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捕属（今属广州市）人。岭南文献家、编书家和骈文家、诗人。 谭自少聪颖，喜作诗赋，12岁作《鸡冠花赋》、《看桃花诗》，县中耆宿惊赞为“后来之秀”。适值两广总督阮元督粤，游越秀山寺，见到谭的题壁诗文，赞赏有加，一时传为佳话。谭以县考首选榜入学。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立学海堂，明言不教八股，专以经史考据课士，兼及诗赋，实际上是以讲求实学之风气，扭转广东文坛学术浮夸之弊。当时能跻身学海堂者，如陈澧、朱次琦、曾钊、陈兰修、谭等十多个优秀学生，几乎囊括当时岭南士子的精英。 学海堂从另一角度说是岭南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谭在学海堂常受阮元赞誉，所作《蒲涧修禊序》、《岭南荔枝词》尤为欣赏。学官叹其“粤东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誉日隆。同时，谭以优行生（学行兼优的生员）入贡，院试名列前茅。文章憎命达。 尽管谭在学界傲视同侪，但他对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导致乡试屡遭失败，20多年无缘科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又因策问触及时讳，降为榜末，险些失去。 谭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从此无意科场，安居教职。他先后任肇庆府学教授、博罗院学教谕、嘉应州学和化州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未赴任）等职，后来，他充任粤秀、粤华、端溪等书院院监，数十年培育岭南人才，诲人不倦。 谭一生为丰富岭南文库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采和整理海内罕见古籍，钩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献，汇刻成丛，在岭南文化大地和文献之园无声播种，裨益后代，青史留名。 两人合作半生，所刻的书有《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署名是伍崇曜，实际上由选题、选材和编纂的工作，从访求、收集、研读、鉴别，并加以校勘、审定和编排之统筹，直至丛书的序言和丛书所收各书的尾跋，都离不开谭的汗水和心血。 《粤雅堂丛书》是谭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响的一部丛书。此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付刻，经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元年（1875）为止，历时25年，前后出正、续、三编，共30集，收书208种、1289卷，是清代后期一部大型私刻综合性丛书。 谭在审辑此书时，显示出他作为国内有数的文献家和编书大家的气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之逸书，如《宝刻类编》、《帝苑》。 二是收入《四库全书》编后嘉庆年间，阮元进呈，而《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尔雅新义》、《九国志》。 三是收入日本学者林述斋所辑《佚存丛书》一部分之书：如《文馆词林》，是继《文选》后最早的诗文总集，共1000卷。此书早于北宋亡佚，日本学者发现残卷后，中土惊为秘笈。虽残页断简，弥足珍贵。 四是收录四库未收之书和其他丛书少收之书，如《虎钤经》和《四书逸笺》等，大都极为罕见。 五是收入道光前后之近人有价值而又未刻之书，如钱大绍《类经》、全望祖《汉书地理志稽疑》等。《粤雅堂丛书》凡跋尾二百余篇，其体例统一，又极有章法；征引广博，审考精详；非广揽群书、精思博见、洞识卓颖者不能为。 期间，谭受到当时学界和学术之尊阮元的高度称赞，是对我国自汉刘向、刘歆所校订古籍方法的继承和改进。谭在书后跋语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学术造诣，再分析内容，撮其要旨，评得失；又注重辩证学术，考核源流，甚得《四库全书》纪氏之味。学术上，对《四库提要》多所补正、驳正和补充，又为纪氏所不及。 谭编纂的《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及其他丛书序文，很有特色，其语体和语言风格充分地体现作者“尤工骈体文”、喜俪体和句式工整对称的特点。每种书后所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书籍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情况，十分详细。其学识之广博，功力之深厚和见解之卓越。《岭南遗书》计收75种，其书之序跋，谭之名虽隐，但功不可没。 《粤十三家集》是辑者用心收录，或借或抄或买，共得岭南十三家诗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赵必豫、区仕衡；明代李时行、黎民表、区大相、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纲兰、王隼、易宏，都是在粤诗家有一定影响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谭在广州去世，终年71岁。 谭莹著有《乐志堂诗集》12卷、《乐志堂文集》18卷（约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学海堂丛刻》，题为《乐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时著有《续国朝骈文正宗》一卷（未完）。 谭莹次子谭宗浚（1846-1888），字叙裕，后改懋安，进士，有文名，选为学海堂堂监。谭宗浚有父之风，创藏书斋“希古堂”；所继承其父的藏书，后增至八万余卷，一度总数达到12万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谭莹到过澳门游历，并作七律诗一首： 《澳门人馈青洲蟹》[2][3] 岛中珍味冠熊鱼，一例无肠企不如。[4]风雪估帆天气换，烽烟蛮榼世缘疎。 谁堪出将征佳兆，人笑居夷乏远书。闻说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飨武陵渔。[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政协：《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页。 [3]黄德鸿：《澳门掌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第265页。 [4]谭莹把“无肠公仔”比作珍味，甚至连熊鱼也不及。但在从未尝过此等珍味的人来说，确实是少有的滋味。因为此种黄油膏蟹只有在咸淡水交杂的海岸边才能生养。 [5]这首诗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诗人曾到澳门，一尝青洲蟹的美味。此时在羊城接到澳门友人馈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诗之作。诗中“烽烟”、“避兵”及“武陵渔”等，与当时粤中红巾军之役有关。

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陈寂，字寂园，又字寂爰[2]，自号枕秋生，原籍广东怀集，生于广州。 陈少时入读城中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他读中学时，成绩优异；博览群籍，尤好读诗古文辞，创作诗词。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升读大学，谋得一份小学教职。 1926年，应广西省立第四中学的聘请，陈前往柳州任教。当时广西建设厅长陆希澄赏识陈的才干，调任他为广西省国民党党部干事。一年后，因母亲病重，陈回到广州。 陈历任广东省立女子中学、知用中学、台山师范学校、新会县立中学及澳门知用中学教员。1941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45年，担任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陈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能进入广东著名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任教，除他本身的学术成就外，最重要的还是前辈奖掖和朋友扶助。20世纪20年代初，陈还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投稿《学衡》杂志，马上受到主编吴宓的关注，并分期刊出数十首。学者刘永济读到陈的诗词后，与他通信。后来，陈多次对人感叹地说“知我者刘弘度也”。广东名宿叶恭绰、陈融对陈更是青睐有加，殷勤期许。叶恭绰更亲为陈的诗词集《鱼尾集》作圈点，并加眉批。时值抗战，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到坪石，陈北上韶关。时任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与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能文擅诗，经诗人阮退之介绍，阅读陈的诗词，大为赞赏，破格聘请陈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与音乐家马思聪成为同事。 抗战胜利后，陈担任法商学院教授期间，张北海出任《广东日报》社长，特辟文艺专栏《岭雅》，聘请陈主事。在任上，陈广交岭南诗友，组织稿件，在主编50期中，发表了数千篇品质堪称上乘的古文诗词，保存岭南一代文献。1949年后，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过著安稳的书斋生活。当时陈寅恪、方孝岳、容庚、黄海章、詹安泰、陈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谢健弘、卢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陈的旧友新知，时有酬唱。历史系周连宽教授回忆说，陈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说“寂园的诗词写得好”。陈的助手黄萱在《怀念陈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陈寅恪非常夸奖陈的诗词。黄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陈多年好友，点评其诗词。 1969年，陈从教授楼被迫迁到集体宿舍。“端居类”诗多作于此时。他已是垂暮之年，与佣保杂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一时难以适应。居住环境恶劣，妻子长期患病，三个子女又需抚养，打入“牛棚”后所发的“生活费”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经济十分拮据，为了偿还债务，陈不得不廉价出卖珍藏多年的书籍。1976年，陈去世，终年76岁。 陈寂的诗词集，最早有《寂园诗词钞》一卷，编定于1924年10月。钞本。所录者皆为广东《商报》文艺专栏者，计40余篇。后有《鱼尾集》一卷，刊于1935年。录诗71篇，词30阕。《鱼尾集‧二集》二卷，编定于1949冬。卷一录诗150多篇，卷二录词30余阕。《枕秋阁诗钞》七卷，为陈晚年手抄本，录1949年以后诗。卷一录古风、律诗70余篇。卷二至卷七为七绝，以题材编排，分为身世、哀痛、感时、端居、纪游、寄人、咏物、咏史、论诗、论词、题画等11类。录绝句1300多首。《枕秋阁词》一卷，录词260多阕。 其子陈方教授复从旧报刊中辑得集外诗词120多篇，编为一卷。[1] 抗战时期，陈寂避居澳门，住在青洲过渚矶。[2] 陈寂一直以幽默著称，上课也不例外。他有两撇往上翘的花白胡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阑而一动一动的，令人一见就想笑。教案写在类似旧时记帐用的那种折叠式的本子上，一边讲课，一边向讲台前缓缓往地板上掉，讲完课匆匆收拢来塞回手提袋里，这在全系教授、讲师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往往引人发笑。有一次，一位同学站起来问及“含蓄”一词。他不作直接解释，而是眉飞色舞地说日前一位朋友从马来亚回广州省亲，见面叙旧时，他赠给对方一首诗：“一别乡关三十畴，曾经相约共南游；南瀛浪恶千帆远，怎奈梅花劝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声说：“写成‘梅花’就含蓄啦！写成‘老婆’就不含蓄啦！当年倘不是老婆拖后腿，反对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么？”就这样，算是对“含蓄”一词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课电铃响过，学生们坐在座位上等了20来分钟，仍不见他的踪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讲坛，把手提袋往讲台一搁，呼吸还没有恢复均匀，就煞有介事地宣布：“刚才，我想了一首诗。”他缓慢地吟了起来，原来就是大家背得滚瓜烂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吟罢，他说：“我想呀，想呀！想来想去，就忘记来上课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课堂上吟了一首七绝：“幔帐低垂锁玉娇，溶溶细语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来急雨打芭蕉?＂大多数听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诗的含意；只有少数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学从高楼视窗撒尿下来，很失体统。他是用诗句对那位同学提出批评啦！[3] 现录陈寂的诗三首： 《题〈青洲图〉》 堂前踮踮白鸥翻[4]，堂后森森古柏存。隔岸数峰清似水，梦来还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满江村。[5]嬉春记得儿时事[6]，故国东风望眼昏。[7] 《过望厦》[2] 碧翳林塘聒午蝉，萍开还见橛头船。[8]澹师去后江山老[9]，行过寺门无杜鹃。[10] [1].陈永正：《枕秋阁诗词略论》，载《诗论诗讯》，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页。 [3].彭颂声：《心里充满著爱》，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第77-78页。 [4].踮踮：堕落貌。《后汉书‧马援书》：“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 [5].漠漠：弥浸貌。 [6].嬉春：游春。 [7].以上二首诗作于1941年春。当时诗人约邀张逸、张谷雏、郑哲园、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矶山园雅集，作画题诗。上首“梦来还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国东风放眼昏”之句，寄托故国之思，颇有苍凉之感。 [8].橛头船：又作橛头。小木船。张元干《渔家傲‧题玄真子图》词：“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雨细春江渺。” [9].澹师：指澹归和尚。 [10].寺：指普济禅院。这首诗亦作于1941年。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刘逸生，原名刘锡源、又名刘日波，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人。学者、诗人、资深报人、作家。 祖父是一个鞋匠。父亲刘祥盛九岁时[2]，祖父去世，祖母独力带着父亲弟妹三人艰难生活。父亲在家乡中山读完小学，就做木匠学徒。 父亲带着全家，从家乡前往香港，以补鞋为生。兄弟姐妹多个，逸生居长。他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后母亲李惠坤病逝，无法升读中学。之后，他当过木匠、报贩、搬运工，过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强不息，勤奋自学，刻苦用功，1931年进入香港《大同日报》当勤杂员，同年冬在香港《中兴报》当见习校对。不久到澳门任职员。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做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晨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报》任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1950年，逸生回到广州，先任《南方日报》副刊副主编。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他担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协，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1974-1978年，他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1979年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工作；1982年离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古典诗词研究和赏析工作；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岭南诗社副社长等职。 逸生主要著有《元剧史话》、《唐诗小劄》、《宋词小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编年诗注》、《唐人咏物诗评注》、《微型诗品》、《漫话三国》、《艺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传《学海苦航》、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诗经》等40种，主编《小说轩》16种，个人诗集《刘逸生诗词》等。 逸生的书法作品获得日本书画院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选奖状；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顺德清晖园等藏有其书法楹联。 逸生没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在学术界没有“同门”或师承关系，全凭自己自学成才。他为人谦逊，没有将自己当作学术权威。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家庭聚会时，家人自由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吴畹华，原是香港富商女儿。为了嫁给刘逸生，与家里断绝关系。吴畹华从小接受新思想，对旧式家庭里种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她宁愿离开安逸的家庭，与一贫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从此，无论生活怎么困难，她从不向家里要钱。 许多年之后，年迈的吴父来广州探望吴畹华，父女和好如初。吴畹华喜欢看书，更喜欢古典诗文，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艰难，把她磨练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教孩子读古典诗文时，她的兴趣才得以发挥。她一生最爱教孩子们读古典诗文，起初是教儿女，后又教孙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广州去世，终年84岁。[3] 长子刘斯奋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1997年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1999年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时，他精研绘事，尤其擅长中国人物画，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刘斯奋画集》等画册，并在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次子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广州《学术研究》主编；治诗、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词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余种。 女儿刘圣宜读书时年年得奖，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近代开放史话——抵抗与吸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长孙刘一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漫画、中国画创作，专长现代水墨画，出版《刘一行画集》。[4] 30年代，刘逸生客居澳门，80年代忆诗。这首忆诗写出30年代澳门的一个生活侧面。潮声歌声交混，令人对自然、道德的判断也有所混淆。 《内港西堤杂咏》[5][6] 内港西堤涨晚潮，一声一歇到深宵。 月华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箫。[8] [1]《刘逸生》，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晓吟：《我与唐诗小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页。 [3]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页。 [4]郭毓玲：《“名门望族刘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师亦友谈诗论艺书香渐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9日。 [5]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页。 [6]内港：澳门西部的天然港湾，由澳门半岛南端之妈阁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声清圆婉转。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