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3日，澳門功德林竺摩法師應上海的芝峰法師和大醒法師之約，準備回浙江雁蕩山避亂和修養。臨行前，在澳門何鬥燦醫生的“聽松山館”舉行“留別畫展”，高劍父為畫展撰序，避難來澳門後重新組織的“清遊會”及澳門雷社、潔社諸子均參與餞別，葉恭綽居士則致書推雅。曾與竺摩法師有過交往且在澳門關心中華佛教文化的海內外文化名流紛紛賦詩為竺摩餞行，計有：張谷雛、張純初、張寂園、鄭哲園、李供林、梁彥明、王惺岸、梁毅三、周貫明、黎廷啟、何鬥燦、賴振東、關公博、繆君侶、羅曉楓、馮桂秋、鄭春霆、張白英、羅季昭、黎兆錫、寒石、曹菊齋、楊慰農、張雲雷等等。竺摩法師非常感謝澳門清游會、雷社和潔社友人的送行，亦賦詩二首以答謝諸友人的厚意，為澳門一時之文化盛事。竺摩：《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載《覺音》第30—32期，1941年，轉引自何建明《澳門佛教》，第113—115頁。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9月14日，嶺南佛教領袖、南華寺重興祖師虛雲法師在女弟子寬如、寬榮等人陪同下來澳弘法，澳門數以千計的善信弟子以隆重儀式，鐘鼓齊鳴，東西並列，夾道俯伏，歡迎法師蒞臨。15日，澳門佛教界即假平安大戲院盛請虛雲法師為廣大澳門佛教善信講經說法。虛雲法師從“法即眾生心，眾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的佛教根本觀念出發，闡述了佛教的“三歸”、“五戒”思想及修行方法。17日，虛雲法師又應澳門善信邀請在平安大戲院為前來頂禮學佛者開示歸戒。由於語言不通，由法師弟子寬容居士擔任粵語翻譯。此次澳門講經傳戒活動非常圓滿，皈依者達千人，為澳門佛教史上空前之盛舉。不久，法師弟子寬如、寬容草居成立，命名為“慧明講堂”，虛雲法師與澳門地區其他大德一道為草居開光剪綵，深受澳門佛教善信的好評。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載《圓音月刊》第5-6期，1947年；張家：《虛雲和尚傳》，第218頁。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觀本法師 (俗名張壽波)應在澳門避難的廣州陶輪學社諸學子盛情邀請，赴該社講解六祖慧能之《壇經》，再次來澳弘法。當時，觀本正跟隨六祖寺重興宗師虛雲和尚修道，故這一次在澳門講授《壇經》，應是他多年來追隨一代禪宗佛教宗師虛雲法師的修道結晶。這次澳門弘法，對聽講者產生了重大影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參加聽講的朱兆洪居士專門賦詩，對觀本這一次澳門弘法給予高度評價：“禪宗妙諦，信天人歡喜，天花繚亂，一卷壇經涵萬法，說到十分圓滿。”劉漢甫居士記錄：《六祖壇經懸談》，載《圓音月刊》第3-4期，1947年。朱兆洪：《念奴嬌》，載方寬烈編：《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第386頁。

藥王禪院，又名藥山，在賈伯樂提督街。一額當門，題有“藥山”二字。短牆外護，小徑內通。竹木蓊鬱，盆花整列。正中洋樓乙座，兩傍分刻雙聯，聯為吳道鎔撰書，聯云：“大地山河皆是藥，十方剎土不離心。”樓屬靜室，下為廳堂，真是窗明而几凈，境雅而地靈也。靜室左傍，築有中國古式廟宇一座。金字屋頂，碧瓦琉璃；佛像殿前，香煙繚繞。簷際一顏，題曰藥王禪院。門聯云：“開不二法門，居然鷲嶺；渡大千世界，無異只園。”殿中祀藥王菩薩，故寺門以藥山名焉。廟傍更築有祿位祀壇一所，名“崇法堂”，匾書“福庭峻範”四字。門前則樹蔭石几，草長階除，早晚為寺僧及仕女研習太極拳之好所在也。攷藥山建自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即公元一九三三年，不過是卅年歷史，迺果清老和尚所創建。本擬作為潛修靜室，詎天不假年，竟工未竣而果清圓寂。後得竹林寺住持承繼其志，於翌年工竣開光。果清和尚原迺廣州惠愛街之藥王廟住持。初本傳法自茂林和尚，後轉錫華林寺，受剃於泰來法師，及作華林寺方丈。不三年間，華林寺產被當局沒收，迫得退返藥王廟行醫，蓋其術擅歧(此寅)，精醫內科也。後改懸壺香港，一時杏林春滿，求醫者門限為穿。及老，積資無算，正思退老，來澳築此藥王禪院，以繼承廣州之藥王廟，不想竟瘞志以殁焉。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本年，高僧果清和尚於澳門賈伯樂提督街創立藥山禪院。果清和尚原為廣州藥王寺主持，擅長醫術，懸壺濟世，晚年到澳門興建藥山，擬作潛修靜室，不料寺院尚未竣工便圓寂。後由竹林寺主持堅性和尚接手完成藥山禪院的修建工作。該禪院內為一現代建築，內有一精心設計的庭院，中有魚池。上五級台階而後至一大殿，殿中供奉藥王孫思邈。禪院入門處禪房有吳道鎔書楹聯：“大地山河皆是藥，十方刹土不離心”。何建明：《澳門佛教》，第50頁；文德泉：《澳門眾廟》，載《文化雜誌》第56期，2005年。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5月21日，澳門華人舉行盛大佛教慶祝遊行，署理總督佩雷拉．馬加良斯和其他高官在市政廳大樓的陽台高處參加了這場慶祝活動。據統計，這次活動計有l萬多人參加。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1932—1936)》，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