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2月1日，夜半，日本商社船“公益丸”在澳門領海爆炸，八名日本乘客獲救，九名中國人死亡。據日本方面稱，這次與11月22日軍用船“屋島丸”事發地點幾乎在同一海域。日方為此懷疑是按照謀略使用飛機發射水雷造成的，於是要求澳門總督予以關注，取締中國式帆船，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可總督表示出不同意機雷說的姿態。日本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國情雜件‧葡萄牙部分》，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98頁。日本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國情雜件‧葡萄牙部分》，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98頁。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1月28日，先是，為遣送避居澳門的香港及華南其他地區的難民離澳，與協助政府運送復員軍人，國民黨澳門支部決定成立航業社團，以便聯絡與掌控航商。本年11月1日，各航商在澳門黨部成立籌委會，以譚國華為召集人，草擬組織章程。至本日，澳門航商聯合會正式成立，推舉中華總商會主席劉柏盈兼理事會主席，並聘請報界名宿陳少偉為顧問。《市民日報》1945年11月4、28日。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7日，日本駐澳門領事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照會澳督戴思樂，希望澳門政府密切關注在澳門範圍內不利日本的活動，包括協助重慶方面的社團向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區走私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重慶國民政府所屬組織在澳門的秘密活動及反日宣傳等。而隨著日軍與重慶國民政府戰事的升級，日益加強同南京偽政權的合作，將盡力通過海禁及陸禁的方式嚴格禁止重慶國民政府控制下地區物資的進出。為此，福井保光建議澳門政府： (1)禁止向重慶國民政府提供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以協助重慶政權控制下的地區：a. 禁止通過澳門從中國沿海、緬甸、印度支那、廣州灣等向重慶政權管制下的地區提供一切可以幫助重慶政權的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b. 大量進入重慶政權管制下的地區的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許多是通過澳門的走私小艇進行的，破壞了日本的海上封鎖。必須對澳門灣內的一切船隻進行隨時的檢查，以防止走私；c. 日本當局將協助澳門政府施以嚴禁，以保證前兩款 (a與b)的執行。為此，澳門政府為日本當局駐澳船隻及人員提供便利及保護。 (2)關閉“重慶國民政府”的機構，並遣返日本當局指定的敵對人士：a. 在日本當局的指定下，關閉重慶政權旨在於日本佔領區製造混亂情報的組織及 (驅逐)間諜人員；b. 對以公司或個人名義所進行的禁運物資的運輸，採取嚴格的禁止措施。 (3)全面取締反日宣傳、謠言、印刷品及組織：a. 取締任何國籍人士的反日宣傳及反日、反“南京中國政府”的電台、影片及政治活動；b. 取締恐怖活動，並防止此類人員進出澳門。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 PA48, M212, Proc. 33. 2，《澳門總督戴思樂1941年9月3日致殖民部長公函附件》，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載《鏡海飄渺》，第169—170頁。

1945年1月16日上午，澳門遭受到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空襲。以二次世界大戰來說，這場空襲規模很小，但確確實實讓澳門捲入了戰爭之中。對於此次空襲的原因，直到戰後幾十年依然眾說紛紜。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8月21日，澳門政府組織力量從泰國購回公米1萬包。《華僑報》1942年8月22日《公米萬包昨已抵澳》。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徐偉卿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代理主席，崔諾枝為副主席。其餘值理7人為李雁雲、謝再生、董慶堂、李寶書、龍宋儕、周合 (缺一人)。《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七十周年紀念特刊》之《歷屆值理、理事、監事、會董名表 (1913—1984)》。按：徐偉卿為20世紀30—40年代澳門工商界的重要領袖人物，其時除任中華總商會主席外，還擔任1938—1940年三屆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第248頁)。

民國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本年，值中美《望廈條約》簽訂100周年之際，普濟禪院主持慧因和尚在澳門賭商支持下，通過值理會在禪院內立碑石，建碑亭，以示紀念。碑文由廣東名士陳樾撰寫。陳樾，字伯任，廣東南海人。清末補縣學生員，應學海堂徵文，以和陳獨漉十影詩入選首獎。辛亥革命後，出任過番禺縣長和財政廳秘書主任等。李鵬翥：《澳門古今》，第238-239頁。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1月20日，為響應籌募難童經費的號召，澳門歌姬界假清平戲院發起義演，共籌得1萬餘元。為此本日特意假商會二樓舉行頒獎典禮，由市政局局長布英沙主持頒獎。《市民日報》1945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