴上海，與潘天壽、張振鐸成立“白社”——花鳥畫研究會。 1936年秋，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樓，介如與何香凝、陳樹人、胡藻斌、徐悲鴻、黃賓虹等人成立中國書畫團體——“力社”，舉行畫展及出版畫冊，轟動畫壇。[2]他創作的《白鷺》引人注目，被公認為最好的作品。徐悲鴻讚不絕口，將他介紹給英、法、美、蘇等國美術家；他先後在北京、上海、香港、廣州舉辦個人畫展，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抗戰期間，介如攜眷到香港避難，後回到中山定居，先後舉辦畫展，組織“奔流畫會”；擔任中山市一中、龍山中學美術教師，廣東省美術家協會佛山支會理事，市政協委員。 1946年，介如在廣州舉辦個人畫展；1947年，在中山縣石岐南門李家大祠（今石岐民生路140號迎陽小學內）與方日昕聯合舉辦畫展。[3] 抗戰期間，介如與春睡同仁避亂於澳門。1948年，他在澳門濠江中學舉辦個人畫展。同年，他執教於卓山書院（今卓山中學）任美術老師，並在卓山書院內舉辦個人畫展，直至1966年退休。 1949年冬，介如在香港舉辦個人畫展，高劍父親臨展場。1949年，他與楊蔭芳成立“奔流畫會”，推行粉彩畫。1986年，他在中山市博物館舉辦個人畫展，關山月為畫展題字，黃罵維、陳金章主持開幕式。1987年，他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2] 介如在青少年時期，在當時尚碑風氣的影響下，臨摹很多不同風格的漢碑，如《封龍山頌》、《乙瑛》、《禮器》碑等。此外，他對帖學非常用心，上至魏晉、中至唐宋、下至明清，期間許多名帖名跡，他都涉獵過。 介如30歲前，幾乎每天抄書臨池，狠攻行草書法。行書中，下功夫最多的是顏真卿的《爭座位》帖，之後偏愛二王的書法，精研這二家的筆法、筆意體勢。同時，他關注趙子昂、倪雲林及明清人的書意。 30歲後，他的行草書基本形成自己的格局，筆意非常凝練典雅。對於書法理論，他最讚賞《藝雙舟輯》，包世臣深入淺出地闡述合於內家拳的書法理論，特別講究內美——一種無形之巨力、難見之真美，非具靈性不能悟，非具真力不能到，非具慧眼不能識，真是“道前人所不言”，深深地觸動了介如的心靈。在介如的眼裡，歷代書跡與這一理論最相應、最令人激賞的是兩漢的隸書名碑。 介如50歲時，好友劉偉山送介如一本《封龍山頌》字帖，讓他愛不釋手，出門隨身帶上；並沉醉臨摹多年。後來每遇類似隸書字帖，他手摹心追，不計時日。他在兩漢隸書中領悟“聖人法天”、“道然自然”的返還原理、通天法則，“心得有說不出之妙在心領神會中”，發出“貫通古今”的藝術理念。 介如深刻地認識到，自然是萬物之本、藝術之源，他深信“今古不磨之理論，無非合乎自然美而已”、“法從理中來，理從造化變化中來”、“非探原理無由入門”。[4] 介如甘於清貧和寂寞，把自己的才華獻給祖國的教育事業，培養盧喬根、林作梅、楊社溢、林再圓等馳譽藝壇的傑出書畫家。他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受到不公平對待，但毫無怨言，相信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他品格高尚，團結同事，關愛學生，對人謙和。 介如一直希望自己的藝術能像莊子化蝶之說那樣“栩栩然之蝶，蝶之為蟻，繼而化蛹，終而成蛾飛去。”絕不要似煙火凡夫一般老病而死，就此了事，所以他的藝術道路異於尋常，格外艱深。晚年時期，他的書法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可與天工比美。介如的藝術作品以及其中所蘊涵的崇高人格魅力和藝術精神，永遠激勵後人。 1986年，中山市政協、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聯合舉辦“林介如畫展”。 1988年3月27日，介如在家鄉去世，終年83歲。 2008年，“‘百年中山’中山市美術作品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林介如的《松嶺白頭》作為特邀作品入選。林介如出自嶺南畫派大師高氏兄弟門下，再度獲得美術界的高度關注。 近70年的藝術生涯中，林介如為世人留下了百餘件作品。大部分作品流散於民間，特別是他早期、中期的作品幾乎散失於國外。[5] [1]滕小松、盧德銘：《林介如：筆墨難寫是精神》，載“中山網＂，2009年1月30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4/20/558458.shtml。 [2]《林秉簾簡介》，載“大書畫＂網，2013年4月1日，http://www.dashuhua.com/linbinglian/jianjie/。 [3]《身邊的藝術——觀本土畫家作品散記》，載《中山商報》，第1175期，第A16版，2008年11月10日。 [4]《巨筆縱橫貫通古今》，載“中山藝術網＂，第6期，2007年4月30日。 [5]《獨上高樓——記嶺南畫派著名畫家林介如》，載“中山藝術網＂，第27期，2010年7月15日。

黃獨峰，原名黃山，號榕園[1]，又號五嶺老人，生於揭陽市榕城鎮。嶺南派畫家。 獨峰16歲時跟從揭陽畫師鄺碧波先生學畫花鳥；兩年後，經孫星閣先生介紹，師從嶺南畫派高劍父，進入春睡畫院學習。40年代開始，他以嶺南派第二代畫師而聞名於國內外畫壇。 1936年，獨峰赴日本東京深造，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回國，在港、澳、滬、黔、桂、渝、蓉等地從事美術創作。[2] 抗戰時期，獨峰避居澳門，他與關山月、李撫虹、方人定、羅竹坪、何磊、楊善深、司徒奇等高劍父高足，均常雅集於“妙香堂”。[3]1941年，他與伍佩榮、方人定、李撫虹、司徒奇、何磊等在澳門組織“再造社”。[4] 1939年，獨峰在香港創辦《現代藝術月刊》；1943年在韶關創辦“頌風畫苑”；1946年在廣州與馬小進等組織“越社”；並與高劍父創辦南中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教授、國畫系主任；1948年創辦《時代藝術月刊》；組織“丹荔社”；1950年在香港入張大千門下學習。 1952年，獨峰移居印尼，1959年在棉蘭創辦“中國畫院”，其畫作在東南亞享有盛譽。 1960年，他回國在廣西藝術學院擔任副教授、教授、美術系主任、副院長等職。 1961年後，歷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廣西政協副主席，第二屆全國僑聯委員，第三屆全國僑聯常委，廣西僑聯主席，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常委，致公黨廣西區委會主任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理事，廣西美協副主席、主席，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西分會副理事長，廣西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廣西詩書畫金石研究會會長，廣西海外聯誼會理事，廣西潮人聯誼會會長，石濤藝術學會會長等職。 獨峰擅長中國畫，兼善書法；畫風綜合南北二宗及古代諸流派，自成一格。 1947年作品14幅贈送給泰國王室； 1948年作品《百鶴圖》刊載於當年《中國美術年鑒》； 1953年十幅作品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 1964年作品《神仙魚》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 1976年作品《灕江百里圖》長卷和《和平迎春》入選第五屆全國美展； 1989年作品《富貴壽》作為國禮贈送給朝鮮領導人金日成； 1990年五幅作品贈送菲律賓政府； 1991年三幅作品赴日本聯展，在國內外出版《獨峰畫集》（1-7輯）、《獨峰玫瑰集畫稿》、《獨峰花卉鉛筆稿》、《獨峰花鳥鉛筆稿》、《獨峰花鳥畫譜》、《獨峰動物畫譜》、《獨峰畫譜》、《黃獨峰神仙魚畫譜》、《黃獨峰藝術生涯》、《獨峰藏印集》、《黃獨峰師生畫展作品選》等書；著有《明清寫梅畫人傳略》、《中國之花鳥畫》、《山水花鳥畫技法》、《中國繪畫與西洋畫的傾向》、《嶺南畫派藝術之研究》、《黃獨峰畫語錄》等； 從1931年開始，他在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泰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日本等地舉辦個人畫展近50次。 獨峰以畫魚受到世人青睞。尤其是其筆下“神仙魚”，入選1964年英國倫敦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轟動英倫，為海內外藝壇所稱道，被譽為“獨峰一絕”。其筆下的各種魚類，超然脫俗，達到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他的“神仙魚”，筆墨精妙，結構簡練，生動傳神。在看似簡單的畫面構圖中，著力追求樸素、凝煉的文人精華和情懷，從而創造出純正高雅的意境和格調，為中國寫意神仙魚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路。[2] 獨峰回國30多年來，為“嶺南畫派”在廣西培育出大批後起之秀，為“嶺南畫派”在廣西的發揚光大作出突出的貢獻。現今活躍在中國畫壇的“灕江畫派”重要畫家都出自其門下；廣西成立“廣西嶺南畫院”，目的是促進嶺南兩廣藝術交流，為共同發揚“灕江畫派”作出不懈努力。 《灕江陰雨》是獨峰的代表作。山全是肯定的大筆墨寫出，突出雲，不作勾皴，以突顯筆力，江畔的樹用重墨寫出，突出其渾成的整體感。但《灕江陰雨》只此一幅，說明他整體觀察、整體表現的意境是學西畫所形成的下意識的東西，還沒上升到自覺的程度。他畫馬是完全做到了自覺的境地。他性格豪邁，擅長草書，筆走龍蛇。 獨峰與關山月、黎雄才都是春睡畫院的同窗，後來，他進入“大風堂”，卻不影響三人情同手足的關係。他們都是高劍父的傳人，藝術都堪稱一流，廣西畫壇把三人稱為“嶺南畫派新三傑”。[5] 1998年，獨峰與世長辭，終年85歲。 [1]《“兩師雙管”黃獨峰》，載《汕頭特區晚報》，2011年3月13日。 [2]《寫生妙手——“五嶺老人”黃獨峰》，載《南國早報》，2012年5月9日。 [3]《澳門美術書法》，載“文化共享網＂，2006年12月1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110154703/view?searchterm=None。 [4]《廣東繪畫掠影1900-1949》，載“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2013年8月30日，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documents/10284/10567/A_Glimpse_of_the_Guangdong_Art_Scene_chi.pdf。 [5]劉益之：《嶺南畫派一獨峰——紀念黃獨峰先生一百周年誕辰》，載《廣西日報》，2013年9月22日。

潘飛聲，字公讙，號蘭史，又號劍士、志劍、獨立山人，別署老蘭、老劍、論劍詞人、海山琴客、水晶庵道士，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南社社員、中國近代著名詩人、書法家。 飛聲出身於富商家庭，是海山仙館潘仕成的後人。祖父和父親都以倚聲（填詞）聞名於嶺南，著有《梧桐庭院詞》、《燈影詞》傳世。飛聲幼承家學，愛好詩賦辭章，早年師從葉衍蘭學詩詞，耳提面命，又得父執陳朗山悉心指點，藝業精進。之後，他走出嶺表，交遊廣闊，才名漸盛。 1890年，飛聲應聘到德國柏林東學學堂，教授漢語、文學三年。期間，他結交國外有識之士，瞭解中外政治經濟之得失，眼界大開；撰有《柏林竹枝詞》、《西海紀行卷》、《天外歸槎錄》、《遊薩克遜日記》。 1898年，飛聲應貴州學政嚴修奏議設立的經濟特科考試，未能成事，從此絕意官場。不久，他應邀赴香港主持《華報》、《實報》、《中外日報》筆政，在港倡設“戒煙會”、“不纏足會”及“仁智書樓”，對社會貢獻較大；參加廣州《廣報》、《嶺南報》編務，後轉至上海，歷任環球、神州、招商、廣肇等學校教員。授課之餘，他以文會友，廣結雅士，與吳沃堯、邱菽園、黃遵憲、陳蝶仙、蔣萬里、葉恭綽等結為至交，經常雅集，交流詩藝。[1] 1906年，江南文風大盛，精英薈萃。同年夏，飛聲離開香港回到廣州。1907年，他在上海定居，加入南社，與丘逢甲、居巢、居廉、吳昌碩、黃蘆、黃賓虹等成為至交，開闊境界，積極參與南社活動，吟詠甚多。 他與詩社中的高天放（鈍劍）、俞鍔（劍華）、傅屯艮（君劍）被譽為“南社四劍”，故以“說劍堂”為詩詞集名；並在南得實業家周慶雲的集結下與吳昌碩、況惠風、喻長霖、趙叔孺、夏劍丞、沈醉愚等在上海成立“淞社”；參加“希社”、“漚社”、“鷗隱社”等團體；參加上海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潛心金石書畫和研究國粹。 他長於書法，善行書，蒼秀遒勁，善畫折枝花卉。他的詩筆雄麗，時有奇氣，所作《羅浮山紀遊》諸詩，深得梁啟超和陳衍讚賞。陳璞在《花語詞》序中稱“嶺表詞壇，洵堪獨秀”。[2] 飛聲躊躇滿志，才氣縱橫，激情勃發，喜歡遊覽，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壯麗山川、佳絕名勝，激發出創作的靈感。其記遊詩不少是借景物故實，抒濟世胸臆，或則瀟灑飄逸，或則沉鬱頓挫，皆緣情而發，力度具足。[1] 1932年，飛聲移居滬西小楓林橋，詩酒仍不輟。吟詠之餘，雅愛收藏書畫金石。所居之室，纖塵不染，懸以丹青翰墨，陳以圖書典籍，日夕仰觀，稱之“臥遊”，自謂人生一樂；還擅臨池潑墨，其行書蒼秀遒勁，梅花樸實屹立。他常與粵籍才子黃遵憲、吳趼人、邱菽園、丘逢甲等交遊，晚年時期，他家境清貧，在上海以賣文鬻字為生，不向人告貸，對非其人所贈，更堅拒不納。1934年，飛聲因酒精中毒氣鬱，在上海去世，終年76歲。[2] 之後，粵人將潘飛聲與羅悖融、曾習經、黃節、黃遵憲、胡漢民並稱為“近代嶺南六大家”。潘飛聲的散文富詩情，知其詩，亦足以識其文。其詩寫景抒情，均稱清秀。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讚道：“蘭史（飛聲字）以《羅浮山紀遊》刻本見寄，附詩數十章，皆飄飄有出塵之想。余最愛其二絕云‘羅浮大雲海，洞陰多野雲。雲水日相滌，仙山古無塵’（《滌雲橋》）‘雲濤天半飛，月乃出石罅。萬壑洞空明，仙山古無夜’。”錢仲聯《百年詞壇點將錄》評價其詞“才華艷發”。[1] 潘飛聲勤奮創作，著述甚豐，有“六十年間萬首詩”之譽；主要作品有《西海紀行卷》、《天外歸槎錄》、《說劍堂詩集》、《說劍堂詞集》、《在山泉詩話》、《兩窗雜錄》、《說劍堂全集》、《飲瓊漿室詞》、《春明詞》、《飲瓊漿室駢文鈔》、《翦淞閣隨筆》等近20種，其中《兩窗雜錄》是手抄本，現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2] 現錄潘飛聲作於1895年的詩兩首：[1] 《濠鏡謁天后閣》 咫尺飈輪渡我前，翠屏招手振衣翩。 乍看怪石臨無地，忽睹靈宮訝到天。 竟棄珠崖傷豎子，重扶銅柱定何年。 手持神珓趨台卜，祝降波臣奠海邊。 《澳門》 一廛胡許借，前代此通商。鹿足嗟誰失，鵲巢今竟忘。 逋逃兼博塞，洋海慎關防。立馬吳山宮，屯兵計早荒。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88頁。 [2]《潘飛聲》，載“廣州市海珠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版權）局＂網，2011年1月20日，http://www.hzqws.gov.cn/site/whj/whhz/lswhmr/201004/139288.html。

吳道鎔，原名吳國鎮，字玉臣，號用晦，晚號澹庵，祖籍浙江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先祖因經營鹽業入粵，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文史專家、書法家。 道鎔小時勤奮好學，16歲補縣學生。1874年，李文田請假奉母南歸，主講於廣州應元書院。道鎔當時入讀此書院，得到李文田教導，書法大有長進。 1875年，道鎔23歲，高中舉人，之後二年應試不第。家境並不寬裕，他不再追求科舉，在家鄉授徒養親。李文田對道鎔的才學非常看重，再三敦促他赴試。1880年，道鎔榮登進士，進入翰林院授庶吉士。他請假回鄉省親，不久，父親去世，他在家守喪。 1886年，道鎔滿服回京復職。不久前，李文田已回京復職，進入南書房兼詹事府少詹事。道鎔寓居李文田府上，被李文田聘為記室，再受到李文田的教誨。道鎔無意仕途，李文田不勉強他，不以祿仕相勸。庶吉士散館時，道鎔得授編修，本可留在京師，他卻捲起鋪蓋回家，之後不再復出，以講學著述終其身。 道鎔回到廣東後，潛心教育，主講於潮州韓山、金山書院，惠州豐湖書院，三水肄江書院，廣州應元書院。他與陳石樵、石惺庵等人在廣州府學設館授教，從遊者數百人；後任廣州越秀書院山長。道鎔手不釋卷，博綜經史，旁通算術，甚至閱讀有關西方政治的書籍，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多為通才。他在潮州任教時間最長，潮人對他非常敬仰，學生把他當成父兄，他並不因此沾沾自喜，自表功績，而視作自己的本分。 1888年，海陽縣（今廣東潮州）知縣盧蔚猷開局纂修縣志，延聘在潮州金山書院任教的道鎔為總纂。翌年，編纂工作完成過半，道鎔離潮帶走草稿。因距修前志已近170年，道鎔對海陽情況不太瞭解，不免錯漏。1896年，李芳蘭等人重行搜集，訂訛增闕，補綴成編，歷時11年完成，1900年付印。 戊戌變法後，清朝實行整頓和改革書院，廢除科舉，廣雅書院改為兩廣大學堂，1903年，清政府規定各省設立高等學堂，兩廣總督將兩廣大學堂改為廣東高等學堂，聘請道鎔為學堂總理。當時學堂設總理一名，相當於現在校長，負責學校全面工作。道鎔為廣東第一所新式高等學堂的首任總理，在校八年，培養了不少人才，有的學生後來成為社會名流。 後來，他兼任學部諮議、廣東學務公所議長。兩廣總督張鳴岐向朝廷舉薦道鎔，說他學行兼優，兼備任吏。而道鎔表示無意仕途，一心從教。辛亥革命後，道鎔杜門著述，不問外事。省志局、學海堂禮聘他，都推辭不就，以遺老自居，一度寓居羅浮山酥醪觀。 道鎔既工書、能詩，尤擅古文辭。少年時學詩，他聽到大學者陳澧謂粵東多詩人少文人，因此發憤鑽研古文。他所作導源於《史記》、《漢書》，又能涵詠於諸子，精心獨運，力矯浮靡之習，深得淡遠之趣。 他致力於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博考粵中作者，以明末屈大均《廣東文選》、前清溫汝龍《粵東文海》為基礎，辛勤採輯，歷時20載，積成巨帙，書名《廣東文徵》，分文體為16類共240卷，收入自漢至清共600餘家。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另纂《作者考》12卷，可惜，終其一生而未及完成，病中猶校補不輟。 之後，番禺人張學華為之整理，續成713家3000餘篇，並補齊《作者考》，洋洋300萬字，篇幅數倍於《粵東文海》。這部凝聚了道鎔一生心血的巨著，為保留廣東地方文獻作出很大的貢獻。1947年，由葉恭綽邀同北京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集資先行油印。始得印刷出版。 1918年，梁鼎芬、盧維慶編修《番禺縣續志》開局，道鎔成為三位主纂人之一，手定條例，成書44卷，歷時13年完成。 1936年，道鎔病逝，終年84歲。遺命以道服殮，葬於廣州東門外石鼓岡。 吳道鎔的書法造詣甚深，初習柳公權，後居北京李文田府中得見漢魏隋唐碑帖，得到李文田悉心指引，同筆結體，日有所成，漸至形成自己的風格。晚年時候，吳道鎔以書法出名，廣東各地不少樓堂館院的匾額、楹聯出自其手筆，曾榜書“一景酒家”，妙筆興成，為人所稱讚，所書《屈翁山墓碑》尤其精彩。麥華三評價他“用筆結字，幾與隋《蕭飭性夫人墓誌》無異，豈其得力處歟”，又說“其榜書‘保滋堂’三字尤佳，反虛入渾，積健為雄，從容暇豫，有君子之風”。 吳道鎔遺著有《海陽縣志》46卷、《明史樂府》八卷、《澹庵詩存》一卷、《廣東文徵作者考》12卷、《番禺縣續志》44卷，輯有《廣東文徵》249卷。[1] 吳道鎔遊歷澳門時，留下不少詩篇。現錄吳道鎔作於1920年的詩兩首： 《遊濠鏡訪林樸山，歸後寄懷並柬其哲嗣柔仲、學文、正烇》[2] 柵關落日馬交潮，天末懷人感寂寥。嵇呂相思聊命駕，紀群深語到連宵。 清觴款款簷花落，寒漏遲遲燭影搖。最感臨歧珍重意，風波穩處隱頻招。 自憐弱羽奮飛難，心怯危枝強自安。得失雞蟲憑聒耳，逍遙鵬鷃付齊觀。 拄藜訪舊心驚少，束筍叢編眼倦看。欲羨移家陶處士，三層樓擁地高寒。 [1]《吳道鎔和潮汕》，載《揭陽日報》，2010年7月11日。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7-243頁。

饒宗頤，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城（今潮州市湘橋區）。著名國學大師。[1] 父親是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家中的天嘯樓是當時粵東最大的藏書樓，藏書數以萬計。宗頤是長子，幼承庭學，飽覽群書，自小被父親訓練寫詩、填詞，寫駢文及散文。[2] 1929年，宗頤隨金陵楊械習畫，攻山水及宋人行草，開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1932年續修父親的《潮州藝文志》；1933年詠優曇花詩，一時驚諸老宿。1935年，受詹安泰先生委託，他在韓山師範學校代授國文課；被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同年加入禹貢學會。 1938年中山大學遷雲南，他因病滯留香港； 1943年赴廣西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復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潮州志》總編纂；被推選為廣東文獻委員會委員；1948年赴台考察高雄縣潮州鎮。 1949年，宗頤移居香港，之後繪畫漸多。1952年，他被聘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1952-1968年，任教於香港大學期間，赴台參觀故宮博物院館藏書畫。 1954年初，宗頤赴日本，結識吉川幸次朗教授，在東京大學教養部講授甲骨文；在廣島會見斯波六朗、小尾郊一教授，談文選學；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甲骨學研究。 1956年，宗頤出席巴黎國際漢學會；1958年遊意大利，在貝魯特會晤高歲佩。1962年，他獲法國法蘭西遠東學院頒授“漢學儒蓮獎”；主編《文心雕龍研究專號》，首次將敦煌本《文心雕龍》印刊。 1963年，應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邀，他與汪德曼同赴天竺作學術研究，成為永久會員；歸途遊錫蘭等國，兼作寫生；1964年再赴日訪問，結識林謙之，與水原琴窗、水原江渭父子談詞，到京都大原山聽梵唄，聽多紀穎信演奏日本雅樂。 秋後，他赴哈佛大學訪問；年底至法國同立科學中心從事研究工作，復至倫敦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書稿；著有《敦煌白畫》；1966年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與戴密微教授同遊瑞士；著有詩集《黑湖集》記遊，後由戴密微教授譯為法文；1968-1973年，擔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首位講座教授、系主任，期間，創作大量山水畫，多師法元代黃公望、倪雲林兩家。 1970-1971年，宗頤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期間到美國、加拿大各地寫生。1971年，他與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分中、法兩種文字在巴黎出版。 1972年，宗頤擔任法國法蘭西遠東學院院士；1972-1973年任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發表《詞與畫》論文；1973-1978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連續四年參加日本南書院書畫年展；1978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在香港大會堂主辦“饒宗頤書畫展”。8月，他在曼谷舉辦個人書畫展。宗頤在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應聘為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主講《中國古代宗教》； 1978-1979年任教於法國高等實用研究院，期間創作《青天歌論書》長卷；1979年應中山大學之邀，首次回內地參加中國古文字學會議，會後赴湖南考察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4月遊瑞士，過阿爾卑斯山入意大利，創作《古村詞》記遊； 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講學；日本二玄社在東京主辦“饒宗頤教授個人書畫展”；日本近代書道研究所《書道俱樂部》月刊出版《饒宗頤教授個展作品》特輯。他獲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 1980年，宗頤受聘為澳門東亞大學（1991年改為澳門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10月，他在武昌參加全國語言學討論會後，參觀祖國大陸博物館33所，足跡遍及14個省市，歷時三個月。 1981年，宗頤參加太原古文字學討論會；在新加坡舉辦個人書畫展；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 1983年日本二玄社請為其出版的《虛白齋書畫錄》作解題；編纂《敦煌書法叢刊》，由二玄社出版，全書29冊，1986年完成。他出席在蘭州市舉行的首次全國敦煌吐魯番研討學會，被聘為顧問。 宗頤為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創辦中國文史學部，並擔任該學部主任。他應聘為敦煌研究院榮譽研究員、台灣“文哲研究所”諮詢委員、浙江省溫州師範學院名譽教授。香港三聯書店主辦“饒宗頤書畫展”；香港芥子居出版《選堂扇面冊》；韓國東方研究會於韓國首爾利馬美術館主辦“選堂韓國書畫展覽”。他在馬來西亞吉隆玻舉辦個人書畫展。 1986年，宗頤赴汕頭市出席汕頭大學、韓山師範專科學校、潮州韓愈研究會聯辦的“首屆國際韓愈學術討論會”。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饒宗頤教授從事藝術、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七十大壽書畫展”。他擔任香港藝術館名譽顧問；為澳門東亞大學羅忼烈教授撰寫《東亞大學創建記》。1987年，他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香港《書譜》雜誌出版《饒宗頤專輯》。 1991年“饒宗頤書畫展”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行。10月，宗頤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作《廣州南越王墓的發現及其重要價值》和《香港與廣東大陸的歷史關係》演講；11月，參加浙江省溫州市舉辦的“謝靈運與山水文學國際研討會”；12月，赴越南河內參加越南遠東學院九十周年慶典，介紹牙璋在國內外的分佈情況，引起越南考古界的興趣。 1992年5月，宗頤受聘為復旦大學顧問教授；在香港大會堂舉辦個人書畫展；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辦個人書畫展； 1993年受聘為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兼名譽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名譽教授、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應邀任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國際學術討論會”主席；2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第二次國際學術會議，作《由牙璋分佈論古史地域擴張問題》專題演講； 擔任北京廣播學院名譽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研究院於北京中國畫研究院展覽館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 12月，由宗頤倡議召開的“潮州學國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同月赴法國接受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學榮譽國家博士學位和法國文化部文化藝術騎士勳章；台灣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饒宗頤國畫史論集《畫寧》；廣東美術家協會、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美術出版社、廣東書法家協會、廣東畫院及廣東《畫廊》雜誌社於廣東書院聯合主辦“1993廣州饒宗頤書畫展”。 1995年3月，他參加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辦的“東南亞考古學術研討會”；受聘為北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全明文》編委會顧問；11月，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落成；泰國華僑崇聖大學、泰國潮州會館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1996年1月，他參加由港穗澳三家博物館聯合舉辦之“南海貿易二千年展覽”學術研討會。8月，由廣東韓山師範學院主辦，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協辦“饒宗頤八十回顧展”，展出32尺寬巨幅《荷花》。 1997年，宗頤創辦《華學》大型學術刊物，由中山大學出版；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第一屆終身成就獎；1998年獲“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和“當代國學大師”榮譽；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首位榮譽院務委員會委員。 1999年，宗頤先後受聘為南京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名譽教授；9月，香港藝術館舉辦“澄心選萃——饒宗頤的藝術展”，同時出版《澄心選萃》書畫集；11月，澳門基金會主辦“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展”在澳門教科文中心舉行，並出版書畫集；12月，獲授香港公開大學榮譽人文科學博士；擔任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名譽主席。 2000年3月，宗頤受聘為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顧問、北京大學客座教授。7月，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獲國家文物局、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200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宗頤被聘為學術顧問；4月，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文物館主辦的“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作《泛論三國碑刻書法》主題演講。7月，澳門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主辦“選堂雅聚——饒宗頤書畫藝術展”，並出版書畫集及明信片；10月，北京歷史博物館主辦“古韻今情——饒宗頤書畫展覽”，成為該館首次舉辦現代畫家個人展，並致贈該館22尺巨幅墨荷，出版《古韻今情——饒宗頤書畫集》。12月，他應邀為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漢學講座作三場上古史研究學術講座。 2002年，宗頤編訂增修20世紀的著作及論文；5月，美國哈佛大學邀請作“楊聯升教授講座”演講；7月，香港國際創價學會主辦“學藝雙攜——饒宗頤書畫展”，出版《學藝雙攜》畫冊；2003年11月，獲香港科技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正式成立、開幕。12月，他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2004年3月，宗頤獲潮州市榮譽市民稱號。4月，由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與廣州藝術博物館及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廣州炎黃文化研究會合辦“造化心源——饒宗頤書畫展暨學術座談會”在廣州舉行，並出版展覽圖表；11月初至2005年1月底，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舉辦“象外環中——饒宗頤教授甲申書畫創作展”，並出版書畫冊；12月，獲澳門大學授予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及榮譽教授。 2005年4月至5月底（香港），8月初至9月初（廣州），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廣州藝術博物院、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聯合主辦“嶺海風韻——嶺南四家與饒宗頤教授合作作品展”，並出版展覽圖錄。9月，《饒宗頤藝術創作彙集》（12冊）出版；10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出饒宗頤捐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藝術作品選萃；11月，香港大學圖書館展出饒宗頤與香港大學有關的照片、題字、書籍、藝術作品等；設於學術館“選堂文庫”的饒宗頤藏書以參考書庫形式開放。 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展出“普荷天地——饒宗頤九十華誕荷花特展”。12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出宗頤的山水畫配法國攝影師Paul Maurer的山水照片；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饒宗頤丙戌年的書畫作品；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饒宗頤在學術及藝術上的成就，展品包括他的學術著作、藝術作品、藝術畫冊、照片、手稿及相關文物；潮州饒宗頤學術館展出他捐贈潮州饒宗頤學術館的藝術作品；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與香港教育學院等聯合舉辦“學術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 宗頤著有：《廣東易學考》、《尚書地理辯證》、《說文古文考》、《金六平議》、《古史新證》、《西漢節義偉》、《古史辯》、《潮州叢著初稿》、《瑤山詩草》、《楚詞地理考》、《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海南島之石器》、《明器圖錄》、《日本所見甲骨錄》、《潮瓷說略》、《人間詞話平議》、《楚辭書錄》、《巴黎所見甲骨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戰國楚簡箋證》、《楚辭與詞曲音樂》、《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九龍與宋季史科》、《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敦煌書譜》、《佛國集》、《詞籍考》、《潮州志彙編》、《景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白山集》、《星馬華文碑刻繫年》、《固庵詞》、《黑湖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歐美亞所見甲骨文錄存》、《唏周集》、《選堂賦語》、《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臨本》、《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選堂詩詞集》、《敦煌白畫》、《遠東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選堂集林史林》、《雲夢秦簡日書研究》（與曾憲通合作）、《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紳磐銘辭研究》（與曾憲通合作）、《固庵文錄》、《甲骨文通檢》（一至五）、《饒宗頤書畫集》、《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曇學緒論》、《詞學秘笈之一——李衛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譜》、《近東開辭史詩》（編譯）、《敦煌琵琶論文集》、《老子想爾注校證》、《文轍——文學史論集》（中國精神史研究之一）、《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選堂書楹聯初集》、《饒宗頤翰墨》、《梵學集》、《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作）、《法藏敦煌書苑精華》、《饒宗頤史學論著選》、《新加坡古事紀》、《饒宗頤書畫》、《澄心論萃》、《饒宗頤潮學論文集》、《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選堂書畫》、《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韓文版，孫睿徹譯）、《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饒宗頤五體書法》、《悉曇經傳——趙宦光及其（悉曇經傳）》、《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集分14卷、共20冊），《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日文版）、《古史之斷代與編年》等。[1] 宗頤與妻子陳若儂（1916-2013）生育女兒饒清綺、饒清芬。[2] 2013年7月11日，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代表特區政府接收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捐贈一批藝術及學術作品，作為未來以饒宗頤教授命名的展館的館藏。崔世安感謝饒教授對特區藝術和學術建設的支持。[3] [1]施志詠：《饒宗頤學術年表》，載《文學與神明：饒宗頤訪談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252-264頁。 [2]《饒宗頤》，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5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92%E5%AE%97%E9%A0%A4。 [3]《國學大師饒宗頤向澳門特區捐贈珍貴作品》，載“國際線上＂網，2013年9月30日，http://gb.cri.cn/42071/2013/07/12/5892s4180499.htm。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馬萬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港澳著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澳門知名愛國人士。 祖輩務農，父親經商。萬祺五歲時，開始學習國文，喜愛書法。稍長，參加學生運動，支持抗戰。他15歲時，父親去世。他17歲時，繼承家業。 1938年，廣州淪陷，萬祺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之後，他離穗來到香港開拓事業。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很快恢復商業運作，經營進出口棉花、紗布和糧油食品生意，漸漸站穩了腳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並出任經理。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時，他創下的一點基業，又被日寇掠奪。 為避戰亂，萬祺留居澳門。在澳門安頓下來後，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賺錢，而是支持內地人民開展抗日活動。通過當時廣州灣（今湛江）法國總督駐澳門的關係，他組織開辦一家葡法洋行，專門將抗戰物資中轉運往內地；又開設大豐銀行，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業務來往。 1941-1944年，萬祺名下有與友人合營的恆記公司、廣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於抗戰物資運輸。1944-1946年，他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 40年代中期，萬祺結識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陽翰笙、馮裕芳、梅龔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萬祺與相戀多年的羅柏心喜結連理。結婚當天，嘉賓絡繹不絕，其中不少是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員。婚禮開始，證婚人是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他告訴大家，這場婚宴原來準備五萬大洋，一對新人說服雙方父母，決定把這五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話音剛落，在場所有賓客對這對新人及雙方家長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後，婚宴成為簡單的茶話會。 婚後，萬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協力發展事業，從最初一家米鋪的生意，發展成為澳門數一數二的商業王國。 當時在澳門，萬祺要為祖國做事，經常會遇到危險。有個晚上，一家人晚飯後正在客廳小坐，突然屋外一聲巨響。後來，他到院子一看，只見圍牆已被炸去半堵，幸好當時沒有人在後院。後破獲了特務組織，才知萬祺被列入了黑名單。 40年代末，萬祺在香港認識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認識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誠邀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萬祺夫婦到達蘇杭，只見到處花紅柳綠，沿途都有廖承志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慶的氣氛猶如新婚。羅柏心感動不已，結婚13載，他們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歡度蜜月，真是沒想到。 1946-1947年，萬祺組建新中國銀行；1947-1948年組建大華行，擔任總經理、董事長；1948-1950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副理事長、副會長、會長。 1950-1992年，萬祺先後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理事長、名譽顧問，澳門勞工教育協進會主任，澳門籃排球總會、乒乓球總會、游泳總會、象棋總會會長，澳門東亞大學董事會主席、諮詢會主席，濠江中學、培道中學、商訓夜中學、廣大中學、青洲小學、鏡平小學校董會主席； 又任澳門中國土特產公司、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聯生發展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投資公司董事（副董事長）； 擔任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仲愷農業學院副董事長，廣州大學、南海中學、何香凝紀念學校名譽校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名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 1993年始，萬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期間，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萬祺叮囑在京工作的兒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堅持正義。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屆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萬祺和妻子知道後，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北京北新橋三條住處向老人問候，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萬祺夫婦情真意切對待朋友，讓廖家人倍感溫暖。 1950年，萬祺與葉劍英相識，交情深厚。1952年，葉劍英得知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開始，萬祺夫婦得知葉劍英也受到衝擊，冒險前往葉帥府上探望。葉劍英反而安慰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響。1967年初，葉劍英怕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70年代初，葉劍英得知萬祺的身體很不好，立即讓他把病歷送到北京請專家會診。院方對萬祺的治療方案，葉劍英親自過問，勸他採用內科新法治療，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國成立後，萬祺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1950年協助駐澳門國營機構搶運戰略物資，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廣西。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澳門愛國人士一起，從國外採購物資運進國內。他每年都積極組織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活動，宣傳祖國的建設成就。 萬祺數十次參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團回祖國內地觀光，為祖國建設獻計出力。他聯絡廣東、福建兩省華僑投資公司及華南企業公司，使興僑飯店很快落成，成為新中國首都的第一家現代化賓館，適應對外交往的需要。他積極組織和推動澳門工商界回國，參加各類工商交流活動及一年兩屆的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他在澳門的投資和經營專案絕大多數與發展國內經濟、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相關，先後與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組成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的新中行，經銷中國建築材料、水泥、工藝品、抽紗刺繡及農副畜產品的大華商行、中國國華公司等。通過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州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參與國內投資，在香港、澳門參與中資公司投資，為國內產品在港澳開拓市場，並通過港澳轉口把國內產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萬祺與霍英東、何賢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資，興建國內第一家合資的星級賓館——中山溫泉賓館，興建橫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橋，使澳門廣州之間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萬祺向家鄉南海和內地捐款項目很多，涉及教育、體育、醫療、文化等領域。1991年華東水災，他捐獻港幣100萬，親自到華東災區慰問災民。他擔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積極為祖國文學事業出錢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聯的“文采大廈”，為資金所困，成為挖了地基、擱置五六年的“文藝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贈代表團赴安徽災區，瞭解實情後說，決定慷慨捐建，兩年後，這座現代化的集餐飲、娛樂、商場、客房等於一體的“文采大廈”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萬祺認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實行“一國兩制”，解決得非常好。當時他在北京參加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興奮激動，即興賦詩抒懷。 根據聯合聲明，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萬祺就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為此，他參加歷時四年零五個月艱巨細緻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擬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於北京、廣州、澳門、珠海之間，與各位委員一起對基本法條文一條條、一句句反覆推敲，期間，僅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召開九次，而主任會議和各專題會議不計其數。 為了迎接澳門“九九”回歸，萬祺在地產、建築和工業等領域加大自己在澳門投資份額，並參與澳門大型發展專案，帶動澳門工商界，滿懷信心迎接澳門回歸。[2] 1993年，萬祺和羅柏心慶祝金婚紀念，一家39人歡聚一堂。夫婦倆經常教導子孫們說，水有源頭樹有根，要多讀中文，不論身居世界何處，都要常回祖國，常回澳門。幾十年來，萬祺的生活充實美滿。他習慣早睡早起，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平時打太極，散步，寫詩，會友和看孫輩。 三子馬有禮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是澳門中華總商常務會董、澳門行政會成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 萬祺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詩人、書法家，其書法主要臨習顏真卿、王羲之諸家墨蹟及《泰山金剛經》等，工楷行書，所作楷書，端嚴雄秀，行書樸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選港澳地區大型書法展覽，被收入作品集並發表於報刊，勒石於風景名勝區、碑林等處；著有《馬萬祺詩詞選》一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萬祺在北京病逝，終年95歲。[1] 6月1日上午，馬萬祺先生公祭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澳門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喪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詞，盛讚馬萬祺先生愛國愛澳的一生，稱他的逝世是國家及澳門的重大損失。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中央機構致送了花圈。中央有關部門和駐澳門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灣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廣東省政府及澳門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馬萬祺遺體安葬在澳門氹仔永遠孝思墓園。[4] [1]《馬萬祺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吳躍農：《馬萬祺詩話祖國情》，載“光明網＂，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達：《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頁。 [4]《馬萬祺公祭儀式在澳門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載“中新網＂，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黃豫樵，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門資本家。 父親黃焯恆。黃豫樵幼時在石岐蕭閬潮館讀書，喜歡作詩，擅長書法；[2]先後創辦永康置業澳門有限公司、澳門得利公司、澳門廣利公司、澳門廣裕盛什貨、澳門國華戲院、泅德銀號[3]；成為澳門早期華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門商人沒有成立團體。1911年，華商蕭瀛洲等發起籌備組織“澳門商會”，擬定綱領，1912年12月14日獲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門商會正式成立，公推蕭瀛洲為首屆總理。當時沒有會所，暫借同善堂為臨時辦事處。同時，以“旅澳華商總會”名義，獲得中國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為“澳門中華總商會”。1930年，盧焯擔任總理，黃豫樵擔任副總理，購入議事亭前地十八號作為會所。[4] 1935年，濠江中學由前校長黃健接辦，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柱記、黃豫樵、黃渭霖等組成校董會。幾年後，學校發展為完全小學，1936年開設初中一年級，學生達二百餘人。[5]現在澳門雲泉仙館，在抗戰前是旅澳西樵道侶的聯誼處。抗戰期間，西樵淪陷，雲泉仙館同門四散，道侶來到澳門暫避。1940年，黃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侶成立聯誼處。[6] 1947年，黃豫樵通電全國機關及參議會，提倡恢復讀經，並擇簡要編入高小以上課程，得到五省參議會來電贊同。 民國時期，楊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紀念圖書館，黃豫樵捐國幣350萬元。[7] 澳門東望洋山“白頭墳場”與上松山的斜坡間，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徑咽喉，背山面海。亭為六角，古樸典雅，兩柱嵌有對聯，為黃豫樵所撰： 悅耳沸松聲，仰瞻喬木高枝，恍憶鯉庭趨對日； 停縱看海景，感到長風巨浪，應多鵬翮奮飛人。 在澳門松山涼亭，黃豫樵撰寫（木質）對聯一副，白底紅字，楷書：[8] 風和日麗，健體強身宜晨運； 花香鳥語，舒胸暢懷樂談天。 1949年春，黃豫樵出資建立焯公亭，以紀念父親九秩冥壽。當時，他自行堪輿，選此建亭。他認為此亭選位恰在“松山東南兩翼之中”，為吉位名曰鵬背，這樣既尊先人賓天，又主後人生發。他對風水術數頗為精通，在澳門文人圈中素有名氣。 然而，澳門康公廟前的一眾風水師卻認為，白頭墳場立後山界碑，猶如為白頭夷守孝，更有說焯公亭得窺天葬，是大不吉的。據說，焯公亭建後，黃豫樵百病纏身。之後家族四散流離。[9] 20年代，黃豫樵在中山石岐開設泗德銀號時，向來穩紮穩打，不做投機買賣。當時石岐廣衡銀號的倒閉，它由一個有名的資本家開設。因司理人郭熾雲炒買幣，損失很大，他以欺騙的手法，向泗德銀號借了很多金幣和黃金。黃豫樵誤信同業，致被拖累，損失了幾十萬元，同時拖累瑞升銀號損失了42萬元。泗德銀號東家從澳門匯回20餘萬元還債，瑞升銀號交出產業，開投變價得款37萬元還債。[10] 黃豫樵歷任澳門六和自來水有限公司、澳門電燈有限公司、澳門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長，岐關車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門永廉置業有限公司總司理等職；出任澳門商會副主席及監事長。 他熱心教育事業，創辦澳門粵華學校、澳門孔教學校，並出任校董；後出任澳門孔教會會長及監事長；著有《孝友齊家集》數種。[1] 1956年3月26日，澳門工商界名流組團赴穗參觀展覽，黃豫樵任團長，全團共22人。黃豫樵之子黃仲良擔任澳門同善堂主席，繼承祖父、父親的優良傳統，積極參與公益慈善活動，貢獻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門孔教會、同善堂於10月14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時舉行隆重的祭孔典禮，數百人出席，紀念孔子誕生2514周年，儀式古雅，氣氛熱烈。當日，孔教會在聖堂舉行祀聖典禮，該會主席何賢因事未能到會主祭，改由該會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並由崔德祺、黃仲良、胡煜榮、冼永就、陳伯墉、劉明新、林文照、蕭俊欽等知名人士參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中國對聯集成編校室＂網，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協：《中山文史》（第1-3輯選刊），中山：中山政協，1989，第93頁。 [4]《濠江中學史略》，載“濠江中學＂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門中華總商會史略》，載“澳門中華總商會＂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長莉、左玉河：《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440頁。 [7]《中山市石岐區文物古跡介紹——賡建圖書館三樓碑記》，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東望洋山白頭墳場成澳門巴斯人天葬台》，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繆文雨、高煥章：《石岐銀業的回憶》，載《中山文史》（第3輯），中山：中山政協，1965，第12-19頁。 [11]《澳工商界名流組團，今日赴穗參觀展覽，黃豫樵任團長全團共二十二人》，載“海外華人華僑剪報資料庫＂網，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聖慶典》，載《澳門日報》，1963年10月15日。

黎翔，字騰翮、仁卿，號鳳樓，香山縣人。[1]進士、太史、書法家。 清咸豐十年（1860），黎翔榮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進士[2]，選庶吉士，未散館；官至太史（明清時，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又稱翰林為太史）。 黎翔為澳門鏡湖醫院撰寫《鏡湖醫院記碑》。[3] 澳門三街會館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後，日漸廢圮，澳門八百餘家商人、店號遂“商議醵金數千有奇，爰集鳩工”，在其舊址重修三街會館。由三街會館值理總領其事，從館內保存的買賣房屋契約看，咸豐八年（1858）前開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這次重修將會館有所擴充。重修竣工後，立有《重建闔澳公所碑記》，撰碑者為國史館協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於書法，創作的一副對聯立軸，規格為133釐米×30釐米×2。[5] [1]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頁。 [2]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山市志》（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頁。 [3]《澳門萬象》編寫組：《澳門萬象：簡明澳門百科全書》（下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第601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頁。 [5]《黎翔　對聯立軸》，載“卓克藝術網＂，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錢寶龢，字仲良，號梁溪老漁、又號二南，原籍江蘇省無錫市，流寓廣州。詩人、書畫家。[2] 1925年7月至1927年3月，錢寶龢擔任嘉定縣知事代理。[3] 1937年，錢寶龢移居澳門。1950年，他81歲，除詩詞外，擅畫梅花，刻章云：“家在江南客嶺南。” 1940年，錢寶龢作的《達摩尊者》立軸水墨紙本，在1997年澳門市政廳興辦“鄧芬百年藝術回顧”上展出。題識：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並錄玉溪生句，畫奉溥欣上人光明法眼藏。庚辰正月，二不乞士曇殊鄧芬。本幅錢寶龢：畫師能畫禪，問師何所悟。無著而有著，事要得禪趣。坐向三千界，示以一指豎。那用定面壁，此便自在處。我來常受用，持酒看梅吐。醉倒花下眠，龍參倘來護。庚辰春日，應溥欣上人屬題。二南錢寶龢時年七十又一。鈐印：錢寶龢、仲良、二南六十四後作。[4] 現錄錢寶龢作於1939年春的詩兩首： 《西江月》[5] （春盡前日，獨訪蓮峰寺僧不遇。呼童入市沽酒。適有飲社酒於寺。[5]都不相識，歡牽雜坐。豪飲大嚼，不覺頹然。） 入寺尋僧不見，隔溪啼鴂相聞。[7]思量呼酒惜餘春，柱杖百錢不吝。[8] 緣合主賓休問[9]，乾坤風絮雲萍。[10]晴山花樹暖如醺[11]，老子那容獨醒。 《虞美人‧次憬吾丈韻》[2][12] 鏡湖一杖灣南路，疑到西湖處。[13]儘教愁雨復愁風，猶是晚晴無限夕陽紅。 春風詞筆今還在，老去渾難改。花時濺淚意如何，不道四憚猶縛似牽蘿。[14] [1]《錢寶龢梅花》，載“綺雲閣＂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qiyunge.com.cn/product/view/?id=1457。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9-572頁。 [3]《第二節人物表（中華民國3）》，載“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2012年12月1日，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0/node22809/node60837/userobject1ai53091.html。 [4]《庚辰（1940年）作達摩尊者立軸水墨紙本》，載“博寶拍賣網＂，2012年12月11日，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10-1545207.shtml。 [5]西江月：詞牌名。 [6]社酒：社祭之酒。俗謂飲之可治耳聾。陸游《社日》詩：“幼學已忘那用忌，微聾自樂不須醫。” [7]啼鴂：啼叫的鴂鳥。鴂，鸋鴂、鷦鷯。王渾《宿朝元觀》詩：“惜哉清景不可駐，一聲啼鴂開林煙。” [8]柱杖百錢：柱杖，應為拄杖之誤。猶杖頭錢。《世說新語‧任誕》記：“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後因稱買酒錢為杖錢或杖頭錢。駱賓王《冬日宴》詩：“二三物外友，一百杖頭錢。” [9]緣合：緣份相合。白居易《明遠大師碑》記：“緣合而來，功成而去。” [10]風絮雲萍：謂人生如風飄敗絮，雲萍聚散，蹤跡無定。文天祥《過零丁洋》詩：“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此寓其意。 [11]醺：醺醺。酣醉貌。 [12]虞美人：詞牌名。汪兆鏞原詞未見。 [13]西湖：指杭州西湖。 [14]四禪：猶四諦。佛教以苦、集、滅、道為四諦。苦為生老病死；集為集聚骨肉財帛；滅為滅惑業而離生死之苦；道為入正道，以能通於涅槃。見《大涅槃經》。牽蘿，謂女蘿，即松蘿。其藤蔓牽延，纏附於他樹，故稱。梁昭明太子（蕭統）《開善寺法會》詩：“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繆揆一，字悔因，號梅園，香山縣（今中山市）石岐人。[2]詩人、書法家。 繆揆一與兄長繆君侶居住澳門。他為人善良，樂施好義，擅長楷書，工篆刻，善於吟詠。繆揆一著有《復庵詩鈔》一書。 1977年，繆揆一去世，終年87歲。 現錄繆揆一的詩兩首： 《甲申重陽遊松山歸，得居素信有懷》[1][3] 一身濩落亂離中[4]，踽踽孤吟孰與從。[5]漫擬幽懷如止水[6]，可堪華髮似秋蓬？ 登高尚喜強筋力，引遠應慚負劍鋒。[7]還憶嚴城兵氣重[8]，天南目斷未歸鴻。 《南灣閒居，遲劉唐二君約晤未至》[9][10] 小窗臨水點幽多，照眼微霞掛薜蘿。一角繁燈沽茗座，四圍新漲泛鷗波。 看雲斂手真無礙，執轡牽黃事竟何。綠樹疏煙堤上路，輕車應見晚來過。[11]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95頁。 [2]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中山詩社，1989，第250頁。 [3]甲申重陽：指1944年農曆九月初九。居素，指黃居素，詩人好友。 [4]濩落：空廓，廓落無用。引申為零落，無聊失意。 [5]踽踽：孤獨的樣子。 [6]止水：靜止不流的水。止水澄清，可以照鏡。用以喻心境寧靜，胸懷純潔。 [7]引遠：謂引身而去，遠離塵俗。 [8]嚴城：指居素居住的香港，時仍為日軍佔領，經常受盟軍飛機空襲，故云。 [9]《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10]劉君有犬馬之好。 [11]1940-50年代，南灣新填地晚上遍設流動茶座，燈火燦耀，居民在此乘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