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彼岸，又名鄭岸父，號伯瑜，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同盟會會員、革命家、史學家、詩人。 少年時代，彼岸有神童之譽，參加童試中獲得秀才第一名，後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在日本時開始信仰無政府主義。 1906年，彼岸與林君復等奉孫中山之命開展活動，負責策劃香山起義。1908年，他和李憐庵等辦《香山旬報》，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以文聲討清王朝。[1] 1910年，彼岸與林君復受命在澳門設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積極吸收會員，擴大組織，並做從廣州調駐前山的新軍和前山邊防軍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門，彼岸和林君復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動城鄉兵勇和組織群眾接應起義。農曆九月十六日，香山縣回應武昌的武裝起義，他身先士卒，率領革命武裝入城奪取政權。光復縣城後，他和林君復共同率領香軍支援廣州起義，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任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無意仕途，婉言辭絕。龍濟光禍害粵時，1914年，彼岸因受到廣東都督府通緝，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間，他做店員、報販、酒家傭工等職業，自食其力；當教師時，向華僑子弟灌輸祖國文化。在加拿大，因組織華人工黨，維護僑工利益，他被驅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縣長楊子毅深知彼岸學識淵博，精通古學，治學嚴謹，特邀請他回國主編修《中山縣志》。彼岸回到濠頭村居住，並執教於鄉，藉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淪陷，彼岸遷居香港，修志暫擱。不久，香港也淪陷。彼岸回鄉與族人創辦五峰中學，並任教職。因籌集經費困難，薪金不足以糊口。當時，嶺南大學澳門分校想聘彼岸為教授，但他為了堅持辦好五峰中學，沒有答應，放棄月薪500元葡幣的職位。 因辦學和負責文獻會工作，彼岸認識一批青年，他經常不辭勞苦幫他們找工作，對有才幹的青年更是關懷備至，引導他們不斷進步，從而受到青年們尊崇和愛戴。 1946年初，一位與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產黨員雲，在五桂山區被前來掃蕩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彼岸與他共事期間，因信仰不同發生過思想交鋒，使彼岸認識馬克思主義、瞭解到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 為了營救這位青年出獄，彼岸經常冒著大暑天從鄉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馬上解決，雲妻不時背著六七個月的孩子來到彼岸家打聽消息。當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難時，叫家人把抽屜裡的錢盡數給了她。後經彼岸多方努力，親自作保把雲救出牢獄，並聘請他在剛成立的修志處工作。在當時“匪”與“戡亂”的關頭，彼岸冒著極大的風險，救過兩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誣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劉思復。 1940年，簡又文、葉恭綽等在香港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主持人標榜展覽會的主旨是“研究鄉邦文獻發揚民族精神”。當時，彼岸避居香港，參觀後，他立刻指出該會有50多件展品有違民族精神，乃以“寶筏”筆名，撰寫一篇題為《評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風》第100期發表。簡又文立即撰文展開論辯。 彼岸繼續在《宇宙風》發表第二篇文章。兩文旁徵博引，史料豐富，證據充分有力，論證詳博；特別是對邑人何吾騶、伍瑞隆的投降問題，他研究過20種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騶降清列舉大量史實，進行無可置辯的考證和論斷，使人為之折服。 彼岸兩次主修《中山縣志》。1937年春，受當時縣長楊子毅的邀請，他從夏威夷回鄉主修縣志。他遍訪大江南北史學方志專家，與他們磋商志例等問題，並搜集大量文獻，以及各縣志書數十種，以資參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淪陷，他遷居香港，仍繼續工作。 之後香港淪陷，修志停止，所徵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縣參議會建議成立修志辦事處，聘任彼岸為《中山志》主編。1947年，修志納入文獻工作，改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彼岸仍任主委。當時文獻會以報紙和刊物兩種形式出版有關中山文史資料。 彼岸對於縣志編纂首訂大要，體例精嚴，紀述側重社會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設類目，以破除歧視婦女的觀念，如有可傳者，只記述懿行才藝，至於節烈異行不宜宣傳；風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跡名勝照片應隨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並釐正前志之訛誤。他認為修志事關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證確實。他見識過人，治史嚴謹認真，將重修縣志作為畢生事業，可惜未能完成，成為終生遺憾。 彼岸在濠頭任教時，與村夫、牧童為伍，發掘鄉村歌謠、民諺，如濠頭當時流行的燈棚歌等，在這些歌謠裡去採集活的語言，並創作《新新樂府》，這些詩歌是採擷人民的語言；加以淨化，融合自然的韻律，使之充溢著新鮮活潑的氣息，而其取材是淪陷期間受苦人民的生活實錄。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篇《走翠薇》，描寫日寇統治區苦鬥的一個小孤女長途負販養母的動人故事。由於詩歌內容真實，充滿樸素的感情，能激起讀者內心的共鳴，一時為之傳誦。 1946年，彼岸對縣當局給他的縣參議員一職，在報上登出啟事，聲明不當，而樂於接受擔任實幹的文獻修志工作。 他樂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創辦保育善會，幫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掙來的金錢，全部捐助窮苦的人。回國時，除百餘卷書壓囊外，只有兩袖清風。中山淪陷期間，他在家鄉濠頭，生活清苦，但親友、師生遇到困難，他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助。中山光復後，石岐鄭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這個機會，辦起義門小學，專門吸收失學的貧苦兒童，他自任校長，將一個學期應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為免費學額，讓貧苦兒童有機會讀書。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的威望越來越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越來越廣泛，彼岸的思想發生轉變，他拋棄長期的政治信仰，勇於接受真理，逐步成為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漲的政治熱情堅守崗位，安定民心，勉勵中山修志處和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加強團結，保護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沒。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 1951年被調到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不久改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一生致力於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時期一直堅持看書學習，並用北方話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記。[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終年96歲；著有《孫子年考》等書。[1] [1]《鄭彼岸》，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蘊潔、吳冉彬、徐綺妮：《鄭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載《中山文史》（第11輯），中山：中山政協，1987，第49-56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潘才華，開平縣月山鄉（今屬開平市月山鎮）人。同盟會會員、港澳商人。 潘才華是香港殷商之子，早年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1]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潘才華加入同盟會。 光緒三十二年（1906），馮自由等人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分會，不久，派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人前往澳門發展會員，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機關，對外稱“樂群書室”。 清宣統元年（1909），潘才華等人在澳門創辦培基兩等小學堂，並以該校為陣地進行革命活動，同盟會會員謝英伯、區大球、王岐生、陳峰海、李醒魂、劉卓凡等人經常在此演說，還通過郊遊會的形式與學生經常聯繫，使該校很多學生加入革命隊伍。 宣統元年（1911），在香港同盟會的推動下，同盟會澳門分會在謝英伯、高劍父的策劃下成立，支部機關設在南灣街41號，謝英伯擔任主盟人，除培基兩等小學堂一批進步學生外，還有香山縣著名綠林好漢頭目梁義、澳門“疍家王”梁鏡清等人加入同盟會澳門分會。[2][3] 後來，潘才華忙於經商，沒有開展同盟會活動，也不大過問校務，把實際責任交給學校總理容泮池。容泮池的思想見解與陳子褒同出一轍，校中教師大多服膺康（有為）梁（啟超）學說。每逢星期六下午，學校都舉行演說會，進行一些學術性質的演講辯論，從性善性惡之爭發展到尊孔與反對尊孔之爭。[2] 同年，在培基學生積極參與及支持下，同盟會在清平戲院舉行一次規模盛大的“澳門華服剪辮會”，剪了辮的男士都穿著華服，赴會者達千人。同盟會會員在會上講話，深受感動而當場剪去辮子的有100人。經過這次教育，越來越多人同情革命而反對保皇，並參加革命活動。[4] 培基兩等小學堂是澳門第一所私立中學，九年制，民國初年改為七年制，為安置尚在校中修業的八、九年級學生，增辦中學一、二年級班，培基兩等小學堂附設中學，即澳門培基中學，十多年後因經費不足而停辦。培基兩等小學堂成為當時港澳兩地唯一獲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堂，成為同盟會會員在澳門宣傳革命的一個重要場所。 宣統元年（1909）後，潘才華擔任開平最早一所鄉辦學校——樓岡育英小學校長。他來校時，在樓岡東邊墟口問路，經過十八鄉團保安局董吳正喜（藎臣）指點，才順利到校。潘才華吟詩一首，以記此事，詩曰： 盈盈一水小橋通，問訊何從遇老翁。笑指人間煙樹裡，書聲不絕月明中（當時學生在校寄宿，晚上還上自修）。 後來，潘才華辭職赴香港經商，成為富商，很有名望。[1] [1]吳玉戍：《開平最早一間鄉辦學校——樓岡育英小學史略》，載《開平文史》（第26輯），開平：開平政協，1992，第9-11頁。 [2]《同盟會澳門支部》，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1月2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FaP1I5toM2wvKNL9CTtOjIOeZ1QFEgKtrUp1a8aRMfhBiG44xYLuQ_yEzyW2hMqEr1Bl_IgxqTlbtBZNzFaaK。 [3]《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0，第586頁。 [4]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頁。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任鶴年，字介眉，又名維垣，生於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高家坊跳石坡一個書香門第。同盟會會員、中將。 父親任東林為邑庠生。任鶴年幼年受業於任漢泉門下，後畢業於東北講武堂，投身國民革命。他與同鄉早期“同盟會”會員陳嘉佑交情甚篤。辛亥革命前，任鶴年在香山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清政府新軍營營長，支持孫中山民主革命，秘密加入同盟會。[1]1906年，受孫中山委派，他隨同盟會會員胡萬州，在香港組建中國同盟會香港支部，點燃香港革命的火種。[2]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11月5日，任鶴年率領新軍在前山起義，被推舉為司令，促進石岐的光復。8日，他率隊進軍廣州，駐紮廣州西關一帶，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義軍。12月，該隊伍改編為北伐軍，他擔任旅長，隨姚雨平北伐。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鶴年和姚雨平率部海運南京，捍衛中央政府。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任鶴年領導的護國軍活動於香山等地；10月被桂系軍閥陸榮廷解散。任鶴年追隨孫中山奔走於上海、廣東等地，參加討袁護法和東征、北伐。在粵期間，任鶴年參與大元帥府、非常大總統府的軍事機宜。在與粵桂軍閥鬥爭中，他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孫中山給任鶴年的親筆信中有“粵為西南根本重地，關係匪輕，多勞擘畫，實深欣慰”、“大局前途亦繫之矣！”足見倚重之深。 1923年7月19日，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在當財政拮据的情況下，令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廳發給任鶴年醫藥費500元。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鶴年獲授中將軍銜。[3]他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拒任蔣政府軍政實職。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抗日，任鶴年欣然參與。1934年初，從長沙經漢口赴上海途中，他猝死於漢口，年僅47歲。 任鶴年去世後，何應欽派專車將他的靈柩從武昌送回高家坊安葬，並贈銀洋1000元治喪。蔣介石、宋慶齡、何香凝、周恩來、何應欽、仇鼇等題詞弔唁。 任鶴年之子任錫陵現80多歲，珍藏的孫中山致任鶴年的一封親筆信，瞭解到孫中山對任鶴年的評價。這封信為孫中山親筆所寫，十分珍貴。曾有人上門以70萬元的高價收購信函，被任錫陵拒絕。任錫陵把孫中山信函裡三層外三層包裹好，鎖在保險櫃裡，視為傳家之寶。他最大的心願是將父親在湖南老家的陵墓修繕一新。[2] [1]汩羅市志編纂委員會：《汩羅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第606頁。 [2]《孫中山致愛將任鶴年親筆信函曝光》，載“中國網絡電視台＂網，2012年1月3日，http://news.cntv.cn/20110919/114856.shtml。 [3]岳陽市地方志辦公室：《岳陽市志》（12人物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67頁。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縣乾務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乾北村）人。[1]烈士。 梁生於農村，讀書不多，1936年赴澳門昌泰銀號當僱員，做過工人、商店售貨員。他18歲時結婚，五年後生下女兒梁寶瓊。[2] 抗戰爆發，群眾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在國內人民和澳門同胞奮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義憤填膺，滿懷愛國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請加入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 同年5月1日，梁隨隊出發至東莞、寶安等縣工作。8月中旬，全隊編入第四遊擊區縱隊司令部政治工作隊，梁負責諜報、民運、武裝等，被派到寶安觀瀾工作。他工作負責，甘於奉獻，從一個組員升為組長，負責整個地區工作。 10月，日寇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為達到聚殲日軍和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目的，司令部決定把在觀瀾附近的一座大木橋（大沙河橋）破壞，因為時間緊迫，任務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員領導和鼓舞士氣。隊長轉達司令部的命令，動員隊員接受這個任務。梁自告奮勇，率領四個政工人員、八個舉火把的民眾和一連擔任火力掩護的官兵迅速到達目的地，梁與同伴們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奮不顧身，敏捷爬向木橋。 不料，任務將完成之際，被日軍發覺，以機槍密集掃射，梁臨危不懼，馬上指揮同伴開槍抵抗，擊斃日軍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數彈，光榮殉國，當時是3日深夜。梁捷犧牲時，年僅28歲。[1] 噩耗傳來，同胞無比悲憤。10月下旬，戰區（中山縣第八區）抗先隊部接到澳門四界救災會來函，要求在斗門地區開追悼梁捷烈士大會。抗先隊在小濠涌鄉召開各鄉抗先隊長會議，決定在乾務鄉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並要求各鄉抗先隊員必須參加追悼會，還發動該鄉婦協會員、農民代表、學生代表等致送挽聯、花圈等。 會後，抗先隊長梁其穎將澳門四界救災會寄來的信件，報紙刊載有關梁捷烈士的事蹟、照片等有關資料，交給乾務鄉抗先隊辦理。乾務鄉抗先隊以該鄉時代小學教師和抗先隊骨幹組成追悼梁捷烈士籌備會，編寫印發《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報，發動募捐，佈置會場等。 10月25日，在乾務鄉忠義祖祠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參加追悼會，集會人數之多，代表性之廣，在乾務地區來說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眾對梁捷烈士寄予無比的敬仰和懷念。[3] 11月5日，澳門各界在灣仔鄉校大操場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當日，澳門各界人士和灣仔各鄉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鄉抗先隊都派出代表參加，各機關團體致送很多挽聯、花圈。12月，斗門人民在乾務忠義祠前舉行“梁捷烈士追悼會”，八區抗先隊和機關團體踴躍參加。遊擊隊司令王若周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撫恤烈士家屬。[1] 梁寶瓊珍藏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梁捷《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2] [1]《梁捷》，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儲聞等：《河山淪陷歌姬捐獻陪酒錢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力促救亡活動》，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58-60頁。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 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 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 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黎協，又名黎國民，生於澳門。夏威夷富商、同盟會分會部長。 1875年，黎來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凱島上做工，後轉到夏威夷島希爐埠工作。他在種植園工作八年，稍有積蓄，開設一家小雜貨店，後發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開始投資房地產，兼種植甘蔗，成為希爐埠的華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種慈善事業，成為希爐華人社會的僑領，在整個希爐埠頗有名聲。 1903年12月，孫中山應毛文明之邀來到希爐埠演講，黎與另一華僑商人黃根組織歡迎委員會。孫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島卡烏登陸，黎和黃根陪同孫中山從卡烏乘火車來到希爐埠。孫中山在希爐埠時，住在黎家或黃根家。 黎與孫中山成為好友，積極支持革命運動，帶動希爐華人捐助起義活動。1910年，孫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同年5月到達希爐，停留約兩周，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希爐分會，華僑踴躍入會，參加會員達385人，黎擔任分會部長。 孫中山離開夏威夷後，多次寫信給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寫給“國民兄”（黎協）,信中孫中山要求緊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爐市內，一名華僑對黎開槍射擊。他身中數彈，11月25日，因傷重去世，年僅52歲。 兇手當場被捕，認罪後被判刑。此案當時沒有深究兇殺的動機。但黎協的家屬稱，兇手背後有人指使。 孫中山得悉黎協被害後，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寫信給希爐分部和籌餉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協與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統的婦女結婚，生育七個子女。 黎協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說父親支持孫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對他，他被人槍殺與此有關。 黎協的孫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協次子之女。她說，父親告訴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協的許多個孫子和孫女現住在火奴魯魯。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兒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協的生平事蹟，向作者馬兗生提供許多寶貴資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親友說，她生前能把黎協和她見過孫中山的資料告訴馬兗生，是她晚年最高興的事。[1] [1]馬兗生：《孫中山在夏威夷：活動和追隨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第163-164頁。

楊鐵夫，名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季良、鸞坡，香山縣申明亭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人。同盟會會員、著名詩詞人、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 1901年，鐵夫考中舉人，擔任廣西歸順州知州、晉安府知府；後畢業於京師大學師範專業，又東渡日本求學。期間，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1] 時值光緒末年，舉國上下廢科舉制度、責令書院皆改公學時，廢科舉，興學堂，廢除舊的教育體系，構建新的學堂教育體系。鐵夫學成回國後，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興新學方可救國圖強。他召集全都紳士決議把龍山書院改為隆都高等小學堂，首先公推彭炳綱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以鄉紳捐助及書院田產收入等作為教育經費，在書院旁購地建築宿舍和教室，擴建校舍，保證校園足夠大。 另外，在師資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筆，以年俸300兩的優厚待遇聘請舉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賢才為教席，確保師資雄厚。在改制初期，學堂沒有章程可考，鐵夫參考日本學制課程，不少數、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標本儀器從日本購回，之後，隆都興學之風開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區教育發達，英才輩出，鐵夫貢獻較大。其兄楊季廷（玉瑚），侄子楊清甫（兆涇），先後接掌龍山書院，故有“一門三校長”的美譽。 鐵夫非常關懷家國，力圖澄清吏治，喚醒國魂。他結識不少革命志士，與蔡鍔將軍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國是相許，結為異姓兄弟。 1904年秋，胡漢民再度留學日本，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次年投身革命。胡漢民與鐵夫鄉榜同首並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參與反清活動。後來，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邀請鐵夫出任秘書。鐵夫準備行裝將作歐洲之遊而婉拒。鐵夫前往歐洲時，撰寫《旅歐紀遊》一書，留居新加坡，開辦實業，經營錫礦，後因故離開新加坡回國。 民國初年，鐵夫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1913年任廣東高等師範學堂（今中山大學）文案一職，後因故辭職。應校方之約，鐵夫推薦侄子楊清甫接任。1914年，鐵夫任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1915年因辦廣東水災賑濟，鐵夫獲授七等嘉禾章，以縣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陽縣知事，發展教育和振興實業，事事親力親為。 早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高級師範學堂的楊清甫隨任，委以教育實業科長一職，為揭陽人多辦實事。揭陽官衙有肥缺稱，又為鴉片煙苗產地，人皆以為此任“腰纏十萬貫”。鐵夫絕不同流合污、恃權謀私，而是關心民間疾苦。他認為鴉片禍國殃民，深惡痛絕，嚴厲禁種鏟苗，當地豪紳，以數竹籮盛黃金、白銀行賄，請求寬期。他終不為所動，憤然表態“刁民可惡！”親自率馬隊於罌粟地往來奔馳，盡將煙苗踐踏剷除，奔波三月，始告肅清。 1926年，鐵夫回鄉擔任中山師範校長。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義，委託旅檀香山鄉親募捐修繕校舍，籌得美金2000元。後因款項不必動用，他將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為此，不少僑胞讚他“一塵不染”。 後來，鐵夫旅居上海，常出入於同鄉小欖人甘翰臣的別苑“非園”，當時，來“非園”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陳伯嚴、曾農髯等當代詩詞大家。鐵夫是朱疆村在粵督學時所錄取的人才，多次呈獻自己的作品，多得獎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讀《夢窗詞》。鐵夫對詞章更進行深入探索，完成《夢窗詞箋釋》一書，並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詞》一卷問世，聲名大噪。詞集由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兼國學館館長葉恭綽題寫書名，陳石遺題詞，有“疆村夜缽晚年強”之句。 當時，古文學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國學為職志，在江蘇無錫設立國學專修學院，聘請鐵夫為詞學教授，陳石遺為詩學教授，章太炎時來講學，一時有“國學堡壘”之稱。 鐵夫擔任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經常出遊就近太湖諸勝，夜宿黿頭渚廣福寺。在治學流覽中，他似別有醒悟，陷於虛幻，一度萌發出家的念頭，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濟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學佛，唯未剃度。鐵夫既欣賞浩瀚大海，又喜愛突兀山峰，江南諸山遍遊。年紀漸大時，他腰腳尚健，前往遊黃山、衡山，在衡山順至嶽麓，祭拜蔡鍔將軍墓，並撰文憑弔。南返廣州小住後，他又遊羅浮、鼎湖諸山，在鼎湖弔慕經老和尚。慕經以慶雲寺方丈退院圓寂，稱大德，是鐵夫少時問道的朋友。 鐵夫的長子楊兆燾當時供職於寧波市府，迎往一遊，並到奉化雪竇寺觀千丈岩瀑布之奇。寧波舊稱“四明”，有藏書名樓“天一閣”，在月湖之西，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藏書樓，創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又有“四明圖書館”，上承薛觀察福成之儲，藏古今書籍頗豐；鐵夫受聘為館長，遷館於公園中央，館前高梧蔭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後，鐵夫歷任中山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無錫市國學專修學院詞學教授、香江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教授等職。 鐵夫畢生鑽研古典文學，詞學底蘊深厚，素有“嶺南詞人”之稱；著作有《抱香詞》、《雙樹居詞》、《五厄詞》、《清真詞箋》、《鐵城土語語原考》、《隆都語原總例》、《夢窗詞箋釋》等書。 1943年6月6日，鐵夫去世，終年74歲。 在追悼會上，朱庸齋撰寫悼聯“一瞑巧逢‘教師節’，萬人傳誦《抱香詞》。” 國民時期，6月6日是教師節。該聯對仗工整，切時切人，令人潸然淚下。當時楊鐵夫之子遠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馬上回鄉奔喪，一切由侄子楊清甫（楊正繩之父）料理。楊鐵夫元配妻子黃氏生於1873年，長洲名門望族之女，誥封恭人，溫和賢淑，勤儉持家；1939年逝於香港。 楊鐵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長女楊惠文，適本邑李應庚解元之子李轅孫（楊鐵夫署鎮安府時，與李應庚先生交誼甚厚，以兒女姻事為約）。次女楊惠明師範畢業後病逝。長子楊兆燾，兒媳唐逸馨是唐紹儀侄女。次子楊兆熊，兒媳楊潔莊。三子楊兆煦，幼時夭折。 楊兆燾夫婦都獲得公費留美，取得碩士學位，同任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教授。楊兆燾供職於寧波和廣州府，1935年擔任中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楊兆熊夫婦長期供職於香港、梅汕一帶學校，居住汕頭市。 楊鐵夫的堂弟楊澤常、楊澤圖旅居檀香山，美國眼科學者楊思祿博士、火奴魯魯市前勞工局副局長、隆都從善堂主席楊兆佳、英文書記楊兆文、申明亭同鄉會主席楊獻墀及楊獻琛、楊獻東等都是楊鐵夫的侄輩。已故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山同鄉會主席是楊鐵夫的侄孫輩。[1] 楊鐵夫所著的《鐵城土語語原考》一文，對澳門“馬交”得名，持另一種說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門，西人名之曰‘馬交’，或曰前以有馬蛟石得名。按《說文》瓜部，小瓜也。徐鍇曰‘今有馬如小瓜也。’（按：古人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亦然）。澳門一隅與前山相隔，有一窄長之過脈小徑聯之，今人呼為蓮花莖，實瓜蔓也，蓋澳門如瓜然耳。又曰南環者，亦瓜環也。”楊鐵夫沒有提出更多的論據，其眼力頗有穿透力，“馬”之說，成為專家學者一新視聽，非常有意義。[3] [1]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載《中山文史》（第4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8，第101-102頁。 [2]《山川靈淑蔚人文興學立教多才俊》，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16日。 [3]陳紹錦：《關於隆都話的研究》，載《中山日報》，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字復生，號冬郎，筆名魯一。廣東南海人。少時隨舅舅朱九江就讀於禮山草堂。與陳少白、鄭士良等交好。先後在《世界公益報》、《廣東報》、《華僑報》等報社任編輯，利用“粵謳”、“班東”等地方歌謠形式，宣傳革命。並進行粵劇改革，曾創辦澳門優天影粵劇團，以平喉時裝演出。編有劇本《賊現官身》、《虐婢投江》等，在澳門、新加坡等地演出，影響甚大。1926年卒於香港。

字樹園，號孔庵，筆名捫虱談虎客。廣東番禺人。監生出身。1891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曾協助康有為編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任萬木草堂學長，號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後任湖南長沙時務學堂教習、澳門《知新報》撰述。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協助梁啟超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橫濱大同學校。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民國初年，在廣州辦南強公學、覺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歿於九龍。著作編為《樹園先生遺集》。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7月， 孫眉收容二次革命失敗後逃至澳門的鄧慕韓， 留他在家中教其孫孫滿與孫乾讀書。尚明軒等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之鄧慕韓：《追隨國父之回憶》， 第103頁。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縣乾務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乾北村）人。[1]烈士。 梁生於農村，讀書不多，1936年赴澳門昌泰銀號當僱員，做過工人、商店售貨員。他18歲時結婚，五年後生下女兒梁寶瓊。[2] 抗戰爆發，群眾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在國內人民和澳門同胞奮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義憤填膺，滿懷愛國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請加入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 同年5月1日，梁隨隊出發至東莞、寶安等縣工作。8月中旬，全隊編入第四遊擊區縱隊司令部政治工作隊，梁負責諜報、民運、武裝等，被派到寶安觀瀾工作。他工作負責，甘於奉獻，從一個組員升為組長，負責整個地區工作。 10月，日寇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為達到聚殲日軍和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目的，司令部決定把在觀瀾附近的一座大木橋（大沙河橋）破壞，因為時間緊迫，任務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員領導和鼓舞士氣。隊長轉達司令部的命令，動員隊員接受這個任務。梁自告奮勇，率領四個政工人員、八個舉火把的民眾和一連擔任火力掩護的官兵迅速到達目的地，梁與同伴們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奮不顧身，敏捷爬向木橋。 不料，任務將完成之際，被日軍發覺，以機槍密集掃射，梁臨危不懼，馬上指揮同伴開槍抵抗，擊斃日軍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數彈，光榮殉國，當時是3日深夜。梁捷犧牲時，年僅28歲。[1] 噩耗傳來，同胞無比悲憤。10月下旬，戰區（中山縣第八區）抗先隊部接到澳門四界救災會來函，要求在斗門地區開追悼梁捷烈士大會。抗先隊在小濠涌鄉召開各鄉抗先隊長會議，決定在乾務鄉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並要求各鄉抗先隊員必須參加追悼會，還發動該鄉婦協會員、農民代表、學生代表等致送挽聯、花圈等。 會後，抗先隊長梁其穎將澳門四界救災會寄來的信件，報紙刊載有關梁捷烈士的事蹟、照片等有關資料，交給乾務鄉抗先隊辦理。乾務鄉抗先隊以該鄉時代小學教師和抗先隊骨幹組成追悼梁捷烈士籌備會，編寫印發《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報，發動募捐，佈置會場等。 10月25日，在乾務鄉忠義祖祠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參加追悼會，集會人數之多，代表性之廣，在乾務地區來說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眾對梁捷烈士寄予無比的敬仰和懷念。[3] 11月5日，澳門各界在灣仔鄉校大操場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當日，澳門各界人士和灣仔各鄉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鄉抗先隊都派出代表參加，各機關團體致送很多挽聯、花圈。12月，斗門人民在乾務忠義祠前舉行“梁捷烈士追悼會”，八區抗先隊和機關團體踴躍參加。遊擊隊司令王若周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撫恤烈士家屬。[1] 梁寶瓊珍藏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梁捷《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2] [1]《梁捷》，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儲聞等：《河山淪陷歌姬捐獻陪酒錢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力促救亡活動》，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58-60頁。

劉樾航，生於廣東香山縣石岐南門水樓（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水樓街5號）。同盟會會員。劉覺群兄長。 劉樾航是日本東京留學生，1905年加入同盟會，成為第一批老同盟會員。[1] 同年9月8日，孫中山委派馮自由、李自重到廣州、香港、澳門一帶“聯絡同志”組織同盟分會，主盟接收會員。香港同盟會成立後，1906年，馮自由派遣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到澳門活動，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開設“樂群書室”，同時用作同盟會澳門分會的會址。劉思復在此作過爆炸試驗。[2] [1]劉樾航：《孫中山故居紀念館》，2012年3月11日，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356。 [2]《香山起義紀實》（二），載《中山僑刊》（第93期），2011年4月1日，第30-31版。

梁鏡清，香山縣（今屬珠海市）人[1]，以海為家。港澳流動漁民、同盟會會員。 梁鏡清擁有三艘船，經常停泊澳門，往返於香山港澳之間。當時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在香港成立同盟會，之後在澳門設立支部，進行宣傳和組織革命活動。 梁鏡清膺服孫中山的革命學說，說吾等水上人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會。 朋友梁義是香山縣人，窮於家計，淪為盜賊，成為“綠林”頭目之一。梁鏡清曉以大義，明之以理，勸梁義改邪歸正。梁義悅服，也加入同盟會；並將自己的澳門寓所捐出，作為同盟會支部集會、聯絡之用。[2][3]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革命形勢日趨成熟，孫中山為籌集經費，奔走國內外。梁鏡清常用自己的漁船秘密為黨人送槍械彈藥，接濟內地民軍。[4] 當革命軍出現經濟困難時，梁鏡清變賣自己的一艘漁船，將得到的全部款項捐給同盟會。沒多久，他又將另外兩艘漁船變賣，所得款項同樣全部資助革命活動。因此，他家計困難，但他毫無怨言，被革命同志譽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鏡清已一無所有，在一間小廟當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戰時期，梁鏡清在香港去世。 梁鏡清愛國之義舉日月可鑒，值得後人敬仰。[2] 澳門富商蕭瀛洲出資幫助梁鏡清開漁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支持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組織武裝起義。[5] [1]蔣樂進：《澳門第一代賭王》，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5輯），珠海：珠海政協，1987，第49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頁。 [4]《同盟會潛伏策劃起義大香山清軍不戰而退》，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3日。 [5]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鄭彼岸，又名鄭岸父，號伯瑜，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同盟會會員、革命家、史學家、詩人。 少年時代，彼岸有神童之譽，參加童試中獲得秀才第一名，後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在日本時開始信仰無政府主義。 1906年，彼岸與林君復等奉孫中山之命開展活動，負責策劃香山起義。1908年，他和李憐庵等辦《香山旬報》，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以文聲討清王朝。[1] 1910年，彼岸與林君復受命在澳門設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積極吸收會員，擴大組織，並做從廣州調駐前山的新軍和前山邊防軍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門，彼岸和林君復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動城鄉兵勇和組織群眾接應起義。農曆九月十六日，香山縣回應武昌的武裝起義，他身先士卒，率領革命武裝入城奪取政權。光復縣城後，他和林君復共同率領香軍支援廣州起義，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任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無意仕途，婉言辭絕。龍濟光禍害粵時，1914年，彼岸因受到廣東都督府通緝，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間，他做店員、報販、酒家傭工等職業，自食其力；當教師時，向華僑子弟灌輸祖國文化。在加拿大，因組織華人工黨，維護僑工利益，他被驅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縣長楊子毅深知彼岸學識淵博，精通古學，治學嚴謹，特邀請他回國主編修《中山縣志》。彼岸回到濠頭村居住，並執教於鄉，藉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淪陷，彼岸遷居香港，修志暫擱。不久，香港也淪陷。彼岸回鄉與族人創辦五峰中學，並任教職。因籌集經費困難，薪金不足以糊口。當時，嶺南大學澳門分校想聘彼岸為教授，但他為了堅持辦好五峰中學，沒有答應，放棄月薪500元葡幣的職位。 因辦學和負責文獻會工作，彼岸認識一批青年，他經常不辭勞苦幫他們找工作，對有才幹的青年更是關懷備至，引導他們不斷進步，從而受到青年們尊崇和愛戴。 1946年初，一位與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產黨員雲，在五桂山區被前來掃蕩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彼岸與他共事期間，因信仰不同發生過思想交鋒，使彼岸認識馬克思主義、瞭解到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 為了營救這位青年出獄，彼岸經常冒著大暑天從鄉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馬上解決，雲妻不時背著六七個月的孩子來到彼岸家打聽消息。當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難時，叫家人把抽屜裡的錢盡數給了她。後經彼岸多方努力，親自作保把雲救出牢獄，並聘請他在剛成立的修志處工作。在當時“匪”與“戡亂”的關頭，彼岸冒著極大的風險，救過兩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誣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劉思復。 1940年，簡又文、葉恭綽等在香港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主持人標榜展覽會的主旨是“研究鄉邦文獻發揚民族精神”。當時，彼岸避居香港，參觀後，他立刻指出該會有50多件展品有違民族精神，乃以“寶筏”筆名，撰寫一篇題為《評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風》第100期發表。簡又文立即撰文展開論辯。 彼岸繼續在《宇宙風》發表第二篇文章。兩文旁徵博引，史料豐富，證據充分有力，論證詳博；特別是對邑人何吾騶、伍瑞隆的投降問題，他研究過20種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騶降清列舉大量史實，進行無可置辯的考證和論斷，使人為之折服。 彼岸兩次主修《中山縣志》。1937年春，受當時縣長楊子毅的邀請，他從夏威夷回鄉主修縣志。他遍訪大江南北史學方志專家，與他們磋商志例等問題，並搜集大量文獻，以及各縣志書數十種，以資參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淪陷，他遷居香港，仍繼續工作。 之後香港淪陷，修志停止，所徵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縣參議會建議成立修志辦事處，聘任彼岸為《中山志》主編。1947年，修志納入文獻工作，改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彼岸仍任主委。當時文獻會以報紙和刊物兩種形式出版有關中山文史資料。 彼岸對於縣志編纂首訂大要，體例精嚴，紀述側重社會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設類目，以破除歧視婦女的觀念，如有可傳者，只記述懿行才藝，至於節烈異行不宜宣傳；風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跡名勝照片應隨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並釐正前志之訛誤。他認為修志事關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證確實。他見識過人，治史嚴謹認真，將重修縣志作為畢生事業，可惜未能完成，成為終生遺憾。 彼岸在濠頭任教時，與村夫、牧童為伍，發掘鄉村歌謠、民諺，如濠頭當時流行的燈棚歌等，在這些歌謠裡去採集活的語言，並創作《新新樂府》，這些詩歌是採擷人民的語言；加以淨化，融合自然的韻律，使之充溢著新鮮活潑的氣息，而其取材是淪陷期間受苦人民的生活實錄。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篇《走翠薇》，描寫日寇統治區苦鬥的一個小孤女長途負販養母的動人故事。由於詩歌內容真實，充滿樸素的感情，能激起讀者內心的共鳴，一時為之傳誦。 1946年，彼岸對縣當局給他的縣參議員一職，在報上登出啟事，聲明不當，而樂於接受擔任實幹的文獻修志工作。 他樂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創辦保育善會，幫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掙來的金錢，全部捐助窮苦的人。回國時，除百餘卷書壓囊外，只有兩袖清風。中山淪陷期間，他在家鄉濠頭，生活清苦，但親友、師生遇到困難，他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助。中山光復後，石岐鄭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這個機會，辦起義門小學，專門吸收失學的貧苦兒童，他自任校長，將一個學期應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為免費學額，讓貧苦兒童有機會讀書。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的威望越來越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越來越廣泛，彼岸的思想發生轉變，他拋棄長期的政治信仰，勇於接受真理，逐步成為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漲的政治熱情堅守崗位，安定民心，勉勵中山修志處和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加強團結，保護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沒。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 1951年被調到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不久改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一生致力於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時期一直堅持看書學習，並用北方話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記。[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終年96歲；著有《孫子年考》等書。[1] [1]《鄭彼岸》，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蘊潔、吳冉彬、徐綺妮：《鄭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載《中山文史》（第11輯），中山：中山政協，1987，第49-56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任鶴年，字介眉，又名維垣，生於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高家坊跳石坡一個書香門第。同盟會會員、中將。 父親任東林為邑庠生。任鶴年幼年受業於任漢泉門下，後畢業於東北講武堂，投身國民革命。他與同鄉早期“同盟會”會員陳嘉佑交情甚篤。辛亥革命前，任鶴年在香山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清政府新軍營營長，支持孫中山民主革命，秘密加入同盟會。[1]1906年，受孫中山委派，他隨同盟會會員胡萬州，在香港組建中國同盟會香港支部，點燃香港革命的火種。[2]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11月5日，任鶴年率領新軍在前山起義，被推舉為司令，促進石岐的光復。8日，他率隊進軍廣州，駐紮廣州西關一帶，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義軍。12月，該隊伍改編為北伐軍，他擔任旅長，隨姚雨平北伐。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鶴年和姚雨平率部海運南京，捍衛中央政府。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任鶴年領導的護國軍活動於香山等地；10月被桂系軍閥陸榮廷解散。任鶴年追隨孫中山奔走於上海、廣東等地，參加討袁護法和東征、北伐。在粵期間，任鶴年參與大元帥府、非常大總統府的軍事機宜。在與粵桂軍閥鬥爭中，他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孫中山給任鶴年的親筆信中有“粵為西南根本重地，關係匪輕，多勞擘畫，實深欣慰”、“大局前途亦繫之矣！”足見倚重之深。 1923年7月19日，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在當財政拮据的情況下，令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廳發給任鶴年醫藥費500元。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鶴年獲授中將軍銜。[3]他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拒任蔣政府軍政實職。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抗日，任鶴年欣然參與。1934年初，從長沙經漢口赴上海途中，他猝死於漢口，年僅47歲。 任鶴年去世後，何應欽派專車將他的靈柩從武昌送回高家坊安葬，並贈銀洋1000元治喪。蔣介石、宋慶齡、何香凝、周恩來、何應欽、仇鼇等題詞弔唁。 任鶴年之子任錫陵現80多歲，珍藏的孫中山致任鶴年的一封親筆信，瞭解到孫中山對任鶴年的評價。這封信為孫中山親筆所寫，十分珍貴。曾有人上門以70萬元的高價收購信函，被任錫陵拒絕。任錫陵把孫中山信函裡三層外三層包裹好，鎖在保險櫃裡，視為傳家之寶。他最大的心願是將父親在湖南老家的陵墓修繕一新。[2] [1]汩羅市志編纂委員會：《汩羅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第606頁。 [2]《孫中山致愛將任鶴年親筆信函曝光》，載“中國網絡電視台＂網，2012年1月3日，http://news.cntv.cn/20110919/114856.shtml。 [3]岳陽市地方志辦公室：《岳陽市志》（12人物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67頁。

潘才華，開平縣月山鄉（今屬開平市月山鎮）人。同盟會會員、港澳商人。 潘才華是香港殷商之子，早年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1]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潘才華加入同盟會。 光緒三十二年（1906），馮自由等人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分會，不久，派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人前往澳門發展會員，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機關，對外稱“樂群書室”。 清宣統元年（1909），潘才華等人在澳門創辦培基兩等小學堂，並以該校為陣地進行革命活動，同盟會會員謝英伯、區大球、王岐生、陳峰海、李醒魂、劉卓凡等人經常在此演說，還通過郊遊會的形式與學生經常聯繫，使該校很多學生加入革命隊伍。 宣統元年（1911），在香港同盟會的推動下，同盟會澳門分會在謝英伯、高劍父的策劃下成立，支部機關設在南灣街41號，謝英伯擔任主盟人，除培基兩等小學堂一批進步學生外，還有香山縣著名綠林好漢頭目梁義、澳門“疍家王”梁鏡清等人加入同盟會澳門分會。[2][3] 後來，潘才華忙於經商，沒有開展同盟會活動，也不大過問校務，把實際責任交給學校總理容泮池。容泮池的思想見解與陳子褒同出一轍，校中教師大多服膺康（有為）梁（啟超）學說。每逢星期六下午，學校都舉行演說會，進行一些學術性質的演講辯論，從性善性惡之爭發展到尊孔與反對尊孔之爭。[2] 同年，在培基學生積極參與及支持下，同盟會在清平戲院舉行一次規模盛大的“澳門華服剪辮會”，剪了辮的男士都穿著華服，赴會者達千人。同盟會會員在會上講話，深受感動而當場剪去辮子的有100人。經過這次教育，越來越多人同情革命而反對保皇，並參加革命活動。[4] 培基兩等小學堂是澳門第一所私立中學，九年制，民國初年改為七年制，為安置尚在校中修業的八、九年級學生，增辦中學一、二年級班，培基兩等小學堂附設中學，即澳門培基中學，十多年後因經費不足而停辦。培基兩等小學堂成為當時港澳兩地唯一獲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堂，成為同盟會會員在澳門宣傳革命的一個重要場所。 宣統元年（1909）後，潘才華擔任開平最早一所鄉辦學校——樓岡育英小學校長。他來校時，在樓岡東邊墟口問路，經過十八鄉團保安局董吳正喜（藎臣）指點，才順利到校。潘才華吟詩一首，以記此事，詩曰： 盈盈一水小橋通，問訊何從遇老翁。笑指人間煙樹裡，書聲不絕月明中（當時學生在校寄宿，晚上還上自修）。 後來，潘才華辭職赴香港經商，成為富商，很有名望。[1] [1]吳玉戍：《開平最早一間鄉辦學校——樓岡育英小學史略》，載《開平文史》（第26輯），開平：開平政協，1992，第9-11頁。 [2]《同盟會澳門支部》，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1月2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FaP1I5toM2wvKNL9CTtOjIOeZ1QFEgKtrUp1a8aRMfhBiG44xYLuQ_yEzyW2hMqEr1Bl_IgxqTlbtBZNzFaaK。 [3]《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0，第586頁。 [4]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頁。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