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幹周，又名葉小澄。澳門大西洋銀行買辦、富商。葉瑞卿之子。[1] 父親葉瑞卿經營澳門火藥、硫磺、博彩業等生意，又從事漁業生意。[2] 清光緒十九年（1893），葉瑞卿、姚順經營澳門鹽業生意。 光緒二十年（1894），澳門國課官發佈告示：“所有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及其屬地出入口制賣火藥硝及硫磺生意，經准華人葉瑞卿承充。” 澳葡政府與承包商訂立合同，規定上述範圍內的制賣出入口火藥硝及硫磺等生意，“總歸承充者一人獨自發賣，或由承充人出牌照與別人發賣亦可”。規定“本章程所准承充人制賣之各項彈子、火藥、硫磺等貨物，除該承充人發給牌照鋪店外，不准別行生意各鋪店製造售賣”，實則是保護經營者的特權。除規定“不論何項船隻，除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所定限制外，一概不准多存火藥，即屬備以自用者亦不准”外，合同對於火藥的買賣並沒有嚴格的限定。[3] 清宣統二年（1910），葉幹周擔任澳門大西洋銀行買辦，又是昆泰鹹魚欄東主，成為晚清澳門比較活躍的新生代華商。 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八日，澳門西洋銀行有銀出揭啟者：“本總銀行設在西洋理斯波阿京都，實備資本銀拾貳兆萬厘士，現分設在澳門南灣總督衙門左鄰，專做按揭生意。如貴客有貴重物業或有殷實字號擔保，欲揭銀者請移玉至本行辦房，與買辦葉幹周面商便妥，或至下環昆泰魚欄與葉瑞初面議均合。此布。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十七號，西洋銀行總理人高士打謹啟。”[4] 葉幹周在澳門擁有多處物業：大三巴街五間、葉家圍六間、關前後街一間、大鵬巷一間、如意巷七間、河邊新街11間。 宣統二年（1910），葉幹周、盧廉若每人裝有二部住戶電話，當時的澳門總督也未能如此“牛”氣沖天。[5] 宣統三年（1911）四月，葉幹周生意失敗，物業被拍賣抵債，估價銀43800元。[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14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44-45頁。 [3]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185-190頁。 [4]湯開建等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3頁。 [5]婁勝華：《二十世紀之交的澳門社會變遷與結社轉型》，載《華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版）》，2011第1期，第28-33頁。

潘禮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門富商。 潘禮臣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1]他參與投資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頭設復和隆繅絲廠，採用“內用水氣機器”。 清光緒八年（1882），澳門有四家機械繅絲廠設立，除潘禮臣一家外，還有葡籍華商曹有設廠在白馬行街，葡籍華商馮成設廠在蒲魚地，兩家都“用火器機器轉動而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園馬路的華商何連旺的粵和昌繅絲廠。[3] 光緒八年（1882），馮成去世。馮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及馮成弟弟馮覺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後，潘禮臣和馮成的兩個兒子共同擁有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閉。[1]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經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並股東潘三益堂即潘禮臣、馮蘿川、馮寶川（馮成之子）、關澄川、李蘭桂堂、盧焯之（盧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張鴻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盤辦理。[5] 清宣統三年（1911）四月七日，恆和公司股東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銀店東主及司事潘禮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後，華商趙立夫、梁耀垣、盧直南、李業許、文凌州、周端甫、周繼英亦相繼控告潘禮臣虧欠帳目。而潘禮臣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澳門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產業移交李業許管理，李業許並代潘禮臣出資修整太平輪船。[6]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3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頁。 [4]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6]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頁。

韋崧，廣東省香山縣人。澳門賭商。 韋崧與劉學詢是同鄉好友。1882年，韋崧擔任上海一家洋行的助理買辦，後到香港投資房地產。1885-1895年，他擔任滙豐銀行及大東電報局的買辦；1893年被委任為香港太平紳士。 1895年，澳門闈姓博彩進入第三屆承包經營期。劉學詢是第二屆承包人，但因拖欠承包款，被康有為等人舉報，弄得灰頭土臉。這一屆闈姓，韋崧的“宏豐公司”投得經營權。 宏豐公司是個空殼公司，韋崧表面上是老闆，幕後大股東是劉學詢。宏豐公司資本72萬兩，分為20股，劉學詢佔十股，擁有50%的股權，其餘七名股東中，三名“總理”各佔二股，四名“協理”各佔一股。該公司規模不大，股東卻不簡單。 其他六名股東中，香山縣人韋寶珊的地位顯赫，是首批英國華人留學生之一，香港著名的銀行家、商人及政治家，積極參與清末民初各大政治事件；1882年獲港英政府任命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參與創立保良局、團防局等；1896-1917年擔任定例局（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第四位擔任該局議員的華人。 劉渭川（國祥）也是香山縣人，1880年開始，劉渭川家族擔任沙宣洋行（沙遜洋行，E. D. Sassoon & Co.）買辦，他曾留學加拿大，1884-1893年擔任東華醫院總理，1891年入籍英國，被港英政府任命為太平紳士；1892年出任滙豐銀行買辦，香港衛生局、區域守望會成員。 盧九（華紹）是廣東新會人，生意涉及博彩業、豬肉生意、房地產業等；長期控制澳門博彩業，成為賭王；不僅參股劉學詢的宏豐公司，經營廣東的闈姓博彩，涉足番攤、白鴿票（小闈姓）、山票、仁慈堂彩票等，並且獨資承包廣東的小闈姓。 這些股東加盟，為宏豐公司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公司日常資金運作，經常借助於這些股東關係，得到相關洋行、銀行的支持。如韋崧和劉渭川從台灣銀行香港分行為宏豐公司貸款四萬元。另一股東Ma Fat-ting從自己佔股份的Lai-hing銀號，給宏豐公司貸款31萬元。這些股東利用自己在洋行和銀行中的廣泛人脈，將華商在日本或東南亞經營商號所發行的“匯票”，轉給滙豐銀行，為宏豐公司籌措資金。 創辦宏豐公司時，劉學詢將一部分自己的房地產地契存於公司中，價值約50萬元。此舉，應當是為證明宏豐公司的資產實力和資信證明，但負責具體經營的劉渭川，卻將這些房契抵押給滙豐銀行貸款，日後引發一連串的跨境官司。 1900年1月27日，到任幾天的李鴻章，經清廷批准，全面放開廣東的賭博行業，以廣開財源，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除公開經營闈姓賭博外，山票、鋪票、番攤、彩票、小闈姓等賭徒們喜歡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發放執照，招標經營。4月23日，成立商務局，劉學詢被任命為局長。而宏豐公司除已承包經營的闈姓外，還承包山票、鋪票的經營。[1] [1]雪珥：《賭王“兄弟連”》，載“體壇網＂，2012年10月20日，http://news.titan24.com/wanxiang/2011-05-24/139903.html。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冼藻揚，又名冼翰廷，原籍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西樵簡村。清末澳門富商。冼玉清之父。[1] 先祖為冼源盛是宋朝象州學正，從南雄珠璣巷遷往南海縣，初居西樵山麓大茂村。冼源盛生育四子，長子冼迪、次子冼逵、三子冼進從大茂村遷往簡村。[2] 清咸豐年間，父母因洪楊之役，鄉間生活艱難，於是，離開家鄉前往澳門打工。藻揚出生後不久，父親去世。[3] 母親蔡氏為人勤儉嚴肅，患有微疾，藻揚事母至孝。藻揚歸家四年，蔡氏去世。[2] 藻揚自少孤苦貧困，對長輩非常孝順。後來，他跟族人來往於欽州、廉州、高州、雷州一帶經商。1899年，藻揚創辦天和輪船公司，通航“和平”、“和貴”號兩輪，開創西江航行汽船的新紀元。後來，他在香港、澳門入股投資電燈公司、牛奶公司、麻纜公司等，並開設建昌榮藥莊，成為當時知名富紳。 藻揚的妻子劉氏是個貧農女，平時較少言語，具有傳統中國婦女的勤儉誠樸，深明大義。劉氏對女兒冼玉清影響最大的是身體力行和克己裕人的品德。冼玉清考慮到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和態度，她放棄個人幸福，克己裕人。 冼家致富足後，劉氏勤儉不改，依然要求子女一定要勤儉節約，並積極參與社會地方公益事業。1928年，藻揚去世，終年78歲。[1] 劉氏於1931年去世。冼藻揚15歲時輟學，他不想後代走自己的舊路，尤其重視子女教育，而且受當時澳門的開明思想影響，不分男女都送入學讀書。 冼藻揚夫婦生育子女七個。長子冼秉鈞在香港大學攻讀商科取得學士學位，1913年在香港自己獨資開辦一家“建昌榮”藥莊公司；1918年，香港政府港督親手授予“宏展港市商務”六字金牌。這是港督最高榮譽獎。[4] 三女冼玉清，弟妹都稱她“三姐”，是知名文史學者、教授，嶺南文獻專家。她一生勤奮治學，著作甚豐；她從事教學工作，熱愛祖國，關心鄉邦文化，為國家圖書館找回流散在港、澳文獻典籍做了不少工作。[3] [1]《冼玉清》，載“佛山市政府網＂，2011年9月4日，http://www.foshan.gov.cn/zjfs/mlfs/fsgk/rwfg/lsmr/201101/t20110112_3883231.html。 [2]鄺希恩：《冼玉清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0，第2-3頁。 [3]高炳禮：《嶺南才女——冼玉清教授與中山圖書館》，載《圖書館論壇》，2004年第6期，第259-262頁。 [4]《名人介紹》，載“百度文庫＂網，2011年9月4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2bf266f25c52cc58bd6becc.htm。

何老桂，又名何桂、何貴，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富商。 1851年，時值太平天國運動，何老桂從水路來到澳門，之後發家致富。 何老桂早年加入葡籍，生育十個兒子，長子何連勝；次子何連旺；三子何連鈞（雲章），後考中秀才；四子何連漢；五子何連輝；六子何連宗，補邑癢，為人謹正；還有何連煒、何連安等。八子、十子未讀詩書；除七子溫順謹慎外，其他兒子精習拳術。 1869年，何老桂和亞彭以每年繳3000元，競得當年澳門的闈姓經營權，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門公物會經過一番爭搶後，與陳行（Chen-Hang）訂立新的闈姓承充合同。每年繳納承充規銀17033元，從同年9月27日起計，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這期闈姓，由陳行出頭承充，實際上還有何老桂等人參與。 1875年，何老桂承充澳門闈姓，三年上繳葡國131000元，以致中和闈姓公司之名經營。1878年，葡國以期滿加價，何老桂繼續經營三年，上繳葡國政府60萬元，定名為時和闈姓公司。1881年，葡國又以期滿加價，何老桂繼續三年，上繳葡國90萬元，名為怡安闈姓公司。 1886年，何老桂繼續與澳門公物會簽定闈姓承充合同。該合同規定，所有闈姓廠每賣出一百闈姓票，交承充人十元銀。 1877-1878年，何老桂和馮成以每年繳3500元承充過路灣（今路環）賣鴉片煙，並番攤攬頭生意，擔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 1882年4月，澳門鴉片煙承充人陳六和何老桂控告公物會“查閱案卷內，該澳門鴉片煙承充人等拿獲黃亞二，因伊在澳門煮鴉片煙並無領牌”。 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何老桂及其子等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73-1874年，何老桂以每年上繳6000元，承充澳門賣鹽生意，為期一年，擔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該合同規定，在澳所賣零星之鹽係歸承充人或承充人所許有牌之人可賣，別人不得私賣，如有人私賣，將鹽執去，並罰銀50兩。當時，澳門賣鹽生意被何老桂所壟斷。 合同期滿後，何老桂經過競投，獲得公物會批准，繼續經營1874-1875年澳門食鹽專賣生意，每年上繳6220元。 早在清同治年間，何老桂向澳葡政府承批白眼塘，漁艇進塘停泊，須向何老桂繳納停泊租稅。1872年，王祿父子填埋和建築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坦時，工程規劃需經過白眼塘。王氏父子與何老桂協商，最後合股填塞該塘。這樣一來，何老桂在王祿、王棣的集成堂中佔2/10份額，擁有一大批物業商鋪。 何老桂還有其他物業：風順堂街一間、板樟堂街七間，吧嗦叨爾咕街兩間，天神巷一間，清平新街八間，水坑尾兩間，蓬萊新巷五間，仁安里、群隊街、龍篙街各一間，桔仔街二間。何氏物業中，多為大屋。 1888年，何老桂去世。 何氏家族是清朝末年赫赫有名的“賭王家族”，成為澳門第一屆闈姓（1869年1月12日出投）的承充人。何老桂不僅經營番攤、闈姓票等中式賭博和中式彩票，而且在省城廣州設立代理人，在內地搞賭謀利，成為省澳闈姓大戶。 何老桂是參與澳門仁慈堂彩票競投活動的華商之一。因繳納賭稅貢獻最大，1880年初，他成為澳門公鈔會首位華人成員，可見，他在當時社會地位顯赫。 1881年6月2日，鑒於何老桂對社會的影響，為表彰其慷慨捐贈，澳葡政府向他頒授耶穌基督騎士勳章。 1880年6月，何老桂成為澳門公鈔會的正式成員，這是最早進入澳葡政府職能部門擔任重要職務的華人。 1874-1876年，長子何連勝與馮成合作，以每年上繳5810元，承充氹仔番攤及煮賣洋煙生意。 1874-1875年，何連勝和尤勉之合作，以每年上繳156050元，承充澳門番攤生意。該合同第二款：每月規銀壹萬三千零四元十六毛六厘（13004.166元）兌，准開攤館26間，不得開多；第五款：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都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 何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84年6月，他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被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何連旺、何老桂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對何連旺在澳門的地位和影響給予重視和關注，以“捐款賑災”表彰何連旺。 父親去世後，何連旺接管家族生意，不但是一代賭王，而且獨攬全澳的賣鹽專利，並控制市販、屠宰行業和糞業等。1894年，他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87年2月22日創辦《知新報》；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同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1898年，他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何老桂、何連旺父子無論在商業上，還是政治上都有卓越的表現，成為晚清澳門華人、華商的傑出代表。 何氏家族熱心華人公益事業，為了紀念何老桂父子對澳門地方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將位於新馬路一條街道命名為“何老桂巷”。[2] 現存何老桂巷位於新馬路中段，是一條典型的短小細巷，屬風順堂區。巷的兩側均有建築物，地上鋪設馬賽克碎石。[3] [1]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26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3]《何老桂巷》，載“澳門街道網＂，2014年3月11日，http://gb.iacm.gov.mo/gate/gb/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f8beec2d-40eb-43c1-b635-27bdb1981039。

曹雨亭，字應逵，號雨亭，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有兄長。[1]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逐漸在澳門繁衍，發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74年秋，澳門遭受颶風之災，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在鄭觀應等帶動下，澳門紳商紛紛助籌賑務，設立“澳門協賑公所”，專“有募收紳士，隨時匯交起解”，救濟內地受災諸省。僅在“協助晉賑一案”內，由山西巡撫劄飭諮報的“辦賑出力紳士”名單中，“澳門協賑公所”有何伯賢、馮頌清、陳兆祥、曹應逵、曹應賢（有）、沈榮煜（旺）、伍其政、龔廷章、王應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門“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憂念“晉省久困災饑”、“慨發宏願，捐銀萬兩”，善款之巨，為“連年各省籌賑輸助”、“無論官捐民捐，均所未覯”。[1] 曹雨亭和周者宜創辦廣州潤身社善堂。潤身社善堂原來不是慈善機構，而是當時東關汛一些文人學士於1869年在大東門外線香街46號，組織兩個吟詩論文的團體。清光緒年間，東關汛一帶，時疫流行，貧苦百姓染上瘟疫，無錢醫治，又復求救無門，死亡很多。潤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慘像，殊覺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兩位澳門富商捐資購置廣州榮華南46號的四便過大屋興建堂址，開始辦理慈善事業，並由各人自動捐款作為救濟之用。由於措施得當，成績卓著，影響大。瘟疫過去後，還有不少病患者上門請求醫治。該社同人擴大組織，改為專營救濟業務的善堂，推舉何夢覺為董事長，聘請有名中醫數人，打開大門，接受病員，贈醫贈藥，兼施衣施粥救濟貧民。當時勞苦大眾及一般人士對該善堂頗為稱頌。該善堂並辦有潤身社小學，由何煜林任校長。潤身社駐堂診症的有梁佩賡、李匯川等醫生，並特約會診醫生潘靜江。 淪陷期間，全體董事星散。該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負責，取消中醫中藥，僅派出西醫一名駐堂擔任醫務，其他業務已停辦。小學停辦了近十年，學校所有設備，損失殆盡。 抗戰勝利後，潤身社善堂無人負責，由李匯川、周達材、梁錫洪、盧幻海、黃順之等臨時維持，漸次恢復診療（李匯川任醫生）、教學等業務。之後國民黨政府社會局派丁鴻訓為負責人到潤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麥思敬負責。解放後，潤身社善社參加公益社團聯合會。1955年遷至中山四路33號（惠愛堂對面）成為公益社團第五診所，之後又遷河南同慶路，後又由廣州市衛生局改為寶崗衛生院。[3] [1].汪叔子：《鄭觀應與穗澳社會經濟合作》，載《澳門回歸與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3].廣州政協：《廣州文史資料》（第2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頁。

胡袞臣，晚清澳門賭商。 1847年，澳葡首次專營承充開賭生意。胡袞臣不僅經營鴉片生意，與盧九控制氹仔專營權，而且經營豬肉生意，開設賣豬肉公司。 胡袞臣和何桂、馮成、何連旺、盧九與澳門公物會簽訂的鴉片、番攤合同，經營賭館生意。[1] 當時，澳葡政府把澳門與氹仔的澳門娛樂城生意分開競投，主要是為了增加博彩的稅收。澳門半島與氹仔、路環的人口有相當大的差別，在人口較多的澳門半島開番攤賭檔，生意要比兩個離島好，競投條件也有區別。 1882年2月22日，澳門公物會書記亞宋生奉命發出一項通知，宣佈招人承充氹仔番攤鴉片膏生意，以一年為期，但訂明：如出價至高，不合大憲意者，不准其承充亦得。如有欲投者，必須先交出銀400大元，存入公物會庫房，方准其開聲投價。倘係投得者，必須交出擔保銀1200元，以為擔保遵守合同。 這次公開競投的結果，盧九、胡袞臣等三人中標，獲得承充氹仔番攤並鴉片煙生意的專利權一年。承充條件：一是一年為限期，只限在氹仔村。二是規銀一年8800元，每月上期交納；如過期則每年每百元罰銀八元。三是承充人自己或其允許之人，方能經營。四是准許在氹仔埠海面設四隻番攤船。該合同嚴格限制番攤與鴉片的營業範圍，不能超出氹仔，但允許賭商在氹仔附近海面開設賭船，在船上開賭。[2] 同年4月15日的《批准盧九與胡袞臣承充氹仔番攤鴉片告示》——該承充氹仔煙賭專營生意的章程，共有12條款，第12條款明文規定：“准在氹仔埠海面設船四隻開番攤枱賭，並嚴禁由澳門帶熟鴉片煙膏往氹仔發賣。” 1885年5月，胡袞臣與盧九繼續承充氹仔番攤生意，擔保人為味哪哖呶‧先嗱‧飛難地，承充規銀為9320元，以一年為期。 1882年4月，以胡袞臣和馮成、何桂、陳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蓮、盧九、何連旺等為首一眾商人，承充專營生意的華商聯名，向澳門總督察控華政衙門“緣商等如遇有人違規承充合同條款，即行察控華政衙門，惟該官屢次阻礙承充之益等情”，為此，眾華商請求嚴查違犯承充合同者，華政衙門對此應嚴加處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傷令將商等與貴公物會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為聯察，伏乞設例防備，庶免商等再加受虧可也”。 1883年4月，胡袞臣與盧九以年繳規銀12300元承充澳門賣豬肉生意，以一年為期。合同期滿後，連續二次續期，直至1886年3月。其中，1884-885年，承充規銀為21200元，1885-1886年，承充規銀為19550元。 胡袞臣與馮成（鳳韶）交好。1882年馮成去世時，他的三個兒子尚小。胡袞臣和何桂等代馮家管理生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澳葡政府把澳門娛樂城生意分開競投》，載“娛樂城＂網，2013年11月1日，http://003.cc/article/?7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