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荦，香山县下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村）人。摄影家、澳门摄影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 卓荦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国民政府官员。 抗战期间，卓荦被委任为中山代县长，开展抗日工作。中山沦陷后，他迁居澳门，继续工作，搜集敌情。当时他住在新胜街，后为日寇所知，下令通缉。当时，卓荦预知消息，化装连夜乘渔船逃往香港。[2] 抗战胜利后，卓荦在香港经商，在半退休时期，经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门新胜街。[1]当时，卓荦爱上了摄影，因冲晒关系，在水坑尾一家“KK冲晒店”里认识冯汉复和简庆福先生，摄影兴趣更浓。为了创作，卓荦走遍大江南北。后来，他和冯汉复创办一家沙龙摄影院，生意不错。 期间，一群爱好摄影朋友，准备组织摄影学会。卓荦知道后，大力支持，加入组织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门摄影学会成立，成为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摄影学会，卓荦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后任会务顾问。澳门摄影学会是澳门一个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摄影组织。 卓荦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不仅摄影技术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在沙龙摄影院期间，他与别人合作不愉快，后来退出。 之后，卓荦觉得无所事事，再与好友经营一家摄影院，即兰心摄影院，地点设在平安戏院隔壁（即后来永大疋头铺位），当时人才济济，业务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后来，兰心摄影院不幸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祸不单行，卓荦染上脚疾，屡医无效，行动不便。但他意志极坚强，不为脚疾而气馁。不久，他在白马行医院对面重操旧业，生意大不如前，终于结束摄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荦去世，终年84岁。 好友听闻消息，非常惋惜。卓荦为人慷慨率直，博学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摄影”版编辑提供卓荦生前的遗作，刊于报端，以志纪念。[2] 1978年9月，卓荦在石林亭石刻对联一副，白底绿字，隶书：[1] 漫步曲桥寻画稿； 闲凭奇石听书声。 横额“石林”，卓荦撰，半坡书。 [1]邓景滨、叶锦添：《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荦先生生平简略》，载《澳门日报》，1989年5月22日。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卢势东，中国摄影名家。[1] 1934年8月，卢势东加入黑白影社。[2]约1935年，他从广州前往日本，进入东京的武藏野写真专门学院学习摄影。在那个年代，很少人到外国学习摄影。之后，他和家人从广州赴安南（今越南）西贡，开办中菜馆维持生计。 抗战期间，卢势东来到澳门，在议事亭前地利斯大厦（今旅游局商务旅游中心）楼下开设一家美苑影室。1938年3月31日，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举行卖黄花筹款，上午8时，在该会办事处集合后，一起赴大三巴牌坊摄影，以留纪念，卢势东担任义务拍摄。[3]美苑开业时，卢势东展出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照片。他用4吋×5吋底片拍摄西望洋山的主教堂，放大成40吋高、60吋宽的巨型黑白照片，在店内陈列，轰动一时。当时澳门总督柯维纳专程前往观赏。 他是澳门第一位使用四乘五寸新闻摄影机Crown Graphic的人。他的外影摄影师是美籍华侨青年李源清，李源清的4×5大机加上闪光灯泡，成为澳门鲜为人见的东西。美苑影室最先在澳门展出彩色幻灯片，卢势东当年为“澳门美人”的赵凤桂小姐拍了一套十张4吋×5吋彩色透明片，用灯箱照明陈列店内，吸引不少人前来欣赏。卢势东也是澳门第一位冲洗彩色幻灯片的人。 另外，他极大推动“微粒显影”技术，在美苑橱窗展出用一三五底片拍摄、放大成20吋×30吋的大黑白照片，旁边贴上一张底片原来大小的照片作比较，介绍“微粒显影”的优点。[1] 卢势东与许多著名书画界人物关系密切，1949年春节后，张大千来到澳门，住在蔡克庭家里。卢势东是张大千的好友，张大千经常从罗结地巷沿着斜路走到美苑摄影室与卢势东谈天说地，研讨美术与摄影的关系。黄蕴玉与卢势东私交甚笃，在美苑摄影室结识张大千，并把澳门画人容漱石、马少如、招名山等介绍给张大千。[4] 1948年，中国摄影大师郞静山老先生在澳门举行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卢势东协助筹画促成展览成功举办。1952年，经离任的澳门总督柯维纳介绍，卢势东到当时葡萄牙非洲殖民地莫桑比克首府卢凌素马习忌士，开设摄影院。[1] 1935年，卢势东留日期间，撰写《山岳摄影》一文发表在《黑白影刊》创刊号，1936年7月出版；作品《水上侦察机北洋号》、《战斗爆击侦查万能机之形状》、《九二式战斗机》、《试验听声筒》从东京寄回国，发表在《东方画报》第22期上。 [1]《在澳门，谁是新概念摄影引入的先驱？》，载“澳门资讯网＂，2013年9月27日，http://www.infomacau.net/freeaskdetails.asp?id=167。 [2]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450-455页。 [3]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35页。 [4]徐新：《张大千在澳门的艺术活动》，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网，2013年9月27日，http://www3.icm.gov.mo/gate/gb/www.icm.gov.mo/exhibition/daqian/ActivityC.asp。 [5]《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摄影记者》，载“王秋杭的博客＂，2013年12月27日，http://blog.big5.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51011_p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